世界发现毛泽东

2.世界发现毛泽东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的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开始注意到处于陕甘一隅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发现了它的领袖毛泽东。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进行实地采访。不久他见到了毛泽东，在毛泽东保安的窑洞里，两人畅谈了10多个昼夜。斯诺这样向读者陈述他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斯诺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是傍晚的时候。当时毛泽东走在街上，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斯诺开始没有认出是毛泽东，后来等别人指出才知道。斯诺很是感慨，虽然南京悬赏25万要毛泽东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不仅如此，他还几次和毛泽东一起参加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毛泽东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中间，玩得很高兴。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

斯诺发现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有相当深邃的感情。他看到毛泽东在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眼睛总是湿润的。一次和毛泽东谈话时，他看见毛泽东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他还看到毛泽东当着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的面，往床上一躺，脱下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对这些细节，斯诺的评价是，毛泽东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他似乎很欣赏毛泽东的落拓不羁。

毛泽东向斯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1936年10月底回到北平，把他采访获得的材料写成书寄回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10多种文字，打破了国民党造谣诬蔑和新闻封锁，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也让人们认识到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毛泽东。

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陕北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称赞斯诺“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几十年。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郊区的埃辛斯村逝世。临终时，他要求把自己的一半骨灰安放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生病期间，毛泽东派出以马海德为首的医疗小组前去为他进行了治疗。斯诺逝世后，毛泽东立即发去唁电，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37年3月1日，在延安凤凰山下李建堂的窑洞里，毛泽东会见了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答了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给斯诺，附信说，我们的政策已有若干新的步骤，请他广为“宣播”，也寄了一份给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请他可能时发表。史沫特莱到延安的公开身份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工作。她到延安后，并不仅局限于采访和写作，还发动了一场灭鼠运动，甚至将西方的交谊舞引进到延安。她对毛泽东有很高的评价：每个人都可以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

史沫特莱采访毛泽东

1937年10月，在吴家窑院，毛泽东接受了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的采访。夜已深了，警卫员打着呵欠为他们添茶，贝特兰也困了，但毛泽东看起来睡意全无。他们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访谈。贝特兰承认，在这次采访之前，曾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个狂热分子。“但是，只要同这个人有最简短的接触，他那丰富的人情味和幽默感，足可以推倒上述种种猜想。事实上，毛泽东给我的印象里，他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冷静、最有条不紊的人。与他谈话，你马上会意识到他头脑灵活，思路清晰，意识到一种巨大的知识力量，除了渊博的知识外，他处理任何问题都非常实际，而且对自己的同胞们有深刻的了解。”根据采访，贝特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不可征服的人们》。毛泽东和贝特兰谈到了中国抗战取得的成绩和暴露的缺点，针对汪精卫的悲观论调，提出“克服投降主义”问题，并分析了民主制度与抗日战争的关系。这篇访谈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与外国记者合影

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合影

1944年初，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6月9日，参观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

《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等，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随同到达。6月12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后来又接受了一些记者的单独采访。

斯坦因对毛泽东进行了30个小时的采访。斯坦因称毛泽东“是今日世界上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政治领袖之一”。但在辞别的前夜，斯坦因问到是否不久会在重庆的墙壁上发现毛泽东的照片，像在延安能看见的蒋介石的照片一样，毛泽东回答：“不过，我是一个‘匪’。”斯坦因的这篇访谈1945年1月20日发表在英国《新闻纪事报》上。

福尔曼根据这次访问写的《红色中国报道》，1945年在美国出版，中译名为《北行漫记》。毛泽东在枣园窑洞里接受福尔曼的采访时，茶几上的蜡烛闪烁着亮光，他连续不断地吸着烟。小孩子们跑进跑出玩个不休，他们时常停下向福尔曼凝视一下，然后便拿一块糖果又跑出去。福尔曼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出人意料的毛泽东在延安绝不是不可靠近的神灵，更不是一切智慧与指挥的唯一泉源，其他中共领导者也不是只管盖图章的应声虫；所以任何出版物的最终形式都是共产党委员们的综合表现，总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但他也发现，毛泽东的理想与提示在树立政策上有很大的影响。

爱泼斯坦特别提到毛泽东与记者打交道的方式：他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要么就是干脆不见你，要么是抽出半天工夫。他答复问题非常严肃，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事实和见解为止。爱泼斯坦写了一篇题为《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文章，发表在1945年9月2日的《纽约下午报》上，称毛泽东是这个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是同样的印象。他还在笔记中比较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差异：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接见部分外国专家，左一为爱泼斯坦

1944年11月，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阐明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4年7月22日，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听过毛泽东的讲演，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对毛泽东的印象：他总是神态自如。他引用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1946年8月6日下午，延安雨后初晴，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苹果树下的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他们谈话时，毛泽东的小女儿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父亲的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盖，让爸爸亲她。谈话开始不久，斯特朗发现毛泽东的窑洞上方20多米山间草丛处有响动，吃惊地问：“谁在上面？”毛泽东回答：“是另外一家人家。他们的孩子们对我的外国客人感到好奇。”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毛泽东特意穿了一套稍好的蓝青布衣。斯特朗如此记录她所看到的毛泽东：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缓慢、有力而从容，很像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农民。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则显得生动而幽默。在蓬密的黑发之下，宽阔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很难有什么东西能逃过他的注意。在一种深邃而机敏的理智的驱使下，他周身充满活力。晚饭后，他们继续谈，一直到午夜。毛泽东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给这些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记者甚至因为采访毛泽东改变了今后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这些外国记者，世界发现了生活在陕北窑洞的毛泽东。可以说，毛泽东是从陕北窑洞走向世界舞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