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请来“军师”邓小平

71.毛泽东请来“军师”邓小平

自从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顷刻出现巨大空缺: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些位子显然需要补充、填缺。

五人政治局常委中，除林彪、陈伯达外，只剩下三人，毛泽东、周恩来、康生。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自己年事已高，周恩来已身患癌症，康生年纪大，身体也不行。怎么办?党的机器要运转，党的领导中枢要健全，国之大厦要有擎天之柱啊!

为此，毛泽东陷入深深地忧虑、思考之中。

同时，还有一个召开党的“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

于是，毛泽东断然采取措施: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显然，毛泽东是在考虑构筑中国政坛的新格局。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当中，毛泽东当时最看好的还是王洪文。

邓小平虽然在毛泽东批示后入京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这时的毛泽东并不想交给邓小平更多更大的权力。他还要观察，还要考虑，还要看一看。

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8·14”批示20天后，于1972年9月7日指名从上海调来了王洪文。

王洪文何许人也?人们只知道他是上海造反派的总头目，“文革“初期制造“安亭卧轨事件”的造反司令，在上海是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三把手。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指名调王洪文进京，当时很多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不甚清楚。

王洪文时年37岁，属少壮派。毛泽东早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开始注意到他，知道他是上海工人的造反派头头，让他在闭幕会上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并介绍说:他34岁，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也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九大时，王洪文被提名为主席团成员，随后选为中央委员。“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南巡途经上海时，在专列上正式认识王洪文，有过接触。

王洪文进京后，在学习班学习了两个月，毛泽东找他谈了几次话，询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后来，毛泽东称赞王洪文是“工农兵干部”——做过工人，当过农民，当过兵，但还需要搞调查研究……看来，毛泽东是看中王洪文了。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王洪文一下涉足政治局!

而在3月10日已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却没有这份殊荣。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中央工作会议还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成立中共“十大”准备委员会，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王洪文如此快速“擢升”，意味着毛泽东已把他视为新的接班人!

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秘书长的显赫角色是张春桥。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邓小平在“十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没有进政治局。

中国政坛的这一新格局表明:十大时，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是王洪文，而不是邓小平。王洪文作为中央第三号人物、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已完成组织程序，在党内完全确立了。

一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一个“文革”中卧轨起家的造反司令，一下子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成了中国上空的一颗“政治新星”!

中国政坛的这一新格局还表明:康生也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名列王洪文之后，成为党内第四把手;张春桥由“九大”的政治局委员一跃成了政治局常委。这就使“中央文革”的要员进入最高领导核心，为后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条件。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路线，错过了林彪集团垮台后纠正“左”倾错误的历史契机，加强了江青集团的力量，使全党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轨道继续滑了下去。

“十大”以后，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快就结成了“四人帮”。

王洪文是个学识浅薄、缺乏党政领导经验的人。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用他呢?

据笔者研究、揣测，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面旗帜。毛泽东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看得很重的，自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自打倒蒋介石之后一生中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如今，他的那位“亲密战友”、“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已折戟沉沙了，但他仍然企盼着“文化大革命”能有一个比较接近他原来构想的圆满结局。这样，就需要在政治上再树一面旗帜，再找一个旗手，来坚持和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使之不致夭折。王洪文是全国颇有名气的“造反英雄”，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发迹的，由他来支撑和捍卫“文化大革命”，自然是可以放心、可以信赖的了。

其二，王洪文是“左”派阵营中的最佳人选。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功臣”、“左”派中，江青是自己的夫人，本来是不宜参政的，结怨又深，现在已经是政治局委员，权力不小了;康生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党内对此人颇有微词;张春桥这个人很难捉摸，城府较深;姚文元是个耍笔杆的，不宜掌管党政大权。……这样，算来算去，“左”派阵营中只有王洪文最合适，非他莫属。

其三，王洪文是个“工农兵干部”。毛泽东在王洪文赴京“学习”以后，经过几个月的观察，认为他做过工，当过农民，当过兵，只是缺乏调查研究，似乎是个“全才”。这一点，比其他人都强，毛泽东甚至说:“这方面王洪文同志比我优越。”

其四，王洪文年轻。毛泽东似乎觉得，这个比他小42岁的年轻人，头脑灵活，血气方刚，有“反潮流”精神，且又比较听话，便于控制。

可是，事与愿违。

王洪文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成了“四人帮”的核心成员，党内大患。

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仅三个多月，情况就有新的变化。

1973年9月13日，在林彪折戟沉沙两周年的这一天，《人民日报》首次刊登了毛泽东与王洪文的合影。

随后，王洪文经常出入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见外国首脑。人们从新闻媒体中看到:毛泽东在会见蓬皮杜、卡翁达、尼雷尔、布托、希恩、侯赛因、西哈努克等人时，坐在毛泽东两侧的总是周恩来、王洪文。

一时，王洪文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

有位英国记者曾这样评述道:

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派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接班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乱和混乱。……

人们还注意到:王洪文开始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时，总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到后来就翘起二郎腿，斜倚在沙发上，有点飘飘然了。

这当然不是王洪文“失宠”的原因。实质性的问题在于:“王、江、张、姚四人结“帮”。比如:江青、王洪文收到来自下面反映总参和中央领导人问题的一些信函、报告、文件，总是在他们四个之间批来批去、传来传去，而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撇在一边。王洪文也渐渐显露出他造反派的劣迹……

于是，三个多月后，毛泽东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等人的建议下，开始把目光移向邓小平，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了。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因毛泽东这时身体虚弱，行动不便，政治局会议就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举行。

政治局委员们翘首聆听毛泽东的发言。

毛泽东缓缓地说:

“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再追认。”“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但要议军，还要议政”……

“我主张找各大军区司令员来议，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下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要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代表你讲话。我是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的，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不行。”

12月13、14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又具体谈了“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要“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要“互相介绍一下”。

接着，毛泽东又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又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指邓小平)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泽东在12月的几次讲话中，对邓小平表示了高度的信任，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军师”，提议他“当军委委员”、“当政治局委员”，“当总参谋长”，这实际上是把军队的领导权交给邓小平了。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当然是经过反复思考、反复比较、反复权衡的。他选择了邓小平，对邓小平投了信任票。

毛泽东在12月讲话中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朱德是“红司令”。“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毛泽东是难得作自我批评的人。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作了一次自我批评。林彪垮台后，这次在12月会议上承认“犯了错误”，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作了自我批评。这充分显示了他知错就改、虚怀若谷的领袖风范。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亲笔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样，在邓小平复出后仅9个多月，毛泽东就开始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集党、政、军重要职务于一身，重新成为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