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从阶级结构变化到革命意识激化

一、城市：从阶级结构变化到革命意识激化

（一）社会转型与新旧交替中的城市阶级关系新变化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谓“半封建”，从生产方式上说，是指中国已经不是完完全全的封建生产方式了，它已经出现了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社会已开始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而“半殖民地”则是一种政治状态，即国家主权已经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它在政治上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屈服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被几个帝国主义的利益所左右。这两者综合在一起，说明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其自然的历史过程被扭曲了，完全不同于西欧一些主要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转型”。既然作为当时世界上头号大国的中国，是在极不独立的条件下实现社会转型的，因而转型中的情况比起西方各国乃至东方的日本来说，就要复杂得多。就这种复杂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现来看，突出的有下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表现在它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城市的阶级结构深刻变化之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原理上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既然在经济结构上已经开始了革命性变革并使整个社会处于转型之中，那么，它必然要导致社会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其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的变化相适应。但是，在“半殖民地”这个特定条件下，中国的“过渡时期”或社会转型所表现出来的状况，就不像西欧许多国家那么单一，就不能不呈现出一种新旧交替、古今并存、中西混杂的局面。我们从阶级关系上来观察这个局面，就难得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阶级结构清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斗争营垒分明（执政党——反对党）、社会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突出的感觉。不过，同鸦片战争之前的纯粹封建社会相比，在越陷越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由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及其上层统治阶级都处在分化、改组之中，所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虽然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其唯一性已经失去。这就是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政治因素复杂化了。

第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在西方新思潮的影响下，经过自身利益的考虑与价值选择，有的已经在产业的投资上开始转向（趋向于近代的工商业），有的在政治上已经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改良或革命；而更多的人当然还会留在地主阶级的大本营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官吏队伍（特别是上层当权派）也开始分化，有的坚持封建地主阶级利益至死不变，成了极端顽固不化的保守派；有的企求变法图强，成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改良派；极少数人最后甚至成了革命派。

第二，帝国主义同中国各民族的矛盾及其发展状况，成为始终影响近代中国政治走向与历史进程的一个主要因素。打着各种旗号来华经商的帝国主义分子，不仅有本国政府以外交方式、军事暴力、行政手段和财政援助为其后盾，而且他们也直接在华经营了许多工商企业，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谋取高额利润，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打压；有一些帝国主义分子还进入到清政府的办事机构（特别是海关），把持了相当的权力，利用其特殊地位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上述种种因素，都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他们在网罗买办阶级的同时，还同中国的地主阶级（特别是紧密地勾结其中的顽固守旧派）结成经济上、政治上的联盟，使其变成统治中国的支柱。

第三，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官员不仅大肆地从国外购进枪炮、轮船、兵舰，还开办了各种工厂（开始办的是兵工厂，后来又陆续办了一些纺织类的民用工厂）。于是，中国出现了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兴办的近代工业。19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洋务派官僚的官办工矿企业失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缓慢地发展起来，因而也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中上层是由地主、官僚和封建大商人因投资于近代工业转化而来；中层是由买办（为外国洋行、银行所雇用的经纪人）、买办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而形成；下层则是由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所构成（他们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代表）。前两种人即上层与中层民族资产阶级，一是依靠封建性剥削（包括权力寻租）积累了巨额财富；二是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积累了巨额财富，才有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历史学家胡绳指出：“这两类人又往往有密切的联系。不但封建商人和买办商人不能严格分开，而且许多买办、买办商人发了财以后，也购置土地，成为地主；他们又往往购买官衔或受官僚机构聘任而跻身于官绅之中。”^[3]资本主义中的下层人士因为本小利微，一般都处于上层民族资本主义的附庸和助手地位。

第四，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4]

第二种情况是表现在思想文化的深刻变化之中。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变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探究其变化的原因，既有自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界基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开始转型变化的影响，也有帝国主义列强为服务于经济掠夺、政治压迫而采用文化殖民手段输出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仅就外来文化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而言，又可以从其主观愿望与客观影响或效果两者的差异中加以研究。毋庸置疑，帝国主义列强输出其意识形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思想文化上给中国人民以摆脱封建桎梏，促成一个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全在于从精神上给中国人以“民主的温柔”和麻醉，为它实施经济掠夺和政治高压政策扫除障碍。可是在客观影响上，资本主义文化的输入，一方面为中国人民了解西方世界的现实情况，尤其是学习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反思国家存在的问题与出路，提供了大好的机遇和条件；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分子极端残暴、极端阴险毒辣的罪恶表演，又起到了加速中国人的政治觉醒的作用。一部分先进分子摆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樊篱的羁绊，改弦易辙，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面临一个新的境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进行的文化事业，诸如：传教、办医院、办学堂、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之类的事情，既不能说全是好事，也不可否定它所产生的某些积极影响，总的来说，它把一个不同于闭塞、落后、愚昧、守旧的封建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用现实的、部分实物展览式的形式，以其新颖、活泼、开放的面貌，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正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下，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它就激励了一部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用满腔热情向国人介绍资本主义的新学，力图尽快地使人们了解世界的情况，以启民智，以聚民力。比如说，林则徐编写的《四洲志》，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编纂的《瀛环志略》等图书，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泣血之作，他们比较全面地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是要求中国人突破封建黑幕的遮蔽，放眼地去看一看发生了极其巨大而深刻变化的世界。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响亮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被张之洞称之“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者），对于动员国人广泛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以为打败“洋人”的物质基础，不仅是合时宜的、有动员力的，而且也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至于往后洋务派人士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主张，也算是在官僚地主阶级中的一点死水微澜，说明他们想继续顽固地维持封建礼教的老旧传统，也需要变点戏法，加上某些新的内容。同这些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变化——“万变不离其宗”的卫道者相比，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虽然在思想舆论上有时免不了要借用儒家的语言（例如，康有为著《大同书》、《孔子改制考》，谭嗣同著《仁学》等），但是他们同地主阶级守旧派的思想是大有差异的：其一，在古代典籍中尽量地挖掘“改革或革命的思想”，在老祖宗那里为中国式的变法找根据；其二，用他们掌握的有限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知识为指导，并紧密地结合中国变法的实际需要对中国古籍给予解释，希望用他们诠释的新义来指导未来的变法新政，这就在实际上摒弃了“中体西用”的主张。例如维新派人士撰写的《辨革命书》、《法国革命史论》、《变法通议》等时文，就贯串这样的思想和主张。为了把精神力量转换成物质力量，他们也很注意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发动，于是办报纸，出期刊，鼓吹变法图强，等等。他们知难而行，用自身的行动为大众树立榜样，诸如举行“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发动“百日维新”运动等，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高度的爱国心和时代的责任感。虽然历史条件使变法失败，但是，爱国志士们面对失败却临危不惧、临死不屈的精神，像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人从容赴死，大义凛然，成了当时进步人士学习的楷模。尤其是谭嗣同在狱中写的“我自横刀对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以及他在刑场上留下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十六字临终语，早已成为爱国者反复吟咏的名篇，是中华政治文化中豪气万丈的佳句。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其成员中相当多的同志都有出洋考察、留学国外的经历，他们在切身体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经验中，急切要求变法维新。他们感觉敏锐，思想新潮，志向高远，对资本主义政治理论的修养也比较深厚，其革命行动十分果敢坚决。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新风，与世界接轨的前进步伐正在加速。他们在若干大中城市里兴办报纸，出版书籍，用十分通俗的语言和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革命的道理，对开启民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吸收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斗争的经验，组织了中国的近代政党，并且以革命暴力最终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封建皇权专制制度，成立了民主共和国。当然，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新思潮，其进步性因受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影响，是有很大局限性与反复性的。例如，那个撰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章太炎（章炳麟），在20世纪之初正需深度地推进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他却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口号，从革命的立场上后退了。还有那个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说：“学术至大，岂在一途，古学虽微，实吾国粹。”古学是什么？就是“所有历代儒林之学说”，即不分精华与糟粕的孔孟之道是也。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在政治选择中，其思想认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提倡国学、弘扬国粹的旗帜下搞复古主义，试图再次到儒家学说中寻求救国之路，这是方向性的错误。这个错误的产生也同时说明：历代儒林之学同近代乃至现代的革命家、理论家之间的联系多么紧密，一不小心就会滚到复古的泥潭中去。

（二）反帝烈焰首先在城市里点燃

“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同封建社会城市相比，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其生产性的经济功能大大增强，社会分工明确地细化，城镇数量日益增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大中城市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首先是东南沿海及贯通江海的大河流域的大中城市），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当然也就首先成了中国人民深受世界列强侵略之害的重灾区。因此，“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策源地就自然而然地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两次鸦片（第二次是由英、法联合发动的，时间在1856～1860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等，都是以争夺城市为主要形式的。通过这一系列的战争，它们不仅占领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南京、上海、青岛、大连等从东南到东北沿海一带城市，而且还通过这些城市据点顺大江（尤其是长江）大河溯游而上地占领了许多沿江大中城市，在不少城市中建立了“租界”——有治外法权的“国中之国”。这个帝国主义侵华的“路线图”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上述城市是我国社会文明成果的“集”（汇集、凝聚）“散”（辐射、扩展）之地，是一个地区的精华所在，所以这帮强盗的入侵进路，就是以先取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桥头堡（据点），然后再将其触角向中小城市和乡镇深入，最后乃至穷乡僻壤。殖民主义占领了这些城市之后，这些城市的文明成果便遭到抢劫、破坏，有的甚至毁于一旦；居民惨遭屠杀、遍地生灵涂炭。他们在城市里犯下的滔天罪行，其表现最突出者莫过于：一是直接疯狂地奸虏烧杀、抢劫财宝；二是同清廷卖国政府相勾结，残酷地镇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三是利用宗教及其所谓慈善事业从精神上、肉体上麻痹、毒害乃至杀害中国人民。因内容的重点和篇幅所限，我们对帝国主义的罪行仅举一例，这就是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对我国辉煌的古都——北京城市的疯狂抢劫和惨重破坏。1860年9月11日，16 000名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对沿途大小几百个村庄，一律烧杀抢劫，其中杨村、蔡村、安平、河西务等最为富庶，皆被洗劫一空；马头镇被夷为平地，仅张家湾一地就有2 000多名妇女被逼自尽，等等。10月3日，英法联军到达北京后，即纵兵在安定门、德胜门一带抢劫、放火，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7日到达海淀地区，侵略军从士兵到长官便疯狂地进入圆明园实施历史上最可耻的大抢劫。开始，两国侵略军的统帅打算通过谈判方式瓜分园内的金银财宝，可是，他们的士兵与军官早已成群结队地背着大口袋开始了猖狂的抢劫活动。他们为抢劫而相互之间咒骂、撞打，你抢我夺，极其野蛮。他们一边抢劫一边放火，大火越烧越猛，这些强盗们竟不顾葬身火海的危险继续冒火抢劫，使园内珍贵文物几乎荡然无存，园内的大部分建筑物已经被焚烧。10月18日，大批英军出动，明火执仗地遍烧圆明园未烬的殿宇以至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的宫殿楼阁。大火延续了两天两夜，浓烟蔽日，北京城内都能望见烟尘并闻到松木气味。这座面积广达二三十里、历时一百多年、耗费无数劳动人民心力血汗而建成的圆明园，几天之内就在侵略者的野蛮破坏下化成一片废墟。同时，圆明园附近的海淀老虎洞一带街市，成府、挂甲屯以及德胜门关厢等处，都遭到焚烧、洗劫，安定、德胜、西直、阜成四门外的数百处村庄都惨遭洗劫和蹂躏。^[5]

同清政府屈辱卖国的卑鄙行径相反，中国各族人民从帝国主义踏上祖国领土的第一天起，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展开了可歌可泣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卖国的清政府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斗争。当时的斗争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同时开展：一是以农民起义所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为主体，其革命烈火从广大农村烧向各地中小城市，矛头直指“清妖”，重点是打击和消灭封建王朝的反动军事实力（当然，在不少城市里，农民革命势力也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英勇斗争）；二是以市民（包括一部分爱国军人）及市郊农民为主体，在帝国主义所占领的城市中同残暴的入侵者展开了殊死的较量。尽管这些斗争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都最终地失败了，可先烈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城市中燃放起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熊熊烈火，开辟了以城市为基地的反帝反封建的战线，其英雄业绩是永垂不朽的，爱国主义浩气长存。从1840年至1949年，究竟在中国城市里发生了多少次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斗争，我们手上没有详细资料，无法全面地说明问题。下面仅就19世纪中后期城市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几个基本特点，挂一漏万地说一些我们的看法。

其一，从外国侵略者抢劫烧杀的强盗行径中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受威胁利诱地高举保家卫国的正义旗帜，以无所畏惧的勇敢和高度的智慧，坚决地同手持洋枪、披着羊皮的豺狼进行斗争。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地方的中国人第一次直接地接触到全副武装的西方侵略者，并不知道他们将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干什么。这些西方鬼子过去没有同普通中国人打交道，也不了解中国人的爱恨情仇。英国政府的决策人物听信一个叫安德森的鸦片贩子的建议，此人说“（中国的）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于是决计利用中国人民同清政府的矛盾来达到其征服中国的目的。在鸦片战争中，英国“远征军”初到广州时，便用汉文发布了一个声明书，说明他们对普通中国人并无恶意，“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士兵”。据《道光夷务》记载：见此“声明书”之后，投降派耆英、伊里布急奏朝廷，说“（英军）张贴伪示，（声明）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此等鬼蜮伎俩，尤令人愤懑胸怀”。但是，侵略者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大义”觉悟；同时，英国鬼子的残暴行径也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顷刻就认清了他们的豺狼本质。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原是国人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场所。英国鬼子一到，顷刻之间就被抢劫一空。鸦片战争中，英军铁蹄所到之处，如厦门、定海、宁波、乍铺、镇江等城内城外，无不遭到疯狂的摧残和劫掠，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惨重的损失。“英军的侵略暴行，引起东南沿海地区广大人民的强烈义愤。他们自发地起来同外国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斗争。例如，在福建厦门近郊的乡民曾以抬枪为武器与英军展开激烈战斗，歼敌多人。在浙江宁波、镇江、定海等地出现反抗侵略者的‘黑水党’，多次神出鬼没地狙击英军，有时用小划艇袭扰和消灭敌人。在江苏太仓等地农民用伏击方式杀死英国士兵，使侵略军胆战心惊，不敢上岸。靖江人民还用抬枪击中英军船舰的火药舱，敌船起火，狼狈逃窜。在台湾的台南、台北、基隆等地的人民，也多次击溃英军的进犯。”^[6]其中最激昂、最壮烈的斗争，是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当时（1841年5月30日），投降派奕山决定放弃广州，同敌人议和签约，英军便扑向广州城内，沿途杀人放火、劫掠奸淫。英军行至三元里（距广州城5里），周围103乡的上万民众，打着三星旗，抱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拿着长矛、大刀、短剑、盾牌等最原始的武器同敌人进行肉搏，把敌人分割成几块，使被包围的英军陷入绝望之中。由于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解围，说服民众，侵略军才得以陆续撤退。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掀起反帝斗争激流狂涛的先行者，他们的光辉旗帜在往后岁月中一直高高地飘扬。

其二，人民群众从自发性向有组织地发展的反帝斗争，始终受到封建官府的阻挡，他们对帝国主义者在华利益的认同和保护，使人民大众在反帝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是穿着一条裤子的亲兄弟。由于清朝政府为了确保“家国利益”阶级本质的决定性，使其必然实施对西方列强屈膝投降并求助于西方的帮助，共同对付国内风起云涌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清朝政府执行这个对人民大众革命斗争实行镇压、屠杀政策的结果，只能导致它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逼迫越来越多的人起义造反，加速地把自己推向了死亡的深渊。他们为了挽救灭顶之灾，在国力越来越衰退的前提下，只得向中华民族的凶恶敌人寻求保护，这就使他们同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的程度越来越深，其傀儡性越来越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相互支撑，这就为中国人民正确地认识反帝反封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实践基础，使其政治革命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这就是说，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各个城市与乡村中，人民大众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相互保护的行径中，逐步体会到反帝必须反封建；而反封建又会直接牵涉到帝国主义的利益，引起帝国主义的阻挠和干涉，所以，帝与封两个敌人必须一齐反。举例来说，1860年，面临太平军准备攻占上海，清朝的官吏和绅商买办们吓破了胆，要求已在上海建立了租界的英、法侵略者对上海实施保护。当时，英、法正急于集中兵力北上大沽、天津，情急之下决定共同组建一支1 200人的部队，协助清兵守卫上海。清朝的官吏和绅商买办们还通过关系，给出高额的军费、拿出高额的奖金，请求一个叫华尔的美国流氓招收一批外国的亡命之徒，组建一支“洋枪队”（从1 200人扩充至6 000人），帮助守卫上海。当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占松江城直逼上海时，华尔带领“洋枪队”在清军的配合下重新夺回松江，还亲自把捉到的太平军“开膛斩首”，发泄其兽性。华尔不但如数地获得了预定的（攻下一城，赏白银3万两）奖金，而且纵兵在松江城放肆抢劫，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后来，“洋枪队”在反攻青浦中被太平军歼灭掉三分之一，华尔也身受重伤（1862年，太平军围攻浙东慈溪城，华尔率700名洋枪队员去救援；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恶贯满盈，就在这次战斗中被太平军击毙）。^[7]

其三，反“洋教”是城市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外国教会（尤其是天主教）的教士来华传教，早在16世纪就开始了，对于沟通东西文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明万历年间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在肇庆、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建立教堂传教，介绍西方文化。鸦片战争之后，来华传教的教士日增，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奉有宗教侵略任务的文化特务。他们披着宗教外衣，干着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普遍地遭到中国城市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各地不断地爆发反洋教的斗争。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教会势力大举进入天津，如法国的天主教会、美国的公理会、英国的循道公会和伦敦会等。在这些洋教中，活动最猖獗的是法国天主教会。《天津史话》提供资料说：1869年，在神甫谢福音的无理要求下，清廷天津当局让其强占望海楼修建教堂，赶走附近老百姓，使其无处存身、生活无着，使天津人民积愤在心。该教堂发展教徒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强制官府给入教的教徒以特权，甚至发出公文，张榜告示：凡“殴打教民者，一律严惩”。同时，它又假惺惺地办什么“慈善会”、“育婴堂”，用来遮掩其侵略面目。天津的“仁慈堂”打着收养中国儿童的幌子，实际上干着残害儿童的勾当。1870年6月，“仁慈堂”里发生疫病，造成40多名儿童死亡。教堂将这些儿童的尸体胡乱地埋在附近的荒地里，许多尸体露出地面，被野狗扒出，四肢离散，惨不忍睹。其消息传遍天津城的大街小巷，愤怒的群众立即拥向天津县衙，要求严惩凶手，为民申冤报仇。神甫谢福音得知这个情况后，不但不悔过，反而恼羞成怒地吊打有关的抗议民众。这种淫威无异于火上浇油，激起更大的群众公愤。上万名群众包围了教会，吓得英国领事馆的领事丰大业急传天津的清廷官员解救。当地方官崇厚带领巡捕赶到，英国领事指着他说：“乱民要我的命，你先给我去死吧！”吓得崇厚面如土色，连话也说不出来。英国领事还朝后来赶到的天津知府刘杰开枪，未中，却打死了一名差役。愤怒的群众目睹现状，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了两名洋人鬼子，救出了仁慈堂里的儿童，并一把火烧毁了望海楼。类似这样的反洋教斗争在全国许多城市里都有，并从分散型逐步向有组织型发展。1899年，起源于山东的义和团传入天津，其革命势力急速扩展，提出了鲜明的反帝主张，诸如：“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红灯照，义和拳，力无穷，法无边……洋人灭，尸相连，人神喜，鸡犬安，歌大有，庆丰年。”“大法国，心胆寒，美英德俄势萧然。洋鬼子，全平完，大清一统太平年”，等等。义和团带领群众接连焚烧了仓门口、西门里、镇署前、马家口、小洋货街、西沽等十多处教堂。重建起来刚满3年的望海楼教堂，又一次被化为灰烬。义和团还砸毁了海关道署、电报局等衙门。各个城门、各个衙署都由团民把守，一队队的义和团和红灯照手持大刀长矛，在街上来往巡查。那些平时横行霸道的洋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分子，完全被义和团运动的风暴吓破了胆，惶惶不可终日，哀叹“在‘火山’上住了四十年的人们，真的碰上了‘火山爆发’！”目前，有人对义和团的“绝对排外主义”提出看法，这是值得认真思考并加以讨论的。但是，在西方列强准备瓜分中国、洋教会在中国城市里恣意横行、杀人放火的情况下，群众自觉组织起来开展反帝斗争，其勇敢与爱国精神实在是值得后人敬之、羡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