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家属捐赠“手稿”

《大同书》手稿的发现，有力地证实它确撰于“辛丑、壬寅”间，决非1884年所撰。

康有为《大同书》手稿，是我于“四人帮”粉碎不久，在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收藏的由康有为家属捐赠的稿件、图书中发现的。

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就访问过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的《大同书》整理者钱定安先生，在他家中看到不少康氏遗物，知道《大同书》原有稿本和抄本。60年代，在《新民晚报》上看到康有为家属书稿捐赠的报道，未能及时探究。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从上海博物馆看到尘封已久的康氏家藏书稿。

康有为孙女康保庄、康保娥于1961年将康有为遗稿、手札、书报等捐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交上海博物馆已有十八年，迄未有人查阅，幸“文革”中未遭破坏。我在当时文化局负责人方行同志的支持下，到该馆翻阅，逐包清查，尘灰扑面，稍一寻查，双手皆黑，而中多宝藏。经查阅多日，感到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不少手稿、抄稿和函札，《大同书》手稿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博物馆所藏《大同书》手稿，共五本四册（其中第四、第五本合订一册），内容是：

第二本　按即“今本”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原无大标题，仅有小字《论女》二字），从“天下不公不平之事”起^[1]，至“一，立媒氏之官。凡男女合婚者，随所在地至媒氏官领收印凭，订约写券，于限期之内誓相欢好”（“今本”第167页）。

第三本　按即“今本”己部《去家界为天民》，自《论欲至太平大同必去家》起（“今本”第191页），至“今本”己部完（“今本”第233页）。

第四、第五本　按即“今本”乙部《去国界合大地》，自《有国之害》起（“今本”第54页）至《大同合国三世表》结束（“今本”第107页）。

第六本　按即“今本”庚部《去产界公生业》（“今本”第234—253页）和“今本”辛部《去乱界治太平》中第六章《公通》至第十五章《四禁》（“今本”第263—286页）。

手稿用毛笔字写在四开元素纸上，系康有为亲笔。从这五本四册和“今本”对照，存乙部、戊部、庚部的全部和己部、辛部的大半。

手稿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手稿基本上不分章节，也不分段，“今本”则分段分节。如“今本”戊部第二章《论妇女之苦古今无救者》、第三章《女子最有功于人者》，手稿就连在一起，并无“第二章”、“第三章”的分目。每本开始，也没有“去界”的总标题。又如“今本”戊部论妇女之苦，讲了“第一，不得仕宦”到“第八，不得自由”（“今本”第127—136页），手稿则作“一曰”、“二曰”，中有两个“五曰”，显为拟稿时信手所写。手稿字迹潦草，中多涂改，可知它确是最初属草时的稿本。要探索康有为写作《大同书》的经过及其内容，这是最原始的文件。

二，手稿和“今本”不但在分章分节上不同，即内容也有差异，如“今本”乙部《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中“而德、美以联邦立国，尤为合国之妙术，令诸弱小忘其亡灭。他日美收美洲，德收诸欧，其在此乎，此尤渐致大同之轨道也”（“今本”第70页），即为手稿所无。乙部好多小注，也系后来添补。又如“今本”戊部论妇女“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今本”第126页），也为手稿所无。这类事例很多，从手稿和“今本”的异同，可据以考核《大同书》的修改迹象和康有为的思想递变。

更重要的是，手稿保存有“今本”《大同书》中乙、戊、庚的全部和己、辛的大半，这些正是《大同书》的核心部分。它所没有的，只是甲、丙、丁、壬、癸各部，除丙部《去级界平民族》较重要外，甲部《入世界观众苦》、癸部《去苦界至极乐》，实为总论和结语，丁部《去种界同人类》、壬部《去类界爱众生》，则在全书中地位不如其他各部。因此，手稿虽非全帙，但可用以考核《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和康有为写作此书的思想实质。

《大同书》手稿的发现，使我们无可怀疑地认定它是1901年至1902年间所撰。

我在“《大同书》撰于辛丑、壬寅间”一章中，列举五证，以明康有为不可能在1901年前即已撰有《大同书》，其中三点，在手稿中均有反映。

第一，《大同书》中以“太平世”（大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全世界设立一个统一的整体，最高的中央统治机构叫作“公政府”。他以为要达到这个“理想”，需要通过“弭兵会”来解决，说：

俄罗斯帝之为万国平和会也，为大地万国联交之始也。（“今本”第75页）

夫近年以大同纪年，当以何年托始乎？凡事必有所因，端必有所指。大同因之所托，必于其大地大合之事起之；近年大地万里大合之纪事，其莫如荷兰喀京之万国同盟矣。是事也，起于己亥，终于庚子。庚者，更也；子者，始也；庚子之冬至为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耶纪以为二十世开幕之一年者，当即以庚子春分为大同元年托始之正月朔日。（“今本”第90页）

按：此指1899年5月18日由沙俄尼古拉二世倡议，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的“海牙和平会议”。上述两段记载，均见手稿，那么，康有为不是1884年已有《大同书》的撰述，再经1900年后的增订；而是撰于“起于己亥，终于庚子”的“海牙和平会议”以后，即1901年至1902年间的作品。

第二，手稿中记载1884年以后的事例很多，康有为不可能在1884年即已撰有此书。

例如“今本”戊部《去形界保独立》中有：“故弱冠以还，即开不缠足会，其后同志渐集，舍弟广仁主持尤力，大开斯会于粤与沪上，从者如云，斯风遂少变。戊戌曾奏请禁缠足，虽不施行，而天下移风矣。”（第141页）康广仁经理的上海不缠足会，于1897年7月成立；《大同书》又称：“戊戌曾奏请禁缠足”，则应记于1898年戊戌以后；又称“虽不施行，而天下移风矣”，则应为戊戌政变以后词句。这段记载，见于手稿正文中。

第三，手稿中有不少游历欧、美后的见闻记录，提到印度或印度史事的记载尤多，可知《大同书》是政变以后，康有为游历欧美，避居印度时的撰述。

手稿中记述政变后游历欧、美的见闻记载如：

吾昔入加拿大总议院，其下议院长诸女陪吾观焉。吾谓：“卿等具有才学，何不求为议员？”议长诸女胡卢大笑，谓：“吾为女子，例不得预。”目吾为狂。此外频与欧美女子言之，皆笑吾之狂愚也。（“今本”第130页）

而观欧、美之俗，男女会坐，握手并肩，即艳质丽人，衣香满座，虽忘形尔汝，莫不修礼自持，鲜有注目凝视，更无妄言品评者。（“今本”第160页）

这些记载，不是亲历，是不会写得如此具体的。其中尤以有关印度的记载为多，如“今本”戊部《论妇女之苦》，举了印度的“抑女”事例（第139页），它见于手稿。这些记载，都写在正文之中，不是旁注，不是添加。手稿中所以有欧美见闻，印度事例，正因为康有为政变后曾经在这些地方游历、定居。

如上所述，手稿的发现，有力地证明康有为不可能在1884年即已撰有《大同书》，而是政变以后游历欧美、定居印度时所撰，梁启超所说：“二十年前略授口说于门弟子，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2]，是可信的。

《大同书》手稿为康有为在1901—1902年间所撰，还可从稿本装帧、笔迹、纸色等方面得到证实。

康氏家属捐赠的文稿、图书中，尚有《政见书》《论语注》《孟子微》等手稿。《政见书》即《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此书撰于1902年，《新民丛报》曾予摘录，题称《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注明“壬寅六月”^[3]，后与《与同学诸生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合辑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政见书》稿本也是用毛笔字写在四开元素纸上，开本大小、纸张色泽、字体笔迹和《大同书》手稿完全一致，对面则为1917年补配，上题：“此书作于居印度时，为壬寅年作，光绪二十八年也，于今十六年矣。”《政见书》既是“壬寅年作”，和他字体等一致的《大同书》也应撰于同时。

康有为在1901—1902年所著书还有多种，《论语注》《孟子微》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论语注序》为“光绪二十八年”序于“哲孟雄国之大吉岭大吉山馆”。《孟子微序》，写于“光绪二十七年冬至日”，当1901年12月22日。这两份手稿也是用毛笔写在四开元素纸上，开本大小、纸张色泽、字体笔迹也与《大同书》手稿完全一致。《论语注》手稿，引用《论语》原文，系用《论语》刊本剪裁，康有为自撰注文，则在剪裁下的刊本两侧，显系原稿。《孟子微》手稿字迹较潦草，且多修改，而修改的字体、墨色都和正文一样，说明是当时润色，而不是后来修缮。《论语注》《孟子微》和《政见书》一样，都是《大同书》同一时期的撰著。

或者说，康有为自称1884年写有《大同书》，是否原稿在戊戌政变时被抄没？目前发现的手稿，确非1884年所写，是否系原稿抄没后另行缮述。我认为不可能，因为：

第一，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故居确经“抄没”，但他在戊戌前的手稿，很多仍旧保存，如早年的《教学通议》全稿都存，即他在1888年代屠仁守所拟奏稿也有抄件。像《大同书》那样“秘不示人”的重要著作，不应反会“遗失”。我认为康有为被“抄没”的，主要是奏稿、函札，特别是戊戌年的奏稿，这些奏稿应为北京南海馆被抄时“抄没”，而早年家居时所写旧稿，反有保存。

第二，手稿第四、第五本封面，注明要加入杜甫的“三吏、三别”，“今本”《大同书》己部《去家界为天民》第二章《人本院》中所引《大戴礼记·保傅篇》大段引文（第195页），手稿只有《大戴礼记·保傅篇》篇名，引文下空，说明它是稿本，引文长的是他在完稿时嘱人抄补的。它不是“抄没”后另行缮述，而是最初稿本。

或者说，《大同书》手稿不是1884年所撰，虽有本证、旁证，但它的下限又该如何判定？我认为《大同书》是康有为“辛丑、壬寅间”所撰，后来又经增补。如“今本”乙部《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中两项小注“吾作此在光绪十年，不二十年而俄立宪矣”（第73页）。“吾作此在光绪十年，不二十年而高丽亡”（第75页）。光绪十年顺推二十年，为1904年，这两项小注，手稿都无，知是1902年后增补。又如“今本”庚部《去产界公生业》“或亦能倡共产之法，而有家有国，自私方甚”（第235页）。手稿也无，显为后增。

至于“今本”中1902年后增补之迹，也可鉴别，如“吾观意国奈波里之古城，犹可见惨状焉”（第22页）。系1904年以至1906年游意大利以后补加。

如记“试观东伦敦之贫里，如游地狱，巴黎、纽约、芝加哥贫里亦然”（第32页）。

记“美国之南科罗打市，一夕为海水没，吾尝观其影戏焉，惨哉！”（第21页）系1905年事。

1906年康有为重游西班牙，《大同书》谓“今在西班牙之可度犹见獉之也”（第7页），疑亦为游历所见。

上述都是手稿所无而见“今本”，那么不但可证手稿为1901年至1902年所撰，且知“今本”确系历经增补。

因此，《大同书》手稿的发现，不但使我们看到了原稿的真相，并可据以考核它的成书年代和此后增改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