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手稿的权威

让我们暂时离开法律权威这种思想，转向审视取自文学研究上的某些例子。我想在此讨论的第一个例子取自古典研究，尽管类似的例子也可以在更现代的文学研究中找到。

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布置我们的本科生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英语(其他母语)中的那些熟悉的句子和段落是英语译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希腊文而非英文写作，但它们是什么原文的译文?推测起来，有人可以认为原文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希腊文。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一些古代纸莎草书保存下来，我们发现其中实际上包含了我们所熟悉的古代作者著作的某些片段，尽管如此，事实上，我们关于古代文本的当前知识的基础是手稿的复本(这个词源自于manus——手，和scriptus——书写的)，是很久以前从更早的复本拷贝而来。复本的拷贝明显在某种程度上接近原本，但原本已散逸。以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为例，在David Ross爵士的经典编辑中，以下版本都是《物理学》文本的主要来源:从公元10世纪到公元14世纪期间内的七种不同手抄本，公元10世纪的一种阿拉伯译本，公元4世纪的一种释义，以及公元3世纪和公元6世纪的评论者^[12]，这些来源外的文本就是当代学者制作的文本。

Ross把这些不同的手稿视为“权威”^[13]。这种“权威”的用意是什么?一古代文稿如何成为权威?确立一手稿，或更经常地是传统手稿的权威性的过程十分依赖一种被称为校勘的编辑过程，也是一种汇集的过程。两种文稿被系统比较、逐字地、仔细记录它们之间的差别，从这种记录可推断出两文稿间的关系。任何保留至今的特定文稿都是通过手抄的方式从某种已存在的文稿创制而来，抄写的过程当然并非万无一失，这就是之所以甚至现代的出版者也发出校样的原因。这些抄写者(我们仍如此)所犯的最常见的错误重写(把原本仅写一次的字母或词语书写两次)、漏写(把原文中写两次的字母和词语仅书写一次)，以及忽略始于或结束于同一词语的两个分隔符中的其中一个，后者是个众所周知的错误。现在校对两部手稿，如果一错误出现于一手稿中而未出现在另一手稿中，那么可假定没有出现错误的手稿是较早的，因此这个较早的手稿在说到原作者实际上写了什么时可能更权威;如果两份手稿包含同等数量的错误，那么稍后的手稿不能为早期手稿的权威提供任何独立的支持。Ross把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古代评论视为“渊源”，在这些评论引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话的情形下，它们对稍后的手稿有某种外在影响，既然它们成书时间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那么可假定，在亚里士多德说过什么方面它们更为可信，尽管它们本身也是从复本中得出的。

通过校对，可形成一幅保存下来的手稿相互间独立性和依存性的画面。一特定措辞越是得到了这些被合理认为各自独立的手稿的证实，该措辞就越真实，通过全文考察，该措辞存在一致性或近似一致性;没有这种一致性，很难想象我们可以说我们拥有亚里士多德的文稿。这种一致性是确定一古代作品的权威文本思想的核心。

当不同手稿间存在差别，而这些差别又不能通过校勘解释为抄写者的错误时，基础开始动摇。这种动摇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抄写者本身，某些抄写者就是复印机，但许多是有学识的学者，他们不仅对亚里士多德肯定试图说什么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在当时存在的其他各种解读也有自己的选择。其次是当代的编辑(他或她)本身，以两种方式:其一，他们也在各种不同的理解间选出一种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真实的理解;其二，如果他们相信没有现存的手稿可以正确地代表原稿的话，他们也引入他们自己的修改。在不同理解间作出选择以及修改明显十分依赖对文本引入解释的编辑，而确立文本权威的其他方式则是解释中立的。这个一丝不苟的编辑(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如此)将在脚注中显示有别于他所选择的其他主要理解，并且捍卫任何原始的修改。但一个解释性的选择过程仍然在起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