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与现代文献

古代典籍与现代文献_智慧信息

典籍在今天的主要含义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名录之总称。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代表性典籍。《尚书序》称：“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后汉书·崔寔传》说寔“少沈静，好典籍”。显然这两处的“典籍”，就是指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之意思了。总而言之，典籍在今天的主要含义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名录之总称。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代表性典籍。

一、古代典籍

（一）古代的典籍的发展

古代的典籍称策（册），它包括用细竹片做成的简册和用木片做成的版牍。写满或刻满字的一个个竹简或版牍，要用皮条串连在一起，这样才能形成一本“书”。在古代的文字中，“册”字就是两根绳条穿着一串竹简或版牍的象形。制作竹简，为了防止虫蛀和腐烂，要先在火上烘烤，烘干水分，称为“杀青”或“汗青”，因此后代又用汗青指代史册，如文天祥《过零丁洋》“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竹木制的“书”使用不便，携带及存放更不便，古人说“汗牛充栋”，本来指的就是这样的书。

春秋末期，又出现了写在丝织品上的“书”，称为“帛书”或“素书”，一部书或其中的一部分卷成一卷，因而“卷”就成为计算书籍的单位，如“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木兰诗》）。又有用卷代称书的，如“东坡右手执卷端”（《核舟记》），成语“开卷有益”等。

古代典籍，在唐代以前几乎都是手写本，称为“钞本”，宋代以后大都用雕版印刷，即“板印”，印本称为“版本”，又作“板本”，所以《活板》中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五代时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刻印书籍称为“付梓”，梓就是木板。如“汝之诗，吾以付梓”（《祭妹文》）。

（二）古籍类别

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为方便查阅，就要分类。汉代刘歆继承父（刘向）业，完成了第一部图书总目录《七略》。《隋书经籍志》开始将图书分为经、史、子、籍四大类。《黄生借书说》中说“七略四库，天子之书”，就指此。

1.经

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又称之为“六艺”，后代逐渐增加，至南宋变成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以《尚书》为例，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早时它被称为《书》，到了汉代被叫做《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汉代以后，《尚书》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所以又叫做《书经》。《尚书》用散文写成，按朝代编排，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它大致有四种体式：一是“典”，主要记载当时的典章制度；二是“训诰”，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和祭神的祷告辞；三是“誓”，记录了君王和诸侯的誓众辞；四是“命”，记载了帝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使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因而较难读懂。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古文尚书》共二十五篇。

2.史

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春秋》，相传是孔子在鲁国旧史基础上修撰的；最早的国别体史书是《国语》，相传为左丘明编撰；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司马迁的《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班固的《汉书》；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是袁枢（南宋）的《通鉴纪事本末》。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廿四史：从《史记》起到《明史》止的二十四部官方认定或组织编修的正史书。

3.子

子书主要包括诸子百家的哲学、政治、农学、科技、医学等各方面的书。

4..集

集，是指诗文别集、总集。

此外，我国古代类书、丛书也很多，如，现存最早的类书是隋唐时虞世南编的《北堂书钞》，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是明代的《永乐大典》，最大的一部丛书是清代的《四库全书》（纪昀等人主编）。

二、典籍分类归宗

我国古代典籍“四部”分法转向西方近代图书分类法，是中国知识系统在晚清时期重建之体现。这一演化，不仅改变典籍分类，而且改变了中国传统知识系统，靠向以学科为主的西方知识系统。将“四部”知识系统融入到近代新知识系统中。这一典籍的历史性变化，构建了我国现代典籍管理制度。

（一）中西典籍分类比较

中国传统之经、史、子、集“四部”分法，与西方“学科”分类是不同的。譬如经部的《书》本是一部古史，《诗》本是文学，《春秋》也是历史，《三礼》等书是社会科学，《论》《孟》也可以说是哲学；若严格按性质分类，当然是不能归入一类的。但因为这些都是很古的著作，而且是儒家所认为正宗的著作，便按着著作的时期和著者的身份，不问性质如何，勉强混合为一类。关于子部呢，也是同样的情形，把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类的书籍并在一起。“关于集部，尤其是复杂，表面上虽皆偏于文学方面，其实无论内容属哪一类的书籍，只要是不能归入经、史、子三部的，都当它是集部。”^[2]

西方图书分类法，始于古希腊，发展于近代，定型于19世纪后期，基本上是按照图书性质进行分类的。所谓按照“图书性质”，意为按照知识类别与学科门类进行分类。目录学家王云五说：“外国图书按性质的分类，可说是发源于亚里士多德。他主张把学问分为历史、哲学、文学三大类。”^[3]西方近代图书分类法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分类法之原则基本相同，是一脉相承地发展演变而来的。但它却与中国典籍分类与学术分类有着很大差别。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格致学”书籍被陆续翻译到中国。尽管四部分类法能够容纳中国传统典籍，涵盖中国主要知识领域，但却难以反映这些新泽西书之性质和内容。目录学家刘国钧指出：“近世学术，侧重专门，故西方之图书分类亦主精详。中土学风，素尊赅博。故图书类部，常厌烦琐。窥测将来之学术界，则分工研究，殆为不二之途。”^[4]既然典籍分类及学术分科向细密化发展是大势所趋，那就必然要求冲破四部分类体系，按照近代分科观念及分类原则，以“学科”为分类标准，对中西典籍进行统一分类，对中国知识系统进行重新配置与整合，逐步创建出一套近代意义上之新知识系统。

（二）新旧分类并存期

清末民初，中国学人在冲破“四部”分类体系后，最初采取的是新旧并行制，即用“四部”分类法，来类分中国固有典籍；用新型以“学科”为标准之分类法，来类分新译（或新著）图书。在时人看来，“四部”分类法难以骤然废止，而采用西人之成法，又因中西学术有较大差异，难亦适合；勉强模仿西方新制，与使用四部法一样近乎削足适履，同样颇感不便。于是，便出现了四部分类法与西方近代新型分类法同时并行之局面。

“新旧并行制”，在清末民初兴办新型藏书楼及近代图书馆过程中体现得格外突出。当时普遍采用的办法为：对于中国旧书，采用四部分类法，并略作变通及修改；对于译著新书，则根据近代学科进行分类。浙江藏书楼，原为1897年创建之杭州藏书楼。1907年，杨复等编撰《浙江藏书楼书目》，将所藏典籍分为甲、乙两编。甲编专收旧学之书，采用四部分类法；乙编专收新译之书，采用新型学科类分法：“本目甲编收旧学之书，分四部，设有子目。经部分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小学三部分；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子部分为周秦诸子、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杂家、小说家、释道家、类书；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四类。乙编为新译书，分十六类，附日文书。”^[5]

这种“新旧并行制”，很是中庸是清末民初各藏书楼及图书馆普遍采取之分类办法。关于这一点，也可从民初对各地图书馆所使用之编撰方法的问卷调查中得到验证。1918年3月，沈祖荣对全国33所图书馆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按照“四部”分类者，或按照经史子集丛进行分类者，达11所。如京师图书馆、陕西公立图书馆、吉林图书馆，江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福建公立图书馆，“分经史子集编定”，“依四库全书总目之例，分经史子集四部分编”；山东图书馆，“分经、史、子、集、丛书、科学六部，每书分总目，又分细目”；河南图书馆，“分经、史、子、集、丛书、时务六门”；江苏南通学校图书馆，“分经史子集、丛书五大部”；湖北图书馆“分经史子集、丛书为五大纲”。^[6]

（三）杜威十进法引用与改进

对于清末民初图书分类之“新旧并行制”，很多学者是不满意的，并开始以近代“学科”为标准，类分中外典籍。最先传入到中国并广为采用者，便是完全用数字作符号的图书分类法，即美国学者杜威之十进分类法。

1909年，孙毓修所著《图书馆》，连载于《教育杂志》。在介绍西文图书时，孙毓修详细介绍了杜威之十进分类法：“兹之分类法，本美国纽约图书馆长Melvil Devey所撰之《十进分类法Decemal Classification》一书为主，今最通行之目录也。群书报章，统分十部：一曰总记部、二曰哲学部、三曰宗教部、四曰社会学部、五曰语学部、六曰理科博物学部、七曰应用的美术部、八曰非应用的美术部、九曰文学部、十曰历史部。”“立此事部，更析类属。今轳述左方，以供从事于斯者之借镜焉。”^[7]

杜威十进分类法，符号整齐，便于运用与记忆，孙毓修将其介绍到中国后，也很快在国内流行起来，为许多图书馆采用。如上海圣约翰学校图书馆、长沙雅礼大学藏书室、武昌文华大学公书林，均采用杜威十进法。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仿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之制编目”；天津北洋大学图书馆“按美国国立图书馆编法编目”；刘骏书主持之北京通俗图书馆，“分经学、历史、传记、地理、教育、法、军事、实业、算术、经济、理科、宗教、医药、小说、杂志、文牍、讲演、词曲、新旧剧、图画、体育、报告、杂书等类。”这是一种将中西典籍统一分类法。北京大学图书馆，也以杜威十进法为基础，而按馆藏书籍之情形，略有变通，将馆藏典籍分为总类、哲学、宗教、科学、工艺、美术、言语、文学、社会、史地十大类。

杜威十进分类法输后，由于中西图书典藏观念的差异，它并没有立即为中国学者所真正理解。清末民初，在图书编目、分类、排架、出纳等方面颇不统一，“新旧并行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四）整合“四部之学”的尝试

在引入西方十进分类法之后，中国学者有意识地尝试将“四部”分类体系中之典籍及其知识门类加以重新分类，将之拆开归并到近代各种学科门类中去，以与近代西方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接轨。清末民初多数学者赞同将“四部”典籍拆散归并基本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存在着一些编目上的困难。由于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与西方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之本质差异，在四部拆散归并过程中，人们始终存在着不少分歧。这种分类归并上的分歧，折射出中西学术及知识系统接轨的困难与复杂。

洪有丰在1924年所编《孟芳图书馆书目》自序中云：“经史子集四部之旧分类法，于近日科学图书日益增加，诚有未能应用之处。然为之改弦更张，以科学分类法自诩者，袭摹西制，支离烦琐，强客观之书籍，以从主观之臆说，恐亦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因中西学术发展的路径不同，古今著作的体裁各异，拿四部旧法来框定新书固然是扞格不入；而用杜威十进新法想网罗古今，又焉能契合无间？所以当杜威十进法传入中国并被广泛采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具体操作中的困难。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经部”典籍归并分类之具体实践中窥出。

有人经过认真研究后，对“经部”拆散归并中出现之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经部的书，假如仅只易书诗礼春秋等十三部经书，各按其内容性质分别归类，则尚鲜困难。但每一经，后代训解注释而今尚传世的著作，皆以百千计，它们的分类，如何处理？倘随原经部次，但发挥经义的著作，其内容性质，并不一定与原经相同，放在一起，就违背了分类的原则……三礼是社会科学类，但是像月令解、夏小正解、檀弓记、儒行集传之类的书，编目者依其性质就不会编入社会科学中。假如各随其内容来分类，那些训释解经的书就未必能与原经归在一类。想研究经学的人，除了乞灵于各种索引外，是无法根据书目来检书的。既令这些问题可以解决，还有‘五经总义’一类的书如何来处理安置？既不能承认有经学，又安能在总部中特立‘经总义’的类目？”^[8]

所以，由于中西学术传统及知识系统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用十进法类分中国旧籍时，那些合乎近代“学科”性质之知识门类，固然可以归并到相应或相近之学科门类中；但有些则难于合乎近代学科分类，难以在十进分类体系及近代知识系统中找到恰当的位置。

典籍分类法，不仅是有关图书典籍之分类，而且也是学问之分类，更是整个知识系统之分类。对此，清末民初许多学者或深或浅均有所识。王云五云：“图书分类法无异全知识之分类，而据以分类的图书即可揭示属于全知识之何部门。因此，要想知道应读什么书，首先要对全知识的类别作鸟瞰的观察，然后就自己所需求的知识类别，或针对取求，或触类旁通。”^[9]正是由于近代中国学者真正理解了这一点，他们才会如此重视图书分类法，才会不厌其烦地编制各种各样图书分类法，才会如此乐此不疲地从事将“四部”内典籍拆散归并之工作。正是由于其不断尝试和探索，中国传统典籍逐渐被融入十进分类体系中，中国传统的“四部”知识系统，也一步步被分解、消融、整合到一套近代知识系统之中。正是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演进过程中，中国近代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逐渐创建并日趋成熟。

三、现代文献

如果记录在一定纸质载体上形成的，即纸质文献。纸质文献的本质属性是物质化的知识信息。之所以我们不用“现代典籍”而改用“现代文献”，是因为纸质载体的信息形式越来越趋于多样化，除了图书典籍外，还有更多的、其他类型的纸质文献。

（一）按出版形式划分

1.图书

图书是内容比较成熟，资料比较系统，有完整定型的装帧形式的出版物。按其篇幅和出版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小册子、单卷书、多卷书、丛书等。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一般标注有国际标准书号（ISBN）。图书的优点是内容一般比较成熟，代表了某一时期某一学科的发展水平，缺点是出版周期较长。

2.连续出版物

（1）期刊

期刊是指采用统一名称，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汇集多个著者论文的连续出版物。与图书相比，期刊具有出版周期短、报导速度快、内容新颖、学科广、数量大、种类多等特点，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交流学术思想经常利用的纸质文献信息资源。所以，期刊论文是科研人员特别是科技人员的主要信息来源。据估计，从期刊等连续出版物方面来的科技信息，约占整体科研信息的65%。

（2）报纸

报纸是指每期版式基本相同的一种定期出版物。它的出版周期更短，信息传递更及时，因此，诸种学科的最新情报信息常常首先在报纸上发表。所以说，报纸也是十分重要的情报信息源之一。

3.会议论文

会议论文是指在各种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或书面发言，经过整理后，再编辑出版的纸质文献。一般来说，会议论文具有内容丰富、新颖；信息数量大、专业性强；学术水平高；富有一定的创造性等特点。

4.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本科生、研究生为取得学位资格而撰写的学术性较强的研究论文。它是一种原始研究成果，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内容专一，阐述详细，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也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源。

5.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也叫科研报告，是描述一项研究进展或成果，或一项技术研制试验和评价结果的一种文体。

研究报告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它所反映的科研成果和技术革新成果比期刊论文快。由于它对某一课题的研究和试验过程作了如实的记录，因此，其内容专深具体，完整可靠；还由于研究论文的内容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和专业性，因此，一般采用出版单行本的办法，在一定范围内流通。

6.专利纸质文献

专利纸质文献主要指发明人或专利权人向本国或国外专利局提供申请保护某项发明时所呈交的详细技术说明书，经专利局审查，公开出版或授权后所形成的纸质文献。它是科研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国家有关部门在决定政策，选择研究方向，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解决技术难题，开展对外经贸等方面工作时常参考和借鉴的纸质文献信息。

7.政府出版物

政府出版物是指各国政府所属各部门出版的文件，如政府公报、会议文件和记录、法令汇编等。其内容很广，但侧重点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它具有正式性和权威性特点。借助政府出版物，可以了解某一国家的科技政策、经济政策等，而且对于了解其科技活动、科研成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8.标准纸质文献

标准纸质文献是国家机构颁发的对工农业技术产品和工程建设的质量、规格及其检验方法所作的各种技术规定的文件，是从事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技术依据。

标准纸质文献具有计划性、协调性、法律约束性，它可以促使产品规格化、系列化，产品质量标准化，对提高生产水平、产品质量、合理利用资源、节约原材料、推广应用研究成果、促进科技发展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9.产品样本

产品样本也叫产品资料、产品说明书，是对定型产品的性能、构造、原理、用途、使用方法、操作规程、产品规格等所作的具体说明。产品样本可以反映国内外同类产品的技术发展过程、当前技术水平和发展动向，技术上比较新颖，参数比较可靠，具有一定的技术价值，是进行技术革新、产品开发设计、订货等方面不可缺少的信息源。

10.技术档案

技术档案是生产和科学研究部门在工作中所形成的具体工程对象的文件、设计图纸、图表、照片、原始记录的原本和复印件等。包括任务书、协议书、技术经济指标和审批文件、研究计划、研究方案、试验记录等。它是生产领域、科学实践中用以积累经验、吸取教训和提高质量的重要纸质文献。技术档案具有保密性，常常限定使用范围。

在以上十类纸质文献中，一般把图书、期刊作为普通纸质文献，其他八种均列入特种纸质文献。

（二）按加工层次划分

依据纸质文献加工深度的不同，可以将纸质文献分为四个等级，即零次纸质文献、一次纸质文献、二次纸质文献和三次纸质文献。

1.一次纸质文献（Primary Document）

一次纸质文献是指作者以本人的生产、科研、社会活动等为基本素材而创作出来的纸质文献，也称原始纸质文献。这种类型纸质文献所记载的知识、信息比较新颖、具体、详实。一次纸质文献是最主要的纸质文献信息源，在所有纸质文献中数量最多、使用率最高、影响最大，包括大部分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科技报告、专利纸质文献、标准纸质文献等。

2.二次纸质文献（Secondary Document）

二次纸质文献是为方便人们利用一次纸质文献而对一次纸质文献进行整理、加工、浓缩、提炼的产物，是按照一定顺序组织编排的系统化的检索工具，主要类型有目录、索引、题录、文摘等。二次纸质文献具有汇集性、工具性和可检索性，它提供的是特定范围或一定学科领域内的一次纸质文献线索。

3.三次纸质文献（Tertiary Document）

三次纸质文献是指对相关的二次纸质文献和一次纸质文献的内容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研究编撰出来的纸质文献。三次纸质文献有三种，一是综述研究类，包括综述、评述、预测、进展、动态等，通常围绕某个专题，对现有的相关成果加以评论、综述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二是参考工具类，如年鉴、手册、百科全书、大全等；三是纸质文献指南类，如书目之书目、工具书目录等。

4.零次纸质文献（Non-Printed Sources）

很多研究者在以上分类基础上还加上零次纸质文献，指的是未经出版发行或未经记录和加工的最原始的纸质文献，如手稿、书信、笔记、原始录音、实验记录、谈话记录等，有学者认为三次纸质文献也包括未形成文字、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非纸质文献型的信息。零次纸质文献内容新颖，但一般不够成熟，由于不公开交流，往往要通过口头交谈、参观展览、参加报告会等非正式途径获取。

一般来说，零次纸质文献和一次纸质文献是最基本的纸质文献信息源，是纸质文献信息检索的主要对象；二次纸质文献是一次纸质文献的系统化，是纸质文献信息检索的工具；而三次纸质文献既是纸质文献信息检索的对象，又可作用检索纸质文献信息的工具。

（三）按相对利用率划分

根据相对利用率划分的多少，我们把与一个学科有关的文献分成核心文献、相关文献和边缘文献三类。核心文献通常是指与本学科发展水平、发展动向密切相关的一些文献。相关文献和边缘文献是指所含内容与学科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的文献。从学科发展的背景来说，相关文献和边缘文献是本学科与其他学科技术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结果。以电子学为例，电子学与生物学结合，产生了生物电子学；与航空科学结合，产生了航空电子学等。有人认为，现在任何学科的文献，在本专业书刊资料上只可见到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散杂在相关或边缘文献之中。例如，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方面的资料，就分布在半导体物理（原理）、电子学（线路）、计算机应用（辅助设计和生产控制）、化学工业（材料）、精密机械（制造设备）、微电子学（工艺）以及高能物理学等许多学科的文献之中。

严格地说，如果按照载有与学科相关的文献篇数的多少将学科内的期刊排成一个系列，再将这个系列分成含文献篇数大致相等的若干个区，例如三个区，那么这些区所含有的期刊种数之间大比例具有一定的规律。例如：以英国《科学文摘》统计，以期刊论文发表的1989—1992年日本光纤维及光通信专题论文共66种期刊、322篇论文。按各刊载文篇数将期刊排列成递减序列，再将这个序列分成各约含107篇论文的三个区。第一区（核心期刊区）含期刊3种，第二区（相关文献区）含期刊12种，第三区（边缘文献区）含期刊51种。三区中所含期刊的种数比例为1∶4∶17。将此比例写成公式，大致为1∶a∶a2。这就是著名的布拉德福文献分散定律。

仍使用这个例子，占总数20%的13种期刊载文208篇，大约占总篇数的60%。如果要完整地阅读这一专题的论文，还需要看其余53种期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经常阅读核心期刊，确实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情报获取方法。当然，最有效地全面阅读这一专题文献的方法，是通过《科学文摘》查获线索后进行。确认所需学科国内外核心期刊的常用工具书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第二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的《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另外，《世界图书》杂志也常常发表国外核心期刊的研究结果。

四、现代文献分类

（一）常用的分类法

目前世界上常用的分类法有如下几种：

1.《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原名《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是我国图书馆和情报单位普遍使用的一部综合性的分类法。到1999年《中图法》已进行四次修订（对F经济，TN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三类为重点修订大类）。

2.除《中图法》以外，目前我国常用的还有《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简称《资料法》），《资料法》是在《中图法》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根据科学技术文献资料的需要，进行加细和适当修订而成。《资料法》在体系结构、类目设置和标记符号等方面，都与《中图法》保持一致。

3.国外文献分类法的种类很多，其中主要的大型综合性图书分类法为《国际十进分类法》（简称UDC）．《国际十进分类法》（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最初发表于1905年，一直由国际文献联合会负责修订，其重点放在科学与技术各类，有目的地按类扩充细目，独立分编成册，以供专门图书馆和科技情报部门使用。我国科技情报界曾在20世纪50～60年代推广使用UDC．

目前，我国各大文献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以及数字化图书馆、中国期刊网等都要求学术论文按《中图法》标注中图分类号。

中图分类号——是指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对科技文献进行主题分析，并依照文献内容的学科属性和特征，分门别类地组织文献，所获取的分类代号。

《中图法》共分5个基本部类、22个大类。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混合号码，用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大类，以字母顺序反映大类的次序，在字母后用数字作标记。为适应工业技术发展及该类文献的分类，对工业技术二级类目，采用双字母。

（二）《中图法》刍议

现代文献分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自1975年出版以来，对现代图书馆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更以主流图书分类法取代其他分类方法，独领风骚。然而，由于中图法酝酿于文革之中，出版于文革结束前夕，其时代的思想局限性十分明显，版本一改再改，修修补补仍没有实质性突，其与生俱来的流弊制约了图书馆传播事业。

1.违背形式逻辑法则

分类是形式逻辑范畴。分类必须遵循如下法则：（1）在属种概念之间进行，每级划分只能有一个标准。（2）子项外延之和等于母项的外延，否则划分不全或多出子项。（3）划分出的概念不能为相容关系，属种概念不能并列。而中图法将知识门类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部类；继而又将马、列、毛著作和综合类图书分别列入首尾组成五大基本部类，再分为22大类。其实这几种划分是相互独立的不是属种关系，没有逻辑联系。

2.架构繁复

从总到分、从一般到到具体不是概念划分的逻辑方法而是演绎归纳法，是论证方法。中图法将之作为排序的方法或结构，“总”的定义并不确切，不符合文献产生和传承的实际情形。对事理的论证可以由总到分或由分到总。即便总分式的论证方法可以引用于图书排序，且将总的内涵定义为理论及其深度，然而，文献的产生是由分到总，由一般到概括，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而中图法相反，采用了由总到分的排列方法，在这种框架的约束下，捉襟见肘，错误俯仰即是。兹举一例：Ｑ生物科学类目简表，从普通生物学到人类学无一不是理论学说，再对普通生物学进行分类，“10生命的起源”至“19生物分类学，”恰恰是由分到总。

3.归属原则模糊

在中图法中有许多既可入此类又可入彼类的图书，或“宜入此”的模棱两可的现象。当我们输入某学科关键词检索，竟会出现三种或四、五种分类。标示与学科门类之间没有关联，没有提示性，分类号、索取号、重叠使用，标识烦琐，检索芜杂，种次号定义标准模糊，无法实现检索、目录、索引一体化和开放式自助分类编目，使中图法丧失了大众化的功能。

4.有序性原则模糊。

图书的排列应该以揭示文献的传承关系，严谨科学的逻辑划分为前提。由于分类属种义界不明，D类（政治、法律）法律在简表目录中竟排列最后为D9，在分解法律图书完事以后，又在其后重新用DF为标示划分法律图书，称“第二分类体系”，使人疑惑不解。

以上问题，有待我们积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