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编辑的概况

（三）手稿编辑的概况

1943年柯林武德因病逝世，身后留下了众多未出版的手稿。如上文提到的《历史的观念》与《自然的观念》则是由其学生兼朋友诺克斯编辑出版。在杜森看来，“非常凑巧的是，柯林武德虽在有生之年出版过如此众多的著作，但他大部分的声誉却来自于逝世后出版的《历史的观念》。事实上，这部书是由他的讲稿、发表过的著作和起初的草稿拼凑而成。《历史的观念》之所以获得如此非凡的成就，或多或少宜归因于诺克斯把它编辑成统一的整体”。⁽⁵⁴⁾诚然，诺克斯在整理柯林武德遗稿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但引致了许多误会和造成了疏漏。在手稿出版方面，《柯林武德自传》的表述颇为含糊存在抵牾的情形。譬如，柯林武德谈到“我愿意出版它的原因是，年华似水，前途渺茫，我希望在身后留下的是一部哲学思考的书籍，而不愿意（现在仍不愿意）让遗嘱执行人来整理遗稿”。⁽⁵⁵⁾另外，柯林武德在别处也论及出版的情况：“构想并论述本章和前两章中扼要概述的思想花去了我成为哲学教师后的近二十年时间。我一次又一次地记下它们，又一再修改和重写，因为，每当我需要整理尚未成熟的思想，我的笔总是我唯一能用的工具。这些笔记从未打算出版，虽然其中的许多要点多次以授课的形式讲授过。我此刻发表这些简短的概述，是因为我的主要问题现在都已解决，完全发表只取决于时间和我的健康状况。”⁽⁵⁶⁾显然，柯林武德对出版事情仍在犹豫，其后，柯林武德在文章注释中又向前妻艾思儿叮嘱出版的事宜。柯林武德写道，“致E.W.C（柯林武德的前妻），如果手稿落到你的手中且我因事无法完成它的话，我授权于你用上述的题名出版，你本人可在导言中解释我完成的仅是些断卷零篇，因为它是我至少25年来所期待写就的主要著作”。⁽⁵⁷⁾从上述引文来看，柯林武德在出版手稿确实存在某些顾虑且多次更改想法，致使逝后引发手稿出版的争议。布歇指出，“柯灵乌自己要为他1943年死后围绕在他的手稿的出版问题的混乱负责，他在1938年和1939年以非常明确的话告诉许多人，他将不会把关于出版他的著作的决定留给他遗嘱的执行者。……1939年之后柯灵乌明显地改变了他的心意，他在《新巨灵》（The New Leviathan）出版之前写下他的遗嘱，假如他最后未能完成此书，他仍授权出版它，在遗嘱中他并没有特别地授权出版其他的手稿”。⁽⁵⁸⁾质言之，在1939至1942年期间，柯林武德健康状况日渐恶化且被迫辞了牛津的教席，婚姻危机和战乱的颠沛流离，所有这些忧闷之事皆有可能促使他改变心意。尽管柯林武德生前有所顾虑，但他身后还是出版了一些著作。在甄选遗稿整理者问题上，遗嘱执行人凯特·柯林武德（Kate collingwood）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秘书希萨姆（Kenneth Sisam）稍有异议；然诺克斯何以成为最佳人选呢？⁽⁵⁹⁾我们可以从布歇的论述中窥个究竟，“柯林武德并未委任诺克斯作为他手稿的编者，尽管诺克斯私下认为自己已获得了柯林武德的允诺。诺克斯的介入纯属偶然。希萨姆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秘书和柯林武德的私交好友，他受托搜集一些柯林武德生前出版的论文和手稿、还有回忆录，藉此构成其论文选集的部分内容。希萨姆并不想让牛津人来做此事，因为他认为牛津人对柯林武德的哲学缺乏理解之同情。因此，颇具反讽的是，他选择了诺克斯，后者对柯林武德晚年哲学却缺乏理解之同情。麦卡伦（R.B.McCallum）⁽⁶⁰⁾推荐了诺克斯，并征询了艾思儿（柯林武德的前妻）和凯特·柯林武德的建议。凯特起初并不清楚诺克斯与柯林武德是好友，且本打算指望仍然健在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她提议了其他两名人选，即欧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⁶¹⁾和史蒂文斯（C.E.Stevens），后者是玛德林（Magdalen）学院讲师。在希萨姆看来，史蒂文斯的心灵并不具备足够的哲学素养；至于巴克，希萨姆除了说他非常繁忙之外未表达任何意见。艾思儿虽认为诺克斯令人生厌，但他足以胜任此事”。⁽⁶²⁾就此而言，诺克斯成为当选者，除了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诺克斯有能力胜任编辑整理的工作。

除了诺克斯编辑遗稿之外，之后也出现了另外几位重要的研究者：杜宾斯（William Debbings）编辑了《柯林武德历史哲学论文集》（纽约，1965），该书共收录8篇论文，其中文译本载于《新史学·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第3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大卫·布歇编辑的《柯林武德政治哲学论文集》（牛津，1989）共19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政治活动与实践理性的形式，第二部分论述文明及其敌人。杜森和威廉·德雷合编的《史学原理》（牛津，1999），这是柯林武德最为看重的书，可惜未能完成，该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证据、行动、自然与行为、过去等主题；第二部分是关于1933至1939年历史哲学的散论及注释。

2005年，大卫·布歇与温迪·詹姆斯（Wendy James）等合编出版了《魅惑的哲学：民俗研究、文化批评以及人类学》（牛津，2005），这是一部新近刊印的书，它涉及了柯林武德用历史方法处理其他未引起读者关注的一些主题，像语言、简·奥斯汀的文学批评、审美理论与实践、巫术、神话与民俗等人类学的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杜森编辑的《历史的观念》（牛津，1994）增补了柯林武德1926、1927和1928年有关历史哲学的讲演稿，该书有助于整体上把握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思想变迁，展示了一个新型的、互补的柯林武德印象。此外，柯林武德的私人信件、日记以及部分手稿还未整理出版。可以预想，这些手稿倘若能出版，那么这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将激发读者重新评价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

综括柯林武德的大部分著述，我们会发现其思想存在诸多变化，有时还存在相互抵牾情形。譬如，他在叙述狄尔泰的史学方法时，批评后者用“心理学的分析”来阐释思想家“个性结构”或“心灵结构”的“基本类型”；事实上，这种批评与他手稿中论证罗马历史的观念存在矛盾。⁽⁶³⁾尽管如此，鉴于其著述创作的社会思想语境，我们不必由于这种矛盾论述而过分指责他，因为他把整个学术研究热情倾注在对欧洲文明以及社会政治的思考，这些思考足以显示柯林武德崇高的学术追求。同样，亲情、爱情与友情的悲苦喜乐亦让我们窥见另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柯林武德，即便柯林武德的多重印象仍有待于文献资料的坐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