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Dilthey，1833—1911）对德国社会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尽管他对社会学的态度并不友好。他的主要著作《精神科学导论》（1883）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讨论历史科学及其方法的最好的著作。
狄尔泰早在文德尔班之前十一年，就在《精神科学导论》中提出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他激烈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推广到对社会与文化的研究，那么社会——历史科学又如何成为可能？在狄尔泰看来，那仅仅因为社会、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精神能够且只能理解它所创造的。如果说“自然界是某种外在的东西”，只“包含着与精神活动无关而独立呈现的实在”的话，那么，人文科学则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它的材料来自于人的生活、生命和人的直接经验，来自人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人们之间关系的直接观察。“凡是人能动地打上了自己烙印的事物，都是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简言之，精神、社会、历史最内在的东西是人自身的世界。
人文科学因而转向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活动。生命不能仅从生物的方面来理解，生命与对生命的体验须臾不能分开，毋宁说体验正是人的生命的本质(5)。生命是有限个体从生到死的体验的总和。生命表现为由情感去感受、以思去反思的体验，而体验又总是与不可重复的具有完整心理活动的个人世界关联着。体验着就是在生活着，生活着就是在体验着。生活本身就是由命运、遭遇、诞生、死亡、创生、历史等境遇组成的，这些境遇也构成着体验的过程。体验就是感性个体将自我在与生活世界及其命运的遭遇中所发生的许多具体的经历结为一体。这样，体验必然是从生活着的感性个体的内在感受出发的。体验也就是从自己的命运和遭遇来感受生活，理解自己在世界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通过深入到他人的内部经验，或让他人活在自己的心中来体验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活动动机与文化符号。由于体验，人的活动就有了内心性与主体性，渗透了全面的人格。实证主义的错误在于无视这样一种在生活着体验着的全面的人格，把一个生生不已的世界强分为主体与客体，而客体则成为外在于人主体的对象。又由于经验，有了同情、理解、沟通与交往的基础，社会的世界、具有共同意义的世界就这样产生了。因此，体验是精神科学的基本方法，从而，必须经由心理学，我们才能获得关于生活、历史、人主体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支持心理学主义，并认为心理学“是第一位的与基本的人文学科，它所提供的真理构成为全部知识大厦的基础”(6)。但是除了相信心理学至关重要这点外，狄尔泰与19世纪盛行的心理学主义观点再无共同之处。他所寻求的心理学涉及的首先是一种全人格的精神生活，不能将它分解为任何片段和要素；其次，这种科学力求把握人格与历史的社会世界的统一。个体并非一个由诸如其感觉印象等给定的要素聚合而成的个体，社会也非个人的单纯聚合。个人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终极的因素，同时，他也是那个社会的具体化的表现。个人是一个自足的整体，他与一个更大的全体的关系犹如一个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关系。
精神生活的历史性概念对狄尔泰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以直接体验为基础的个体精神如何走出主观性的范围达到客观性的知识的问题。他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反对实证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要求，而是反对实证主义不能如实地了解人主体，其自然主义的人性图景既不科学，也不客观。而他的“精神科学力图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对象……客观地认识社会、历史和人，这始终是精神科学的目的”(7)。他认为人类精神具有一些普遍的性质，这使得跨时代、跨文化的历史研究成为可能。但是关于人本身的知识在人文学科中是十分不够的。历史人格的生活过程是一个互动的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他接受历史世界的刺激与塑造，反过来他也影响这个历史的世界。狄尔泰在别处还谈到个人乃是各种社会互动系统的会合点。因此，狄尔泰强调心理学为最基本的人文学科，实与心理学主义大异其趣。令他着迷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人性要素，而是人主体在川流不息的历史生活之流中，体验着他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影响下的遭遇和命运，并由于这种影响不断地形成与改变他的体验的方式。狄尔泰像后来的研究人格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学者一样，赋予自传材料很高的认识价值，因为在他看来，个人的全部生活史往往表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丰富内涵。
心理学对于获得人类世界的知识既必要又不够。生命和生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产生相对稳定的互动结构的对象化过程。所谓社会生活的主观性，是指被实证主义社会学视为独立自主的因素的那些无主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乃是对象化的，是人们过去和现在活动的产物，这种产物当然只有与这种活动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在狄尔泰看来，生命活动的对象化结构主要有两类：宗教、艺术、科学、法律、经济、语言及哲学等构成的文化系统；以及家庭、国家、教会及不同的合作团体构成的社会的外显组织。它们是人类内在精神外化的结晶，绝不可视为超人格的自主的实体。然而，心理学也不能充分解释这类现象，它们比个体活得时间更久，有其自身的内在秩序，研究者们面对与感兴趣的是由这些结构产生的问题而非个人经验提出的问题。而且，如果将个人的经验与文化体系及社会组织制度脱离开来，对个人经验也是无法理解的。只有在共享的价值、模式、制度架构中才能理解个体的言行、姿态，或其他表现。因此，凭借文化知识即关于生活的各种固定的表现方式，人才能理解自己。尽管终极的人学实在是个人的精神体验的实在，尽管文化也源自这种精神的体验，但的确存在着一个客观思想的世界。对狄尔泰来说，它绝非可从人文科学中剔去的虚构。
事实上，狄尔泰对文化的解释逐渐与其主观内省的体验说相背离，这是其重心的一次重要转移，从强调“神入”并重建别人精神过程到强调对文化产物与概念结构的释义。
所谓社会生活的历史性与整体性，意味着社会生活在人主体的精神体验之流中展开及在精神的对象化的历史形式即文化与社会结构中运作这两重意义上都是历史性的。故就方法论而言，理解不仅仅是对他人行动的再体验，即对个人经验的再定义，而且总是与文化整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是由相互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同部分即不同经验组成的。每一种具体经验都同某种自我有关，是这种自我的一部分……同其他部分有着结构联系；因此，相互关联性是一个源自生活的范畴。”(8)
狄尔泰的观点因而不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他的著作呈现出一种心理主义与文化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论的持续的紧张。没有作为生命对象的文化概念，他不能超脱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但彻底抛弃心理学，将意味着否认其生命哲学的主要假设，因为他相信，与自然相比，文化科学的独特性就在于文化是为个人所体验着的（我们前面讲过体验就是创生）。狄尔泰很清楚，如果生命体验是疏离外在的，就不可能有解释；而如果体验中全无陌生的东西，解释也不需要了。因此，解释应该存在于两极之间。
上述那种内在的对立也影响到狄尔泰对理解（verstehen）概念的解释。在他看来，理解方法乃是人文科学特有的认知手段。在人文一历史领域，认知主体与客体不是彼此外在的，而是构成一个同类的世界，即便其在时空中相距甚远，也是内在的同一的，否则何以说明历史的可能。“人文科学优越于自然知识者在于其主题并非一种在感觉中给定的现象，仅仅是对意识中真实显现事物的单纯反映，而是本身就是直接内在的现实。”(9)因此，无须像实证主义所建议的那样只限于观察事实，我们有机会达到对被隐蔽在事实背后的东西的了解。人文科学研究的事实是这种深层次实在的符号，深入其中获取对它的知识正是人文科学的使命。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理解就是揭示被遮蔽在社会世界表层下的东西的方法与程序，而对表层的可观察部分的了解当然要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与说明各有所用，“我们说明的是自然界，而我们理解的则是精神生活”(10)，而贯穿人类研究的全过程，这两种方法是同时需要的。
狄尔泰对理解方法的阐述多有歧义，每种说法都可找到支持的论证。大体说来可分为心理学的理解与解释学的理解两种。须记住的是狄尔泰本人并未作过这一类区分。
简单说，所谓心理学理解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而扮演他人角色的重建性体验。举他历史研究方法论常用的说法是，历史学家要理解恺撒和拿破仑，就要力图成为恺撒或拿破仑，在自己的心灵中复活着过去。但他并不认为仅此方法就足够了。他区分了理解（verstehen）与有倾向的重构（erlebnis），认为后者的许多缺点应该消除，如主观随意性、无法证实性等。他提出简单的与复杂的两种理解方式，对某些事的理解可用简单的类比即告成功，而对另一些事则须诉诸复杂的思考与超心理学的知识。例如我们要想知道不同情况下人流泪的意义，就得理解特定语言中流泪一词的语意、文学作品的描写以及历史人格的有关行为。直观自己的内心经验，尽管有帮助，但还是不够。我们必须求诸历史背景知识和各种人文学科积累的一般知识。理解不只是对自己的内心的体验，而且还要将事实置于一个确定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包括语言、文化、社会制度等。这样的理解需要许多种心智活动的协调配合，这里谈的已是解释学的理解了，狄尔泰认为解释学已是一种知识，而心理学的理解则是一种艺术。
我们说过，狄尔泰本人并未作过理解方法的明确区分，这一区分的实际运用在他自然也不会十分清楚。他在讨论生命时，往往止于生命的直接体验；而在讲到生命的对象化时，其兴趣便转向解释学。涉及体验时，他试图发现感性个体的表现与其内心状态的关系；而在涉及解释学对，他要发现的是一种表现的确定形式与对象化产物的总体的关系。在涉及复杂的精神现象时，狄尔泰求诸的不是心理的理解，而是概念的构造及其结构规则。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理解主要是非理性的过程。在一种情况下，人们进入人的体验的心灵；在另一种情况下，人们进入的是诸如一个时代、一件艺术作品这样的特定的整体的心灵。
许多作者认为狄尔泰的著作标志着人文科学的一种革命。他的哲学乃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早的独立宣言。其独立的根据是人文科学有其迥异于自然科学的主题，因此必须求诸性质根本不同的方法。狄尔泰的思想在人文科学方法论中产生了一种新潮流，任何时候，只要自然科学模式的普遍有效性与直接适用性受到怀疑，这股思潮就会趋于活跃。它已对欧洲社会学产生重要影响。但他的学说缺少内在的一致与严密，并且受到生命哲学非理性主义的过多感染，必须大大修改完善方能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发挥作用。新康德主义的弗赖堡学派推进了狄尔泰的工作，并力图超克他的哲学。狄尔泰曾被人们称为“历史认识上的康德”，就他清算社会学半个多世纪的实证主义形而上学教条、另辟社会科学发展之路径的工作而言，确可与康德对旧形而上学哲学的成功批判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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