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历史理论的发展

20世纪上半期，令人瞩目的世界性事件莫过于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尽管战争的爆发只是表面现象，但或许只有这显眼的现象，才能让一般人认识到世界历史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之时以及战后，不少人反思战争的爆发，并追溯其思想文化渊源。这一点首先在犹太思想家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哲学领域，洛维特(Karl Lwith)的《从黑格尔到尼采》(1939年)等作品，看似在批判德国思想中肇始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传统，实际上也是在批判他所谓的历史主义的现代代言人海德格尔。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年)、《何谓政治哲学》(1959年)等论著中极力反对历史主义，他甚至认为德国历史思想是虚无主义的极端表现。在女政治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人类的状况》(1958年)等作品中，历史主义也或多或少成了批判的对象。战时流亡国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尔库塞等哲学家，也对德国的传统思想进行了较为激进的批判，他们的目的也无非是想解析纳粹政权何以会在德国出现。

除了这些犹太思想家的反思之外，很多非犹太思想家也在反思。除了上文提及的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和里特尔在《权力的魔鬼:对当代政治观点中权力问题的历史和实质的思考》中的反思，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哲学家也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哈贝马斯比伽达默尔等人更强调社会批判的意识。

尽管这两类思想家都在反思这些问题，但他们的立足点似乎有所不同。简单说来，一般的犹太思想家在纳粹时期所经历的伤痛以及他们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受到的不同对待，促使他们把纳粹的行为归结为德国本身的特质，归结为德国思想传统的产物。他们之中不少思想家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德国的历史主义政治观念，但一些大思想家却看得更高和更远。施特劳斯这样的政治哲学家，虽然极力反对历史主义，但他也并不认同自由主义的传统，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古希腊的共和政体。在这一点上他与阿伦特有共通之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这样的哲学家，在考察问题时，远远超出了德国本身，他们把纳粹的产生归结为西方思想在近代以来所追求的理性主义的必然结果。洛维特和施特劳斯把海德格尔视作德国历史主义的极端表现，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等著作中却根本不赞成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韦伯等历史主义代言人的观点。他认为新康德主义还站在传统本体论的立场上，把事物看成现成之物，而非历史性事物。新康德主义只是与理性的普遍主义相反的特殊主义而已。

德国的思想家对纳粹问题的反思，比起西方其他国家简单地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希特勒的谩骂、对德国传统的简单否定要深刻得多。也正因为这样，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在战后德国多少受到了批判，被称作思想的保守派，因为他们的批判很多不只是针对德国本身，也针对西方的整个思想传统。这样的考察，在某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看来，不能达到彻底批判纳粹历史的目的。

吕森曾在《史学理论的更新:历史科学理论研究》中指出:历史主义思想能借着建立传统，替社会的一些现状做出合理化的解释，它有使事物产生合理化的能力，却没有直接批判现状的能力。历史主义使价值的恒久性受到质疑，但也可以作为反对强权压迫的理论根据。这正是吕森等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学者与法国、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所在。吕森等学者作为战后一代依然背负着民族历史反思的任务，同时他们受德国战后整个向西方靠拢的倾向的影响，所以在历史理论上更强调的是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德国历史理论界围绕大屠杀问题展开了很多讨论。传统理论中的真实性问题、历史记忆问题、民族认同问题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全新的阐发。这些构成了战后德国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

后现代主义抹杀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的差别，这在很多德国历史学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作为反思的一代，绝不会允许抹杀纳粹暴行的实在性。不过仅就这点而言，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所能达到的水平甚至不如他们19世纪的兰克、德罗伊森和布克哈特等前辈。那时的历史学家受黑格尔等人的思想影响，绝对不把历史知识的正确性和真理性混淆。他们希望以交往理性和沟通来破除传统历史主义的权威，也即以一种权威取代另一种权威。后现代主义者则对任何权威都采取质疑的态度，他们认为纳粹的不人道的根源就在于对人类最起码的道德良知的践踏，所以战后他们要树立一些普遍的价值观点，追求和谐沟通的价值观念，重新回复到启蒙的立场。后现代主义所代表的更为激进的立场是警惕法国大革命那种把启蒙的立场极端化的另一种表现。历史主义在德国兴起和盛行就是对启蒙立场的一种反动。就此而言，不能把一切历史罪责皆归于历史主义，它本身具有两面性。

就政治问题而言，历史主义强调特殊性和个别性，容易沦为极权政治的口实，不能对现实政治的不合理的层面给予直接的批判。这是战后的新自由派、批判社会史学派和最新的文化史学派所持的基本立场。它们是要完成德国战后的历史批判和历史学改造的任务。历史主义可以为政治权力辩护，它为普通人掌握，是否可以成为个人反抗强力的根据呢?安克斯密特(Ankersmit)强调后现代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极端化，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势必为个人的自由争取空间，反对理论的泛化造成意识形态争端。在道德的层面，没有一种可坚持的价值理念，人类将按照什么样的准则行事呢?世界岂不是会大乱?问题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后现代主义不是没有立场，而只是其立场具有开放性。

德国思想家纯粹从思想上去追溯纳粹的根源，在从事具体研究的历史学家看来，似乎思辨的成分大于事实的成分。这点在前文所述战后德国史学流派的演变过程中清晰可见。西方近代的理性主义的进步观点，似乎很难解释两次空前绝后的血腥的战争的爆发。确实，仅从思想文化领域，的确难以解释何以世界大战首先会在高度讲究理性、自由和平等的西方世界的发生。从思想文化领域解释世界大战的爆发至多只是对问题的解释的一个方面。更为根本的，似乎还需要追溯到社会政治与经济领域。

如果说，现代历史，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一种新的市场不断开拓的历史，那么从13、14世纪到20世纪中期这段漫长的历史，则表现为西欧主要国家，在国内与国外不断开拓市场的过程。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脉。这段时期很多争夺性的国际战争，都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开拓有关。那时，谁凭借自身实力，取得更大的市场，谁在世界市场上就会居于主导地位。17至18世纪，主要是欧洲大陆上英法荷三国较量争夺时期，最后英国取得大片的殖民地，再加之19世纪初即初步完成工业革命，所以英国成为了19世纪历史的主宰。随着德意志、意大利完成统一，它们也积极寻求海外市场。这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也是这些国家谋求欧洲霸权的需要。如果说原先那种以地理空间即纯粹的有形的市场的开拓(不管是倾销商品还是输出资本)终有极限的话，那么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根本上是那种传统的争夺有形的市场的最大较量，这场较量也意味着最终的较量。19世纪末的世界市场的大瓜分，是各大市场各入其主。20世纪初的争夺，无非是全力从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国家争夺市场的尝试。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意味着这种尝试的不成功。而这种不成功，正好成就美国的功名。德国的失败是其发展战略的失败，也是传统以抢占有形市场(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而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德国特有的，而是整个西方共有的。这些就是战后德国历史学家通过大量实证和批判性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以单靠增加海外殖民地来扩大市场的方式走到了尽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性的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则代表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而新阶段的标志是，以合作竞争取代以前的血腥暴力争斗。新的合作，代表新的经济增长的可能。这也同样反映在德国战后的思想上。伽达默尔强调诠释学上理解的可能性和哈贝马斯强调的主体间作用，都是“合作”、“协调”和“交流”等的社会政治意识的典型表现。在历史学领域，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也强调大欧洲意识，强调世界的合作和跨文化的交流，康德、赫尔德、席勒等思想家的世界主义被吕森等学者重新阐发，这些都是为了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

吕森生于1938年，属于生于战时长于战后的一代。1966年于柏林布劳斯威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的是德罗伊森的史学理论(Historik)。1994—1997年任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1997年4月后任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所长。其主要著作有《概念史:德罗伊森历史理论的开创与建立》(Begriffene Geschichte，Genesis und Begründung der Geschichtstheorie J.G.Droysen)(1969年)、《史学理论的更新:历史科学理论研究》(Für eine erneuerte Historik:Studien zur 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76年)、《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的三部曲:《历史理性:历史科学的基础》(Historische Vernunft:Grundzuge erner Historik I，Die Grundlag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过去的重构:历史研究的原则》(Rekonstruktion der Vergangenheit:Grundzuge erner Historik II，Die Prinzipien der historischen Forschung)和《生命的历史:历史知识的形式与功能》(Lebendige Geschichte:Grundzuge erner Historik III，Formen und Funktionen des historischen Wissens)以及《历史主义的历史》(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与Friedrich Jaeger)(1992年)。现在吕森译成中文的著作是《历史思考的新途径》，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论文。

吕森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德罗伊森的史学理论，这一选择其实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方面，他的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就是德国19世纪乃至更早的史学理论。德国19世纪的史学理论蕴藏着丰富的宝藏，但是对兰克、德罗伊森等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这方面，吕森和他的学生在德国史学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正如吕森所说，德罗伊森代表的是跟尼采的历史观念相对的一方。德罗伊森更多是强调历史理性、历史方法论、历史知识及其社会功能。尼采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之一，吕森在战后德国史学理论的反思中强调德罗伊森，显然是要与后现代主义模糊历史与文学的区别的立场去分开来。吕森的这一立场，在《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的三部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所使用的一些关键词汇(尤其是他后来长期使用的Historik)，还有他的三分法都可以在德罗伊森的《史学理论纲要》一书中找到原型。

吕森的《历史思考的新途径》是本论文集。不看其具体论述，仅从一些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吕森的立场与战后德国史学理论的总体取向非常一致。如《历史文化——论历史在生活中的地位》、《欧洲的历史意识——预设、幻想、介入》、《跨文化交流——民族中心主义的挑战和文化科学的回应》、《危机、创伤、认同》、《对大屠杀的回忆和德国的认同》、《对历史负责——对历史的伦理维度的批判性思考》等。

吕森和海登·怀特等原创思想家对19世纪德国历史思想的研究，也促进了德国历史思想史研究焕发生机，这些研究的出现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德国当代的历史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理论。近二十年德国历史思想史研究的新突破在19世纪上半期和启蒙时期的历史理论方面。值得一提的著作有:

布兰克和弗莱希尔汇编的《德国启蒙史学的理论家》。该书把1750—1810年间一些重要的历史理论论著整理汇编起来，研究者从中可清楚看出启蒙时期史学相关理论的发展状况。两人还合著有《启蒙时期与历史知识理论》，描述了启蒙时期历史理论发展的概况，例如考察了那个时代德国大学开设历史理论课程和相关论著出版的情况。

汉斯—尤尔根·潘德的《历史知识理论与教学》。该书分析了1765—1830年这段时期(他称作“后期启蒙主义—早期历史主义”)讲授历史知识理论课程常要涉及的概念和理论语言(作者的方法类似于概念史分析)。

约丹的《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理论:在实用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过渡时代(Schwellenzeit)》。该书选择了几十位19世纪上半叶为以往研究忽视的历史理论家作为分析对象，提出存在一个跟启蒙时期的实用主义和经典历史主义都有区别的“过渡时代”。他通过概念分析指出，像“理解”(verstehen)这类概念在过渡时代虽有人使用，但它还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中心地位。

乌尔利希·穆拉克的《人文主义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科学:历史主义前史》以及耶格尔和吕森合著的《历史主义史导论》是有关历史主义发展史方面最权威的著作。

伊格尔斯在《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中反思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编纂方法时指出:“我近年来的工作介于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面我既汲取了重要的动力，也遇到了重大的困难。一方面是吕森和他的学生，特别是布兰克(Horst-Walter Blanke)和耶格尔(Friedrich Jaeger)的工作:他们试图把18世纪以来的史学著作放在学术的，或以他们自己的术语来说‘科学’(Wissenschaftlich)的历史范畴中去研究。而另一方面，怀特则决心把史学著作主要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来对待。这两种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史学著作可以从学术或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吕森强调历史探索中科学及学术的一面，这种方法虽然不否认历史叙述的文学及美学的特质，但它的目的是重建过去的真实。怀特则试图缩小史学研究，历史的思辨哲学以及想像文学之间的界限。对他而言，任何一种以学术手段重建过去的尝试，大都只是一种‘富于想像力的行为’。”尽管伊格尔斯的概括和评价不一定准确到位，但他揭示出了战后德国史学理论方面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别。这种差别绝对不像我们初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二者的差别涉及更深的层次，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德国史学在19世纪独领风骚，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反思也与众不同，至少与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有重要区别。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倾向非常明显，而战后德国肩负的价值重建任务赋予其历史思想更多建构性特征。希望这种不同将成为德国历史思想迈向新高度的一个信号。

【注释】

[1]参见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2]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3]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4]Hans Kohn，“Treitschke:National Prophet，”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7，No.4.(Oct.，1945)，pp.419-420.

[5]Andreas Dorpalen，“Heinrich von Treitschk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7，No.3/4.(Jul.-Oct.，1972)，p.21.

[6]参见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1-32页。

[7]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8]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页。

[9]参见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0]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俾斯麦研究的情况，可参见Herbert Andrews，“Bismarck's Foreign Polic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919-1945，”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7，No.3.(Sep.，1965)，pp.345-356.

[11]当然，它或许会成为文化与文化之间冲突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后半叶，当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时，他就是以文化/文明作为历史主义思想运用的个体性单位。

[12]参阅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

[13]参阅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14]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页。

[15]Herbert Andrews，“Bismarck's Foreign Polic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919-1945，”p.355.

[16]参见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页。

[17]参见Oscar J.Hammen，“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te，”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13，No.2.(Jun.，1941)，p.166.

[18]Oscar J.Hammen，“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te，”pp.173-175.

[19]参见Oscar J.Hammen，“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te，”pp.178-182.

[20]转引自Oscar J.Hammen，“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te，”p.186.赫尔曼·昂肯后来在纳粹的压力下被迫退休，虽然他有不满纳粹的一方面，但他的言论客观上为纳粹政权的上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精神支持。对于当时许多德国历史学家而言，这是一种可悲的情况。包括梅尼克，当德国吞并奥地利，入侵波兰时，都表现出一种兴奋的心情。参见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21]Oscar J.Hammen，“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te，”p.187.

[22]战后德国史学主要考察联邦德国史学的发展。

[23]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24]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7～98页。

[25]李兆雄:《当代联邦德国史学流派》，载《历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

[26]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135页。

[27]李兆雄:《当代联邦德国史学流派》，载《历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207页。

[28]李兆雄:《当代联邦德国史学流派》，载《历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29]李兆雄:《当代联邦德国史学流派》，载《历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

[30]李兆雄:《当代联邦德国史学流派》，载《历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

[31]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32]景德祥:《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

[33]埃利:《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王丽芝摘译，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页。

[34]景德祥:《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

[35]景德祥:《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的争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36]包世宏:《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环境史学家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