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车战的发展历史

车战在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至战国(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中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此长达400多年的岁月里，驷马战车主宰着战场，它们纵横驰骋，轮迹遍及中原大地。

战车是人类生产技术的重大成果和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的特定产物，随着车战的全面展开，它的缺陷也被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第一，受地形影响大，只能在一马平川的广阔平原地带上作战。《吴子·应变》中讲:“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强车，若进若止，必从其道(路)。”

第二，车体笨重，行动灵活性差。一辆战车驾上马后，占地面积达9平方米，不计车身的重量，仅三名乘员及其兵器和装具，重量至少在250千克以上;而且战车的重心较高，战场上的小坑小洼对其平衡性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战车不仅对战场条件的要求较高，而且在作战中要改变其运动方向时，还相当费力。

第三，战车的驾驭困难，车兵训练时间长。战车前的四匹辕马中，只有中间的两匹服马是用缚在衡上的桅固定于车上，对于两旁的骖马，则是借助游环等办法来控制它们，通过皮条等辅助工具使它们与服马一起牵引车辆。驭手为了驾车，必须双手执六辔(服马两辔，骖马一辔，四马共六辔)，难度很大。所以，周代明确规定，选勇士的标准就是善射御。其中，“御”即指驾驭战车。一名合格的车兵须完成以“振旅”“茇舍”“治兵”为主要内容的春、夏、秋三个阶段的训练，并要通过在冬季举行的“大阅”。

鉴于此，在实践的作战过程中，从春秋末期开始，就有许多人向以车战为核心的军事体制提出了挑战。其中，最为著名且比较有影响的军事变革当算魏舒的“毁车以为行(háng，步兵)”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公元前541年，晋国大夫荀吴率军与无终(少数民族部落)的狄族在大原(今山西太原市北)作战。战区地形险要，晋军战车行动十分不便，而狄人全部是清一色的步兵，行动非常灵活，所以，晋军在交战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晋军摆好阵势、准备发起进攻时，狄人部队却瞬间散入山林。为改变被动局面，时任荀吴部将的魏舒建议说:“彼徒我车(指狄人部队为步兵，晋军为车兵)，所遇又厄(即地形险要，不平坦、不开阔)，以什共车(即以步卒配合下车的甲士共同作战)，必克;困(指围困狄人部队)诸厄，又克;请皆卒(即请要求所有甲士都下车徒步作战)，自我始。”^[19]

荀吴采纳了魏舒的意见，决定放弃车战，改行步战，把5“乘”战车上的甲士编组为3“伍”步兵。当时晋军的阵形是:“为五阵以相离(即形成5个各自独立的方阵)，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引诱)之。”^[20]这里所讲的“两”“伍”“专”“参”“偏”，指的是5个兵力大小不同的方阵。它们在兵力构成上的不同之处是:“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乘为伍，八十一乘为专，二十九乘为参，二十五乘为偏。”^[21]其大致情形如图1－6所示。

在图1－6中:位于前方的“偏”和“两”兵力较少，主要担负诱敌任务;位于左、右两侧的“参”和“专”，兵力根据所面对的敌人部队的具体情况确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将兵力集中于右侧的“专”，其主要任务是包围、侧击敌人;位于后方的“伍”，兵力雄厚，承担着最后的决战任务，是整个阵形的重心所在。

尽管这种临时就地编组而成的步兵部队很幼稚，“狄人笑之，未陈(同阵，指列阵)而薄(看不起)之”，但是，魏舒却以之大败了狄人部队。所以，后人将魏舒的步兵方阵称为“崇卒阵”。

这一阵形是华夏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步兵大方阵，它显示出了步兵部队高度的灵活性和超强的战场适应性，开创了中原地区独立建制步兵时代的先河。

图1－6　魏舒方阵示意图

(本图参照《武备志》晋军崇卒阵图及《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绘制)

战国时的赵国，东北面与东胡相邻，北面与匈奴相接，西北面与林胡、楼胡接壤。这些游牧部族的军队主要以骑兵构成，他们擅长骑射，经常快速地袭扰赵国，破坏赵国边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赵国常常同“三胡”的骑兵作战。

最开始时，赵军部队主要由车兵和步卒组成。由于所使用的是四马驾挽的双轮战车，既笨重，受地形限制又较大，且反应速度和灵活性还远逊于“三胡”的骑兵，因而，赵国的车兵很难有效地同“三胡”骑兵部队周旋。另一方面，赵国步卒的机动能力又不可能比得上“三胡”轻捷的骑手;再加上华夏民族传统服装体宽袖长，很不适应于作战行动，所以，在与“三胡”的骑兵部队交战时，赵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掌握作战行动中的主动权，赵武灵王不顾赵国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于公元前307年毅然决定:废弃传统战法，实行军事改革。赵武灵王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两方面:一是让赵军士兵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的胡服;二是在原阳(今山西大同市西北)建立专门的骑兵训练基地，组织赵军士兵学习骑马、射箭，组建骑兵部队，练习骑兵战法。稍后，赵国的军力大幅度增强。赵军不仅曾在一年内“西略胡地至榆中”，而且还屡攻中山国、夺得大片土地，并令东胡及临近的几个部落臣服赵国。

赵武灵王的这次改革非常成功，在中华民族的军事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史学界尊称为“胡服骑射”。

到推行“胡服骑射”第7年(即公元前300年)时，赵国独树一帜的铁骑部队已经横扫了北疆，辟地千里，“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22];而在第8年里，赵武灵王的骑兵部队则“从云中、九原南(向南)直(径直)袭(袭击)秦(秦国)”，纵横披靡，所向无敌。

就是凭借着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赵武灵王最终实现了北驱匈奴、西抗强秦、东伐燕齐、威服诸侯、雄霸一方的宏愿。

魏舒和赵武灵王的军事变革，为走下战车的甲士们找到了出路:他们要么下到地面步行作战;要么骑上战马去厮杀。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原地区步兵部队和骑兵部队的正式诞生!

面对魏舒和赵武灵王所取得的空前成功，其他各诸侯国国君纷纷效仿他们的做法。在春秋末期和战国的中后期，各诸侯国都不同程度地建立起了独立建制的步兵部队和骑兵部队，步、骑兵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

独立建制的步兵部队能最后取代车兵部队，有着十分重要的技术前提。这就是冶铁技术的发明、提高，铁兵器的普遍推广、应用以及弩在军队被实际交战过程中的大量使用。

铁兵器在我国首先出现于春秋末期。和青铜兵器相比，铁兵器拥有质地坚硬、锐利、不易变形等显著优点，更适合于战场拼杀;而随着冶铁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推广，到战国初期，铁兵器的价格已经比较低廉，绝大部分步卒都能够装备得起适合于个人使用的铁兵器。因此，在西周时期每乘战车所隶属的25名步卒，到战国初期，增加到了75人。

这中间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增加步卒耗资少、比增加战车更加容易;更是因为，使用了铁兵器的步卒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的战斗能力，通过增加步卒的数量，可以增强部队在车下作战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改变车战初期那种一旦“车毁马伤”军队便立即丧失战斗力的状况。再者，随着铁兵器构造的日益完善、性能的不断提高和种类的增多与配套，步卒单元在作战中的独立作战能力大大增强，其对战车的依赖性日趋减少，逐渐具备了替代车兵单元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基础。

弩是利用机械力量的弹射器，它由弓发展而来。其外形如图1－7所示。弩与弓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有延时结构，不需要在引弓的同时瞄准目标。射手用弩作战时，可以先利用其臂、足、腰或机械装置等多种方式引弓，然后从容地安装箭矢，瞄准目标，伺机发射箭矢。弩的发射机理和现代枪、炮的击发装置基本相同，其发明确实算得上是远射武器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图1－7　弩复原示意图

我国的弩，据说是由战国时期的楚琴氏发明的。弩出现后，很快就成为了各诸侯国军队的重要武器之一。《战国策》记载:韩国的弩有多种类型，能“射六百步之外”，“百发而不暇(空闲)止”;后来，秦国对弩进行了改进，小弩射程为150米，大弩射程可达900米;在战国末年，单射的弩还被进一步改进成为了“连弩”。

因为弩比弓射程远、准确性高、穿透力强，所以，装备有弩的步兵部队已经具备了在宽大正面上给成密集队形整齐冲击的车兵以较大杀伤、有效地阻止车阵进攻的作战能力。

另外，车兵的衰落，还有社会方面的客观原因。

首先，在我国的奴隶制社会由西周盛世走向衰落、开始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春秋时期，新的封建制生产方式已经开始萌芽了。到战国期间，铁器农具(特别是犁)的出现，再加上牛耕、施肥、选种、人工灌溉等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使农业生产的能力获得了迅猛的提高，这进一步加剧了奴隶社会井田制下“十千维(连结成)耦”“千耦其耘”的集体协作劳动形式和生产关系与新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于是，新兴的封建制度开始在各诸侯国建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方式开始得到了较普遍的承认，众多的农业奴隶获得了解放。这样，随着诸侯国之间以统一为根本目的、以兼并为基本表现形式、规模不断扩大的战争行动的持续进行，一大批农民便被征召上了战场。这些人员从未受过御车作战的专门训练，以他们为成员来组建车兵部队，需要较长的训练时间。所以，对各诸侯国的统治者来讲，运用这些人员最合适的方式，不是建立车兵部队，而是建立独立建制的步兵部队。

其次，大量的奴隶起义军利用沼泽、山地、苇丛和森林等复杂地形，同奴隶主贵族的军队不断地周旋，并寻机攻击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军队，这也迫使那些拥有战车的甲士们弃车作战。

再者，新兴的地主阶级要在城市里夺取政权，主要的不是靠车兵部队进行车战，而是靠使用短小兵器的步兵部队进行肉搏。

还有，生产方式的改变、井田制下有规则道路的破坏，也使得车兵部队赖以存在的最主要的特长之一——机动性——完全地丧失了。

所有这些客观条件，从根本上动摇了车兵部队在军队组成中的主导作用和核心地位，削弱了其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此后，随着步兵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种类的日益完善，步兵部队在作战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最后终于代替车兵部队而一度成为了军队组成的核心，主宰着陆战场。

在步兵部队统治军队期间，车兵部队则退至主要被用来支援、配合、辅助步兵部队作战的从属地位上。最终，随着骑兵部队的出现及强大，车兵部队便完全地从战场上消失了。

骑兵出现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它遂行作战任务时的行动特点介于车兵部队和步兵部队之间:战车冲击力大，机动力较强，但受地形影响大，很不灵活;相反，步兵十分灵活，几乎不受地形条件的限制，然而其冲击力和机动力却不如战车。因此，在战车部队与步兵部队之间，就需要有一种能弥补此二者缺陷的作战力量。

骑兵部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兵种，带马镫的马鞍问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前提。

在发明马镫之前，人类最初是骑裸马的。对于这一点，公元前2000年左右乌克兰的特里波里文化就是例证。

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古埃及、中国出现了辔。在辔的组成中，最有意义的是马衔。

真正的马鞍，大概是在汉武帝时代产生的。因为，在陕西咸阳杨家湾发现的骑兵俑表明，当时骑兵所骑的战马都没有真正的马鞍，马背上有的只是和秦代骑兵相类似的厚厚的“鞍垫”。而从现在获得的西汉晚期的考古材料里，人们已可以看到高高的马鞍了。比如，在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铜车饰上的图像里，有一个张弓欲射的骑士，他所骑的骏马上已配有了高高的马鞍。

到了东汉时期，马鞍的制作已相当精致。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出土的青铜骑士俑胯下的马鞍就是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标本。

鞍具的发展改进使骑手能更稳健地骑在马上，这为骑兵可以更好地进行作战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我国在汉代尚未出现马镫。马镫最早于公元前2世纪时首先发明于印度，最初是一种大脚趾的镫。在此之前，骑兵的矛是用手臂的末端夹住的，骑兵用矛打击敌人时，靠的是二头肌的力量。当有了高鞍头及后面的弓形马鞍，并得到了马镫的补充时，骑士就可以使他的矛稳定地夹在他的上臂和身体之间。这样，骑士在用矛攻击敌人时，就不是靠他的手臂力量，而是靠驮人的马和他全身重量所形成的冲击力来实施攻击了。

大约在公元5世纪时，穿靴子的中国胡人把大脚趾镫改为整个脚的脚镫，使马镫更加实用。公元6世纪时，阿尔泰地区的骑马民族使用了这种马镫。公元694年，在伊朗北部作战的穆斯林军队从土耳其人那里得到了它。约在公元730年，这种马镫传给了高卢人。

马镫的发明和改进，大大地刺激了骑兵的发展。随着骑兵重要性的日益增长，罗马帝国不仅大量录用了那些本来就善于骑射的部落士兵为雇佣军，而且让骑兵披上了重型盔甲，使用长枪、剑、盾和弓箭等兵器。约在公元6世纪初的时候，便出现了所谓的“重骑兵”。这种骑兵作为后来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军队的骨干，将兵器的打击力、士兵的纪律性、机动力和突击力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成为继罗马军团之后又一支真正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

我国骑兵时代的兴起始于西汉初年(约公元前200年)，但其真正的到来却是在元代。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在我国的北部出现了一支与众不同的骑兵部队。这支部队的领袖是“无耕种，以弋猎为业，不常其居”的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他把一个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而分裂为许多个部落的民族领导成为了一个无往而不胜的军事组织，建成了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确如《简明战争史》所认为的:“野蛮骠悍的蒙古人把中国人(特指汉族人)的比较注重训练而深思熟虑的战术同自己的战术融合起来，结果是征服全世界。”^[23]

单一简洁的骑兵部队组织体制是成吉思汗军队的显著特征。在典型的蒙古军队中，大约有40%的兵力是从事突击行动的重骑兵。这些人全身披甲(盔甲一般是皮制的，也有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锁子甲)，戴简易头盔，除使用长枪外，还带有一柄短弯刀或一根狼牙棒。轻骑兵约占蒙古军队总兵力的60%。他们只戴头盔，不披盔甲，所使用的主要兵器是弓，同时也有一柄短弯刀或狼牙棒或一根套索。轻骑兵的基本任务是侦察及掩护、为重骑兵提供支援、肃清残敌及跟踪追击逃敌。

为了提高机动性，每个蒙古骑兵都配有一匹或几匹备用马，因而他们的征战行动一般而言都是风卷残云。成吉思汗的军队征服过西亚、东欧及中欧等地，这支军队所到之处，敢于抵抗而遭失败的敌人往往被大批杀死。他们只将有手艺的工匠带回国内:“国兵屠许，惟工匠得免”。^[24]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征服作战行动中，骑兵的作用被发挥到了顶点。

成吉思汗的胜利在我国导致了一个唯骑兵是尊的时代的到来。而在欧洲，骑兵同样也有过主宰军队的历史。恩格斯指出:“到十世纪末，骑兵成了在欧洲各地真正决定会战结局的唯一兵种;而步兵，虽然人数在各国军队中都比骑兵多得多，但只不过是装备低劣、几乎谁也不想好好地加以组织的一群乌合之众而已。步兵甚至不算作兵了。”^[25]

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的作战指导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此时，西周王朝以前所提倡的“阵而后战”的兵法原则被完全地废止了，军事谋略理论鼻祖孙武所持的“兵者，诡道(诡诈的行为)也”^[26]的观点为世人普遍接受并付诸战争之中，善用“奇”“正”成为了所有战争指导者在指导军队作战行动时的第一准则。

此时，独立建制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的出现和壮大，为军事家们在战场上全面、广泛地实施“奇”“正”之变提供了更加厚实的物质基础，使他们在作战行动过程中的施计用谋行为拥有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舞台。

“奇”与“正”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一对基本范畴，其本质含义是指军队在作战时所采用行动方法的基本性质、属性，即变法和常法(更通俗地讲，也就是特殊的、不常用的方法与一般的、经常被使用的方法)。对“奇”和“正”，通常可以这样来理解:在兵力部署方面，担任正面作战任务的部队为“正”，担任侧击、包围、迂回、袭击等任务的部队为“奇”;担任钳制敌人任务的部队为“正”，担任突击敌人任务的部队为“奇”;列阵对敌进攻为“正”，集中机动、寻机歼敌为“奇”。在战法运用方面，明攻为“正”，偷袭为“奇”;按照常规方法行动为“正”，按照非常规方法行动为“奇”……

在这一阶段，最能够体现“奇正之变”的代表性例子之一，就是军队在作战过程中所摆阵形(即战斗队形)的进一步复杂化和多样化，以及其蕴藏的多变性。

此时，多元方阵开始向以步兵、骑兵、车兵部队混合编组的多种阵形发展，逐渐出现了圆阵、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形之阵等多种阵形。这些阵形极富有变化性。因为，大的方阵内包含有许多小的方阵(即“阵间容阵”)，而在每个小的方阵内又分出“奇”(担任侧翼攻击或迁回任务的部队)、“正”(担任防御或正面牵制任务的部队)、“游兵”(警戒部队)等战术单位;在实际采取具体的作战行动时，部分战术单位可在阵内可作变位机动。

比如圆阵，它是战国时期最主要的防御阵形，如图1－8所示。其主要特点是:克服了方阵翼侧暴露、易遭攻击的弱点，便于收拢队形，抗击敌方来自多个方向的冲击;占据空间较小，战斗时可以以中央为圆心，作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使各部分力量轮番与敌军拼杀，非常适合在进攻受挫后的兵力收缩时或进攻前的兵力集结时采用。

图1－8　圆阵示意图

(见《武备志·阵练制》卷五四裴绪演孙武圆阵)

再如天下闻名的诸葛亮的八阵图(如图1－9所示)。图中，八阵以64个小单位纵横排列而成。其中，由6个小单位组成1个较大的单位(“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就是这些较大单位的代号);由8个较大的单位和1个“中军”(包含16个小单位)组合成整个大方阵;阵后再设22队游骑，以机动作战方式配合大方阵行动。同敌人交锋时，该阵除可以以大方阵中的部分单位担任正面牵制、部分单位担任侧击、部分单位作为预备力量稳住阵势外，还可以以阵后的骑兵进行奇袭或包围，并能因敌之变做出“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27]的“常山之蛇”式等多种变化。

图1－9　诸葛亮八阵示意图

“奇”“正”之变在实战中的具体表现情形形形色色、千姿百态，其例子不胜枚举。

如笠泽(水名，位于今苏州南)之战。公元前478年三月，越王勾践与大将军范蠡率越军精兵5万人进攻吴国。吴王夫差闻越军入侵，即亲率6万之众，至笠泽江北岸防守。两军隔江列阵，对峙入夜，准备第二天天明后再战。但是，当晚，越王采纳了范蠡的建议，将越军分成三部分(左、右句卒6250人^[28]，主力37500人)，并命左、右句卒乘夜暗分别从主力两翼鸣鼓渡江，如图1－10所示。吴王在获悉越军已两路渡江、将夹击吴军的情况下，忙分出左、右两军进行抗击。越王见吴军出现了中央空虚的有利战机，便指挥主力三军悄悄渡江，潜至吴军中军营前，发起突然攻击。吴军遭此意外突袭，立刻部署大乱，溃散而逃。

图1－10　笠泽之战示意图

再如韩信的“不战平燕”之战。公元前205年，楚、汉两军在成皋、荥阳地区对峙。为了遏制项羽的强大攻势，刘邦决定采取正面坚守、两翼进攻的策略，特命韩信率部分兵力，去开辟北方战场，荡平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威胁楚军侧背。

韩信北征，首先要歼灭的对象就是原来归附刘邦，后又叛汉投楚的魏王豹。当时，魏军的主力集中于临晋关，封锁黄河渡口。韩信为北渡黄河，采取了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他一方面集中船只，摆出要从中游渡河的架势;另一方面，却于暗中率主力部队，出其不意地从上游的夏阳渡河，直奔魏军后方的安邑。魏军慌忙回兵迎战，结果被韩信打得大败。

同年的闰九月，汉军继续向北进发，在击破代国后，越过太行山，乘胜进攻赵国。

赵国在井陉口(太行八陉之一)集结了20万大军，准备与汉军决一死战。赵国的谋士李左车向赵军主将陈馀献计:“汉军远道而来，军备定在后面。我愿领兵去拦截其辎重，你坚守井陉，使汉军前不能战，后不能退，不出十日，必败无疑。”然而，陈馀自称义兵不用诈谋，拒不采用李左车的妙策。结果，纬蔓水一战，赵军大败，陈馀自己也毙命疆场。

韩信灭亡赵国后，继续率军攻打燕国。他十分清楚:汉军已先后攻克了魏、代、赵等地，大显了军威，特别是仅用半天时间就击败20万赵军，令人望而生畏;但是，汉军将士已经征战数月，疲惫不堪，且军粮不日将尽，倘若燕国固守城池，将很可能要陷入被动境地。因此，韩信决定采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通过谋略行动争取燕国的臣服。

决策确定后，韩信便派遣了一名能言善辩的使臣赴燕。韩信亲自致信燕王，重点阐明汉军的赫赫战果和种种优势，仔细分析燕国降为上、战为下的利害抉择，并明确表示，燕国降服后将保证国君、将士以及全体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与此同时，韩信将阵容严整的主力集结于燕、赵的边境地区，并频繁地进行操练，摆出即将大举进攻的样子。燕王亲眼看到，已经兵临城下的汉军不仅实力强大，而且斗志旺盛、士气高昂，整天惶恐不安。最后，终于同意归顺于刘邦。

勾践和韩信的这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做法，深刻地表现出了“奇正之变”中所蕴含的“以谋取胜、斗智斗勇”的本质。透过这些典型战例，世人清晰地感受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在这一时期，已经全面地进入了成熟和完善的发展阶段，且已经具有了相当高超的谋略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