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储蓄备灾思想来源甚早，《礼记·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15]白居易主张“实仓廪，均丰凶”，十分重视仓储备灾，指出：“夫天地之数无常，故岁一丰必一俭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则有缩也。古之人知其必然也，故敦俭啬以足衣，务储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野无青草，人无菜色者，无他焉，盖勤俭储积之所致耳。”并进一步提出：“虞灾救弊，利物宁邦，莫斯甚焉。”[16]其看法在唐代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文宗时，薛从徙濮州刺史，曾“储粟二万斛以备凶灾”，[17]在山东大水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薛从因此被提拔为将作监，入朝为官。唐代仓廪主要包括正仓、太仓、义仓和常平仓，均官为举掌，对于防灾的作用很大。
（一）唐代仓制概况
唐代诸仓中，义仓是救灾专用粮仓，常平仓、正仓和太仓则作为义仓赈贷的补充。按照粮食来源的不同：“凡天下仓廪，和籴者为常平仓，正租为正仓，地子为义仓。”[18]正仓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租税的储备以及官禄的供给”[19]，正仓和义仓分别在唐代初期和中后期担负重要赈灾职能，太仓粟米是在国家内部进行第二次分配，[20]赈贷位列其中，对义仓起着补充作用。在义仓废弃的时期，常平仓、正仓、太仓就担负起灾年赈贷、出粜粮食济民的主要职能。阿拉伯商人苏烈曼（Suleiman）于唐宣宗时期至广州经商，大中五年（851）西归后写成《苏烈曼游记》，书中赞颂中国旧俗：当凶年时，开放公仓，施舍食物及药材于贫乏者。[21]唐代灾荒凶年开仓赈贷的惯例，让阿拉伯商人惊羡不已，说明了唐代仓储备荒在当时世界上是较为先进的制度。
常平仓的建立源于战国法家李悝，成于西汉宣帝，粮多时加价而籴，粮少时减价而粜，通过调剂物价来保证灾年粮食供应。唐代于各地广置常平仓，以贞观、开元时置仓规模最大：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并置常平仓；[22]开元七年（719）六月，敕：“关内、陇右、河东、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23]永徽六年（655），京东二市置常平仓，以大雨道路不通，京师米贵。[24]显庆二年（657），京常平仓置常平署官员。[25]因谷贵伤人，谷贱伤农，“常平者，常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人无菜色”。[26]从而起到了储粮备荒的作用。[27]
正仓指地方粮仓，主要职能是受纳租税和出给禄廪与递粮，[28]在唐初期义仓建立前，负有灾年赈贷饥民的职能。史载，“先是，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饥乏”。[29]负责灾年赈贷的义仓建立后，正仓赈贷成为义仓的补充。
太仓由太仓署掌管，其粟米来自全国各地，是州仓和县仓征纳、经转运仓上供的正租或两税斛斗，[30]出粜赈贷是其功能之一。葛承雍指出：每遇灾荒，太仓常补义仓、常平仓之不足，抑制粮价暴涨，开场贱粜以济长安贫民。[31]开元二十一年（733），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200万石给之。[32]大历四年（769），自四月霖澍，至九月，京师米斗八百文，官出太仓米贱粜以救饥人。[33]贞元十四年（798）六月，以久旱谷贵人流，出太仓粟分给京畿诸县。九月，以岁饥，出太仓粟三十万出粜。[34]元和九年（814）四月，诏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之，并赈贷外县百姓。至秋熟征纳，于外县收贮，以防水旱。[35]
专职救灾的义仓又名社仓，源于北齐的义租。至隋开皇五年（585），工部尚书长孙平奏立义仓以备水旱灾害，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并造仓窖贮存。[36]隋末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唐武德元年（618），高祖下令置社仓，但因当时戎马倥偬、政局未稳，未能真正恢复。[37]太宗贞观二年（628）始建义仓。尚书左丞戴胄建议：“今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立为义仓。”[38]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39]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太宗诏：“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40]其后洛州等八州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着于令。[41]
由上可见，唐代先有正仓，后建义仓，其后又建常平仓，[42]义仓从建立之初即专用于国家和地方救灾，此由《唐六典》“凡义仓之粟唯荒年给粮，不得杂用”[43]可证。义仓据地按粮交税，独立于唐前期租庸调赋税系统之外，保证了荒年救灾的需要。但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用度增大及挥霍浪费，义仓粟逐渐赋税化，唐后期实行两税法时便被纳入地税系统内，变成国家正式税收，并渐由原来的无偿赈济占很大比例，演变为完全的官办借贷机构。[44]这说明义仓制度的实施要有一定经济基础，其具体实施视国家经济、政治状况而定。因此，义仓中间几度废置，“太宗置义仓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玄宗即位，复置之，安、史之乱复废。至文宗大和九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以备赈给”。[45]宪宗《改元元和赦》则曰：“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丁数内，宜十分取二，均充常平仓及义仓，仍各逐当处稳便收贮，以时粜籴，务在惠人。”[46]这时义仓与常平仓已合而为一，[47]这是由于常平、义仓功能有交叉，后期重建时，两仓功能合一，称常平义仓。因此，大和七年（833）正月，以关辅、河东去年亢旱，诏京兆府河中等9州府赐粟56万石，京兆府、河南府、河中府、绛、同、华、陕、虢、晋等州各赐10万石，并以常平义仓及所籴斛斗充。[48]开成三年（838）正月，诏去秋蝗虫害稼处放逋赋，仍以本处常平仓赈贷。[49]
尚书省的户部具体掌管常平义仓的收支状况，其职能之一即赈贷水旱灾害。当时对其救灾的规定比较详细。大中六年（852）四月，户部奏天下州府收管常平义仓斛斗，今日已后，如诸道应遭灾荒水旱，便委长吏清强官审勘。如实是水旱处，便任开仓，先贫下不济户给贷讫，据数分析申奏，并报臣本司。切不得妄给与富豪人户。其所使斛斗，仍仰录事参军至当年秋熟后专勾当，据数追收填纳，不令违欠。如州府无水旱妄有给使，又不及时填贮，其录事参军、本判官重加殿罚。[50]日人船越泰次考察了唐后期永贞、元和宝历、大和之后三阶段的常平义仓职能的演变，指出唐后期其使用以宪宗、文宗时期效果最显著，会昌以后常平义仓很少用于救灾。[51]这一转变是与唐朝的经济、政治状况及仓储情况密切相关的。
关于灾年各仓赈贷情况，还可从有关赈灾的诏书、敕文中看出。如玄宗曾因三辅近地、豳陇之间水旱，派遣兵部和吏部官员分道前往赈恤，如“灼然乏绝者，速以当处义仓，量事赈给。如不足，兼以正仓及永丰仓米充”。[52]国家仓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灾年开仓赈贷及平粜贱粜，《通典》卷12《食货典·轻重》载有玄宗天宝八载（749）国家正仓、义仓、常平仓粮及诸色仓粮数（见图表4.1—1、4.1—2）。
图表4.1—1 天宝八载正仓、义仓、常平仓粮数（单位：石）
图表4.1—2 天宝八载诸色粮合计（单位：石）
仓粮储存确保了灾年对灾民的粮食救济，虽然中宗神龙前后，国家财政拮据，义仓粮被挪用填充亏空，不再用以救荒，但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地税性质发生变化，被更广泛地用于财政支出，并大量变造为米运往京师长安，成为一项重要税收。《通典》卷12《食货典·轻重》载天宝八载（749）全国诸色米共96062 220石，其中，义仓总共63 177 660石，占65%以上。地税成了国家主要税粮，但所起的积极备荒作用仍占主导方面。
（二）开仓救灾及其管理
饥年及时开仓赈济对灾民意义重大，在唐代最为常见的是义仓赈灾。[53]如：贞观十八年（644）九月，谷、襄、豫、荆、徐、梓、忠、绵、宋、亳十州言大水，并以义仓赈给。元和四年（809）七月，渭南县暴水泛溢，漂损庐舍，溺死千人，并损秋田，命京兆府发义仓救之。[54]文宗时，地方义仓体系陆续健全，义仓赈恤十分常见。太和二年（828）七月，诏山东降灾，淫雨泛滥，诸州遭水损田苗坏庐舍不能自济者，委所在吏发义仓赈给，普令均一。[55]大和四年（830）九月，舒州三县水，溺民680户，诏本道以义仓斛斗赈贷。[56]安州刺史李正卿，益义仓粟万斛，年饥辄以禄廪济穷乏；任绵州刺史时，“左绵灾，殍馑在野，公发仓庾加救药，人赖而济活”。[57]
正仓、太仓、常平仓对灾赈起着重要补充作用。如：永徽二年（651）正月诏：“去岁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赈贷。”[58]开元二年（714）正月，以三辅、幽陇水旱无储，敕遣使分道驰驿前往赈救，“灼然乏绝者，速以当处义仓量事赈给，如不足，兼以正仓及永丰仓米充”。[59]天宝十二载（753）八月，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60]大历五年（770）夏，大雨，京城饥，出太仓米减价以救人。[61]贞元十五年（799）二月，以久旱岁饥，出太仓粟十八万石，于诸县贱粜。[62]长庆四年（824），因“义仓之制，其来日久。近岁所在盗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沟壑”，[63]敕出太仓陈粟三十万石，于两街出粜。[64]大和六年（832）二月，以去岁苏湖大水，赈贷22万石，以本州道常平义仓斛斗充给。[65]
应该指出，赈贷灾民，赈为无偿赈给，贷则事后要偿还，这正如太宗建义仓诏书所言：“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德宗时陆贽建议重置义仓时亦言“每遇灾荒，即以赈给：小歉则随事借贷，大饥则录奏分颁，许从便宜，务使周济”。[66]开仓赈贷在敦煌文书中也有体现。P.2803v天宝九载（750）八、九月敦煌郡仓支纳谷案（一），详载了敦煌县洪池、玉关等13乡天宝九载应纳种子粟12285硕9斗3。王永兴认为这是天宝某载义仓给贷敦煌13乡□粮种子的情况。由于义仓给贷为无偿支给及无息借贷，借贷则要秋天归还，这次是借贷种子粟，因此郡仓下县要求偿还。他认为：“总的来说，就义仓的支给而言，无偿付给的时候并不多。赈贷不是国家的一项主要支出。”[67]这在唐代义仓赈贷中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仓粮储备固然非常重要，但救灾及时与否对救灾效果影响颇大，唐代对主要负责赈灾职能的义仓的管理极为重视。义仓建立之初，太宗曰：“既为百姓预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68]唐代义仓的管理权掌握在尚书省户部仓部郎中手中，灾年开仓赈贷，须要先奏报中央。如贞观十九年（645）正月，易州言去秋水害稼，开义仓赈给。[69]这里的“言”是指地方上报朝廷。唐代府州仓曹、司仓参军之职掌：“每岁据青苗征税，亩别二升，以为义仓，以备凶年；将为赈贷，先申尚书，待报，然后分给。”[70]此赈灾程序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
由于义仓的使用权不在地方，在开仓赈灾中，中间环节必不可少。之所以规定开仓赈灾须经朝廷批准而后实行，主要应该是出于慎重起见，避免地方官吏贪污挪用等问题的出现，[71]还有就是避免地方长官自行其是，以此为借口不服朝廷约束，[72]但在便于管理与控制的同时，也会造成地方因救灾不及时而削弱救灾效果。唐代成灾与其赈济时间之实例有：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诏建州去秋蝗，以义仓赈贷，二月，诏泉州去秋蝗及海水泛溢，开义仓赈贷。[73]大历十一年（776）三月，以杭州前岁水灾，命右散骑常侍萧昕使于杭州宣慰赈给。[74]元和七年（812）二月诏以去秋旱歉，赈京畿粟30万石；其元和六年春赈贷百姓粟24万石，并放免。[75]五月，宰相李绛等屡言淮、浙去岁水旱，人多流亡，宪宗命速蠲其租赋。[76]以此观之，唐代决策救灾与灾害发生的时间至少相差四五个月，半年也常见。这使粮食到达灾民手中的时间十分滞后，由于交通原因，远州尤其如此。宝历元年至二年（825—826），李渤担任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期间，[77]曾上奏朝廷，请求给予自己先赈贷后奏报之权：“本救荒歉，忽有危切，贵及其时，当州去京往来万里，奏回方给，岂及饥人？臣请所管忽遇灾荒，量事赈贷讫，续分析闻奏。庶使远人速活，圣泽遐流。”[78]此建议即针对朝廷对远州救济的不及时而言。
由于开仓赈灾须经朝廷批准而后实行不利于赈济灾民，有的地方官深知此弊，能够及时如实上报灾情。元和七年（812）五月，江淮旱，浙东、西尤甚，有司不为请，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奏应以时救恤，宰相李绛也屡言淮浙灾情，宪宗驰遣使分道赈贷。[79]救灾如救火，限于时效，有些官员不惜以身试法，先开仓赈民而后奏报朝廷。高宗时，梁府仓曹参军韩思复，“会大旱，辄开仓赈民”，州劾责，对曰：“人穷则滥，不如因而活之，无趣为盗贼。”[80]州不能诎，转汴州司户。同时期，频岁旱饥，武陟尉员半千劝县令殷子良开仓以赈贫馁，不从。乃趁其谒州不在，发仓粟以给饥人，刺史郑齐宗因此大怒。[81]蜀地大饥，韩思彦开仓赈民，然后闻奏，高宗玺书褒美。[82]开元时，岁旱，许州长史王珣假刺史事，开廪振民而后自劾，玄宗赦之。[83]张之辅在沧州，“属濒海水灾，连□粟贵，人负子，舟乘城。公以奏报历时，幼艾蒙袂。请以一身之罪，庶解万人之悬，乃开仓救之。飞章列之，优诏允纳，并赐衣一副，迁太子少詹事、上柱国，袭韩国公”。[84]天宝时，李璀任巨野县令，“岁凶，哀其鳏寡，发廪擅贷”。[85]朝廷幸未追究其罪。肃宗上元初，温州岁俭，“饥民交走，死无吊”，长史李皋不顾掾吏叩头乞候上旨，“下令掊锁扩门”，甘愿以自己换民人之命，悉弃官粟数十万斛与民，得以存活者众。[86]大和初，郑州刺史狄兼谟，“属岁荒，百姓阻饥，以常平义仓粟二万二百石逐便赈给，讫事上闻”。[87]唐代违反法律程序开仓救灾的官员不乏其人，就史料看，尤以中前期为多，特别是高宗时期，这是当时官员体恤百姓，不因循程序所作的权宜之计。五代时，张虔钊“镇沧州日，因亢旱民饥，发廪赈之，方上闻。帝甚嘉奖。它日秋成，倍斗征敛”。张“常言自觉言行相违，然每见财，不能自止，朝论鄙之”。[88]虽然唐代也可能不排除这种收后加倍赋敛的情况，但应属个别现象。上述韩思复、员半千、王珣、韩思彦、张之辅、李璀、李皋先开仓赈民而后奏报，朝廷均未加惩处。虽然由于这种行为冒险，而只能是一小部分官员的选择，但也表明朝廷有时也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加以权宜的。
由于认识到及时开仓救灾的重要性，朝廷也曾多次下制地方遭灾，可以先开仓赈给而后闻奏。最早在开元二十八年（740）正月，玄宗曾下敕：“诸州水旱，皆待奏报然后赈给，道路悠远，往复淹迟，宜令给讫闻奏。”[89]但这只是若干阶段的特殊政策，大部分时期都要求先奏报而后开仓赈给，否则有被弹劾的危险。建中初，萧复为同州刺史，岁歉，“州人阻饥，有京畿观察使储廪在境内，复辄以赈贷”，为有司所劾，削阶，停刺史。或吊之，复曰：“苟利于人，胡责之辞！”[90]贞元十八年（802），白居易还曾以《得丁为郡岁凶奏请赈给百姓制未下散之本使科其专命丁云恐人困》为题作判文，言“恤贫赈廪，邓攸虽见免官；矫制发仓，汲黯不闻获罪”，请求“宥自专之过，用旌共理之心”。[91]虽为虚拟判文，但证明开仓赈贷百姓按常规程序须事先奏报朝廷，若私自开仓，官员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文宗时义仓重建，为避免先奏报而后开仓赈贷而延缓救灾，曾重申灾后，地方官员可先开仓赈给而后闻奏。大和九年（835）二月，中书门下上《水旱开仓赈贷表》：“常平义仓，本于水旱，以时赈恤，州府不详文理，或申省取裁，或候奏进止；自今以后，应遭水旱处，先据贫下户及鳏寡孕独不济者，便开仓准元敕作等赈贷讫，据数申报有司。”[92]但仅四年半后，到开成四年（839）七月，沧景节度使刘约奏请义仓粟赈遭水百姓，诏：“本置义仓，只防水旱，先给后奏，敕有明文，刘约所奏，已为迟晚，宜速赈恤。”[93]如先开仓赈济而后奏报朝廷先前已成定例，以后是不会重申的。
综合上文，仓储在唐代备灾救荒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应当指出，仓粮储备也会出现弊政。如：文宗召盐仓御史崔虞问太仓粟数，答以有粟250万石。文宗以为“今岁费广而所畜寡”，诏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县壅遏钱谷者。结果发现当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吏巡覆田税，民苦其扰。[94]出于不同地区粮食保质的要求，唐代规定仓库粟米的储存年限，最少三年，最高九年，这客观上也为仓粮挪用提供了条件。[95]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