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灭蝗之法包括：焚瘗、以粟易蝗、利用天敌灭蝗和食蝗。焚瘗灭蝗最典型的例子是开元初期宰相姚崇领导的灭蝗运动。开元三年（715），河南、河北的蝗灾不期而至，来势汹汹，灾民畏之如天神。为了消灾祈福，许多人在田旁焚香膜拜、设祭，求神保佑。地方官员将灾况上报朝廷后，谏议大夫韩思复、黄门监卢怀慎、汴州刺史倪若水等大臣议论纷纷，认为蝗是天灾，当修德以禳灾。在玄宗疑惑动摇之际，宰相姚崇以蝗虫流离，事系国家安危为言，力排众议，请求遣使捕蝗，给予自己“出牒处分”之权，并以自身官爵为担保。[366]姚崇灭蝗得以雷厉风行地开展。根据蝗虫会飞，具有驱旋光性和群集性的特点，姚崇采取“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的方法灭蝗，即夜间于田间设火，然后集中捕集、埋掉或烧掉。并敕委使者详细按察州县捕蝗的具体情况，将捕蝗之勤劳疑惑懒惰均公之于众。八月，敕令河南河北检校捕蝗使狄光嗣、康瓘、敬昭道、高昌、贾彦睿等在蝗虫尽灭之后，入京奏事。仅汴州一地，“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367]当时，河南、河北诸道分遣御史捕而埋之，[368]还采取捕蝗给粟之法以鼓励百姓捕蝗。蝗灾得到有效控制，“连岁蝗灾，不至大饥”。[369]除此，开成二年（837），河南蝗灾，河南尹孙简“用诗之界火之义，遂令坑焚，去其大患，竟致丰稔”。[370]
在与蝗灾做斗争的过程中，一部分唐人逐渐认识到祈祷求神无效，开始尝试灭蝗。开元初灭蝗时，除了焚瘗之法，还采取了捕蝗给粟的奖励办法，“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371]即按照捕蝗多少给予相应奖励。白居易《捕蝗》一诗也反映出德宗时官府出钱让百姓捕蝗的现象。此以粟易蝗的捕蝗之法，并非唐朝创建。早在西汉元始二年（2年），“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平帝就“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372]
唐代还首次出现了一种不自觉地利用天敌灭蝗的记载。开元四年（716），山东诸州蝗虫暴起，田苗扫地俱尽，陂泽卤田蝗虫生子尤甚。县官或随处掘坑埋瘗，放火焚灭，杀百万余石，余皆高飞凑海，蔽天掩野，会潮水至，尽漂死焉。蝗虫积成堆岸及为鸦鸢、白鸥、练鹊所食，种类遂绝。[373]开元二十五年（737），河北贝州，蝗虫食苗稼，“有白鸟数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374]禾稼得以免受损失。《酉阳杂俎》亦记：“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375]当然，这是一种巧合，不是唐人的自觉行为，但仍启示我们生态灭蝗是一种良方。唐代亦有利用天敌消灭其他害虫的记载。如：开元二十六年（738），“榆林关有虸蚄食苗，群雀来食，数日而尽。”又天宝三载（744），“贵州紫虫食苗，时有赤鸟群飞，自东北来食之”。[376]虽不知赤鸟不知为何种飞禽，但无疑是紫虫的克星。生态灭蝗无疑是一种灭蝗良方，据统计，中国目前有鸟类、两栖类、爬行类等68种蝗虫的天敌。
食蝗则属于祈祷禳灾。史载首先尝试食蝗者为唐太宗李世民。太宗即位初期，水、旱、饥、蝗、霜灾不断。贞观二年（628），长安旱，蝗食稼，至少持续了四个月，太宗一方面为饥民赎子，另一方面还在苑中掇数枚蝗虫而食之，表示“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377]可谓处心积虑、煞费苦心，至于太宗是生食蝗虫还是熟食，则史未明书。由于太宗对灾害的重视，“是岁蝗不为患”，到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378]可见，人类经过努力，是可以战胜灾害的；灾害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不到人类的重视，任其发展或加速其进程，扩大其为害程度。
唐太宗食蝗应是个人行为，其政治色彩更多，中国历史上百姓大批的集体性食蝗则在德宗时。与唐太宗的食蝗有些作秀成分不同，灾民食蝗是为了充饥。史载，饥民蒸熟蝗虫，扔掉翅、足，然后吃掉，属于熟食。据《唐会要》：兴元元年（784），春大旱至四月，麦苗枯死。关中有蝗，“百姓捕之，蒸暴，扬去足翅而食之”。[379]《新唐书》载：贞元元年（785）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殣枕道，“民蒸蝗，曝，扬去翅足而食之”。[380]《旧唐书》也载：贞元元年夏，关东大饥，赋调不入，“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381]现代研究表明，蝗虫是一种富含蛋白质等营养成分的美食，虽然近代食蝗报道不少，但追溯食蝗之源，开此先河者是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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