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史学的新境况

两次世界大战，终结了一个旧的世界发展模式，也终结了自威廉二世以来德国一直谋求世界霸权的幻想。德国在战后美苏两极格局之下，被美英盟军和苏联分割和占领，这对德国人的生活来说，意味着历史的重新定向。这不仅是指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分别在西方和苏联的主导下，重新确立了自身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中对德国传统的一系列反思。

尼采早就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剖析了德国人的历史情结:死抱着历史而无力忘怀，给生活带来了重负。历史需要牢记，但一旦超出生活承重的极限，它就会变成一种负担。遗忘也应当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向以历史反思著称的德国人，在欧洲总是在关键时刻落在英法的后面，在民族前进或遇到极大挫折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自我反省。拿破仑当年横扫德意志诸邦之际，德国的有识之士梦寐以求的是通过改革完成政治统一，实现德意志民族的振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德意志民族又面临着同样的情形:重新定位，走出战争阴影，反思纳粹的种种暴行。

历史研究曾给19世纪的德国带来世界声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世界性政治经济格局的总体变革的影响，德国以历史主义、政治史、叙述史为核心的传统历史研究模式受到挑战和冲击。首先，德国何以会产生纳粹政权，战后这项民族反思的任务很大程度上落在历史学家身上，它促使德国历史学家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乃至近代德国的整个发展战略去着手解答。其次，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下的历史学家，在历史特殊性和个体性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民族特殊论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对纳粹这样的极端政权的产生是否也负有责任，这促使不少历史学家到史学思想中去追溯德国产生纳粹政权的可能根源。再次，由德国历史主义发展起来的具有德国特色的“理解”(Verstehen)理论，强调对特殊的历史事件作“直观”的把握，这与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派、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等历史研究新范式所强调的结构史或总体史有着显著的区别，它们对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也造成了外部的冲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1933年至1945年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和德国现代化进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成了战后德国史学的主要课题，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与社会科学的新范式之间的争论成为理论探讨的核心。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持立场不同，针对同样的历史或理论问题，也会在德国史学界引起很大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德国史学形成了不同的阵营和派别。战后的保守派、新自由派和批判社会科学派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史学流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历史学研究体制方面，德国史学界也有了新的变化。

19世纪德国史学界，有两个重要的史学派别:兰克学派和普鲁士学派。到了19世纪中叶，兰克在德国史学界的影响实际上已达到最高点。德国大部分著名史学家，除少数例外，都是由这位导师在柏林大学办的研讨班培养出来的。普鲁士学派则是脱离兰克派正宗的一个派别，其影响虽不及兰克学派，但它的力量也同样不可小觑，这个团体也聚集了德罗伊森这样的精英。虽然普鲁士学派不赞成兰克史学派追求客观性的立场，但总体上这两个派别还是相像的，这点在他们所持的历史主义立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19世纪的德国史学除了历史主义大为盛行之外，外在的表现则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主题，事件史或叙事史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若想撼动19世纪的德国史学范式，就需要面对这两个派别的共同回击。

19世纪末叶，兰普勒希特个人首先挑起了德国史学界的争端。兰普勒希特辩论以后，德国的保守力量在上升。魏玛时期，德国史学仍在坚持和强化历史学的传统。其焦点是驳斥西方对德国的战争指控，也反对从社会和经济角度去挖掘德国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纳粹政权上台之后，希特勒鼓吹的种族优越论得到了不少献媚的历史学家的专业支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法西斯政权更是注重借助历史为德国的对外扩张政策效力。1941年，德军最高统帅部首脑与“历史战线领袖”甚至签订了一项协定，要求历史学家积极帮助希特勒的国防军^[23]。纳粹上台后，历史学家除了选择跟纳粹合作外，要么被解职，要么只有流亡海外。1935年负责德国著名的《历史杂志》达40年之久的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就因为不满纳粹的行为而辞去主编的职务。

正如伊格尔斯所言，德国大学的体制及其对人员的征聘方式不利于持不同见解者。大学的贵族式体制对年轻的学者来说是一种束缚。年轻学者想要取得大学的授课资格，往往需要屈从于导师的意见。文化部的权威也往往决定了不少持不同意见者不得被聘用。更为严苛的是，还有专门的立法以限制学术思想上的异端。在这样的学术机制下，占据大学教席的思想倾向于保守，而那些较为温和的异端和自由派的批评家往往被排除在体制之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史学到了20世纪60年代仍然保持不变。

战后初期，德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国家的重建和秩序的恢复是德国发展的重点。而在思想文化领域，虽然已开始了反思德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这在流亡国外的犹太思想家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德国的整个学术机制的改革却相对来说起步更晚。大学的组织结构和聘用方式原封未动。那些曾支持纳粹历史编纂工作的历史学家仍旧留在大学或重返大学。曾被逐出大学和流亡国外的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一人回国定居。而战前比较保守的历史学家，在纳粹期间因为受到种族主义的迫害，战后他们的思想稍许更愿意接受民主的立场和方法论的创新。就总体而言，大学的师资基本上保持原状^[24]。这无疑也延缓了德国史学在战后的尽快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