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之后的法国史学

布罗代尔因其个人才华在法国史学史上获得了崇高的威望。但他的书并不像拉布鲁斯的书那样易于效仿，并且有一套可以复制的模式，因而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并未追寻布氏，转而向传统复归。从这一点上看，对战后法国史学起重要影响的是布洛赫、费弗尔、拉布鲁斯、勒费弗尔。战后史学家普遍关注心态，如乔治·迪比、勒高夫、拉杜里、马克·费罗(Marc Ferro)等。

要对这种转折进行分析，首先必须对萨特与列维—斯特劳斯在史学上的争论作一个大概的清理。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清楚此后历史学的发展方向。一般来说，人们往往以三个人物来代表20世纪法国的三段时期，即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德雷夫斯事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德(André Gide)——两次大战之间;萨特——解放运动之后^[24]。萨特，对中国学人来说可谓是评论最多、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和渗透面最广的学者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在其自称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萨特又是一个遭到许多误解的人，而且在国内学者所书写的思想史中没有其相应的地位^[25]。关于萨特的历史观，萨特在其“反对共产党的”^[26]、“关于历史社会学说”^[27]的《辩证理性批判》中有清楚的表述。作者在《辩证理性批判》开篇就说:本书是要为“任何一种未来的人类学的绪论”奠定基础，其直接目的是“创立一种生成的(constituent/constituante)和历史的人学”。^[28]在詹明信看来，这种观点是“以真正萨特的方式”改变了《存在与虚无》^[29]。众所周知，后者主要讨论存在与认知的辩证法，但当把这种辩证法的因素纳入到人的学说之后，历史的“人的真理”也将以总体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30]。谈到历史的可理解性，萨特认为“历史的总体化与总体化的真理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知识本身的可理解性问题。用萨特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辩证理性”的问题^[31]。萨特认为:要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先抛弃“先验论”，从具体的分析与研究中得出判断，其中的方法论转换则来自于精神分析学与微观社会学^[32]。关于历史的意义，萨特认为:“历史的各种意义的多样性，只有在一个将来的总体化的基础上……才能发现自己和自为地设定自己。……那时，历史将只有一个意义，历史也将会消解在共同创造历史的具体的人们之中。”^[3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萨特既关注历史的总体，又探究构成这个历史总体的个人。这种人学色彩的辩证理性其实就是历史理性，因为“只有人才能创造辩证法，但又受辩证法的制约”。历史的“惟一可理解性是……在其真实基础是匮乏的具体历史中，只能作为一种对抗的相互性表现出来”。^[34]从这一点上看，萨特的历史观表现在其存在主义立场之上是悲观主义的，是一种“绝望的哲学”^[35]。正是这种辩证因素在里面，所以萨特还认为:我们还可以看见“部分地区性的成功”，这是“一定程度的进步”^[36]。

萨特以文学想象和逻辑推论对社会历史进程构造了一幅理念的图式，也正是这一点遭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37]。斯特劳斯在其《野性的思维》一书中专辟一章来讨论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中关于历史存在主义的观点。如前所述，萨特重视历史，主张以个人为本位参与历史与社会实践。斯特劳斯则批评萨特“把历史看作高于其他人文科学并形成了一种几乎神秘的历史概念”，转而主张我们应“尊重历史，但不赋予它优先一切的价值。同时，还应把历史设想为一种对自己的工作的补充研究:历史在时间中，人种学在空间中，展开了人文科学这帧扇面”。^[38]与此同时，他还激烈地反对萨特的人类中心论，并认为只有把社会看成一个结构整体，同时对其作共时性考察，才有可能对人的意义给予理解。相反，“把历史过程想象为一种连续的发展不仅是虚妄的，而且是矛盾的”。^[39]斯特劳斯区分了两种历史时间，即大家熟知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但从本质上来看，这种时间观仍是以黑格尔的历史时间为基础的^[40]。对历时性历史观的批判目的在于取消“野性”的原始人与我们之间的区别^[41]。

当然对于萨特的主张持反对意见的不仅仅是斯特劳斯，同时还有福柯。福柯对法国史学的贡献自不待言，而且国内对其思想的介绍也颇多。在所有的“结构主义者”之中，福柯在许多方面是最接近历史学家的。有一段时间他还将自己置于历史的根基之上，以便同历史学家一道工作来与他最初研究的学科——哲学保持距离。但他从事历史研究的方式类似于康纪劳姆(Georges Canguilhem)处理心理学，以尼采的方式从历史学的内部来“解构”(déconstruction)。他的作品与立场因不可避免地误读或理解不清而遭到许多历史学家的谩骂，比如他的《知识考古学》与《规训与惩罚》、《词与物》^[42]。为了摧毁传统历史学家所倡导的大写历史，福柯批判观念史的三大主题即起源(Ursprung)、连续性、总体性，转而主张间断性、断裂界限、裂口等用以怀疑历史、否定实践、取消主体。而诸如历史、实践、主体等恰恰是萨特、《隐蔽的上帝》作者戈德曼等思想家所重视的，因为只有这些才能保证“历史分析成为有关连续性的话语”。^[43]正如萨特在反驳福柯的《词与物》时说道:“他并未告诉我们……每种观念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应该让实践、历史参与进来，但他排斥这些……(他)用一系列的静止来取代运动。”^[44]

如果说福柯是从本体论上反驳萨特^[45]，那么梅洛—庞蒂则是从目的论上与萨特持不同意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时，庞蒂公开批评苏联模式，特别是“劳改营制度”。1955年庞蒂发表了《辩证法的历险》以对萨特的“超级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全面的批判。在莫斯科审判案中，庞蒂发表了他的看法:历史充满偶然性与危险。个体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不是命定的，而是无限开放的可能，具有不确定性。换言之，历史并非科学家的“实验室”，并且历史根本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

从历史背景来看，1968年5月风暴对法国乃至欧洲社会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从五月风暴与历史学的关系来看，有一点就在于它动摇了结构主义的反历史倾向，并且有可能使得结构与历史达到和解。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历史学家重新关注语言学、人类学、精神分析等，并希望从中汲取思想资源以供历史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年鉴》以“历史与结构”为标题出版了一期专号，以表明未来一段时期内历史学家可能走的路线。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历史学家再度沿着列维—斯特劳斯、葛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斯珀伯(Dan Sperber)、佩舒(Michel Pêcheux)等伟大学者所研究的方向努力。

列维—斯特劳斯引毛斯的话说:“社会科学如果处处追随语言学的指引，肯定会进步得快得多。”^[46]谈到对人类学的借鉴，贡献最大者首推乔治·迪比。迪比于1919年生于法国。他是在1937年的一次哲学研讨班上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他从事历史研究的有效性，并坦言自己深受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巴里巴尔(tienne Balibar)等人的影响。具体而言，迪比后来所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就是取自他们的阐释。迪比曾经对马孔地区(La région mconnais)的经济与贵族革命作过研究，撰有《11—12世纪马孔地区的社会》(1953年)。但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并不是刚才提及的那本书，而是《三种秩序或封建主义的想象》(1978年)。他在该书中把中世纪社会分为三种“秩序”，即神父(Oratores)、贵族(Bellatores)、农民(Laboratores)，并相应地承担着“三种功能”的作用。迪比以卡洛林王朝为范例对西欧中世纪社会进行分析，并把这种秩序界定为封建主义革命的产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迪比受语言学家杜梅泽尔的影响也很深，“三种功能”即源于杜梅泽尔(G.Dumézil)。只是迪比最终颠覆了杜梅泽尔提出的三种功能是印欧心理特有结构的观点。

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是继布罗代尔之后的又一位重要的史学家。他于1971年被选为高等实践研究院院长。他著述甚丰，如《中世纪的商人与银行家》(1955年)、《中世纪的知识分子》(1957年)、《中世纪的想象》(1986年)、《圣路易》等。但他对法国史学的反思还是集中于他与诺拉等历史学家主持出版的三卷本《研究历史》(Faire de l'histoire，1974年)中。在“新史学”这一篇文章中，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学的特殊地位”，“年鉴学派”的诞生，并且提及了“新史学”的几大祖先——伏尔泰、夏多布里昂、基佐、米什莱、西米昂等，最后他指明了新史学“将来可能又必然的发展的三个方面，即新考证研究的大力推进……向总体史学与想象史迈进……对概念与理论的关心”。对于史学的前途，他在文中提出了下面三个假设，即“或许继续向其他人文科学渗透……或许是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或许是坚守一个新的领域，同时实行一次新的‘认识论上的断裂’”^[47]。对于“心态”，勒高夫指出:“心态史最吸引人的地方即在于其模糊性:可用之于研究别人置之不顾的资料。”^[48]

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于1973年进入法兰西学院继承布罗代尔的职位。在就职仪式上，他发表了题为“静止的历史”的演说，以指明当下历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1975年他出版其最有影响力的《蒙塔尤，讲奥克语的乡村》。该书对乡村物质文化的研究以及乡村村民的心态研究都是非常到位的。在此之后，他还出版了影响力不如《蒙塔尤，讲奥克语的乡村》的《罗曼斯的嘉年华》，结集的论文命名为《历史学家的领域》。

阿古贡(Maurice Agulhon)则着重阐述了至今仍流行的概念——“社会性”(sociabilité)，以用来指称那些聚集政治观念的网络与团体。而对于这一时期的法国来说，年鉴学派传统中很少涉及的政治史的“回归”更具有独特意味。这种“回归”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回归，还不如说是各类史学家把政治分析重新融入到他们著作中的一种努力。阿古贡在二十多年前调查社会形式在政治文化移植中的作用时，就给出过一个精彩的例子。而这次他既使用了“社交”的传统形式，又创造了新的结构。因此对于阿古贡来说，政治仍然深深地扎根在社会中。但是，如果说阿古贡谈论的是古代政治史的话，那么韦尔南则是在努力地践行这些主张，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

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早年研究哲学，对柏拉图的哲学很有兴趣。韦尔南的导师是梅耶森(Ignace Meyerson)。1940年韦尔南认识了梅氏，在梅氏指导下研究希腊神话等。1948年加入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即CNRS)，对柏拉图思想进行研究，撰有《希腊思想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que，1962年)。他以自己的实践影响了一大批历史人类学家，如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马塞尔—德田恩(Marcel Detienne)、阿通(Franois Hartog)、罗饶斯(Nicole Loraux)、伏隆提兹等。也就是说后来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借用了人类学的概念与方法。换言之，他们现在是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老问题，并且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并不是唯一的跨学科实践。此时仍有人试图重新系统地解释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如福柯、诺拉。

诺拉(Pierre Nora)既作为历史学家又作为出版家活跃在法国史学界。他受福柯的影响比较深，但也是对福柯质疑比较多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与勒高夫等主编了《研究历史》、《历史科学词典》等，并促成了新史学的发展。而作为领导者之一，他领导的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在今天成为了法国最有名的几大出版社之一。诺拉的贡献，除了其自身研究以外，最为重要的是主编了《记忆中的场所》一书，并获得了巨大的反响。

除此之外，勒努万(Pierre Renouvin)所开创的国际关系史在当时法国史学界的地位也不容小觑。他因著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近因》而一举成名。随后，由于一系列优秀著作的问世，他的声望与日俱增。如今，勒努万被认为是当代第一流外交史家之一，并培养了一批国际关系史家。虽然他早期受的是实证主义式的训练，但是他对国际关系的解释却是与实证主义相去甚远，而是从政治、经济、心态(精神状态)与“意识形态”(这里所说的是非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等方面来入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集体表象”或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概念在这一时期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有人把这一时期的法国史学称为“历史人类学”时期，依据则是诸如“心态”、“历史心理”等问题在法国再度复兴。举例来说，这一时期许多史学作品涉及与心态相关的主题，诸如论“性爱”、“死亡”、“家庭”、“恐惧”、“儿童”等。尽管对“性爱”的谈论早就已经开始，如费弗尔有过关于爱情与性欲的专题研究，但在被称为“历史人类学”时期，较为重要的是福柯的《性意识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此外，与“性爱”相关的如“避孕”等问题也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关于“死亡”这个主题，古贝尔在1952年专论17世纪法国布维地区时对儿童死亡问题有过研究，但此期最为主要的代表性历史学家是米歇尔·伏维尔、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肖努等。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以前我们问“什么是死亡?”如今人们更多的是问:“死亡在话语论述中该如何表达(représentance)?”但对死亡的存在论探讨“不在历史思考的范围之内”^[49]。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并未从哲学的高度来审视诸如死亡、罪恶、惩罚等问题。正因为这些原因，德里达批判了那些研究死亡的历史学家诸如米歇尔·伏维尔、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等^[50]。此外，与“死亡”相关的如健康(包括亚健康)、卫生、疾病等问题都纳入历史研究范围。论“家庭”的有路易斯·亨利(Louis Henri)、阿里埃斯、弗朗德亨、比尔基埃(André Burguière)等。特别是路易斯·亨利，他于1956年提出了家庭重组法，利用历史上教区关于受洗、结婚、丧葬等记录来重建过去的家庭结构。与“家庭”相关的如婚姻、代际关系、住宅、隐私等话题也成为了历史学研究的中心话题;论“恐惧”的有让·德吕莫;论“儿童”的有阿里埃斯。

而在这一时期，从根本上把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结合起来思考有其独到之处的学者当数保罗·利科。其《历史与真理》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尽管利科离被当时史学界所承认尚有一段距离，但其影响仍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