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

第二节　“安史之乱”后

“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军队被调去平叛，河西防御空虚，吐蕃乘虚而入攻陷凉州。大历年间（公元766年—公元779年），甘、肃、瓜州相继陷落，河西节镇移至沙州，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前后陷入吐蕃，嘉峪关地域亦随肃州陷于吐蕃。吐蕃残酷的剥削压迫，激起沦为奴隶的汉族人民的不断反抗。加之吐蕃统治集团内讧，贵族集团与王族争权，互相倾轧、残杀，导致内乱衰弱。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汉人张议潮在沙州（敦煌）率众起义，收复沙州，接着乘胜东进，攻克瓜州，然后以沙、瓜二州为根据地，积极修治甲兵，扩大队伍，在人民支持下，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开始向东、向西对吐蕃发起大规模进攻，攻克肃、甘、兰、鄯（今青海乐都）、廓（今青海化隆）、河（今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伊（今新疆哈密）、西（今新疆吐鲁番）各州。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张议潮遣兄议潭奉河西、陇右、瓜、沙等十一州图籍于唐。唐于沙州设立归义军，授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咸通三年（公元861年），张议潮率蕃汉军攻克重镇凉州，至此河西诸州复归于唐。吐蕃占据河西期间，酒泉依称肃州，嘉峪关地域隶于肃州。

隋唐时期，为对付青海的吐谷浑、吐蕃和西域的突厥等，隋、唐两朝都注意经营河西，先后于河西设郡建州，新建军镇、守捉，派总管、刺史、都督、将军等运筹指挥，或“离强合弱，远交近攻”，或派大军远道围剿打击；或以强大军事势力进行威慑。在经济上，兴修水利，于河西开辟屯田，军屯、民屯并行，并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商业，加强中西经贸文化往来。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为丝绸之路上的大都市，开辟了由敦煌到西域的北、中、南三道，使中西交通大道畅通无阻。同时开展中西文化交往，佛教兴盛。此时唐与印度及中亚文化交流甚广，酒泉、嘉峪关地带为中西交流往来必经之地，经济、文化、交通有较大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亦有较大进步。佛寺石窟艺术、雕塑壁画艺术都一时昌盛。这一时期的嘉峪关地域很好地发挥着中西交往重要交通孔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