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之于中国文学之意义

导论　建构“群像式”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兼谈“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术路

天使是插上了翅膀的撒旦，历史往往隐藏于假象的背后。

——吉奥乔·阿甘本

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是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

——马泰·卡林内斯库

一

“二十世纪文学史”^[1]是一个近些年曾在文学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与高度关注的词语，此语与海外中文研究界的“现代文学”这一名词在内涵上几乎保持高度一致：即否定“1949年”在文学史研究上的积极意义，进而认同五四时期不但是现代文学的逻辑开端，更是当代文学的精神来源。若是套用李泽厚的话来讲，就是“启蒙压倒革命”。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五四时期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所在，尽管不断有现代文学学者一再上溯现代文学之逻辑起点为晚清甚至更早^[2]，但他们谁也无法抹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价值；同理，我们也不能刻意忽视“1949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纵然信奉“二十世纪文学”甚至“现代文学”就是“当代文学”^[3]的学者，也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中国文学确实在1949年此处有一个转弯，并且是大转弯。

笔者认为，转弯之后，中国现代文学遂由一条大路分成了两条路：一条貌如“金光大道”，却与前路有着九十度的转折，内地学界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另一条看似“通幽曲径”，但却是前路之精神延续，内地学界称之为“港台文学”。两条道路，各有千秋。

问题不言自明，“1949年”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符号，其意义究竟为何？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无数本不同的文学史教材中找寻到五光十色的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并非都指向问题的本质。研究界对内地“现当代文学”分野之态度实质上应证了他们对于政治与当代文学生产关系之态度。因为大部分研究者们都认为，1949年之后，政治开始对文学进行全面干预，使得五四时期建立的“文学道统”迅速瓦解，文学不再具备其应有的启蒙价值，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红旗歌谣》式的诗歌、《金光大道》式的小说与“样板戏”式的戏剧。政治将文学全面解构之后，使得文学不但“告别五四”，甚至还走向了反面。

正视并否定“左倾”思潮对文学的干预，这是必须的前提。但我们本身不应否定一段过去的“历史”。海登·怀特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文学是“可叙述”的文本，而历史是“不可叙述”的文本。事实上，历史同样是“不可否定”的文本，我们只能否定某种思潮、某条理论、某个具体的方案或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一段由人类群体所共同创造的时间维度——譬如一棒子打死“80年代”、彻底否定“晚清”以及认为“十七年”一无是处。

再将思考重新回归到问题本身上来。对于“现当代文学”之分野，我们既不必横加批判，也不必故作无视，1949年之于中国文学之意义，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也绝非一两位学者甚至一两代人可以定论。作为生活在“当代史”中的我们，面对已经存在的时间分野、历史现象，最有效的解读策略便是在研究范式上寻找突破——对于1949年之前的文学，我们该如何研究？对于1949年之后的文学，我们又该如何研究？

笔者认为，1949年这个时间概念，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文学的生成机制，而在于对于其的研究、解读机制。因为从长远的大历史观看，1949年与万历十五年、贞观元年一样，都是一个历史长河中的年份。我们无法去否定远古洪荒，亦同样无法否定已经逝去的“现代史”，因为，它们都是已经逝去的“历史”。

说通俗一点，所谓“历史”就是爱·伦坡《红魔假面舞会》里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

“他们，都不见了。”

二

就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为叙述方便，下文将统一将此叙述为“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方式而言，目前学术界并未对其提出明确的质疑或是界定。更多的学者用“二十世纪文学史”这个宏大命题来消解1949年这一时间分野，使得现当代文学史在同一个研究范式下进行。当然，笔者并非批评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在这里，我想小心翼翼置喙的是：在名目繁多的研究方式中，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分清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作为现当代文学分野的1949年，究竟在哪个层面上影响到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笔者拙以为，这一问题首当从“失踪者”来回答。

所谓“失踪者”便是后来文学研究者缄口不提的作家、作品、思潮与现象。谁也无法否认或逃避，现代文学短短30年，诞生出了一大批巍巍在上的经典作家：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田汉……他们不但以英雄的表象出现在从小学到博士的教材里，还以经典的扮相、大师的形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远看宛如复活节岛上的巨石阵，使人不得不高山仰止、膜拜不已。纵观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史，屈子歌赋、李杜诗篇以及三袁文章，有谁可与文学旗手鲁迅先生相抗衡？

但是，与此同时也诞生出了一批失踪者：邵洵美、李赞华、向培良、张资平、章克标、丁嘉树、罗隆基、许君远，甚至包括近十余年之内“走红”的梁实秋、周作人与张爱玲……与经典作家们不同在于，他们已然在之前甚至当下的研究界“失踪”——其中绝大部分人的文字、生平甚至姓名均不见于当下的任何资料。现代文学“失踪者”何其多也，短短60年，部分主流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们“拐卖人口”的水平恐怕连最牛的人贩子也难以望其项背。无怪乎一位本科生向一位现代文学硕士生导师请教“罗隆基是谁时”，这位老师竟汗如雨下，最后以“不该问的别问”草草收场。

勿怪这位老师水平低下，现代文学史中“不该问”的问题恐怕每一个文学史家心里都有一本账，被鲁迅先生骂过的不该问、“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论战时站错队伍的不该问、参加过“三民主义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也不该问，1949年之后被打成“右派”的更不该问，在前些年甚至连胡适、罗家伦与傅斯年都不该问——理由竟是他们1949年之后去了台湾。粗粗算下来，“该问”的也就只有从“左联”的鲁迅到“延安”的赵树理等寥寥数人。不过，至于“左联”，千万也不该详问，因为若是有聪明点的学生问起鲁迅骂周扬的原因，恐怕不知哪一位倒霉的老师又要“汗如雨下”了。

“失踪者”如此之多，为后来研究者平添许多困难。无怪乎研究者们常常感叹：文艺思潮研究常是“掐头去尾”，关注某个文学争鸣最后才发现“有始无终”，史料研究到了一半断了线，仿佛看悬疑小说看了高潮没了下文。对于一些人或事，要么被以“反动”、“政客”甚至“特务”冠之，要么在官方的文学史里索性不提——想当年，谈唯美主义不提狮吼社，提民族文学不论及《现代文学评论》，研究民主党派对现代文学体制的影响却避开《絜茜》杂志……凡此种种，竟已被之前的主流研究界视为常态。时至今日，与“极左时代”相比，话语环境确实宽松许多，某些话题相对已经不再是禁区，但是关于其史料也匮乏、散佚了。

在大量“失踪者”产生的前提下研究现代文学，实际上违背了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所谓文学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结合，说细一点，历史学研究方式是方法论基础，而文学研究方式（如文本解读、意识形态分析、审美分析等）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楼阁，若无充分的历史学研究训练就贸然闯入文学史研究，好比是没有学过解剖学的医生给人动刀，导致的结果就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瞬间死亡”——因为一手资料一旦被发现，研究者就面临不断“被商榷”甚至“被否定”的结果，而被研究者却因为各路英雄的“各样研究”被涂抹到如京剧脸谱一般，越描越花，离真容越来越远。

时至今日，现代文学研究被后学者视为畏途。相比之下，当代文学研究反倒成了一块热土。因为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属于“红旗下”甚至“春风里”的文学创作，且1949年以来，中国官方对于出版体制的管理尤为严格，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少有被争议之作，而且作家作品都好找到，并且健在者为多数。而现代文学恰恰与之相反——出版管理政策松动，多数刊物没有“刊号”，作家学者编辑者们意识形态不一，且当时国内时局动荡、意识形态多元化，从文者们投延安毛泽东者有之，投重庆蒋介石者有之，投南京汪精卫者也有之。如此看来，大家都“弃现代”而“奔当代”便不足为奇了。

三

问题不言自明，1949年之于现当代文学最大的意义，便是导致无数“失踪者”的产生。但是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提必须要像做历史研究一样“回到历史现场”——尽力找回这些失踪者，若是找不到失踪者，研究只能靠并不可靠的“二手资料”，而这却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忌讳。因此，我常常天马行空地遐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若是有人故意（或是无意）在自己某篇论文里造假史料，岂不是如多米诺骨牌一般，要害苦后面靠“二手资料”吃饭的人？

与我持同样想法的人应不在少数，所以研究现代文学的风险之大，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但与其他文学专业相比，现代文学的研究队伍仍不可小觑，每年硕博毕业论文关于现代文学研究数以万篇，洋洋洒洒涉及他们可以触及的各个角落，无怪乎钱理群教授称现代文学为“贫瘠的矿区”——因为关于鲁迅、郭沫若、老舍等作家的专题研究，已然成为“鲁学”、“郭学”的庞大梯队，甚至许多受他们影响的二、三流作家也都相继有了评传、年表与相关研究专著。

但是事实上是，当下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竟近似天文学界对宇宙研究状况：对于已知的，耳熟能详，成了常识；对于未知的，白纸一张，并且也懒得再去过问。因为“现代文学”目前最为多见的三种研究方式，大大制约了该学科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通史研究法。此类研究法为国内各大高校、研究所在编写教材时普遍采用，开口提五四新文化运动，谈到1949年就戛然而止，大体沿用之前已出版文学史的惯例，只看大局，不管细节，只说知道的、该说的，避讳不知道的、不该说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创造社、“左联”到抗战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一路下来，就是一本看似壮观的现代文学史。进而大量现代文学史的出版导致现代文学研究界呈现出了如房地产界的虚假繁荣。

当然，这种研究法的最大好处就是洞观全局，避免以偏概全的主观性。但是这却是一种非常简便的研究法，就像是为中小学生编写《上下五千年》一样，并不需要丰富的史料与学科知识作为支撑，知道是常识，不知道是谜案，正所谓“子不语是非争议”是也，找准一条历史线索，赶知道的写上去，这便是该研究方法带给后学者的困境。

第二种方式是作家作品研究法。“搞现代文学研究，跟着作家作品走”——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们最为常用的方式，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靠对老作家的研究、关注以及评传撰写进入文学研究界，待到成名之后，便不再去过问这个为他们所用的课题，譬如田汉之于朱寿桐、曹禺之于田本相以及鲁迅之于汪晖等，在他们之后，“曹学”、“鲁学”阵营纷纷崛起、壮大。

这类方式的好处便是可以对一个作家形成“传记式”的研究，但是其最坏的影响就是此研究方式一旦蔓延到了当代文学研究界，就抹杀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逻辑界限。王安忆、余华与韩少功等健在作家的身后都跟了一群群的研究者，一本本的研究资料层出不穷。一种文学研究方式贯穿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大领域，无疑会使得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界限模糊不清。

第三种方式是理论前置研究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崛起于80年代的“重回五四”，兴盛于9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在21世纪，虽然有不在少数的学者视现代文学研究为畏途，但是仍有一些从事前沿理论研究的学者，将目光投射到了仍然颇为热闹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从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后现代”开始，到“后殖民”、“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神话原型”等，理论层出不穷使人目不暇接。这些理论不但可以解读当代文学，试图让中国当代文学与国际文学研究接轨，甚至还有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解读屈原、李白——更多的是被应用到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如鲁迅作品中的解构意识、萧红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与戴望舒等——当然这未尝不可，本身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下影响产生的，即“作为他者的现代性生成”，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传入到1949年前的中国，无非是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等十来种，新批评、女性主义虽有引入，根本未成气候，更对作家无甚影响。看看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被用到层出不穷的新理论，有时笔者都不禁感叹：怎么现在一下子弄来了这么多？

虽然文学本无疆界，经典不惧历史，但是这些方式是否真的可以起到应有的文学史研究效能？很难说。

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的兴盛，这类研究方法被发展到了极致，在某些批评家的笔下，川端康成可以与钱钟书横向比较，莎士比亚可以与郭敬明纵向研究，所得结论亦是令人瞠目结舌甚至忍俊不禁，正所谓是“没有不能比，只有不敢比，有了好理论，管他作家在哪里”。于是乎，某位地方文士的杂文在一些青年学子的笔下开始有了“后殖民”的视野，一些本属文学爱好者的退休干部，其诗文竟也被咀嚼出了“后结构主义”的特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文学研究进入到如同化妆师甚至整容医生的境界，真不知兰色姆、福柯等经典西方文学理论的作者在九泉之下望着东方的文学批评界是否会呼天抢地、捶胸顿足？

四

如上所罗列现代文学的三种研究方式，在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界时有出现。随便翻开一本文学类的学术刊物，便可看到上述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被应用到现代文学的研究当中，当然某些高人“双管齐下”甚至“三者并用”也并非不可能。在这样的语境下，现代文学研究该如何推进？

前文所述已进入到问题的实质，即重视史料的研究意义，1949年及其后的政治意识形态遮蔽了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些现象，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已经散佚的史料。

没有史料，如何研究现代文学史？没有第一手史料，如何甄别政治语境下的文学史研究？

“重新回到历史现场”这一观点，在内地学术界尚属被“新提”的观念，但在海外却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如王德威、蔡登山、方长安、陈子善与谢泳等学者一直在致力于现代文学的史料学研究，金理、梅杰等青年学者近年来也有新成果问世。可这支队伍与前面所述的三支大军相比，仍是势单力薄，难以与之匹敌。国内关于文学评论的学术刊物林林总总，但是纯粹关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仅有以季刊发行的《新文学史料》。如此说来，对于史料的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界尚未提升到研究日程。

但公正地说，近5年来，关于现代文学的史料学研究已经是其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尤其是随着一批杂志、书信与档案的解密与重现，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开始不断被挖掘，譬如张爱玲、邵洵美、张资平等“失踪者”的文集、评传均已面世，而且张爱玲凭借其独有的跨文化阐释，使得她具备了在当代的文化声望，“张学”已然成为了21世纪现代文学学术史上的研究热点。

一旦以史料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始勃兴，那么以“二十世纪文学史”为幌子，意图以一种研究范式来“打通”现当代界限的这一研究方法之理论逻辑也即将走向崩溃。因为作为实证研究的现代文学“史料学”与作为理论研究的当代“文学批评”本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在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中，批评家作为在场者，其任何言论都参与这个系统的构建并具备了口述史的意义。因此，当代文学的体系是开放、可修改的。在这重语境下，当代文学必须采取“文学批评”的姿态，凭借批评家的力量，来完善、建构新的文学体系。

现代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并且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过渡导致了如此多的“失踪者”。我们谁也无法参与这一体系的构建，只有在史料研究中“求真”。研究者们可以解读张爱玲，但是谁也无法让张爱玲续写《小团圆》；宽松的社会语境赋予了大家尽情批判鲁迅的资格与权力，可任何人也没有可能去告诉鲁迅：你该怎样去写作。

毋庸置疑，当参与建构的话语在现代文学这一体系中失效时，史料钩沉成为研究者们走出研究困境的出路与前提，“论从史出”必须且唯一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来源。

五

但是，对于现代文学史料学，也必须关注三个具体的问题，否则史料学很容易走入歧途。

首先，现代文学史料学，并非是如思潮史研究般从宏观的问题入手，而是“群像式”的研究，这是做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前提。

这里所说的“群像式”研究，是不以“问题”为出发点的，而是一种从不同、具体的第一手文学史料入手，发现新问题，使不同的史料所产生的不同的新问题如同“群像”一般，从而形成类似于“神圣谱系”一般的阵容。毕竟不是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找得到史料，但是任何新近发现的史料都可以指向某个未知的问题。

这里的史料，包括一纸书信、一本杂志、一袋档案，也包括一段录音、一份文件，研究者要从现有的珍稀史料出发，钩沉历史，解读真相。现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有见微知著的“去蔽”能力，而不是扛着“现代性”或“后现代”大旗，哗啦啦一挥，结果反倒把自己甩入到理论套理论的陷阱里。

简而言之，“去蔽”便是研究的核心，因为就现代文学史而言，大的文学发展规律已然被审理得非常清楚，现代文学研究者没有必要在综述的前提上继续从事学术史性质研究（当然，专门的学术史研究学者例外），但是现代文学中某些具体的人际关系、时间年代以及“失踪者”——包括作家、刊物与思潮，仍然存在着被误解、被遗忘的以讹传讹。

历史研究本身是“以点带面”式的研究，现代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群像式”的拼贴过程，因为这些细节的问题往往可以导向另外一个学科的新问题，形成一个宏大叙事的导引。譬如从《絜茜》杂志与“第三党”的关系的入手，就很容易反观20世纪30年代民主党派参政形式与现代文学体制形成过程之间的关系；再譬如从《现代文学评论》中一篇论述《古兰经》的文章切入，就可以将问题引向民族主义思潮与早期“民族文学”观念发生的关系——前者是具体问题，而后者则属于另一个学科新问题的宏大叙事。掌握“群像式”的研究方法是现代文学史料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其次，现代文学史料必须是第一手资料。

所谓史料，自然是“第一手资料”，这是任何历史研究者都知晓的一个常识，但是对于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来说，“资料难找，找来难读，读了难写”仿佛成了一个不可言说的漩涡。二手、三手史料层出不穷，一人错则百人错，百人错则成真理——后学者为前者不断“钩沉”、不断“勘误”，看似引起争议，实则浪费时间，其他多名学者为一人做注脚，最后可能依然是以讹传讹，反倒是先入为主的谬误传得更远，真相仍不为人所知。这笔账无论如何计算都不划算。

“回到历史现场”就是对于第一手资料的重视。笔者认为，第一手资料最好是以报刊、书籍与文件等公共印刷物为主，书信并非不可信，但主观意识浓厚，很容易受到误导，而且书信造假容易（笔者曾在拍卖行发现过仿造邵洵美的书信），公共印刷品则造假困难，且内容相对客观，体系相对全面。

对于第一手史料的选择直接决定了研究问题的导向何处，并非所有的第一手史料都有价值，一般来说，从第一手史料出发的研究导向有三。一是理清关系，即重新审理作家、编辑者与时局（政治、经济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有的关系未被发现，有的关系被所谓的定论所束缚等。这些关系的发现，有助于对当时文学生产机制与生存状态作管中窥豹式的研究。二是推翻前论，即所谓的“翻案文章”，对于研究界现有成果中一些看似既成的定论，从史料的角度予以推翻，并推测其是主观意图谬误还是客观硬伤性的错误。实际上，这是一种史料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的结合。三是发现“失踪者”，即对研究界一些从未提过或语焉不详的文学刊物、作家进行史料钩沉——但前提是“失踪者”必须具备两个特点：首先，从未被任何人研究过；其次，本身有着叶落知秋的价值，通过其可以窥得某种文学思潮甚至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

最后，“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必须要有跨学科视野。

史料学并非就是单纯从史料出发，然后罗列、分析与解析史料。之所以如此多的学者都不敢以史料学为核心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客观问题当然是第一手史料很难寻找，主观问题无疑是部分研究者们缺乏一定的跨学科视野。

作为面向社会的“公共话语”，文学期刊最能反映当时文学的状况，以及其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也是为何笔者将“期刊”作为“第一手史料”的原因。但是，对于期刊的解读并非只是对于上面所刊载文章的文本解读，刊物上的版权页、广告甚至作者署名，都是可研究的对象。例如，结合20世纪30年代国内物价指数，从《烽火》杂志的广告数量以及定价推测出《烽火》杂志的销量，进而推翻之前胡风的“定论”，这本身需要一定的经济学、传播学知识；从《现代文学评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试图审理“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演变，这亦需要民族学的一些基本理论；甚至，对于《絜茜》的解读，若是没有对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的了解，恐怕是很难理解其重要意义的。

六

因为全书都是相对颇为学术的理性叙述，所以，这个导论，笔者希望可以写得轻松一点、好看一点、易懂一点。

无论如何，笔者诚恳地期待，读者诸君可以对这本书进行猛烈的批评，因为任何学科及其研究方式都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发生什么改变，但是总要有被抛的那块砖，才会引来真正的那些玉——请相信，此时此刻我愿意做被抛的那块砖。

谢谢你们看到这些文字。

【注释】

[1]内地现当代文学学界对于文学的概念定义时常会陷入“时间性修饰”，即使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来定义文学，而这种定义恰恰因为片面性、粗略性而缺乏严谨的合法性。譬如当今“80后文学”、“20世纪90年代文学”等，实际上这类界定关于“文学”这一特定语的修饰并不能完整、准确地定义这类定义所包含的文学范畴，因为文学的发展并不被人为的时间、国界所限定。

[2]在这里，笔者更倾向于王德威先生对于文学史发展先承后续关系的认定，即“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同理，“没有现代，何来当代”亦构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精神关系。“当代文学”虽与“现代文学”属于两条不同的路数，但是1949年作为一种政治年代的符号，改变的是文学的精神能指与意识形态代言，却未改变文学自身的叙事范式、结构策略与表达形式。

[3]关于“当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目前在海内外研究界有三种不同的英文翻译，实际上暗含了对待“现（当）代文学”这一特定内涵的三种不同认识。其一是“modern literature”，这个词组实际上是“现代文学”的直译，意味着具备“现代性”意识，即与启蒙、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文学；其二是“contemporary literature”，这个词组则意味着认可“当代文学”具备共时性、开放性这一特质，并将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入手点；其三则是“mandarin literature”，直译为“白话文文学”，目前这个译法在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学术界比较常用，主要指白话文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该译法一般暗含了认同“现（当）代文学”在语言、文字上的现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