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之父”来到中国

一、“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

新近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萨顿科学史”丛书，是一套既面向科学史、科学哲学等专业研究者，又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丛书。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此套丛书的主角的特殊地位，他的经典性思想以及他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观点。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是一位科学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可以说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一个罕见的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结合的典范。

就其在科学史领域的具体贡献来说，除了他写出的15部专著（这仅仅是指在他生前所出版的专著，在他去世后又有若干由他人编辑的论文集出版）、340多篇论文和札记、编辑的79份详尽的科学史重要研究文献目录之外，他还创办了至今仍是科学史领域最重要的刊物《爱西斯》（ISIS）和《俄赛里斯》（OSIRIS）。

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对科学史这门学科之建制化的贡献：他创办了重要的科学史刊物，确立了这个学术领域的独立性，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会，为科学史领域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一般性的综述、高级的专著以及教学手册，并建立起科学史的教学体系——正是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

有人曾这样说，虽然萨顿最初所受的主要是科学训练，但由于他本人的兴趣以及他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所作的努力，萨顿在人文领域中成为一个极其博学的人，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用在科学史研究中所必需的语言能力来证明：萨顿掌握了包括中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土耳其文、希伯来文在内的14种语言。

尽管在今天，随着科学史学科的迅速发展，萨顿在科学史中的工作，已经不在前沿位置，但对于像中国这样仍处在建制化或者说“再建制化”过程中的科学史学科领域中的研究者们来讲，萨顿的著作仍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而且，即使作为科学史文献，萨顿的著作也仍然是人们无法绕过从而需要继续阅读的经典。

二、“影响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

但如果这样说下去，人们对于萨顿所获得的印象，可能只是一个学究，一个科学史领域的专家。但实际上，萨顿的影响并非只在科学史界。就像科学史家辛格曾评价的那样，“他是影响了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萨顿关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家与其人文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新人文主义等一系列的言论，在今天读来，仍然颇有针对性，仍然有着相当的震撼力。

看萨顿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其辉煌的三卷本巨著《科学史导论》为代表的专门研究著作，这可以算是萨顿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了。它们在极为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以半个世纪作为时间段来对从古代到1400年的科学发展做了详尽的编年式的叙述，收入了几乎所有生活在所讨论的时间之内较重要的人物，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当然，在今天，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人会去问津这样沉重的砖头。但在收录在“萨顿科学史”丛书中的《科学的历史研究》这本萨顿代表性著作的编译文选中，还是收录了《科学史导论》“导言”的节译，使得人们可以体味萨顿作为专门的科学史学家的风格。丛书中唯一分上下两册出版的（也是最新译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一书，也带有着这样较强的专业色彩。

萨顿的另一类文字，则要“通俗”得多，但其文化和思想的内涵却丝毫不少。在“萨顿科学史”丛书中所收录的主体著作，主要还是这一类，例如由系列演讲而整理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以及原来在国外就是作为“科学生活丛书”之一种而出版的《科学的生命》。

在《科学的历史研究》这本标题看上去颇为严肃的选本中，也收录了萨顿许多人文色彩浓厚、可读性很强的文字。对于非科学史专业的人士，这些文字显然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在人文著作的翻译中，与科学相结合的经典作品相对稀缺，因而萨顿著作的翻译出版也可以说是填补了某种空白。

三、“那些从来不肯回顾历史的技术专家们”

只从原则上讲萨顿著作的特点，也许显得抽象。这里，我们不妨试举一例很经典的代表性文字，来看看萨顿的风格、尖锐与思想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关系，是萨顿经常爱谈论的主题。他曾痛心疾首地写出像下面这样的文字（见《科学的历史研究》）：

“人性的这样一种完全堕落怎么会发生在这个最文明的时代里的一个最文明的国家里呢？”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焦虑。在这个问题上我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我的答案是——我希望这种答案不会使你们感到太震惊——这些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技术”迷恋症的受害者。他们是彻底的“技治论者”，人们可以看到，希特勒先生提出的某些问题会使他们的技术性头脑怎样地兴奋起来。其中有一些是绝对新鲜的问题，例如，“毁灭人体——不是一个一个地、不是成百地、也不是成千地，而是成百万地毁灭人体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有许多没有先例可参考的困难，这是足以向那些技术专家们的创造性进行挑战的。

……德国的技术专家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冷酷无情而又心甘情愿地为杀害成百万无辜的人民提供了方法。他们对技术的专注以及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

当我们阅读这样的文字时，我们难道不会在萨顿关于科学与人文问题的论述上，联想到更多的重要问题，带来更为深刻的思考吗？要知道，在萨顿的著作中，像这样的文字比比皆是。

最后，我们可以提到，萨顿是一个很有献身精神的人。萨顿曾在一篇介绍别的科学史家的文章中这样说过：“一个人有个好的位置是件幸事，但当他被一个抱负不凡的目标所激励，例如当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领了他的整个身心时，那就是更大得多的幸福了。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工作，而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其实，这样的说法也完全适用于萨顿本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今天读到作为科学史家的萨顿诸多意味深长的文字。

原载2007年09月10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