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的中兴时期

诚如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年鉴》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布洛赫尽管有一些年轻的门徒，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也不是特别有名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历史杂志》走出纯政治史、事件史的旧程式，开始注重经济、社会史的研究。真正给法国史学带来重要影响的则是拉布鲁斯(C.Ernest Labrousse)、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前两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与《年鉴》并无多大的直接关联。而布罗代尔则是费弗尔于1936年在巴西邂逅之后的得力助手与《年鉴》主编职位的接班人。

乔治·勒费弗尔早年的学术训练较为业余，其第一份工作主要为制度史家斯塔布斯(W.Stubbs)的门徒杜泰利(Charles Petit-Dutaillis)作翻译抄写。但杜泰利的三卷本《英国制度史》(1907—1927年)的出版使得他的名字得以出现在封页显赫位置上，同时也使得勒费弗尔声名鹊起。期间，勒费弗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南部农民》(1924年)，也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他后来的兴趣发展，即钻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农民。勒费弗尔的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如《1789年的大恐慌》(1932年);另一方面体现在他用确凿的档案资料去分析阶级斗争关系，并注重历史叙事。关于对历史学的系统总结与反思主要体现在他的《现代历史学的诞生》(La Naissance de l'historiographiemoderne，1971年)、《对历史的反思》(Réflexions sur l'histoire，1978年)等书中。

与勒费弗尔不同，拉布鲁斯把自己视为西米昂的继承者。拉布鲁斯在布洛赫谢世后接替了他在巴黎大学讲授“经济与社会史”的职位。拉布鲁斯以《略论十八世纪法国的税收与价格运动》(1933年)与《旧制度末期与法国大革命初期的经济危机》(1944年)两本书而成名，他改变了以往经济与社会史的概念与方法，诸如他用情势(conjoncture)、结构、计量方法来研究历史。作为法国学术中心的巴黎大学的伟大导师之一，他还网罗了许多年轻出色的历史专业学生到他手下做论文，并在1950—1970年掌控了历史教学的主要领域。因为他替经济与社会史建立了一套可复制的模式，所以他对史学工作者的启发远远超出了法兰西。1955年，他在罗马历史科学国际会议上所提出“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史”的方案就是最好证明。

除了拉布鲁斯之外，布罗代尔的贡献也值得重视。布罗代尔在专业领域内并非作为一个改革者而开始。事实上，他在巴黎大学的学位论文论述的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外交政策——“菲利普二世与地中海”，而这个论题在外交史上是一个普通事件。毕业之后，沿袭法国惯例，他通过教师资格会考(agrégation)取得资格证，前往阿尔及利亚执教于一个中学。他在一篇论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显示出他已经远离了传统外交史学研究的路径。他批评了前辈学者的关注点，转而关注驻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士兵的生活，并且关注在欧洲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北非军营是如何部署、调度。在这种视野下，他走访了西班牙的锡曼卡斯(Simancas)、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以及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等地方，用那部美式相机拍摄了大量文献档案。1935年起，他在巴西教学两年，在回国的途中与费弗尔相遇，并结下了不解之缘。费弗尔在后来的《16世纪不信教问题:论拉伯雷的宗教》一书就是“怀殷切期望献给布罗代尔”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费弗尔对他的导引。谈到论文的选题上，费弗尔建议他把关注点从“菲利普二世与地中海”转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两者只是词语位置的变换，但却显示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特别是后者与费弗尔、布洛赫等强调地理学有关，同时也与亨利·皮朗的观念相连，即后者强调地中海周围的穆斯林与基督教早年对抗的重要性。

布罗代尔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不幸的是他还没有动笔，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在军队服役期间，他不幸被德国军队俘虏。他凭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记忆力，在练习本上写下了《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史》)这部著作的大部分，并寄给费弗尔。该书于1947年送交审查，并于1949年出版之后成为了“新史学”的旗帜。同年，他入选法兰西学院，并于1957—1975年任《年鉴》主编。

《地中海史》洋洋六十万余言。在这部著作中，布罗代尔不仅要问“个人规模的历史”是如何发生的，而且还要追问“群体和集团史……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追问“人与他周围环境的关系”是如何发展变化的^[15]。这种历史写作方式反映了布罗代尔所感兴趣的过去是如何产生以及彼此相关联的。该书也因主题而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即:地理与生态环境的时间、文化与心态结构的时间、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时间;社会、人口、经济运动的时间;政治、军事、人物活动的时间。他在这里对“时间”概念的运用是隐喻式的，即他实际上指的是三种不同变化的不同速度，也就是说，对应的三种速度为“几乎静止的”——长时段、“节奏缓慢的”——中时段、“短促迅速与动荡的”——短时段。当然，对时段理论阐述较为详实的应该算他于1958年所写的《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16]。

但布罗代尔的这种时间观念受到了许多思想史家的批判，如阿尔都塞与保罗·利科。阿尔都塞认为:历史学家的观念中“只存有不同的时代，有着各种各样的时代，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他们只是局限于记录“各个时代的相互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看作为各个时代相遇的产物”，“他们没有把各个时代作为不同的时代同整体的结构联系起来，而整体的结构却直接支配着各个不同时代的产生”。^[17]利科则在《哲学史与历史性》(1955年)一文中谈到“历史摇摆于结构与事件之间”仍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8]。而系统地反思布罗代尔的时间观则在其《时间与叙事》的第一卷。利科认为，布罗代尔在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排除了作为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叙事。”

另外，作为费弗尔的继承者，布罗代尔很少讨论“心态”，但在使用“叛逆”这个词来指称那些加入贵族行列的资产阶级成功者上，布罗代尔又是一个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19]。在这方面，他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同行拉布鲁斯的影响。1966年再版《地中海史》时，布氏对全书作了大量修订、增补和改写。从这次修订上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加入了大量图表、插图等可计量因素^[20]。一方面反映出他受到拉布鲁斯的启发;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整代法国历史学家清理出来的数据是何等丰富。其次，他删除了第一部分的“结论:地理史学与决定论”(Conclusion:Géohistoire et determinisme)^[21]。对于布氏为何要在再版时删除这一部分，我们应该从他的观念转变，即他对“世界”、“时代”、“合一性”(unity)等的看法上来考察。布氏的“世界”，即“合一性”的意义及其本质何在?我们可以认为，从他对《地中海史》的修改中表现出布罗代尔并不是像伊格尔斯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历史主义者”^[22]，而是一位十足的反历史主义者。对图表的使用除了在修订时有所表现之外，他还在布氏的第二部主要著作——《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大量运用计量方法，并且从量上来说，明显多于第一部。从原初观念上看，本书仍受费弗尔启发。因为当布氏专注于物质生活史时，费弗尔正在构思一卷“思想与信仰”的书。正是在费弗尔的启发下，他开始撰写三卷本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讨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这一点上，后来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研究与布罗代尔的观点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尽管沃勒斯坦对布氏也时有批评。

谈到布氏之后的发展，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布氏写了一部“全球史”的著作，所涉及的范围从非洲到亚洲、美洲等。(二)布氏以其国际威望影响了一批学者。尽管他在法兰西学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学生，而有的只是读者。同时，他在高等研究所也没有学生，因为此时的研究所仍是一个边缘性的机构，不能授予学位。但在读者群中，有如皮埃尔·肖努、古贝尔、莫罗(Férdéric Mauro)、德吕克(Jean Delumeau)、拉杜里、芒德鲁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有些后来与布氏共事，有些如芒德鲁则与他分道扬镳，转而关注传统的心态、观念等。(三)更名后的《年鉴》表现出对经济问题十分关注。但若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的话，其肤浅之处就显而易见。对于一个正在重建家园的国家，一个在美国的援助下匆忙进入现代世界的国家来说，人们更加应该对经济史的基础进行反思。从这些反思的内容来看，其基本理论有些是源自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些则出自于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佩鲁(Franois Perroux)、夏普特(Joseph Schumpeter)、列梯夫(Wassily Leontieff)、罗斯托(Walt Rostow)与马尔契夫斯基(Jean Marczewski)。在他们著作的影响下，1945—1965年期间，史学作品中变化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对经济的分析了。在这段时期内，拉布鲁斯的《旧形态中的经济》、让·默弗莱(Meuvret)^[23]与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à1730，1960年)、维拉尔的《近代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等作品中都试图通过引入人口统计变量来分析“前工业经济模式”。而在总结一代人的工作上，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1966年)几乎是典范性的阐释。该书重构了一个长期的，从14世纪延伸到18世纪的农业循环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增长与衰退同时交替出现，而且其中的变量阻止任何彻底的变革。问题出在何处?对这个问题的阐释交给了布罗代尔之后的更多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