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在我们讲述“革命”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词的含义。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曾经说过（对于革命，俄国人有很深的体会），革命就是“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以迅猛的速度将持续了几个世纪、早已根深蒂固的旧制度一举推翻并消灭。它们的地位更是无可动摇，甚至连那些最激进的社会改革者们也从来不敢将矛头指向它们。这些制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体系：社会、宗教、政治、经济。然而这个根深蒂固的庞大体系却在一次革命中被迅速瓦解了”。

在18世纪，当古老的文明开始变得腐朽，法国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终于成为了代表国家的一切，甚至国王即为国家本身。那些曾经对国家效忠的贵族阶层发现没有了职责，他们成为了法国宫廷的装饰品。

然而，18世纪法国的宫廷挥霍了大量资金。而这笔不小的开销则由各种各样的税收来填补。但是，法国国王没有办法让王公贵族和神职人员们也分担税收。因此，这个沉重的税务负担就完全压在了农民的身上。当时的法国农民们还居住在稻草屋里。他们和庄园主们已经没有了密切联系，他们成了土地的牺牲品，饱受冷酷无情又好吃懒做的土地代理人的压榨，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他们为什么要继续努力种田、辛勤劳作呢？那样只会给统治者提供机会将自己身上最后一点力气榨干。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便挺起胸膛，不再将全部心思放在农事上。

于是，便有了以下这个画面：法国国王漫游在宫廷华丽的大厅，习惯了身后跟着一大帮想要职位的人。而这些人靠着对农民们的剥削过活。而农民的生活好不过田地里的牲畜。这幅图景让人厌恶，但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必须明白所谓的“国家体制”还存在着另一面。

一个富有的并且与王公贵族密切联系的中产阶级（通常是某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女儿嫁给一个没落贵族或男爵的儿子）家庭，再加上一个汇集了全法兰西最具魅力的人的宫廷，法国高雅风尚的生活艺术被推向最高峰。在这个国家里，最睿智的头脑被剥夺了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一施展所长的权利，于是他们把空闲时间用来讨论抽象概念。

人的思想方式和个人行为就好像时尚潮流一样很容易走上极端，因此在当时的法国，生活矫揉造作的人们自然对他们臆想出的“简单生活”有极大的兴趣。于是，法国国王和王后，以及尾随其后的阿谀奉承的朝廷大臣们，他们一起换装扮演起挤奶女工和牧童，搬到了郊外的农家小屋里，过着古希腊人式的生活。国王和王后身边围绕着一群人：拍马屁的人跳起了舞；宫廷乐师演奏小步舞曲；宫廷理发师设计出精美的发型，样式别出心裁。最后，他们觉得实在无聊烦闷，厌倦了整日的无所事事，便开始在这个绕着凡尔赛宫（为了躲开巴黎市内的喧嚣，路易十四在城郊建了一座豪华的大“舞台”）旋转的小圈子里讨论起一些和他们无关的话题来，其中一些话题和他们的生活圈子相差甚远。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地聊着，就好像一个饥饿的人眼中只有面包和美食，而一个吃饱了无所事事的人只会谈论哲学一样。

伏尔泰，一个勇敢的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小说家以及所有宗教和暴戾统治者的最大敌人。当这位老人开始在书中猛烈抨击国家统治秩序下的所有事物时，整个法国都拍案叫绝。由于他的戏剧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和追捧，最后戏院不得不出售站票。当让·雅克·卢梭用充满感伤的油彩，为与他同时代的人们勾勒出一幅原始居民如何在大自然中过着快乐生活的美妙画面时（卢梭对于原始祖先以及儿童们的生活并不了解，但是人们却将他公认为自然与儿童教育方面的专家），所有法国人都对其倾心不已。于是从这时起，在这个君主即为一切的国家里，人们开始阅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极其渴望着他所提出的那个“民众将重新获得主权，国王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的幸福时代”，人们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孟德斯鸠也出版了他的著作《波斯人信札》。书中以两个非凡的波斯旅行者的故事为线索将当代法国社会不辨是非的社会实质揭露出来，并且还讽刺了法国国内包括国王陛下到为陛下服务的600个糕点师傅在内的所有事物。这本书很快就连续印刷了四版，这本书的风行为孟德斯鸠接下来的一本著作《论法的精神》吸引来成千上万名读者。在这本书里，他讲述了一位男爵把英国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法国目前的政治体制进行对比，他宣扬将法国现行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为核心的先进制度。后来巴黎的出版商布雷东宣布，他将邀请狄德罗、德朗贝尔、蒂尔戈德以及其他诸多杰出的当代作者，联手合作编写一本百科全书，其中包含“世界上所产生的全部新思想、新科学和新知识”，这本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迎与支持。经过22年的努力，28卷本百科全书的最后一卷终于完成，开始印刷发行的时候，警察方面此时再出面进行干涉已经于事无补了，他们根本无法将公众对这本书的热情压制下去。对于整个法国社会来讲，这本书中所讲的内容极其重要但也异常的危险，此时书中的新科学与新思想已经在法国各地被广泛地传播开来。

这里，我认为很有必要提醒一下。在你看和法国大革命有关的小说或戏剧、电影的时候，你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很容易是这样的：法国大革命其实就是一群生活在巴黎贫民窟的暴民所发动的一场叛变。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在革命的舞台上总会有一些乌合之众的身影，但是这群人通常是受到那些中产阶级的鼓动，在他们的领导下发动起义，与政府抗衡的。这些领导者将那些渴望摆脱现状的大众当做为他们所用的强大盟军。然而，最早提出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是几个有着非凡才智的人物。开始时，旧贵族们把他们请到自己家华丽舒适的客厅，作为那些无聊的女士先生们的生活调剂品。这些讨人欢心同时又极其危险的客人们在客厅里点起了“社会批评”的焰火，和这座又老又旧的大房子一样，客厅的地板也已经陈旧得出现了裂缝，几颗火星不小心从地板的缝隙里掉了下去，正巧落在了地下室存放的陈年稻米谷子上，火苗一下子从地下室里蔓延开来。这时，有人发出救火的呼声。尽管房子的主人钟情于世上所有事物，但就是没有学会该怎样管理自己的家业。他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将火扑灭，只能任凭大火迅速蔓延，最后整栋房子都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

为了方便讲述，我们把法国的革命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789年到1791年，这一阶段的人们曾经试图把君主立宪制引入法国，但是没有成功，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法国国王本身昏庸无能并且缺乏诚信：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了常人所不能掌控的地步。

第二个阶段从1792年到1799年，是共和国时期，第一次尝试建立民主制政府。然而，革命最后却通过暴力手段爆发，因为法国国内存在长期的不安和骚动，以及多次真心实意但却失败的改革。

当法国的债务高达40亿法郎，国库早已亏空，而且政府已经想不出再增设什么新的税目来增加国库收入时，国王路易，这位优秀的国王（他善于开锁，也是一位优秀的猎手，但是丝毫没有政治头脑）也隐约觉得，是该采取行动来弥补的时候了。于是，他召蒂尔戈德觐见并任命他为自己的首席财政大臣。安尼·罗伯特·雅克·蒂尔戈德·奥尔纳男爵。60多岁的他是即将退出法国政治舞台的旧贵族精英阶层中的杰出代表。他曾是一名成功的外省总督，同时还是一位业余但能力超群的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上任之后，的确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力量。不幸的是，奇迹没有发生。让那些衣不蔽体的农民们提供更多的税收是不可能了，那么唯一的方法就只能让那些从来没掏过一分钱的贵族和神职人员们给国家的财政出一份力。不过，这让蒂尔戈德一下子成为凡尔赛宫最不招人喜欢的人物。更糟的是，他还被迫面对来自皇后玛丽·安东奈特的敌意。如果有人胆敢让“节俭”这个词传到她的耳朵里，她便会与他作对。很快，人们便给蒂尔戈德冠上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和“理论教授”的名号，当然，他的官位也是岌岌可危。1776年，他不得不主动请辞。

在“理论教授”之后，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生意人。他是一个勤勉的瑞士人。早先因做粮食投机生意起家，后来又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国际银行赚了不少钱。他野心勃勃的妻子逼着他坐上了这个职位，这样她的宝贝女儿就有机会攀到更好的关系。后来，她的女儿嫁给了瑞士驻巴黎大使德·斯特尔男爵，他在19世纪初期的文化界十分有名。与蒂尔戈德相同，一开始内克尔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工作上。1781年，他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关于过去几年法国财政状况的详细报告。然而国王看过报告后却满头雾水。不久前他才派了一支军队远赴北美洲，帮助当地的殖民者一起对抗他们的共同敌人——英国。但是没想到，这次远征的耗费远远超过所有人的预料。国王下令要求内克尔尽快筹得一笔资金。可结果是，他不但没有筹得大把现金，反倒将比先前有着更多统计数字的报告呈上。同时，他竟然开始公开谈起“必要的节俭”这样的讨厌字眼，而这就意味着他的位子坐不了几天了。1781年，国王以“工作无能”为由将他解职。

“理论教授”和务实的“商人”之后的这位财政大臣是一个会讨人欢心的人物。他保证每个月都付给每个人百分之百的回报，只要他们相信他的完美制度。这个人就是查理·亚历山大·德·卡洛纳，一个想着出人头地的小官员。他靠着自己开办的工厂和圆滑奸诈的手段混得如鱼得水。他发现国库早就亏空，不过他非常聪明，不愿意开罪任何人。于是，他想到了一个迅速见效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虽然这不是什么新创意法，不过它造成的后果也无疑是灾难性的。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里，法国的债务又增加了8亿法郎。面对这样的局势，他竟笑容可掬，依然在国王和美丽的王后陛下的每张开支单上欣然签上自己的大名。众所周知，这位王后从年轻时就已经在维也纳养成了挥霍浪费的习惯。

最后，连一直效忠于国王的巴黎议会（法国最高司法机构，但不是立法机构）也没办法继续坐视不理了，他们决定着手做点什么了。卡洛纳这时还打算再向别国借8000万法郎的债务。而当年又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年景，全国各地粮食歉收，农民们忍饥挨饿，过着悲惨的生活。此时，如果政府再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措施来，法国即将面临彻底破产的危险。国王对于此时局势的严峻性更是浑然不觉。或许向人民代表征询下意见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可是自从1614年，法国就再也没开过全国性的三级会议。鉴于惶恐不安的局势，三级会议呼之欲出，此外，路易十六的个性十分优柔寡断，他不想走得太远。

为了平息社会公众的愤怒，1787年路易十六不得不召集所有社会名流，讨论如何解决目前的问题。它只是将全国的达官显贵们聚集在一起，以绝不伤害封建地主和神职人员的免税特权为基础，讨论目前的状况下他们该采取什么措施，能够做点什么。显然，要让这个社会阶层为了能让另一些社会阶层摆脱饥饿与痛苦而在政治和经济上作出几近自杀的行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到会的127名名流坚决拒绝放弃他们的任何一项古老的特权。这样的结果让饱受饥寒的群众更加愤怒，于是他们要求重新任命他们信任的内克尔做财政大臣。而达官显贵们的回答是“绝不”，街上的人们开始砸窗户，做一些不得体的事。社会名流们迅速撤离，卡洛纳被解职。

新一任财政大臣是一个平庸的红衣主教，名为洛梅尼·德·布里昂纳。面对饥民的大规模暴动威胁，路易十六被迫答应“尽可能地”尽快召开三级会议。当然，民众无法接受他含糊其辞的允诺。

法国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没有出现过如此饥寒交迫的冬天。庄稼在洪水中被冲毁，在寒冷的冬天被冻死在地里。普罗旺斯省的所有橄榄树都被冻死了。尽管社会上有个人尽一些绵薄之力救济灾民，但是面对着1800万饱受饥寒之苦的民众，这一点救济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骚乱在全国各地接连爆发。在上一代，原本还可以靠国家武装力量将这些骚动镇压下去。但是现在，新的哲学思想已经孕育成熟。人们逐渐意识到，单凭武力来镇压饥肠辘辘的民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况且，士兵们也同样来自劳苦大众，他们也不会继续效忠于国王。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国王必须做些什么以挽回自己在民众中的信心。然而此时的路易却再次徘徊不前。

在外省的很多地方，一些拥护新思想的人纷纷在当地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共和国。而一向忠厚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出现反抗的声音，他们高呼“没有代表权就拒不缴税”的口号（也是25年前北美殖民者反抗的口号）。至此，法国已经面临着全国性暴乱的危险。为了平息众怒，补救王室的信誉，政府竟然出人意料地突然宣布将过去异常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取消。各种印刷品立刻覆盖了法国。几乎每一个人，无论地位高低，都在批评别人或者被别人批评。市面上突然出现了超过2000种的小册子。财政大臣洛梅尼·德·布里昂纳在民众的指责和叫骂声中迅速倒台。政府紧急召回内克尔安抚民心，让他尽力将这场全国性的精神骚动压制下去。巴黎的股市立刻暴涨了30％。在普遍的乐观情绪下，人民延缓了对专制王权的最后审判。即将于1789年5月召开的三级会议上，全法兰西最有智慧的人齐聚一堂，他们一定可以想办法迅速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把法兰西王国重新建设成一个健康、幸福的家园。

通常人们认为，人民的集体智慧结晶可以解决任何难题，但事实证明这会带来灾难性结局。尤其是处在某一段极为关键的时期中，集体的智慧反而成为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最大束缚。内克尔让一切事情都按照其自然的态势发展下去。于是之后，在关于将旧王国进行改造的最佳方案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全国各地，警察的权利被削弱。一些专门的煽动家大肆鼓动生活在巴黎郊区的居民们，让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力量。于是这些淳朴的居民们便扮演起动乱岁月中非常重要且原本就属于他们自己的角色——为革命领袖们所用的、当无法通过立法途径实现变革目的时的暴力实施者。

内克尔作出了让步，他同意让农民和中产阶级获得在三级会议上双倍名额的代表权。就这个问题，西厄耶神甫曾发表过一本名为《何为第三等级》的著作。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即第三等级（对中产阶级的另一种称呼）应该代表着国家的一切。过去他们在国家里没有任何权利、地位可言，但是如今，他们希望得到应有的地位。他的书道出了当时大多数重视国家利益的人们的心声。

最后，一场从始至终都极为混乱的选举开始了。选举的结果是，总共有308名神职人员代表、285名贵族代表以及621名第三等级代表要准备行装动身前往凡尔赛宫。不过，第三等级除了带着必要的行李外，还将带着一份被称为“纪要”的长篇报告，里面的内容主要是选民们对王室的控诉与不满。到此，一切准备工作皆已就绪，一场为拯救古老法国的压轴大戏即将上演。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召开。会上，国王的情绪十分暴躁。而神职人员和贵族阶层们也公开表示他们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项特权。于是国王下令让3个等级的代表们分别到不同的房间里开会，申诉他们各自的不满和冤苦。而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则拒绝按照陛下的旨意来执行。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聚在一个网球场里（这个没有经过批准的会议临时准备的会场）郑重起誓。他们坚决要求所有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聚在一起开会讨论，之后他们把决定的内容告知国王。国王最终不得不向他们屈服。

三级会议作为一场“国民会议”开始讨论起法兰西王国的国家体制问题。为此国王大怒，但是之后又犹豫不决。他公开表示宁死也绝对不放弃自己拥有的神圣君权。之后，他抛下所有烦心事外出打猎了。等他满载而归后，又一次作出了让步。依据陛下的处事风格，他总是喜欢在错误的时间里用错误的方法来完成一件正确的事情。会议上，一群人吵吵嚷嚷地向国王提出A要求，国王斥责他们一番，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随后，当一大群愤怒的穷人叫嚷着将陛下的宫殿包围时，他投降了，答应给予他们想要的东西。然而这个时候，人民要的是A和B。这样的情形一次次地上演。当最终陛下同意在A和B的文件上署名时，人民又有了新的要求。他们以陛下全家的性命相要挟，除非陛下同意A要求加B要求再加C要求。就这样，一直加满整个字母表最终到断头台。

不幸的是，这位陛下做事总是慢半拍。但是他自己却从来没意识到这点。甚至直到他把头颅摆在了断头台上，他仍然认为自己受尽了虐待。虽然想尽一切方法去关爱自己的臣民，可是他们给他的却是世界上最不公正、最没良心的回报。

我常常跟你们讲，跟历史说“假如”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我们可以随口说，“假如”路易十六精力充沛、阴险狠毒，那么法国的君主专制或许不会结束。只是国王并非是一个人的事情。“就算”他和拿破仑一样冷酷无情，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他也极有可能因为他妻子的种种行为而被赶下国王的宝座。王后玛丽·安东奈特是奥地利皇太后玛利亚·特利莎的女儿。那个时代里，在中世纪王权最专制的宫廷里长大的年轻小姐所具备的全部美德与恶习，她都具备。

她决定采取行动，策划了一起反革命阴谋。内克尔被突然解职，仍然效忠于国王的军队也收到宫中密令，大举向巴黎挺进。后来这些消息传播开来，人民愤怒地向巴士底狱发起攻击。1789年7月14日，他们摧毁了熟悉而又恨之入骨的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这里曾经是君主专制的象征，但是如今这里却变成了关押小偷小贩的城市看守所。贵族们闻风而逃。然而法国国王却仍然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就在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那天，他还心情大好地到皇家林苑里打了一天猎，最后载着几头母鹿高高兴兴地返回凡尔赛宫。

8月4日，国民议会正式投入运转。在巴黎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国民议会将王室、贵族以及神职人员的所有特权一一废除。8月27日，国民议会正式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这也是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直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形势还处在可控之中，但是王室成员仍然没有从起义中得到教训。人民纷纷表示怀疑，国王是否会又一次秘密谋划，企图阻止改革措施的施行。终于在10月5日，巴黎人民又发生了暴动。这次的影响波及了凡尔赛宫，暴动一直持续到人们把国王从凡尔赛宫带回巴黎市内的宫殿才暂时平息下来。路易住在凡尔赛宫让人民觉得很不放心，他们要求路易在他们可以监控的范围内活动，这样他们就可以切断他与维也纳、马德里和欧洲其他王室亲戚们的秘密联系。

与此同时，米拉波领导着国民会议开始对眼下的混乱局势进行整顿。米拉波是一名贵族，后来成为第三等级的代表领袖。然而在他将国王的地位挽回之前，他便于1791年4月2日去世了。这让路易开始担心自己的性命。6月21日傍晚，国王悄悄地逃出巴黎市内的宫殿。但是国民自卫军从一枚硬币的头像上认出了他，他的马车在瓦雷内村附近被自卫军截住。路易就这样被狼狈地遣送回巴黎。

1791年9月，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国第一部宪法，然后议会成员们便纷纷回到家乡。同年10月1日，立法会议召开，继续国民议会上没有完成的工作。立法会议由很多新聚集起来的代表主持参加，其中很多人是激进的革命党人。其中以大胆著称的派别便是雅各宾党，因为常常在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里举行政治聚会而得名。在这些年轻人（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专业的演讲者）的演讲常常带有暴力色彩。后来他们的演说被刊登在报纸上传到了柏林与维也纳，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看过之后便决定为了挽救他们的兄弟姐妹们而采取行动。当时，欧洲列强们正在波兰忙得不亦乐乎。波兰本国的不同政治派系为了政权而互相倾轧，军队自相残杀，整个国家处于一片混乱，毫无抵御外敌的能力，成为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欧洲各国在忙着瓜分波兰之余，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还是想尽办法派出一支军队前往法国，试图将路易十六解救出来。

于是此时的法国突然陷入到一股巨大的恐慌之中。人们在饱受多年的饥饿与痛苦之后，愤怒与仇恨交织着达到了可怕的顶峰。巴黎民众向国王所居住的杜伊勒里宫发起一轮轮猛烈的攻击。一支忠诚的瑞士护卫兵拼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君主，然而路易临阵退缩。当护卫兵快要将攻打王宫的人群击退时，国王却命令军队“停止射击”。暴走的民众们个个喝得大醉，借着酒精还在血液里发挥着作用把瑞士卫队的士兵全部杀害。接着，在会议大厅里他们将路易抓住，夺去了他的王位，把他关在丹普尔老城堡。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现如今成了一个阶下囚。

另一边，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继续进攻。人们的恐慌变成了歇斯底里，普通百姓一下子变身成为凶狠残暴的野兽。179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民众冲进监狱，杀害了所有囚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丹东为首的雅各宾党人十分清楚，他们面前只有两个结果，要么革命获得最终的胜利，要么暴动失败。因此在危急关头，唯有采取最极端和最野蛮的方式，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1792年9月21日，立法会议正式宣布解散，随后一个新的国民公会成立。公会中的成员几乎全部都是激进派革命者。国民公会开始以最高叛国罪正式审判路易。最终路易以361票对360票的表决结果（路易的表兄奥尔良公爵投下了决定路易命运的关键一票）被判罪名成立，处以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庄重且平静地走上了断头台。他到行刑之时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所有流血冲突与暴乱。他过于高傲，从来不屑向别人请教。

之后，雅各宾党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公会中的一个温和的派别——吉伦特党人。它的成员大多数来自法国南部的吉伦特地区，因此而得名。自从法国成立了一个特别革命法庭，已经有21名吉伦特党领袖被判处死刑，剩下的党派成员也相继自杀。尽管这些人敦厚能干，但是他们过于理性、温和，以至于没能在恐怖岁月中生存下去。

1793年10月，雅各宾党人宣布暂停实施宪法直到“和平恢复”。国家内的一切权力由一个小型“公安委员会”接管，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担任委员会领导。他们废除了基督信仰和公元旧历。一个充满“革命恐怖”的“理性的时代”（托马斯·潘恩在美国革命期间曾经对此大肆宣扬）到来。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大量群众遭到杀害，无论是善良的、邪恶的，还是中立的，都无一幸免，每天都有70~80个人死在“革命恐怖”之中。

到此，法国的君主专制统治被彻底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由少数人掌握权力的暴政统治。这些人深爱民主，所以他们杀死了所有持相反观点的人。法国成了一个屠宰场。人们惶恐不安，互相猜忌。几名老国民议会的成员深知自己无法逃脱走上断头台的命运，于是他们出于对革命的单纯恐惧，开始反抗罗伯斯庇尔的统治。而在此之前，罗伯斯庇尔已经将自己身边的大部分同伴送上了断头台。后来，这位“唯一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企图自杀，但没能成功。人们把他受伤的下颚包扎妥当，便将他带到了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依照之后颁布的革命新历，这一天是革命第二年的热月9日），这场恐怖的革命统治正式宣告结束，全巴黎市民跳舞庆祝。

虽然恐怖的统治已经过去，但法兰西仍然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形势，这样的局面使政府不得不将权利集中在少数几个强有力的人手中。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的所有敌人被一一赶出法国领土。法国革命军士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地奔赴前线，在莱茵、意大利、比利时、埃及等地与敌人殊死搏斗，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战争将大革命期间的每一个凶恶残暴的敌人一一歼灭。这时在法国国内，一个由5人组成的督政府建立。他们统治了法国将近4年的时间。在那之后，一个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将领掌握了国家大权，1799年，他担任法国的“第一执政”。之后的15年里，古老的欧洲大陆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