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事报道》对伏尔泰的影响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是法国18世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文化的狂热崇拜者之一。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哲学辞典》、《哲学通信》及大量的信札和文学著作中多处提到中国（据统计，他论及中国的著作将近80种，信件200余封^〔2〕。他也曾自豪地宣称：“如今我们对于中国的了解胜过欧洲的某些省份。”^〔3〕但是，伏尔泰从未到过中国，他所获得的中国知识大多来自传教士，他的中国观的形成也明显受他们的影响。在影响伏尔泰的这个“传教士”集体中，李明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伏尔泰受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支持李明在“礼仪之争”的观点

伏尔泰是反对天主教的斗士，他一生都在与天主教作斗争。在伏尔泰的思想中，只有宗教宽容，多种宗教才能和平共处。他以英国为例：“要是英格兰只有一种宗教，怕的是可能要闹专制；要是在那里有两种宗教，它们自己相互之间可能要互相扼杀；但是那里有了三十多种宗教，而它们却都能和平地与幸福地生活。”^〔4〕但是欧洲大陆宗教派别林立，信徒们常常相互攻击、争吵，甚至对遥远的中国人的礼仪也横加指责，“我们在本国宗教的若干问题上争论了一千七百年。但是，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心神不安。还需要中国的宗教问题掺入我们的争吵，才能达到这个程度”^〔5〕。在1700年，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达到高潮，并且促使教皇派铎罗特使到中国以解决中国礼仪问题。这场争论因为罗马教廷与康熙皇帝的不妥协而告终。伏尔泰虽然不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但却对这场争论给予了高度重视，集中体现在他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在伏尔泰心中，“路易十四时代”可能是“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6〕，“这一时代今后很难超过。如果它在某些方面被超过，它仍然是它行将产生的那些更加幸运的时代的榜样”^〔7〕。但是，就是在书写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时，伏尔泰却以“中国礼仪之争”作为这个伟大时代的结束，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伏尔泰对中国“礼仪之争”的态度很鲜明，他认为这是一场“激烈而幼稚”的争论，“在康熙统治期间，欧洲传教士很受器重。……但不久以后，嫉妒损害了他们智慧的成果，欧洲那种随知识和才能俱来的不安于位和唇枪舌剑把最宏伟的计划推翻了”^〔8〕。他公开支持耶稣会士，特别是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中遭到索邦神学院抨击的观点。

祭孔被很多欧洲人看做是偶像崇拜而受到广泛批评。李明却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把孔子造成一座神以作为偶像崇拜的对象，至于人们对孔子的尊崇，并不是一种宗教崇拜，孔庙也并不是真正的庙宇，那只是读书人聚会的地方而已。^〔9〕李明还在书中多处称赞孔子伦理学说，称孔子的理论“理性随处可见”^〔10〕。李明关于孔子的论述对伏尔泰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在《路易十四时代》论述孔子时，也称：

孔子既没有装扮成一个有灵感的人，也没有装扮成一个预言家，他只不过是一个教授古代法律的文职官员。我们有时很不恰当地说“孔子的宗教”。其实，孔子只是和所有的皇帝及大臣一样的人，他只不过是第一批贤人之一。他推崇德行，不宣扬神秘主义。^〔11〕

中国文人的宗教（儒家学说）也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没有任何迷信和荒谬的传说，没有侮辱理性和曲解自然，以及被僧侣们给予了上千种不同意义的那类教条。4000多年来，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信条，就是最好的信条。……他们满足于只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以及世界上的一切圣人。而在欧洲，我们却分成了托马斯派和波那文特派、加尔文派和路德派、冉森派和莫里那派。^〔12〕

伏尔泰甚至表达对孔子的崇拜：我认识一位哲学家（实际上是伏尔泰自己），在他的书房里悬挂了一幅孔子画像；他在这幅画像下边题了四句诗：

唯理才能益智能，

但凭诚信照人心；

圣人言论非先觉，

彼土人皆奉大成。^〔13〕

李明认为，中国是诺亚的儿女们建立的王国，他们在举世最古老的庙宇里祭祀造物主，在耶稣诞生前800年左右，偶像崇拜还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境界前，中国人已经连续2000年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率；相对而言，欧洲和其他地方却谬误百出，思想堕落（详见第五章）。李明的这些观点遭到了索邦神学院的批判，伏尔泰公开支持李明的这一观点：

学识渊博的耶稣会教士勒孔特曾在其所著《中国纪事》一书中写道：“这个民族将近两千多年来，始终保持对真神的认识。他们在世界最古老的寺庙中祭祀造物主。中国遵循最纯洁的道德教训时，欧洲正陷于谬误和腐化堕落之中。”^〔14〕

众所周知，伏尔泰是教会的劲敌，他发表过许多抨击传教士和罗马教会的论作，其中有不少就是直接针对耶稣会士的。但是，为什么伏尔泰要在“礼仪之争”中公开支持耶稣会士呢？其实，伏尔泰对这场争论的关注另有深意。在伏尔泰眼里，路易十四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但却不是一位宽容的君主。1685年，他不顾反对废除了代表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使法国社会又出现新的宗教迫害；大量胡格诺教徒被迫远徙他乡，给法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法国损失了大约五十万居民、数量大得惊人的货币，尤其是那些使法国敌人发财致富的工艺。”^〔15〕“礼仪之争”是欧洲教会对中国礼仪的不宽容，它同样造成中国传教区的灾难性后果。伏尔泰用“礼仪之争”来结束《路易十四时代》，也正是以此讽喻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的不宽容行为给这个伟大时代留下的缺憾。

二、开明君主专制的思想

开明君主专制是伏尔泰孜孜以求的理想政治模式。18世纪的法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也孕育希望的社会：一方面，路易十五的专制统治使得政治更加腐败，财政入不敷出，在海外殖民扩张中也屡屡失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跃跃欲试。思想家们也在思考，法国社会该何去何从。伏尔泰早年曾经流亡英国，十分崇尚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但是，他认为法国的理想政治应该是开明君主专制，是君主与哲学家的结合。

李明见过康熙皇帝，并对他有很高的赞誉“人们可以发现他的举止行为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具有主宰者的气派，使他与众不同”^〔16〕。皇帝“把能使百姓幸福记在自己的光荣册上。他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大家庭中的父亲，而不是一个大国的君王”^〔17〕。在李明笔下，康熙皇帝英明睿智、聪明好学、宽厚仁达、勤政爱民、严于律己。而且，中国的皇帝虽然有专制的权力，但是却不能肆意妄为，“法律既赋予了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要求他在行使权力过程中要温和适度，这是长此以来支撑中国君主制广厦的两大支柱”^〔18〕。“皇帝要想坐稳江山就只得奉守法律，四千余年的历史正好证明了法律的长处。”^〔19〕

李明笔下的康熙皇帝正是伏尔泰心目中的开明君主形象，而充满智慧的中国政治制度也是构建开明专制政体最佳的素材。李明关于中国政府的介绍对伏尔泰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伏尔泰称：

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20〕

所以，中国的政府不是专制独裁的政府。

独裁政府是这样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所以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执行这些法律的机构越多，行政系统就越不能专断。^〔21〕

伏尔泰以康熙皇帝颁布“容教令”为例。1691年，杭州发生了对天主教的迫教事件，在北京的传教士请求康熙皇帝的帮助。虽然康熙皇帝对为他服务的传教士满意，很想为他们开脱，但还是按照法律，由礼部来审理此案。李明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经过，^〔22〕伏尔泰因此强调：

皇上虽为专制君主，又是征服中国的那个开国皇帝的嫡孙，但却循例遵照帝国法律行事。他不凭个人权力擅准传布基督教。此事需向某部议奏。皇上躬亲以耶稣会教士名义，草拟奏章两份。仅仅由于耶稣会教士孜孜以求，灵活干练，基督教才在1692年获准在中国传布。^〔23〕

伏尔泰在《风俗论》总结时称：“在东方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用世袭的称号、豁免权和只靠出生门第而得来的权利把市民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制度。”^〔24〕同样可以在李明的书中找到类似的内容：“不承认世袭贵族和因升官而获得的世袭爵位。……督抚去世后，子女们也与别人一样得兴家立业，如果没有父辈那样的德行和才具，即使他们家的姓氏多么显赫，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一官半职。”^〔25〕

当然，伏尔泰也认为“我们不应盲目地崇拜中国人的长处”，但是，他又禁不住说：

他们帝国的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是世界上惟一完全按父权建立起来的帝国（这并不阻止中国的官员责打他们的孩子），他们也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如果一个行省的长官在离任时不能赢得他的百姓的称赞时，就要受到惩罚的国家；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奖励美德的国家，而在其他地方，法律仅用于惩治犯罪……^〔26〕

三、对中国古老历史和悠久文明的赞扬

李明认为，中国的历史很古老而且可信，“编年史写得毫不矫揉造作，文笔简练朴实，令人信服地具有说服人的真实感；由于才干、真诚和率直受尊重的孔子从未怀疑过这部历史，甚至在耶稣基督诞生前550年，根据它建立了他的全部理论。编年史非常符合圣言中有关早期人类时代部分的描述……最后，编年史上所载的从古代就开始观察的日、月食都确实发生了……这一切使我们深信，如果我们能理性怀疑中国的历史，那么世界上世俗的历史就很少会有可靠的东西了”^〔27〕。伏尔泰则说：

我钻研过他（孔子）的著作；我还作了摘要；我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他生在我们俗历纪元前六百年。他的著作经过中国饱学之士注释，倘若他所言不实，倘若他犯了一处编年错误，倘若他谈过一位实际并不存在过的什么皇帝，怎么会在一个博学的民族里竟然没有谁来改正孔夫子的纪年学呢？^〔28〕

伏尔泰公开支持李明：

中国这个民族，以它真实可靠的历史，以它所经历的、根据推算相继出现过三十六次日蚀这样漫长的岁月，其根源可以上溯到我们通常认为发生过普世洪水的时代以前。中国的读书人，除了崇拜某一至高无上的上帝以外，从来别无其他的宗教信仰。他们遵从正义公道。……以下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当高卢、日耳曼、英吉利以及整个北欧洲沉沦于最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各部正培养良俗美德，制定法律，只承认一个上帝，对这个上帝的朴素的信仰始终不渝。这些明显的事实应能够证明勒孔特教士的看法正确无误。^〔29〕

所以，伏尔泰在《哲学词典》“光荣”条中宣称：“世界史是从中国开始的。”^〔30〕

李明虽然在很多地方盛赞中国，但也有不少批评。而伏尔泰对中国的崇拜有时达到迷信的程度，对李明批评的事物有时也给予理解和赞扬。如李明从科学家的角度批评中国天文学的落后：

四千年来，他们一直细心研究星宿的运动，他们应该对之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当我们的神父来到中国时，他们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并不大。尽管他们的数学家兢兢业业，还是没能制定出一份准确的历法；他们的日、月食的计算表还是那样不准确，几乎难以粗略地预报日食。^〔31〕

但是，伏尔泰却认为：

我们相当了解中国人现在还跟我们大约三百年前那时候一样，都是一些推理外行。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也就好像我们这里十五世纪的一位熟读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但是人们可以是一位很糟糕的物理学家而同时却是一位杰出的道德学家。所以，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了他们的；但是在道德、政治经济、农业、技艺这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了。^〔32〕

李明批评中国人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宴会、娱乐上，而伏尔泰则认为：

从事文化娱乐的人数甚多，说明城市繁荣，乡村富庶。帝国内没有一个城市举行盛宴不伴有演戏。人们不去剧院，而是请戏子到家里来演出。悲剧、喜剧虽不完善却已十分普及。中国人没有使任何一种精神艺术臻于完美，但是他们尽情地享受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总之，他们是按照人性的需求享受着幸福的。^〔33〕

李明对中医有不少批评，特别是对脉诊充满怀疑。在介绍了中医的把脉后，李明写道：“不论中国人的医术如何，他们更容易说出病人患了什么病，却不那么容易治好病，这一点是肯定的；而且像各处一样，病人常常死在他们手上。”^〔34〕伏尔泰用了李明的材料，但是却得出不同的观点：

中国大夫在医治那些垂危病人时，医术并不比我们的大夫高明，而小病则无需医治，听其自然好转，与我们这里的做法相同。但在4000年前，在我们甚至还不能阅读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炫耀的全部极其有用的东西了。^〔35〕

材料是思想的载体，李明等人的中国资料借着伏尔泰无数的信函和著作在全欧洲散布着他的思想，他也为中国的政治、宗教、历史做了最热心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明白：

当伏尔泰倾慕中国的时期，他的很多言论看似夸张，实在他是拿中国作为攻击其不满对象的利器。总之，伏尔泰在思想上有很强大的影响力，早期他虽倾慕中国但并没有以中国为基础而发展出一套思想体系，他对中国崇拜的狂热只是他对欧洲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现而已，他对中国本身既无深刻的认识，也无认真研究的兴趣。^〔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