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特别是近10年间，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世界史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发展，从以前少数人默默无闻的耕作，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研究领域中重要的一个分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一批青年学子进入了西方思想史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新生力量。从内容上来看，无论在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对思想演进过程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更为令人欣喜的是，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其影响已经超出本学科范围，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可以相信，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西方思想史研究将会迎来更好的发展。这里拟对1978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作一粗略的概括和总结[1]。
一、快速进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
早在1949年前，就有一批学者从事着西方思想史的研究。1949年后，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西方思想被看作“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学术界就不再能够对西方思想史展开研究，一些西方思想史学者被迫改行研究其他，这样的局面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才得到了改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突破了以往的一些思想禁区，特别是以前把西方思想看作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而不许研究的禁区被打破之后，以王养冲、何兆武、陈乐明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就成了新时期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们开始撰写文章，翻译西方经典，招收研究生，正式开启了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之路[2]。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在知晓了西方的政治体制、经济和社会体制之后，更想从思想观念的角度了解西方，从而为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建设找寻更为丰富的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思想史研究被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西方思想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翻译出版了一大批经典思想家的著作。这样的工作早在1949年后的共和国初期就在进行，而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一方面是重印，另一方面是新译。例如，霍布斯的《论公民》，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与《回忆录：1848年革命》，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等。正是这些思想家著作的出版，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西方思想史提供了基本的材料。更为重要的是，每次一位思想家著作的出版，都会引领对其研究的热潮。例如，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等思想家的著作，再如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导论》，此书的出版使不为人所知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翻译思想家的原著之外，学界又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影印出版了一批思想家的英文原著50本，在一定程度上，这套书的出版推动了国内思想史研究的深入。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又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将其出版的思想家的英文著作直接引入，在中国出版。这套名为“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的丛书，由著名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任主编，精选了西方思想家的一些经典原著，旨在通过这些原典的出版，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整个发展脉络提供一个清晰的轮廓。这套书共约百本，它的出版反映了中国学者的西方思想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在向国际化方向行进。
总体来讲，通过上述几种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思想家著作的出版，为西方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研究材料，惠及了众多的学者。
除了翻译和直接引进西方思想家的原典之外，还有一批西方学者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同时也被翻译出版，甚至可以说，翻译思想史的研究性著作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大亮点。在这些著作中，既包括了基本的西方思想史的一些教科书，也有较为艰深的学术专著。这一时期学术界热衷于翻译西方思想史研究的著作，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1978年之后，虽然我们重新开始了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但由于1949年后30年中国学界与西方学术界的隔膜，中国学者不知道西方同行的学术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西方同行最为重要的著作、最为前沿的研究成果，将会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打开一扇学术之窗，引领中国学者跟上国际学术的发展潮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主旨下，在翻译的选择上，既有诸如《西方思想史》这样的教科书，也有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研究性著作，更有国际上非常流行的思想史研究的几大学术流派的理论与方法。可以说，新时期西方思想史研究的进步与这些翻译工作密不可分。
推动西方思想史研究发展的动力还来自一些学术性机构如思想史研究中心的建立，以及随之展开的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复旦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的“思想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设有思想史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历史系也有思想史文化研究室，等等。在这些组织性的机构之外，学术性的丛刊成为西方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这30年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公共论丛》，它的出版直接掀起了一轮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热潮。正是在这一论丛中，第一次引入英国著名思想家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从而极大地推动和深化了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如果从纯粹专业性的角度来看，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不定期出版的《思想史研究》是最为正宗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刊物。从已经出版的几辑来看，体现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如第一辑为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第三辑为共和主义思想研究。此外，比较有影响的丛刊还有上海三联书店的《思想与社会》，辽宁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思想评论》等。2003年，《世界历史》杂志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以“西方思想的现代性演进”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这是国内首次以西方思想史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会后，《世界历史》杂志刊发了一组专栏文章。很多杂志开辟有关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专栏，如《浙江学刊》《史学月刊》《学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
30年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先生在从事着西方思想史研究，但现在，在学术培养的机制上，我们已经有了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机制，从而在学术组织体制上保证了西方思想史研究的队伍后继有人，并实现了代际交替。目前，就西方思想史研究而言，已经形成了一支学历高、素质好的研究队伍，特别是有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3]。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他们受到过正规的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训练，而且也有出国进修学习和访问的机会，有的人本身就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视野开阔，能够紧跟国际学术发展潮流。如果说30年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的话，那么，这样一支青年人才队伍的成长就是最令人欣慰的变化。
30年前，每年只有寥寥几篇有关西方思想史的文章出现，而现在，每年都有许多以西方思想史为内容的研究性论文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期刊中，展现了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学术风采。更为重要的是，西方思想史研究正在变成一个有着自己理论与方法的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并在研究模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研究内容的多样化，而且还体现在运用思想史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思想史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这是30年来西方思想史研究最为显著的进步。
二、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作为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思想史研究具有自身的特性。随着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必然要回答什么是思想史这样的元问题，并对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作出系统的讨论。
对思想史的研究首先就要遇到对思想史概念名称的界定问题。学术界往往用“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或“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来指称思想史。笔者曾撰文指出了两者的区别和共同点[4]。田晓文则把“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称为“心智史”[5]。当然不论名称如何，实质上都还是为了要回答什么是思想史这样的元问题。在何兆武、陈启能先生合编的《西方近代思想史》一书中，他们认为，思想史所论述的是人们的想法或看法，包括最广泛意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想史的对象则是一切人文动机（人们的思想、理论、见解、愿望等）如何参与并形成了历史的整体。思想史的研究不仅要考虑观念本身的价值，而且还要考虑各种观念具体的历史内涵和意义。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去研究它们，那么，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就只会停留在字面上，而不能达到真正历史意义上的认识。思想与现实综合成为一个浑然不可分的历史整体，读者必须联系到历史现实才能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同时，又必须联系一个时代的思想，才能理解该时代的历史精髓。王养冲先生说，思想史并非单纯地指政治思想或其他某一具体层面，而是包容了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法律思想、宗教思想、社会学思想等内容，是一种对整个社会思潮演变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解与把握。
上述学者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思想史的内涵，只是囿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未能更为系统地来阐述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说，还没有将思想史的理论与方法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来加以论述。这样的局面直到2000年前后才得以改变，其标志是学者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译介国外思想史研究不同学派的论著[6]。
最先被介绍的是以“观念史”学科的奠基者洛维乔伊和著名政治思想史家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学派。1998年，列奥·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被翻译出版，随后，洛维乔伊的代表作《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也出版，以此为标志意味着这一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之中。随着他们的一系列著作被翻译出版，中国学者能够系统地了解这一学派对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思路[7]。这一学派认为，思想史研究应该聚焦于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经久不变的“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如“自由”“平等”“正义”“进步”，等等。所以，思想史研究应主要集中于对那些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的研读上，考察那些经典作家在基本观念形成中的作用及其不足。由于他们的思想史研究都关注于经典文本的研读，因此，这种研究范式被人称为“本本主义”。其特点在于高度的抽象化，只看到抽象的观念，而作为观念主体的著作者却被消解，著作者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及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被忽视。中国学者对这种研究范式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张执中指出，这种研究方法是哲学的而非历史的方法[8]。彭刚也指出，非历史性的考察方式是施特劳斯和洛维乔伊思想史研究的相通之处[9]。
与观念史相对应的另一学派也进入了中国的学术界，这就是思想史研究中的“剑桥学派”。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彼得·拉斯莱特、约翰·波科克、昆廷·斯金纳和约翰·达恩等人。他们认为，思想史上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问题，也不存在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的永恒的智慧，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存在着的只是变化不断的问题和对其变化不断的答案。在他们看来，研究的重点不是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而是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并强调修辞对理解文本意义的作用。
历史语境主义是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的范式转变，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实早在1990年，张执中就在《世界历史》杂志发表了文章，介绍“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波科克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修海涛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翻译出版了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但在当时，这些非常重要的学术动态还没有引起中国西方思想史学界的重视，直到2005年，“剑桥学派”才重新得到应有的关注。李宏图主编了《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系统地介绍了这一学派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代表性成果和西方学界对它的评价[10]。在介绍之外，学界还反思了这一范式转变对思想史研究的影响。李宏图曾撰文指出，斯金纳回答了思想史研究与现实社会观念的关系，解答了思想史研究在现实观念建构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用历史语境打破了任何对既定观念或者概念的神圣永恒的崇拜，甚至用修辞回答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并非必然如此，而只是被我们的语言所塑造。正是这种类型的思想史研究帮助我们从对某些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对其进行重新理解[11]。彭刚认为，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这一领域学术发展的别样的可能性。同时他也指出，其理论存在着唯名论色彩过浓等问题[12]。周保巍发表系列论文，在系统地介绍了“剑桥学派”的同时，也对其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评价[13]。刘玮和王芳则对上述两种学派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反思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意义和可能具有的局限性[14]。
在上述两种范式之外，学术界还从新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思想史，这可以说是目前思想史研究的第三种视角或学派。陈勇在《民众观念与思想史的拓展》一文中指出，随着近年来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的兴起，西方史家开始关注民间层面的思想观念。阅读史（reading history）成为人们考察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相互关系的重要领域。他还指出，在研究民众观念时，要特别注意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互动，并要充分挖掘民众观念的史料，如日记、自传、信件、涉及财产继承和债务往来的家庭遗嘱及有关法律纷争的证词档案等[15]。于文杰则对把精英文化看作大传统，视民众思想为小传统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如果把这种认识看成性质判断或价值判断，就不那么合理，因为普通民众的文化传统丝毫不比知识分子创造的文化传统逊色[16]。周兵也从新文化史的角度来讨论新文化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17]。目前，国内学者对新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关联表现出较高的关注[18]。
总体来说，国内学术界对思想史理论与方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对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趋向作出了准确的把握和分析，形成了上述三种对思想史研究的不同视角或者说是范式。其实，在这三种主要的范式之外，还存在着概念史的研究范式，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德国的考斯莱克为代表的思想史家就开始进行了概念史研究，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揭示概念是如何成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核心的，讨论影响和形成社会的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考斯莱克自己就选择了一系列概念来进行讨论。到了70年代，以斯金纳为代表的思想史家也开始从事概念史研究，其成名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就是着重讨论“国家”这个概念，此后又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等一系列著作中，从自由的多重传统出发，讨论了自由概念含义的变化。在目前的国际思想史研究中，概念史正成为重要的研究范式。虽然国内学术界对这样的一种研究范式还没有系统的研究，但已经有一些文章对此作了一些介绍，并且同时进行了一些实践[19]。
在积极引介国际学术界思想史研究的不同范式的同时，面对全球化的背景，中国的西方思想史研究该如何进行，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思考。陈新在《历史学的归途：全球化情景下思想史的写作》一文中，从情景、思想和历史写作等关系入手，探讨了思想史在全球化情景下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于文杰也在思考西方思想史研究与中国本土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要在系统地把握西方思想史问题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与学术语境的基础上，寻求西方思想史的真实意义[20]。
总体来讲，近5年来，对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日益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并正在形成一个热潮。尽管这些讨论还刚刚开始，但对这些问题的引介与研究都能在学术的前沿上来进行，因此而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三、自由主义思想研究
欧洲被认为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发祥地，这一思潮又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内化为欧洲文明的核心，并成为欧洲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思想动力和观念基础。因此，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行进，人们迫切需要了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遂成为西方思想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
自由主义研究中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自由主义是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具歧义的概念之一。这是因为它在近代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具有多方面的含义；研究者的不同态度决定其描绘出不同的自由主义画面；并且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制度和政治运动的旗帜[21]。顾肃也赞成这一看法，指出自由主义带有歧义和争议[22]。笔者认为，自由主义是对自由的观念、思想和知识传统的代称，不能把自由主义思想看成是不变的、静止的，而应视为在历史演进中的一种发展。因此，不仅需要从抽象的价值理念来理解自由主义，而且也要在历史的运动中来进行把握[23]。值得一提的是，陈崇武先生对“自由”“平等”和“博爱”这样一组概念的研究，纠正了学术界对这些概念的错误理解，并且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24]。
不管如何理解，在这30年间，一旦禁区被打破，学界重新掀起了对“自由主义”研究的热潮。自由主义研究是以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和对卢梭思想的反思为开端的，然后以英国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提出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两种自由观引入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标志[25]。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可能导向暴政，消极自由则应该加以确保[26]。随着“剑桥学派”的引入，对自由主义也有了新的理解。如斯金纳提出了“自由”的另一种定义，主张了解“自由”定义的不断变化和其多重性，以及在长期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自由”的多重传统[27]。这些探讨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对自由的定义，并且带动了对共和主义的研究。
国内史学界不仅对欧洲近代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各个时期主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思潮演变都得到了研究[28]。为了便于叙述，这里按照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内容和其兴起的社会背景，把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革命时代的自由主义、后革命主义时代的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转向。
英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对自由主义第一次作出了系统的表述，因此他在西方自由主义史上有着独特的位置。李强指出，霍布斯的学说在中国长期受到误解，被认为是倡导专制主义的学说，但在西方却长期被尊为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先声，它对近代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其个人主义的内涵[29]。艾克文认为，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维里现实主义的政治研究方法，运用自然法与社会契约理论全面论述了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西方传统政治研究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30]。这一观点和国际上目前的研究比较接近[31]。顾肃则指出，霍布斯的理论是完全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他对于专制君主制的维护只是表面的，因为他已经把专制制度传统的法理基础抽掉，而代之以彻底的个人权利和利益。他以个人不可转让的天赋权利作为国家权力的基础，论述国家的本质和职能，为近代国家学说作出了贡献[32]。
在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贡献上，学界也通常把洛克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提出了个人自然权利的理论和政府必须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理论。在洛克那里，财产权是最重要的自然权利，他也是最早明确论证私有财产权利合法性的学者。梅雪芹认为，财产观构成了洛克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因为他把政治权力的产生与人们保护大财产的愿望和需要联系在一起，一再强调政治权力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大财产[33]。汤伟则把洛克财产学说看作他整个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34]。洛克的国家权力学说也是关注的焦点。在洛克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当是翻译出版的英国学者“剑桥学派”创始人彼得·拉斯莱特的著作，他改变了对洛克研究的既有观点。以前人们认为，洛克的《政府论》是在为“光荣革命”而辩护，而这本书通过对洛克写作年代的考察，认为洛克是在光荣革命前10年写下了这本书，他是在迎接一场革命，而不是为光荣革命辩护[35]。另外一本则是国际上公认的洛克研究专家塔利的著作《语境中的洛克》。
作为一种思潮，自由主义与法国启蒙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从人的解放和思想解放的角度出发，学术界掀起了对启蒙运动研究的热潮，出现了一批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36]。这样的研究尽管带有时代的烙印，学理性也有待加强，但它是日后研究的起点。从启蒙运动出发，学界研究了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启蒙运动研究反映了这30年西方思想史研究重要主题的转换。
对启蒙运动作出系统全面概括与高度评价的，有王养冲先生和刘宗绪教授[37]。王养冲先生从人的权利出发理解启蒙运动，考察了《人权宣言》产生之前所引发的争论和其最终产生的过程，指出《人权宣言》是旧制度的死亡证和新体制的出生证。它提出了一整套以自然权利学说为基础的原则，为近代世界奠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铺设了理论基石，具有不可磨灭的普遍意义和价值。对于《人权宣言》，重要的不是推究它在条文文字上的矛盾或破绽，而在于探索它的根本精神：人的自由、平等，用国民的最高主权代替君主的最高主权，用法律代替专断；特权、不公正、压迫让位于平等、公正等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恢复人的尊严，让人在“不损害别人”这一唯一的限制下各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使人类社会更加文明、进步作出贡献[38]。刘宗绪教授将启蒙运动概括为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认为人的理性的高扬，要将人从黑暗中不成熟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在理性的引导下建立起法制的社会。理性是近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而法治则是实现自由的重要保障，人治社会绝不可能保障人的自由。这些精神反映在法国大革命当中，也是大革命留给后人的重要成果[39]。
在论及法国启蒙运动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启蒙思想家卢梭与大革命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卢梭的思想应该为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负责，而且卢梭思想本身就是体现了集权。对卢梭思想的这种理解，首先以朱学勤为代表，1994年，他出版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40]。随后，王元化先生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将卢梭思想理解成为“多数人的暴政”[41]。由于王先生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力，因此，他的这一解读就被人们理解成为对卢梭思想解释占据主导地位的解释。2004年，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这一著作的出版更使此种解读有了西方学者的依据[42]。因此，如何理解卢梭的思想以及他与大革命的关系就成为重要的问题。毋庸置疑，他们的研究都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曾经经历过那样“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权利得不到保证的年代，重新阅读和理解卢梭就成为这一反思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对卢梭思想作出的解读。如果转换研究的视角，从思想史本身来考察的话，特别是从国际学术界对卢梭思想的不同流派出发，就可以看到，卢梭并非只被单一性地理解为集权主义者，更多的学者将他理解为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43]。因此，卢梭研究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的西方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特征，即从中国出发来理解西方思想。这给西方思想史研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如何更广泛地吸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将研究的视野再开阔一些。
目前，一些学者、特别是青年史学工作者，从新社会文化史和现代性的角度出发理解启蒙运动，将启蒙与反启蒙、革命与反革命、启蒙运动与社会心态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最早开启这一研究视角的是张芝联先生。他在《关于启蒙运动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以法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心、而其他国家为外围、其他国家都是受到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影响而展开的看法进行了否定。同时，在对启蒙运动的评价中，他反对后现代对启蒙运动的否定，依然肯定启蒙运动的内在价值。这就提出了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问题。
谈到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问题，自然就涉及进步主义。王令愉详尽地考察了孔多塞的社会思想、教育思想和进步史观，指出孔多塞是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信奉者，他在界定和维护自然权利方面，既承袭了伏尔泰的学说，又受到托马斯·潘恩的影响，更具有民主性，并且尤其关注教育平等。孔多塞的进步史观是18世纪哲学的综合，是其对启蒙运动的一大贡献[44]。另外值得提到的是对德意志思想家们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45]。在启蒙运动与社会心态的方面，很多论文已经在这样的视角下来进行考察，而较为系统的还是所翻译的两本书——《启蒙运动的生意》和《屠猫记》[46]。张智考察了启蒙运动中的反启蒙运动，指出这场反启蒙运动利用启蒙运动的方式来反对启蒙思想，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反启蒙运动与启蒙运动一起构成了18世纪的思想话语内容，并对后来的思想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47]。应该说，反启蒙的研究拓展与深化了对启蒙运动的研究，使人们看到了启蒙运动的丰富性，从方法论上讲，也打破了以往的启蒙和反启蒙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
当18世纪的法国掀起启蒙运动的时候，在苏格兰也发生着另外一场启蒙运动，但其长期以来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1999年，随着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导论》的翻译出版[48]，学界开始展开了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周保巍在此方面作出了独特的成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既从学术史、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等主题出发，也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文明、勤勉等概念为中心展开研究[49]。学界对另一位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也进行了研究。以往都把他看作经济学家或者伦理学家，近几年，罗卫东和杨芳等人都将他放在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大的背景下展开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推动了研究的深入[50]。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重要的政治革命，对这场革命，学界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从很多方面作出了解释。例如，王养冲先生和王令愉考察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和革命中的吉伦特派思想观念，陈崇武重点研究了罗伯斯比尔的思想，高毅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反思了大革命，吕一民和乐启良探讨了西耶斯代议制思想以及与大革命关系[51]。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欧洲自由主义发生了转向，一些思想家开始批判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理论，在为现存的社会寻找新的思想基础和合法性论证。对这样的思想转向，学界也给予了关注，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52]。但就总体而言，仍然只是概括了这样的演进过程，更深入的讨论还有待加强。
在法国，大革命后，一批思想家对革命以及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贡斯当和托克维尔。1999年，贡斯当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由此带动了对其研究的热潮。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后，贡斯当强烈地主张给权力划定一条边界，建立宪政体制，以切实地保护个人自由的实现[53]。文礼朋认为，法国大革命后，自由与平等的矛盾、自由与民主的矛盾成为自由主义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人们开始讨论在一个必然到来的民主社会里如何保障个人自由的问题，贡斯当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对卢梭公意理论的分析，认识到抽象的人民主权在实践中可能导致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从理论上表达了对民主可能转化为专制暴政的忧虑[54]。
早在20世纪80年代，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就被翻译成了中文，1992年又出版了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但在当时，他的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还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仅仅有陈家琪在《读书》、李宏图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了几篇文章。2000年后，学界开始注意到这位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随后引发了对托克维尔自由主义研究的热潮[55]。崇明认为，托克维尔毕生所思考的是民主社会对心灵和政治的影响，所关注的是通过政治解决民主的种种问题，所谋求的是把民主社会的个体塑造成自由而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他的政治思想契合当代社会的政治需要，即如何建立和巩固自由的民主社会。倪玉珍则从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的转向这样的宏观视角来探讨思想家对“自由”理解的变化[56]。
后革命时代的自由主义无疑已经开始在自由主义中加入社会的内容，边沁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57]，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托马斯·希尔·格林则把关注的重心从政治自由转向社会自由，实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社会转向。
密尔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甚至被认为是当时英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其思想本身又极其丰富和复杂，一直是中国学者自由主义研究的热点之一。吴春发指出，密尔对个人自由的探讨不再是仅仅限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扩大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针对社会奴役，创造性地提出社会自由。在坚持个人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又主张为了实现社会的善，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涉。密尔还提倡有限度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合作和互助，减少社会贫困和财产不平等。密尔的理论使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进入“社会自由阶段”。笔者也持这样的观点[58]。雷雨也关注于密尔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改造，把它归纳为几点贡献，即修正的功利主义原则，主张相对节制的个人自由，强调个性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以及政治设计上的代议制度[59]。张建成和盛文沁则对密尔的代议制思想进行了探讨[60]。
自由主义的社会转向最终是由托马斯·希尔·格林完成的。中国学者对格林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作用及其学说的内容进行了考察。杨龙指出，格林是英国新自由主义的开创者，他反对功利主义，强调个体的道德责任；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提倡一种符合共同之善的积极的自由观，从而打破了功利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在英国思想界的一统天下[61]。邓振军认为，格林的自由概念通过对社会与个人在实现自由过程中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关系的考察，既给了自由基于社会正义的合法性，又为其提供了一个自立的、有着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心的主体，并赋予国家促进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积极职能，这是一种积极自由观。他反对那种认为格林积极自由思想的实践会导致极权主义的说法，指出格林自由理论的实质是一种自由民主思想，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关系[62]。骆沙舟等人分别考察了格林的国家观、权利观等内容[63]。
四、共和主义思想研究
在中国西方思想史研究中，对共和主义思想很早就给予了关注，特别是对法国共和主义的研究，相对而言研究得比其他国家要多一些。1992年，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举行了以法兰西共和国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并且在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在这些研究中，自然要涉及从思想史的视角来讨论共和国，讨论共和主义。张芝联先生在概括了法国五个共和国历史后提出了在这些历史背后隐藏着哪些对“共和国”概念的不同认识的问题。王养冲先生探讨了大革命时期的共和国主义思想。陈崇武研究了罗伯斯比尔的共和主义思想。王令愉研究了孔多塞的共和主义思想。张芝联先生讨论了托克维尔与第二共和国的关系。沈坚论述了第三共和国的民主制等[64]。
应该说，即使放在国际学术界的大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法国共和体制和共和主义的研究，完全体现了中国学术界自主性研究，也与当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完全相呼应。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独立提出的研究课题当然可以归之为原创性的研究思路。只是很遗憾，这样的研究后来没有再持续进行下去，其中只有很少的人在继续进行这一内容的研究[65]。2005年后，随着“剑桥学派”研究成果的引入，昆廷·斯金纳等人对共和主义的研究直接带动了国内新一轮的共和主义研究的热潮，而这已经过去了有10年之久[66]。
英国思想史家斯金纳通过对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新罗马自由理论的考察，发掘出一种共和主义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认为，自由是不受强制地享有一些特定的公民权利，它只有在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家中才能为其公民所拥有。也就是说，个人自由并非与国家政治制度无关，而只有在一个共和国，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公民才能享有自由[67]。陈伟对斯金纳共和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也进行了考察[68]。在英国革命中，正是这样一批共和主义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哈林顿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孙素江最早在国内发表了关于哈林顿的文章，将他定性为一个共和主义者。笔者也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通常把哈林顿的《大洋国》一书看作“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这是不恰当的。从批评霍布斯的自由观出发，哈林顿认为，如果要保证每个公民自由的话，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共和国[69]。
“共和”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在千百年分散聚合的历史进程中，共和思想在欧洲诸多民族始终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于文杰撰文以罗马、意大利城邦和近代英法为例，厘清共和思想的历史脉络，提出在历史沉浮与现实需求的背景下，“共和”是欧洲民族从共同利益走向共同体的历史根源和必然趋势。在另一篇讨论英国思想家休谟共和思想的文章中，他认为休谟的共和思想以均权、法制和公民道德为内涵，既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又以其具体的存在方式影响着英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民族国家及世界政治的发展。周保巍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研究了共和主义思想，这就是以休谟为代表的“消极自由观”和以弗格森为代表的“共和主义自由观”。由于两者在自由观上的对立，从而产生了“德性之治”与“法律之治”、“公域”与“私域”、“制度”与“精神”之间的紧张对立[70]。
对共和主义的研究直接涉及一位很重要的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国内对他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展开。王挺之探讨了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渊源，强调罗马史家李维对马基雅维里的重大影响。郭振铎从《君主论》出发，认为马基雅维里主张“放弃共和制，实行君主制”。这一观点很快就受到批评。黄一兴指出了马基雅维里创建共和国的目标，同时认为不能简单地将马基雅维里看成公开主张邪恶，反对任何人类公认的道德准则，而要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看作是服务于意大利的统一目的。而后王挺之又以“马基雅维里主义”为考察对象，对产生这一概念的欧洲政治环境、使用这一概念的前提进行了分析，指出应该将“手段与目的”说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马基雅维里主张政治无道德论[71]。
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共和主义思想的深入挖掘，学者们借助“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结合所在的时代背景解读其思想文本，再现了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核心概念与其前后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之间的关联，认为马基雅维里是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复兴者，其思想的核心是共和主义的“自由”，终极政治目标是创建共和国，他关于暴力阴谋等政治之“恶”的观点仅是其为了创建共和国、实现“自由”理想的手段。卢少鹏剖析了马基雅维里的“自由”概念的基本内涵。他指出，马基雅维里的“自由”与古典共和主义思想文本中的“奴役”相对应，等同于“无支配”。当马基雅维里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自由”一词时，他所指的自由的主体也不尽一致。只有把马基雅维里的“自由”看成是一个多重性的、立体性的概念，才能较好地解答马基雅维里引发的道德与政治、手段与目的的争论[72]。应该提到的是周春生对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研究。多年来，他在总结国内外马基雅维里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作出了学理上的评述，努力开掘马基雅维里关于人性世界和政治文化世界二者关系的思想；在理解政治实践（如国家权力运作等）与政治理论（如形而上学国家道德理想等）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的前提下，以及在马基雅维里个人的坎坷政治生涯等方面去研究马基雅维里。通过这样一些层面，作者推进了对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研究[73]。
共和主义的研究直接推动了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研究热潮，施治生早在1998年就出版了《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讨论了古典时期的共和与民主等问题。黄洋在纪念雅典民主政治2 500年的时候，撰文探讨了古代民主制中自由观念和现代政治中的自由观念不同，认为在古代，民主原则高于自由，因此带来了对人的权利的侵害。晏绍祥也发表系列文章研究古典民主问题，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对古典民主的赞扬与批评态度的演变。夏洞奇从“共和国”这一语词出发展开研究，认为“republic”（共和国）一词源于古代拉丁语词“res publica”，但两者的含义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他还剖析了“res publica”在拉丁政治传统中的内在意义[74]。近年来，国内出版界又出版了古典共和主义者的一些著作，像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塞涅卡的《强者的温柔——塞涅卡伦理文选》，普鲁塔克的《古典共和精神的日照》，西塞罗的《论至善和至恶》，色诺芬的《会饮》《论僭政》《希腊志》《斯巴达政制》等。这些古代经典的译介和传播，必将为深入挖掘古典政治思想尤其是共和主义思想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
研究共和主义，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民主和人权等问题的理解，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李世安对英国大宪章的人权思想的探讨，赵文洪对中世纪英国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起源的研究，程汉大教授对包括大宪章在内的英国法制原则的研究，阎照祥对英国宪制思想的研究，王加丰对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人权观念的研究，洪波对法国和世界人权宣言以及法国民主化进程的研究，陈勇运用哈贝马斯的理论对英国近代早期公共空间咖啡馆的研究，等等。有些学者还对公民观念进行了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75]。
五、保守主义思想研究
保守的社会心态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明确的社会政治学说的保守主义，则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对革命的反思，对保守主义的研究也日益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保守主义思想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对“保守主义”概念的界定。何元国从词源上对“保守主义”进行了分析，指出“保守主义”意味着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某个事物，并且在不得不进行变革时把变革的幅度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保守”“保守主义”这两个词在英国并无贬义，没有汉语中“落后、反动”的意思[76]。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对其基本原则进行描述和概括。王皖强指出，保守主义有五项基本原则，即悲观主义，坚持性恶论和反理性倾向；传统主义；坚持社会有机理论，维护社会秩序的等级制；强调政治活动有限性；维护教会的地位和作用[77]。
保守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又具有何种意义呢？对前一个问题，学者们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加以解释。他们指出，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那些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会试图拥抱过去的传统，抵制现代社会巨变所带来的冲击[78]；另一方面，那些拥护现代工业社会价值的人们，也在如何实现社会变革、处理自由和传统的关系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分流[79]。这最终产生了保守主义的两个派别：法国保守主义和英国保守主义，并使其具有不同的特征。前者维护中世纪以来的“传统权威”，反对一切变革；后者维护的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所确立的“传统自由权利”，支持渐进的改革[80]。钟欣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探讨了保守主义的作用，指出它是维护资本主义传统的，具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政治功能，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指导资本主义制度实行保守的改革，以维护稳定；重振传统道德，以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发动意识形态，以捍卫资本主义政治信仰[81]。
保守主义思想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是对埃德蒙·柏克的研究。柏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原则的批判中首先阐发了保守主义，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鼻祖。中国学者大多承认柏克思想的保守主义性质。陈志瑞撰文指出，近200年来的柏克研究已经明确，柏克属于保守主义阵营，是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82]。郭晓冬认为，柏克既是保守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柏克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尊崇传统，倚重秩序，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理性、传统与自由；柏克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用毕生的精力热情捍卫高贵的自由。“自由”与“保守”并非是两个难以逾越、彼此陌生的领域，对传统与秩序的保守最终有可能是为了获致自由，而对自由的捍卫也往往要采取保守的形式[83]。刘军宁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84]。
要回答柏克思想中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需要探讨柏克思想与英国传统自由之间的关系。陈志瑞指出，柏克的政治立场始终如一，即坚决维护“光荣革命”的传统、制度、原则和精神，也就是既革命，又保守；既反对专制，伸张自由，又维护秩序和权威。柏克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实为社会政治秩序的平衡和稳定，权力制衡，防止权力滥用，使权威与自由两者不可偏废。自由与改革是柏克保守主义的政治基准和原则，是其实质性内容。柏克是保守的，但他保守的是自由；并且，这种自由首先是英国的自由，是传统的限制王权、反抗专制暴政的自由，是政治自由，而不是19世纪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那种个性自由和社会自由。前后两种自由的来源和性质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不能说柏克是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85]。
柏克的保守主义体现在其对人性、传统、社会以及革命和改革等的言论中，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评析。刘北成在《论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一文中，对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进行了概要式的考察，认为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内容主要有：批评抽象的自然人性化，肯定人的社会性，确立传统的权威；否定天赋人权观，维护社会不平等的秩序；反对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约定俗成说；维护世袭财产权和宗教；反对革命，但赞成保守的改革[86]。
柏克对革命和改革的看法集中反映了其学说的偏向性和保守性。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执着于抽象理论，企图与传统一刀两断，对公共利益和道德情操都造成了巨大损失。秦胜军指出，柏克的指责是不公平的，也是对革命的无知。法国革命是法国君主制完全破产的产物，其发展也是国内外紧急局势所促使的，这其中包括柏克之辈对大革命的敌视和破坏。柏克错误地把法国的历史等同于英国的历史，欲把英国的经验作为普世真理推广到法国。柏克指责革命，但对旧制度下的罪恶闭口不谈，这是不公平的。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柏克是保守主义的[87]。彭刚在分析柏克改革观的基础上指出，其改良论与自由主义的改良论蕴涵完全不同。前者把改良看作维护传统的手段，把历史进程看作神意的体现，不包含理性的目标，并且把社会秩序中各等级的不平等看作永恒的法则；后者具有理性的完全自由、平等的目标，认为社会发展是不断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过程[88]。
中国学者还讨论了柏克保守主义思想在当下的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柏克思想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后代永远深思。其一，作为人类历代智慧结晶的文化传统是最值得我们珍重的，保存传统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其二，人类的进步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暴力手段？是否可以采取改良手段？对此，柏克给出了初步的答案。现实政治和生活需要向传统的智慧学习，而不是寻求抽象的原则或理论的指导[89]。彭刚指出，在如何减少革命的破坏性，如何重新思考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关系，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柏克的理论仍有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反思的成分[90]。
法国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梅斯特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梅斯特反对大革命，为旧秩序和旧制度辩护，企图恢复以天主教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试图复辟旧制度、旧秩序，回归过去，反对改革，表现出浓厚的保守性和反动性。在当下应该如何解读这一思想呢？张智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解读梅斯特。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必经阶段，这种转型必然会遭到传统势力、传统观念的抵抗，梅斯特便是从理论上反对这一现代化进程的代表人物。他反对以启蒙思想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反对这一思想中蕴涵的理性主义、普世主义、民主主义等思想，并站在传统的立场上美化大革命前法国的等级社会和君主制，并将其披上“神意”的面纱。这种对传统的维护使梅斯特成为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作者指出，尽管梅斯特的思想中有不少错误的地方，但他确实是一个目光敏锐的观察者和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对大革命中暴力的批评、对传统的珍视和对政治宪政的思考发人深省[91]。
梅斯特的思想是启蒙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形成的，他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却最终成为其最坚决的反对者。张智在另一篇文章《梅斯特与卢梭社会思想之比较》中考察了梅斯特与启蒙哲学的这种特殊关系。作者指出，梅斯特对卢梭的批判是有选择性的，他抨击的重点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所隐含的世俗化和民主化的倾向。简言之，梅斯特反对的是作为民主理论家的卢梭，而不是作为善感的道德家的卢梭。并且，梅斯特在谴责卢梭时，经常借用卢梭本人的观点，然后赋予它一种极端和绝对的外表，用以攻击卢梭。梅斯特和卢梭有共通之处，他们都是“前浪漫主义者”，也是重要的反启蒙运动者。卢梭和梅斯特都对启蒙哲学的一些重要概念提出挑战：用情感、直觉对抗理性主义，用集体、宗教和权威对抗个人主义，用特别的教育对抗科学主义，用民族特性对抗世界主义。虽然梅斯特一再贬低卢梭，但是不自觉中，梅斯特捍卫了卢梭思想的本质[92]。
从保守主义的角度，重新解读思想史上的某些思想，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启示。德国哲学家费切尔就从保守主义的角度解读了卢梭的思想，曹卫东在《卢梭是个保守主义者》一文中介绍了这一观点。费切尔从三个不同角度分析了卢梭思想的保守主义本质。首先，卢梭思想中包含有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成分；其次，卢梭的政治理想不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建立回归原始自然或建立一个“精神—道德”的共和国；最后，卢梭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他反对革命。在革命过程当中，他与革命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革命阵营对卢梭都持批判立场。他与雅各宾派之间只有巧合，没有必然影响关系，甚至在一些关键观念上还抵牾。与之相反，他却受到保守主义者和反革命者的青睐。基于此，费切尔断言，卢梭并非“革命的思想家”，而是“传统主义的道德家”，他所追求的，不是“推动进步”，而是“阻止进步”[93]。
如何看待保守主义对启蒙思想的批判，这对理解保守主义和启蒙思想都十分重要。何兆武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启蒙思想家以自然法为基础，强调法理；而保守主义者则更注重历史事实。从思维方式上讲，前者是非历史的思维方式，而后者是历史的思维方式。双方是在不同层次上和不同思维轨道上操作的，所以，双方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可以判断是非的共同基础。历史学派没有驳倒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如同自然法学派不能否定历史学派所提出的事实。双方的真理在各自的出发点上都只能是“自明的”，无法进行证实或证伪。保守主义过分强调传统，正如启蒙哲学过分强调理性一样，都不免失之于一厢情愿。对国人而言，则由于不太习惯于非历史的思维方式，限制了自己的思路和视界。如能同时对这两种观点兼容并蓄，或许更能够丰富我们所能接受的人类思想文化的遗产[94]。
六、民族主义研究
在欧洲历史上，民族主义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此，学术界给予了很多关注，而在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又掀起新的热潮。与此相呼应，中国学界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95]。
相比较而言，由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展开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因此，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概括其基本的内容，梳理演进的历史过程，就成为学界的基本任务。除了一些学者的著作涉及民族主义理论的探讨外，叶江专门介绍了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两大流派，一是现代主义，另一是族群象征主义[96]。金鹏集中探讨了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代率先兴起的原因。他说，特定的社会内部要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动力。城市的发展扫荡了原有的等级性的、地方性的组织结构，使异质性社会向同质性社会转换，促进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民族主义由此发生；同时，随着结束分裂，实现国家的统一，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而民族主义的成长最终通过革命的形式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97]。徐迅认为，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其中包括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近代早期，以往以宗教为统治正当性基础的国家权力发生动摇，社会出现整合危机，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面临全面解纽，这要求国家必须寻找其他来源构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此时这种合理性只有“民族”共同体才能实现[98]。时殷弘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其功用就是创建和加强现代民族国家[99]。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发展出不同的类型，呈现出了丰富的特征，了解这些将有助于理解民族主义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变。笔者曾撰文将欧洲民族主义分为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并且指出：政治民族主义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达到高潮，其主要内容为祖国是所有公民享有自由和权利，并将获得利益和幸福的共同体。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两大基石和终极目标。与之相对，在德意志则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其理论上的代表是赫尔德等人，主张国家不仅是自然的共同体，也是不朽的有机体，体现和代表了民族特性和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文化和传统中，为此每个民族都必须珍爱和培植起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100]。王勤蓉则把这两种民族主义概括为“民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并加以分析[101]。程人乾也对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的演进、特征和形态进行了研究，认为当代民族主义正呈现出全球化和普遍化、性质多元化和复杂化、内容非纯粹化等特征，并出现了以欧洲联盟为代表的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102]。
法国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阵地，其民族主义思想受到广泛的关注。张智通过对法国启蒙运动与旧制度后期的民族主义话语的考察，探讨了法国早期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他说，法国旧制度后期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与高等法院之间的冲突的影响。在长期的冲突中，一些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话语得以形成。作为18世纪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启蒙运动则对这些话语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它参与到民族主义话语对于历史和民族认同的建构之中，在理论层面上阐释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哲学家们”还在公共领域中传播着这些观念。至法国大革命前夕，在公共舆论中民族主义已经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接受[103]。黎英亮考察了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演变过程。他通过对近代早期和后期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分梳，指出把法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界定为公民民族主义的做法只适用于近代早期（1789—1870年），而在近代后期（1870—1914年），法国则经历了一个从公民民族主义向族裔民族主义过渡的理论蜕变过程。在这一蜕变过程中，“我”族裔与“非我”族裔的对立逐渐成为法国内政、外交的主题之一，最终导致法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04]。
作为近代民族主义原生形态之一，德国的民族主义备受关注。马瑞映指出，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分裂状况是导致德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而体制与现实则构成其相关要素[105]。邢来顺则从社会思潮运动影响的角度指出，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与启蒙运动有紧密关联。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呈现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交融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启蒙时期德国思想文化领域呈现浓烈的民族情感，形成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潮[106]。笔者考察了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外部刺激因素，认为法国文化的入侵受到了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德意志知识分子的抗拒[107]。张廷国讨论了知识分子在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认为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与德国知识分子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紧密相连，它是启蒙与现实的冲突[108]。
对于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学者们既承认其积极作用，也指出其弊端。笔者和张国臣都认为，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每个民族按照自身的方式和途径进行演进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积极意义，为德意志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并成为德意志统一漫长道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109]。马瑞映指出，德国民族主义导致了三个方面的后果，即专制制度的确立与巩固、容克与资产阶级联合统治、军国主义的承继与思想文化上的强权意识，最终从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统一，蜕变为以扩张为特征的民族沙文主义[110]。
应该看到，长期以来，对英国的民族主义一直都缺乏系统研究[111]，这一局面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改变。陈晓律发表文章对英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作了仔细探讨，认为英国的民族主义经由诺曼入侵后的孕育、清教运动的发展时期和帝国扩张的成型时期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第一个工业化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盎格鲁—撒克逊的部族传统与诺曼入侵者的较量，近代以来英国社会经济力量的变化，新兴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努力，以及对外扩张获取经济利益的冲动，都对英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12]。姜守明从宗教的角度探讨了民族主义对英国民族国家形成所起到的作用。周保巍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休谟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在休谟那里，民族主义的内核在于一种普遍主义的文明化诉求，并以一种反本民族传统，反本民族文化，解构本民族历史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113]。
民族主义最早产生在欧洲，钱乘旦主编了《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一书，从文明和民族主义以及民族问题的角度追述了欧洲不同地区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历史演变情况，讨论其原因和它们对周边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叶江探讨了民族主义对近代欧洲形成的作用。余建华在其著作中以欧洲为中心，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的民族主义演进，将其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次为二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第三次为20世纪后期。与此同时，他还对民族主义的若干类型作了阐析[114]。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从“民族认同”和“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新视角，并在古典时期中追溯这些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在此方面，较为突出的是黄洋发表文章探讨了西方文明中久已存在的“东方主义”传统，认为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在那时西方就把东方文明看成是与西方文明相对应的文明类型。徐晓旭探讨了古希腊人对民族概念的理解、罗马时期希腊人对民族的认同问题[115]。这样的一些研究也与目前国际学术发展的前沿相一致。关于近现代时期的民族主义问题，也有一些文章展现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如王加丰就从“欧洲化”和社会观念的视角研究欧洲的民族国家，或者说将民族国家的形成放在欧洲近代以来的欧洲化这一进程中来考察。这样的视野就显得比较开阔，也能得出一些有新意的结论[116]。
在研究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学界也展开了对帝国思想的研究。夏洞奇探讨了奥古斯丁对罗马帝国的态度，认为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等著作中，既对罗马帝国的成就与地位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又拒绝了对罗马帝国的任何神化，认为它始终只是一个尘世中的国家，始终具有善恶并存的两面性。姜守明、郭家宏发表了关于英国帝国思想的文章[117]。
对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提出，即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就展开了一波民族主义研究的热潮，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之后，学术界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译介国外学术界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118]，而对研究本身则有所忽略。实际上，在民族冲突频发的今天，更需要在学理上作出应有的解释。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七、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一代代学人的学术传承中，西方思想史研究这一“星星之火”得以呈燎原之势，研究成果不断面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种贡献体现在，通过对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纠正了过去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的理解，而且也对其他学科产生了影响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更新和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思想观念又将成为建构中国现实社会体制的基础和动力。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西方思想史研究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从客观上讲，这30年的西方思想史研究是在非常低的起点上开始起步的，其缺点是研究者没有更多的学术积累，无法在更高的学术层面上展开，一切都要自己从头开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西方思想史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好处是可以很快地接受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不同流派和不同类型的思想家展开自己的思考。由此而造成的一个最为直接的结果是，西方思想史研究具有多元性和全面性，西方思想的各个重要派别及其思想家们都大体得到了涉及和研究。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进程也直接推动了西方思想史的研究深入。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西方文明的思想观念被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可资借鉴的资源，而不再是一个需要批判和否定的对象。社会的特别需求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喜欢阅读西方思想史领域的学术著作，并以思想文化的视角理解西方，这就为研究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注入了发展的动力。例如，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研究的持续热潮就说明了西方思想史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可避免地也对西方思想史研究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中国的语境下研究西方思想史，往往会带有中国的特性。那么，如何在中国语境与学术自身之间找到平衡，使我们的研究既是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问题，又符合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呢？
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站在国际学术前沿，学术交流国际化，这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当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学术的国际化已经成为必然，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关起门来进行研究，必须了解国际学术的发展，融会在国际学术的发展进程之中。30年来中国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已经走上这样的历程，例如，邀请国外学者讲学，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翻译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参加国际思想史研究的一些组织。正是这种国际化的视野，迅速地提升了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水平，缩短了与国外学术界的差距，或者说也让国外的学术界知道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西方思想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研究仅只是刚刚起步，仍然存在着很多局限。历史学界对西方思想史研究依然重视不够，作为正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还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承认。以欧美国家为例，各大学历史系在本科阶段就设置了这方面的课程，同时还有思想史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为推进思想史的研究，各国相继创办了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专门学术期刊，如美国的《观念史杂志》，英国的《思想史杂志》《政治思想史杂志》等，也成立了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组织，建立起以思想史为中心的学术合作，这样一种高度学术分化和有机联结的学术机制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我们在学术的组织和生产这些环节上还没有达到如此分工细致的地步，至今都没有专门的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期刊。就人才培养而言，我们也还没有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培养体制和模式，例如，没有编写出一本为历史系学生用的西方思想史教材，在教育部和各省教育部门教材资助出版的目录中也根本没有西方思想史的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对西方思想史的很多内容甚至一些重要思想家都还缺乏研究。例如，对法国思想家西耶斯，对思想家贡斯当产生重要影响的斯塔尔夫人，至今连一篇研究她思想的文章也没有。现在，就连我们以前非常重视的西欧近代社会主义思想都没有人再进行学理式的系统研究[119]。最为典型的则是对德国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而言，我们只注重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而德国的一批思想家，特别是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则被集体遗忘，没有对其展开研究。还有如荷兰，作为近代共和主义等思想的发源地，我们也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即使有的流派、有的思想家已经有所涉及了，但是，如何不再始终停留在泛泛而谈的、铺陈式的研究，如何向更深的层面挖掘，则是目前需要引起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例如，以密尔思想研究为例。早在1903年，严复就将密尔的《论自由》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和知识界。百年过去，回顾学术的演进可以发现，尽管国内学术界对密尔这样重要的思想家也展开了研究，发表了很多的论文，但只要浏览一下这些论文，就会发现还是不尽如人意，缺乏有问题意识的深度研究，我想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深思。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对密尔思想中的很多问题还未曾涉及？例如，关于他的文明理论和引带式政府的理论，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尚与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密尔与泰勒夫人的关系，密尔与他同时代知识界的关系（如托克维尔、洪堡等），密尔对法国大革命和社会契约理论的反思，密尔首创性概念中的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密尔整体思想下理解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等。还有，我们对近代一批思想家已经有所涉及，而对现当代思想家则关注较少，而将现当代思想史研究领域让与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者[120]。总之，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很多。因此，对于中国的西方思想史研究而言，如何在一些思想家研究的个案基础上深入挖掘，并改变平面式的论文模式，当是刻不容缓之事。
其实，在西方思想史研究中，不仅在个案研究方面需要加强，而且在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上也还有待加强。至今国内还没有按照国别来撰写的思想史著作[121]，也没有一本相对比较有质量的系统的论述西方思想史这样通史性的著作，哪怕是系统地将“剑桥思想史”这样的著作翻译出版[122]。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并且与我们这样的大国地位非常不相称。究其原因，在市场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西方思想史研究还得不到有力的各种资源的支持，例如，在国家和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指南中就没有专门设立过关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课题。实际上，这30年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一直是在无人支持，而是依赖于每个研究者自我兴趣来支撑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也正是这一意义上，西方思想史研究取得了投入少而成效大的业绩。
目前，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翻译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特色，但在此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即过多地关注英国和美国，而对法国、德国等大陆国家则不够重视，这样单一化的引进容易使我们的研究过于褊狭。实际上，法国和德国的思想史研究也带有着他们的鲜明特点，并且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另一种情况，即我们的研究状况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翻译状况，研究热点基本上是对翻译热点的跟进。这表明，我们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即我们的研究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惠于也是受制于少数译者。他们的偏好、倾向、判断往往限制甚至主导我们的研究。这种跟风式的研究既缺乏内在的研究理路和逻辑，也缺乏显见的研究品质和风格。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强化研究者的外语能力，强化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原始文献建设；另一方面，要扩大翻译的面，亦即有计划、有步骤地按照西方思想史发展的历史和思想逻辑来翻译西方的思想典籍。
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将国外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进之后，如何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且能够在中国的语境下创造出本土化的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这也是需要中国学者思考的问题。目前，中国学者在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上还是过于偏狭和单一。现在占主导性的就是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的方法论。其实，在这两种方法论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路径。比如，就近而言，尼采式的谱系学，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就远而言，也有黑格尔式的精神史，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梅内克的观念史；就中国而言，也有传统的“学案”方法。虽然方法论有一时之兴衰，但从长时段来看，都有其永久而独特的魅力，足可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以梅内克的“观念史”研究为例，虽然现在遭到“剑桥学派”的诟病，但是读其《马基雅维里主义》，仍然为其史诗般的架构和恢宏气度所折服。所以，问题不在方法论的具体选择，而在于把方法论与个案研究结合在一起的那种高超的驾驭力、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史料素养。反观这30年的西方思想史研究，还很难看到运用这些方法论的成功个案。
因此，平心而论，中国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仍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真正形成作为独立学科的研究范式[123]，不仅西方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还没有讨论，仍然有很多的空白急需填补；而且，中国学者只是刚刚和国际学术界建立起一些学术交流的渠道，还谈不上融入国际学术界，参与到与他们的学术对话中去。由此使笔者想到了一位英国学者的话：近几十年来，对于语言在理解现实方面重要性的日益增长的认可，已经急剧地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这种改变的一个主要表征就是“概念史”“政治语言史”和“政治话语史”的发展。然而，在这种变化的内部，各个国家在研究取向及方法论路径上却迥乎不同[124]。由此也就形成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思想史研究特色。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国际学术界思想史研究范式已经发生变化，并且在这一变化中各个国家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的时候，中国学者才刚刚在开始接受和引进在这一变化中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仍然还没有参与到国际学术界这样变化的学术发展进程，更不要说已经形成了中国学者自己独特的且有原创性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方法，或者说研究范式。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自暴自弃，相反，我们的未来还任重道远，更需要加倍努力，迎头赶上。目前，在中国正日益融入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希望要了解西方的思想，理解他们观念的演变。因此，在笔者看来，西方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与动力的催动下，我们应该利用这样好的时机，充分思考与规划未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将西方思想史研究置放到一个重要的地位，并通过多种有效的方式来推动中国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学界很多同行和我的一些学生的帮助，在此恕不一一列举，谨致谢意）
【注释】
[1]思想史研究虽然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同时它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这里只选择历史学科中的思想史研究来进行讨论和概括。在进行这样的概括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其他学科所出现的那些研究成果，但我还是注意落脚在历史学本身来进行这项工作。同样，这里的“西方”也只以欧洲为主，因为美国等国家会包括在美国和其他国别史的研究综述中；而在内容的选择上，由于主题的需要，也难免挂一漏万。
[2]例如，王养冲先生为1977、1978届学生开设了西欧近代思想史课程。据后来学生的回忆，当时可谓是盛况空前，教室里挤满了学生，后先生又以此方向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了国内第一批这个方向的博士。他还发表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等文章，出版了《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何兆武先生翻译出版了诸多西方思想家经典著作，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等，另外，还主编了《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陈乐民先生一直从事欧洲文明和欧洲思想史的研究，发表了多部著作和一些论文，如《“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扩张史》《欧洲文明的进程》《莱布尼茨读本》《冷眼向洋》《西方外交思想史》等。
[3]目前，中国西方思想史研究最大的特色就在于青年一代已经成长为一支生力军，如清华大学的彭刚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理论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的周保巍致力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和休谟研究，崇明对托克维尔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皖强对英国保守主义的研究，复旦大学的夏洞奇和张智对思想家奥古斯特与法国德梅斯特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顾航对启蒙运动的研究，浙江大学乐启良对当代法国思想史方法论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盛文沁和漳州师范学院的邓振军对密尔思想的研究，华南师范大学黎英亮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湘潭大学卢少鹏、杨芳对马基雅维里和亚当·斯密的研究，等等。
[4]李宏图：《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
[5]田晓文：《谈谈心智史学的定义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89年第3期。
[6]下文的评介只是具体涉及有关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学派，对其他则没有涉及，如刘北成对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著作的系统翻译和研究，这对思想史研究以至整个学术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他们的著作有李天然等翻译的《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申彤翻译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张传有等翻译的《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彭刚翻译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吴相翻译的《观念史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
[8]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9]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0]昆廷·斯金纳著，李宏图译：《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凯瑞·帕罗内著，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昆廷·斯金纳主编，潘兴明、周保巍等译：《近代英国政治话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昆廷·斯金纳著，王加丰、郑崧译：《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昆廷·斯金纳、博·斯特拉思编，彭利平译：《国家与公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姆斯·塔利著，梅雪芹等译：《语境中的洛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除此之外，还有奚瑞森等人翻译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昆廷·斯金纳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1]李宏图：《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12]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什么是思想史》。
[13]详见周保巍的《“隆中对”与剑桥学派方法论的精义——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一》《顾城的“困惑”与剑桥学派的“语境”——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二》《从魔女诱僧的佛教故事说起——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三》《“罗生门”与剑桥学派的“修辞”——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四》，这些文章分别载于《社会学家茶座》第16—18辑和第20辑（2006—2007年）。
[14]详见刘玮的《施特劳斯、斯金纳与政治哲学史的当代相关性》、王芳的《斯金纳与施特劳斯思想史研究之比较》。两文均见《学海》2008年第2期。
[15]陈勇：《民众观念与思想史的拓展》，《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
[16]于文杰：《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17]周兵：《“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18]田晓文：《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杨豫：《新文化史学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王希：《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李宏图：《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李宏图：《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周兵：《“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19]如李宏图在其几篇文章中都介绍了概念史的问题，详见：《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修辞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2010年又主持翻译出版一套“概念史”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实践方面，学界也已经有意识地在进行。如笔者对“自由”概念、周保巍对“勤勉”概念的探讨，夏洞奇在《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一书中以“尘世”与“权威”这两个概念为中心，以其“尘世”观念为语境，系统地诠释了奥古斯丁的社会权威观。
[20]见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元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于文杰：《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21]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7页。
[22]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3]李宏图：《从“权力”走向“权利”——西欧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12页。
[24]详见陈崇武：《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究竟何时提出》，《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该文后又翻译成为法文刊登在法国《巴黎高师学报》。《论自由、平等、博爱》，载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25]前者以王元化为代表的“新启蒙”，后者以《公共论丛》为代表。笔者认为，伯林思想的引入才真正开始了在学术上研究自由主义思想。随后，学术界有了长达数年的伯林热，如胡传胜不仅翻译了伯林的《自由论》，而且发表了《自由的幻像——伯林思想研究》等著作。
[26]以赛亚·伯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27]李宏图：《寻找自由的另一种定义——昆廷·斯金纳对自由的理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从“权力”走向“权利”——西欧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
[28]例如，比较系统的研究的就有李强的《自由主义》、顾肃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李宏图的《从“权力”走向“权利”——西欧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另外，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一书中也设有专门的一章论述了从古希腊开始到近代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从不同国家展开研究的有：黄伟合：《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从洛克、边沁到密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杨令飞：《近代法国自由主义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如果把翻译算进来的话，则就有更多。如《欧洲自由主义史》《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欧洲民主史》等。
[29]李强：《自由主义》，第46页。
[30]艾克文：《霍布斯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31]如施特劳斯、斯金纳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施特劳斯著，申彤译：《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32]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
[33]梅雪芹：《关于约翰·洛克“财产”概念的一点看法》，《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论约翰·洛克的财产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34]汤伟：《洛克财产权的起源、意义及评判》，《兰州学刊》2006年第10期。
[35]详见冯克利翻译的《洛克〈政府论〉导论》，三联书店2007年版。
[36]如王元化先生发起的关于新启蒙的讨论，李凤鸣、姚介厚著的《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葛力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另外，还有一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传记和著作也都被翻译出版。
[37]当然，对启蒙运动作出很多研究的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和一些翻译性的著作。如刘北成、王皖强主持翻译的《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8]王养冲：《〈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与1789年原则》，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57—268页；洪波：《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宪章——纪念法国人权宣言发表两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39]刘宗绪：《人的理性和法的精神——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启示》，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69—282页。
[40]朱学勤：《道德理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41]详见其《清园近思录》，上海书店2005年版。值得一提的是，王元化先生对卢梭思想的研究本着极为认真的态度，为了用法文本和中文本相比较，他特地请了一位精通法文的先生和他一起逐字逐句地研读《社会契约论》，然后写出一系列文章来讨论卢梭的思想。不管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但先生这样的读书精神非常值得景仰。另外，他关于卢梭研究的系列论文也被翻译成为英文将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42]塔尔蒙著，孙传利译：《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3]李宏图从国际学术界对卢梭思想的几种不同观点出发，认为卢梭不是一个极权主义者（李宏图：《什么是启蒙运动——以卢梭为个案的回答》，《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陈乐民先生认为，不能将卢梭的思想作简单化的理解，要放在他那个时代来认识他的思想（陈乐民：《论卢梭》，《读书》2008年第4期）。申晨星不同意卢梭的人民主权本质上是一种专制的理论（申晨星：《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张庆海则通过历史的考察，反驳了认为卢梭民主政治思想是大革命的主要原则、《社会契约论》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乃至完成这一传统观点（张庆海：《卢梭政治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主旋律吗？》，《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郁建兴不赞成把卢梭的学说看作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认为卢梭的民主理论扩大了自由主义的范围，体现了卢梭把自由主义推向彻底化的努力（郁建兴：《自由主义：从英国到法国》，《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4]王令愉：《孔多塞：法国最后一位启蒙思想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5]詹姆斯·施密特著，徐向东等译：《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6]前者为顾航翻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后者为吕键忠翻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这两本书都是目前国际上新社会文化史代表性人物罗伯特·达恩顿的代表作。
[47]张智：《略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反启蒙运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
[48]弗格森著，林本椿、王绍祥译：《文明社会史导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9]周保巍：《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状态”——解读休谟的“财产权”理论》，《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1期；《“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共和主义”的自由——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观念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奢侈与文明——休谟对商业社会“合法性”的辩护》，《史林》2006年第2期；《走向“文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叙事”和“民族认同”》，《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社会情境·意识形态·知识话语——思想史视野中的“休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原则”与“社会变迁”——以“勤勉”为中心的探讨》，《浙江学刊》2008年第3期。另外，还有李雪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概论》（《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增刊第2期）。
[50]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芳：《亚当·斯密和北美殖民地问题——兼论斯密的自由观》，《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国民教育与“商业社会”——亚当·斯密教育思想简论》，《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美德与“商业社会”——〈道德情操论〉解读》，《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6期；《常备军与“商业社会”——亚当·斯密军事思想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5期。郭家宏：《论亚当·斯密的帝国思想》，《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51]详见王养冲、王令愉：《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陈崇武：《罗伯斯比尔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吕一民等：《西耶斯的代议制理论管窥》，《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2]最早对此作出探讨的是周敏凯，他发表了《试析法国大革命思想原则的困顿及其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从革命后思想界对大革命原则的反思入手梳理这一转向。另见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王勤蓉：《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传统：从霍布斯到约翰·密尔》，《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李宏图：《从“权力”走向“权利”——西欧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等。还应提到的是吕一民等的《理性主权与妥协政治——法国空论派政治思想探析》（《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53]何兆武、陈启能主编：《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李宏图：《宪政体制与权力的边界——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54]文礼朋：《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自由主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
[55]陈家琪：《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读书》1994年第5期；李宏图：《孤独的自由——论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李宏图：《自由的失却与重建——论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原因的解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李宏图：《从贵族的自由到民主的自由——论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董小燕：《自由与平等两种激情的遭遇——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陈炳辉：《民主与多数的专制——解读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邓振军：《浅探托克维尔的民主自由思想——读〈论美国的民主〉》，《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崇明：《民主时代的政治与革命——论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和政治史》，载《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编：《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张茗：《从美国民主到法国革命——托克维尔及其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56]倪玉珍：《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自由主义的重要转向：从基佐“贵族的自由”到托克维尔“平等的自由”》，载《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编：《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
[57]对功利主义较早进行研究的是周敏凯。见周敏凯：《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8]吴春华：《密尔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特征及其形成》，《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李宏图：《从政治的自由到社会的自由——论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9]雷雨：《论约翰·密尔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改造》，《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60]张建成：《评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民主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盛文沁：《浅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代议制政府思想》，《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6期。
[61]杨龙：《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转折点——托马斯·格林的政治哲学》，《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62]邓振军：《在社会中寻求自由——论格林的自由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63]骆沙舟：《格林国家思想论析》，《厦门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万其刚：《格林的自由权利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邓振军：《格林论国家的职责》，《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3期；邓振军：《从个人权利到社会权利——格林论财产权》，《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
[64]上述研究成果详见楼均信主编的《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
[65]例如，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66]这样的结论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而言，并不排除在这期间出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例如，洪波的《雨果的共和思想解读——纪念雨果诞辰二百周年》，杨令飞的《论维克多·雨果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批判》等（两文均载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研究的新视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说它是一种原创性的，因为这是中国人自己独立提出的研究性课题，而这样的研究又与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正在掀起对共和主义研究的热潮相一致。说它是独立自主性的，因为只要翻检这些论文就会看到，在这些文章的注释当中没有引用当时国际学术界对共和主义研究的新成果。回顾30年的思想史研究，我们能够具有某种原创性的研究课题的确不多，而这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就
共和主义研究的热潮而言，例如，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编的《思想史研究》第2辑的主题就是“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应奇等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以“共和”为主题的研究丛刊。
[67]昆廷·斯金纳著，李宏图译：《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
[68]陈伟：《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试论昆廷·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史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69]孙素江：《英国共和主义思想家詹姆斯·哈林顿》，《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李宏图：《人的王国还是法律的王国——哈林顿的共和主义自由思想》，《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
[70]于文杰：《欧洲民族共和思想探源》，《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休谟的共和思想及其意义》，《世界历史》2006年第3期。周保巍：《“自由主义”的自由与“共和主义”自由——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观念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71]王挺之：《马基雅维里思想探源》，《历史教学》1988年第12期；郭振铎：《略论马基雅维里及其〈君主论〉》，《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黄一兴：《论马基雅维里与马基雅维里主义》，《上海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王挺之：《近代外交原则的历史思考——论马基雅维里主义》，《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还有一些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研究性论文，如武晓耕：《同途殊归——韩非子与马基雅维里思想之比较》，《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王珍愚：《试比较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政治思想》，《学术界》2005年第4期；韦琳：《论“非道德主义者”马基雅维里的政治道德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陆启宏：《浅析马基雅维里史学中的现实主义》，《学术研究》2001年第4期。
[72]卢少鹏：《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自由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马基雅维里“自由”意涵析解》，《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3期；《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政治观》，《学海》2008年第5期。
[73]详见《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和他的一系列论文，如：《道德的合理性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西方马基雅维里思想批评史之寻迹》，《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评迈内克的“国家理由”研究和马基雅维里的国家权力学说》，《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等。
[74]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晏绍祥：《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理想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斯巴达的幻影：古代与现代》，《新史学》第1期，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夏洞奇：《何谓“共和国”——两种罗马的回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75]李世安：《试论英国大宪章人权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世界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赵文洪：《中世纪英国议会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起源》，《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程汉大：《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阎照祥：《16—18世纪英国宪制和宪制思想的演进》，《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王加丰：《欧洲中世纪的权利之争与近代人权观的形成》，《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洪波：《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宪章——纪念法国〈人权宣言〉发表二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洪波：《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传统与十九世纪政治现代化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洪波：《走向普遍人权的历史——从法国〈人权宣言〉到〈世界人权宣言〉》，载《法国史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拉尔夫·密利本德著，博铨、向东译：《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约翰·邓恩著，林猛等译：《民主的历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桑瓦龙著，吕一民等译：《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雷蒙·阿隆著，吕一民等译：《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米歇尔·维诺克著，吕一民等译：《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分子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沃尔特·白芝浩著，夏彦才译：《英国宪法》，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76]何元国：《论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的保守主义》，《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77]王皖强：《论保守主义》，《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78]张智：《约瑟夫·德·梅斯特的法国大革命观》，《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6期。
[79]刘北成：《论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80]陈晓律：《英国式保守主义的内涵及其现代解释》，《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81]钟欣：《保守主义评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82]陈志瑞：《保守与自由——埃德蒙·柏克的政治思想》，《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83]郭晓冬：《传统·秩序·自由——柏克政治保守主义思想评析》，《学海》2003年第1期。
[84]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5]陈志瑞：《保守与自由——埃德蒙·柏克的政治思想》，《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86]刘北成：《论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87]秦胜军：《柏克政治思想述评》，《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88]彭刚：《保守和激进——柏克的法国革命观（下）》，《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89]何兆武：《评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90]彭刚：《保守和激进——柏克的法国革命观（下）》，《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91]张智：《约瑟夫·德·梅斯特的法国大革命观》，《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6期。
[92]张智：《梅斯特与卢梭社会思想之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93]曹卫东：《卢梭是个保守主义者》，《读书》2002年第1期。
[94]何兆武：《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读书》1994年第8期。
[95]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有彭树智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和《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992年版），宁骚的《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宏图的《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钱乘旦的《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余建华的《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程人乾的《涡流：20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西苑出版社1999年版），徐迅的《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96]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斯密斯的民族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97]金鹏：《西欧民族主义的起源》，《欧洲》1998年第4期。
[98]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99]时殷弘：《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0]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论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
[101]王勤蓉：《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几种类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102]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当代世界民族主义纵横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
[103]张智：《法国启蒙运动与旧制度后期的民族主义话语》，《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
[104]黎英亮：《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蜕变——从公民民族主义到族裔民族主义》，《世界民族》2004年第4期。
[105]马瑞映：《论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悖论现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106]邢来顺：《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
[107]李宏图：《民族精神的呐喊——论18世纪德意志和法国的文化冲突》，《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108]张廷国：《从浪漫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德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09]李宏图：《民族精神的呐喊——论18世纪德意志和法国的文化冲突》，《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张国臣：《论近代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性质与特征》，《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6期。
[110]马瑞映：《论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悖论现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111]对此，只有少数的论著涉及，如钱乘旦认为英国是几个民族的联合王国等。
[112]陈晓律：《第一个工业化民族的民族主义》，《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
[113]姜守明：《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宗教因素》，《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周保巍：《走向文明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试析休谟的民族主义思想》，《浙江学刊》2004年第2期。
[114]钱乘旦：《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叶江：《民族主义与近代欧洲的崛起》，《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
[115]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徐晓旭：《古希腊人的“民族”概念》，《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16]王加丰：《“欧洲化”、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主权问题》，《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16—18世纪间西欧的激进思潮与近代国家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17]夏洞奇：《“地上之国总是无常”：奥古斯丁论“罗马帝国”》，《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姜守明：《英国民族意识发展与帝国思想的萌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郭家宏：《论埃德蒙·柏克的帝国思想》，《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18]就翻译而言，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关于民族主义的译丛，将国际学术界比较重要的著作翻译成为中文，如厄尔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年版）、凯杜里的《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年版）等。其他出版社也翻译了一些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如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梅尼克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等。
[119]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间，学界还进行过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如钱乘旦、沈汉、马胜利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只有很少的人在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思想了，只有寥寥几篇，如阎照祥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葛德温的文章，于文杰、杨玲的《按照传统的方式重新设计世界——论莫里斯情感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念》（《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而有些人则移向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等。这样的研究转向不得不让我们深思，或者说，目前影响史学研究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120]在这些方面，目前只有刘北成、吕一民、胡传胜等所作的关于福柯、萨特、雷蒙·阿隆和伯林研究这样的成果，见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吕一民：《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胡传胜：《自由的幻想——伯林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还有童世骏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研究，刘擎对当代西方思想研究的译介。
[121]对国别和相关一些主题的思想史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提炼和概括性的研究文章出现，如阎照祥的《英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类别和发展特征》（《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另外他还在英国政治思想史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又如王加丰的《传统文化与西欧近代政治思想的形成》（《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法国宗教战争与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产生》（《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但学界类似这样的文章还不多，因此，要写国别性的思想史恐怕还需要时日。就专题史而言也是同样情况，即使算上翻译，也只有欧内斯特·巴克的《英国政治思想：从赫伯特·斯宾塞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马斯内泰罗的《欧洲政治思想史》和《欧洲民主史》（两书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寥寥几部。
[122]最近只翻译了《剑桥20世纪思想史》，而其他则仍然阙如。
[123]这个问题恐怕是困扰目前思想史研究的最大问题，什么样的文章才是思想史的研究论文，这需要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训练，更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成型。在笔者看来，很多关于思想史研究的文章，恐怕还不能算是很地道的思想史研究。
[124]伊恩·汉普谢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Iain Hamps her-Monk（ed．），History of Concept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本段译文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周保巍副教授翻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