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二十多年

一、回顾: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二十多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006年,按中国传统年龄算,我已行年八十岁。我活过了孔夫子,正直追亚圣孟轲。孔孟都没有就个人的事迹做过总结和回顾,致使后人无法知道他们的详细行状。我无意亦不敢成为现代的圣人。但二十多年来,我参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工作,事关治国理念的传承,愿结合个人经历所见所思,做一些回顾,也许若干年后,可以作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学校停课。“革命”之余,我偶然地读到两部书:一是巫宝三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二是胡寄窗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是这两部书彻底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当时,我作为经历“文革”浩劫磨难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虽然没受到老干部、老权威那样的皮肉之苦,内心也是十分彷徨,只感到此前二十多年的教龄里,充满着太多的政治运动,太多的动荡和奔波。这两部书使我看到一块学术净土。其中有这么众多的历史人物与你对话,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睿智深刻的思想供你汲取,我决心把后半生交给这令人向往、心仪已久的领域。我大约从1974年开始投身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1974到1984年间,我与研究室的几位同事,一共出版了三部书:《管子经济篇文注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古代经济著述选读》(上、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历代食货志今译(宋史食货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这可以看作我们进入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最初成果。

1976年“四人帮”倒台,为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复校创设了最有利的条件,也为我那个小小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带来了一段小小的繁荣时光,研究人员一时增加到八人,配备了一名资料员,专管资料工作。1980年全国成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全国高校中人力最多的单位。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人民大学复校以后,百废待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的人员原来来自不同的院系,有的同志要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有的同志则要往外调动等等原因,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终于难以为继。我也于1984年11月调入新建立的劳动人事学院从事社会学方面的教学。幸好,社会学教学工作并未妨碍我参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有关的一切活动。

80年代初,一位日本友人在人民大学的演讲,成为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开展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契机。1982—1983年间,在《人民中国》杂志任职的日本专家村山孚先生,在合同期满前很想到中国大学里与青年学生们讲讲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我和付介声教授与当时的工业经济系牵线搭桥,很快就把报告的日期和地点确定下来,一次很普通的学术讲座,听众来得大约有一百来人。村山孚演讲的主旨是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文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极深。日本的文字、书法、茶道、绘画等莫不受到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只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明才转向西方,大量吸收西方文明,但仍然很爱惜保存来自中国的优秀文化影响。他例举了遣唐使以来,日本向中国派遣人员学习中国文化的事例,及涩泽荣一的《论语和算盘》和明代洪应明《菜根谭》在日本受广大人民欢迎的情况。因此,他希望中国的大学生应当珍视中国古代优秀的管理思想。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日本社会的现代化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村山孚的演讲前后举行了两次,一位学生的家长看到了学生听讲的记录,受到很大震动,感到这位日本友人的意见很有价值,于是写信给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邓力群。邓力群也感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把这封信转给当时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处理。袁宝华立即指令前国家经委的经济研究所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课题研究,这样引出了在1984年12月于北京香山召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主要请的是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以及企业管理的教授,只有一位是来自广东企业的厂长,这位厂长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的厂长在想什么?》,表达出中国推行西方的管理措施并不切合中国的国情的心声。许多教授当然是从古到今,引经据典,说明中国古代的许多管理思想还有现实意义。这次座谈会上的论文和发言,后来编为《中国古代思想与管理现代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袁宝华在这次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成为该书的序言,题目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由此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课题:重视发掘我国古代文化这个伟大的思想宝库,做到“古为今用”,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科学服务。

在袁宝华的支持下,顺理成章地建立了一个民间学术组织——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该会从1984年到2004年二十年间的活动情况,可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两个阶段来加以回顾。

1.推广普及阶段

从1984年到1994年间,我们基本上每两年开一次年会,汇报各地会员的研究成果,出一部论文集,前后共出版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管理现代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新探索》(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管理思想探源》(新华出版社,1990年)、《历史与企业家的对话》(改革出版社,1992年)、《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兵法谋略与企业竞争》(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这六部论文集代表了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为主体的研究成果。每届年会的论文多至百篇以上,少也不下六七十篇,研究会的秘书长便成为论文集的主编。这个主编确实不好当,他需要仔细阅读、删改、重组某些论文的章节或论点,然后才能作为一部完整的研究成果向社会推出。

在推广普及阶段,研究会所出版的论文集其实具有无形的导引功能,它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国内学术界的有生力量在管理学领域里投注更多的关注,如北京大学赵靖、石世奇教授,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都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巨擘人物,他们先后推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并招收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硕士生,对壮大中国管理思想史人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除学术界外,从社会上的广泛反应来看,“三国热”、“菜根谭热”、“兵法热”、“易经热”、“谋略热”等等接踵而至,真是热闹非凡,弄得人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显然,这种局势对于普及推广而言是很有利的。

2.总结提高阶段

这是后十年(1994—2004年)我们这个研究会的活动特色所在。在1994年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之后,每两年开一次年会的成例便停止了。这十年间出版了两部比较有分量的书:《振兴中国管理科学——中国管理学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振兴中国管理科学——中国管理学引论》一书是受朱镕基总理在自然科学基金会1996年7月25日成立管理科学部的会议上发表《管理科学,兴国之道》的著名讲话的强烈感动编写的,意在弘扬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的思想。长期以来,管理是否是一门科学,即使在某些大科学家眼里也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在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管理学组开始被提升为管理科学部,朱镕基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我们这本书的主旨在于向国人展示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和它所具有的博大精深的底蕴。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一书则是应成思危副委员长所主编的《中国管理科学文库》编委会之约而承担的一个课题。该课题获准列入《文库》,前后经过编委们三次匿名投票,由研究会的几位资深教授执笔,主要是介绍老子、孔子、墨子、商鞅等十位先秦思想家的管理思想,一方面总结了研究会十余年来对先秦思想家的挖掘和研究,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研究会所倡导的“古为今用”的范围不仅限于企业管理,更适合宏观范围的社会管理。

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这两部著作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原先设定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伟大目标。看来这个伟大目标依靠我们这拨人的力量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这些人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只有期盼我们的下一代人继续朝着这个伟大目标迈进。我坚决相信,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研究不会中断,甚至会以更宏大的规模、更雄厚的力量、更高瞻远瞩的视角加以推进和发展。

通过以上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二十多年来,中国内地蓬勃开展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其中有以下三项收获值得一提:

第一,提醒国人不可妄自菲薄。中国古代拥有相当精彩的管理思想,可以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加以借鉴,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国根本没有科学管理思想的民族虚无主义。

第二,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共同的话题。从80年代中期开始,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关注“中国式管理”这一课题,90年代以后,由台湾成功大学牵头,两岸高校学者进行了多次学术交流,共同提倡发扬中国优秀传统管理思想,铸造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式管理”模式。

第三,收获了一批有相当学术水准的经济管理思想史教材和专著。如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何炼成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叶世昌主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周明生主编《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研究》(江苏科技出版社,1989年)、赵靖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此外,可能还有不少著作不为我所知。总之,由于有组织地推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大大拓展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们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