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思想研究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是我国优秀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将其列为史学遗产的“七个花圃”之一，在“七个花圃”中，又特别强调了历史观点、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和历史文献学四个方面。中国古代有着多样的历史编纂形式、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悠久的史官设置和修史制度、突出的历史编纂成就，这些都值得认真研究、总结和借鉴。但至今学界对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做得还很不够。

中国古代史家素来重视史书体裁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对历史编纂实践的理性总结和理论说明却甚少，因而在史学史研究中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历来为人们所忽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史学科的发展，历史编纂学的研究才得以初步展开并逐渐发展。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编纂形式(史书体裁)的研究，在史书体裁的综合研究、史书体裁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而于编纂思想、编纂观念及方法的理论研究涉足甚少，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该课题研究即是力图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和不足，从编纂思想角度切入，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等作一系统的挖掘和总结，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在观念、方法、理论等方面的思想成就，总结其间的利弊得失，弘扬中国传统史学的民族特色，为当今的历史编纂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为更好地建设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服务。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课题研究公开发表的阶段性成果有9篇论文，最终研究成果形式是专著《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思想研究》(45万字)，含“正文”十章和“附录”三目。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如下：

其一，第一章“绪论”。辨析了历史、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界定了历史编纂学思想研究之内涵，梳理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发展之历史，阐述了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之价值和魅力。

历史学(史学)是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记录和撰述。人们记录和撰述客观历史是讲究方法和理论的，这些方法和理论就构成了历史编纂学。故历史编纂学实际上就是关于记录和编纂历史著作的具体方式和具体方法的学问，涉及史书编纂形式、史书的内容、史书的文字修饰，举凡史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和筛选，史书体裁的选择，史书的体例安排，史书的文字表述技巧等都属于历史编纂学。这是一门研究、解释和编纂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的学问。

历史编纂学的产生与早期历史记忆和历史记事有关，当历史记事拥有了自觉的意识，历史编纂学就开始起步了。我国历史编纂学的起步，是在先秦时期。这一时期，无论在史书体裁、编撰体例、史书笔法，还是在历史观方面，都为后世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两汉时期，纪传体的正式创立和规范，编年体的发展和成熟，使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走向了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历史编纂学进入了大发展阶段。隋、唐、宋、元时期，高质量、大部头的史学巨著纷纷出现，新的史书体裁纷纷创立，编年体的发展被推到了高峰，前代历史编纂学成就得到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步入辉煌时期。明清时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历史编纂学出现了总结和反思的趋势，学者们注重对前代史籍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和总结，成就大，范围广，前所未见。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史学的发展，更体现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在更深的层次上则表明了史学同社会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史学思想是人们对于史学的看法，那么历史编纂学思想则是人们对于历史编纂学的看法。作为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编纂学是以探讨史书编纂方法为目的的，相应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就是研究史书撰述方法的理论。即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史学家对历史编纂学的理论认识。人们记载和编撰客观历史是要讲究方法和理论的，人们记载和编撰客观历史的方法和理论就是编纂历史的指导思想，即历史编纂学思想。故历史编纂学思想要解决的是历史认识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即史家以什么编纂形式来反映社会、反映历史?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特定形式?其背后支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和观念?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思想研究，就是力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总结历代史学家关于历史编纂学方法和理论的理性认识，汲取其思想精华，更好地为当今的历史编纂学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其二，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作出探讨。

第二章揭示时代学术思潮变化与历史编纂学变革的关系。认为：历史编纂学的变革、发展与时代变迁、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决定着历史编纂学的变革和发展。社会变化与历史编纂学的关系，首先是社会的发展进步为史书编纂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次，史书编纂如实地记录了社会进步。通过史著，可以更好地了解过去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再次，社会进步影响到历史撰述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其中，尤其是学术思潮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编纂学思想的发展。而一定时代的学术思潮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它随社会生活的演替而演替，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时代的风向标。学术思潮变化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哲学思潮上。一定时代哲学的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影响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与解释，而且影响到人们对史学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

第三章揭示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发展中鲜明的二重性特征。认为：史书修纂中的“客观与主观”、“天命与人事”、“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名教”，集中体现了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所谓史学的二重性，从总体上说，就是史学的客观性和史学的主观性。换言之，史学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因为历史本身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但史学家对历史的记载和编撰却带有主观性，他们对史实的剪裁和认识，主要取决于史家的治史指导思想。故尽管历史学家在努力探明人类既往的发展历程并揭示其发展规律，即揭示客观真实的历史，但人们通过历史著述而获得的永远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完整的历史，一切史学著作，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历史编纂中，唯有做到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才可能撰就优秀的传世久远的史学著作。

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不仅反映了古代统治者的二重性需要，而且还反映了史学遗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即统治者“一方面要从历史中吸取真实的经验教训，要求历史的真实，追求实录直书的精神;又一方面，要求历史著作证明自己的政权是合乎天意的，因此，通过历史的作品宣传皇权神授，这又是在主观上要求曲解历史。真实的历史和虚幻的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封建史学的二重性”。但二重性不是两个方面的简单组合，二重性能较好地说明史学遗产中精华和糟粕并存，依据二重性特征可对历史典籍的价值作出较为客观的估定等。

第四章阐述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基本问题。认为：史书的编撰目的、史书的体裁体例、史书的编与著、史书的内容与形式、史书的史文要求、史家考察历史的方式以及史家自身的修养要求等，构成了历史编纂学的基本问题。故本章分列了“史书的编与著”、“史书的体裁与体例”、“会通与断代”、“史法与史意”、“历史表述”、“德才学识”六节，并一一进行讨论。其中，“史书的编和著”，是对史书性质和编纂层次的要求，区别编和著，对于修史工作意义重大，既可以据此确定史书在编撰上的性质，又可以根据编和著的不同性质，分别用“方以智”和“圆而神”的要求来提高史书的编撰水平。“史书的体裁和体例”，是史著编撰中首先遇到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历史编纂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前者是指史书的外部表现形式;后者是指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述上的要求。它们都属于史著的形式范畴，其含义联系密切，又各有侧重。“史法”与“史意”表达了历史撰述活动中外在的表现形式与内在的历史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史法”是“史意”的外在表现形式，“史意”则是“史法”的内在思想依据。“德、才、学、识”，是史家对自身素质、修养所作的自我反省和总结，反映了史家史学自我意识的觉醒、发展和深化。既是对史家的基本要求，也是史家批评的基本范畴和历史编纂学范畴，史书之价值、史家之成就等等，都得以此为尺度进行评判。这是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核心标准。

其三，第五章至第十章，以史书编纂形式为中心，探析形式背后的观念变化，分别探讨了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史注、史评、史考等史书历代编纂观念的变化。每一种体裁均采用纵与横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论述，突出“论”的特点，突出“观念”的变化，揭示不同体裁体例背后意蕴的不同编纂观念。如编年体史书编纂从《春秋》的“史法”和“史义”，到《左传》的叙事与论史有机结合、荀悦《汉纪》的“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和“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再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纲举目张”、“义理为重”、“辨明正统”，编纂观念前后相承而不断创新变化。又如纪传体史书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述史观念，“通古今之变”、“述往思来”的修史要求和修史目的是司马迁《史记》编纂思想的核心主旨，《史记》开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时代。班固《汉书》一变而为“网罗一代”、“述叙汉德”，再创纪传史编纂的新格局，成为后世编纂皇朝史的范本。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突出的是“修史取鉴”、“治心治世”的编纂观念，使纪传史纂修日趋伦理化。至宋元，纪传体编纂观念则出现了强烈的“正统”之争。随即，“国灭史不可灭”又成为纪传体史书编纂的重要观念，直至明清。历代纪传体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正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古代史学的二重性特征。再如典制体史书从杜佑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和“统括史志，会通古今”，到郑樵的“会通之义，自得之书”，再到马端临的探讨“变通张弛之故”，恰好反映了典制体史书编纂观念的发展进步。再如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到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的“论次宋事而比次之”，再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广稽博采，勒成一编”，编纂方法和编纂观念的变化十分明显，等等。

其中，第十章“史注、史评、史考与历史编纂学的理论总结”，对全书带有一定的总结性质。史注体、史评体、史考体史著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史家对史学工作的反省和理论总结，在历史编纂学上有独特的理论贡献。如在治史宗旨、史学功用、撰述原则、取材标准、语言表述、书法义例、史家修养等诸多涉及历史编纂学的问题上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认识。

其四，“附录”主要探析三个问题：一是“章节体的引入与近代以来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章节体的引入和进化史观的输入，带来了史书编纂的创新，“主进化”、“倡民史”、“尚整全”等观念主导了近代史书的编纂，使历史的编纂从帝王的庙堂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普及教育与激发爱国之心的有力武器。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进步，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以史教救国，迅速成为清末社会各阶级“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导作用。二是“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梁启超对旧史的批判、对新史的设想，对史籍的划分和史体的评述，对史学求真与致用治史目的的认识，对通史与专门史研究与撰述之思想，以及赋予“史家四长”的新意义和新的阐释等，都深刻体现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三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史书编纂的理论与实践”。白寿彝先生把他多年来关于史书编撰的理论变成了实践，撰成12卷22册的《中国通史》巨著，批判地吸收了古今各种史书体裁的优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综合体”，既能够容纳丰富的历史内容，又能显示历史记载的生动性、立体感。体裁新颖而富于民族特色，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系的重大创新，为当今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探讨和史书编纂实践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一是重视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三是关注人民大众;四是着力于“通”的追求等。

“附录”部分意在表明，本课题的探索也注重“通”的把握。

总之，该课题研究从编纂思想的角度切入，突出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发展中的“观念”变化和“方法”变化，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挖掘和总结。

三、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该课题是在课题负责人以往对古代历史编纂学形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课题负责人曾于2002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属于编纂形式研究，是目前关于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综合研究的第一部论著，受到了学界重视，不少高校已将其列为“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的重要参考书。该课题最终研究成果《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思想研究》，则属于编纂思想研究，由编纂形式上升到编纂思想，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且此著述正式出版后，也将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思想的第一部专著，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抛砖引玉的积极作用。当然，该课题研究在学习、借鉴和汲取西方历史编纂学成果方面还做得不够，有必要在后续研究和成果的完善中加强这方面的内容，通过中西方历史编纂学成果及其思想的比较，来更好地突出我国历史编纂学遗产的辉煌成就及其鲜明特色，更好地用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果实，来滋养当代历史编纂学的成长。

课题名称：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思想研究

课题负责人：白　云

所在单位：红河学院

主要参加人：朱端强、段润秀

结项时间：2010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