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的思想渊源

三、《学记》的思想渊源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体系极为完整的教育专著，它是《礼记》49篇中的一篇，而《礼记》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重要文献，全书共收集论文49篇，大多成文于战国至秦汉之际，由汉代哲学家戴圣选编成书。无论从理论的重要性还是流传的广泛性上说，这本《礼记》都远远超过由戴圣之兄戴德所选编的另一本称作《大戴礼记》的选集。《礼记》对包括冠礼、婚礼、燕射礼（交往礼）、丧礼、祭礼这五大礼作了全面的规范，使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有“礼”可循。除了“礼”，文集还收集了多篇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文献。《礼运》篇中提出的“天下为公”、“大同”和“小康”的观念，是中国古代的最高社会理想；《乐记》是一篇美学论文，对艺术理论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这两篇还分别从历史演变和从人性的角度说明“礼”的起源这一理论问题。《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最富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文献，它提出了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社会伦理和人生修养理论。宋代哲学家朱熹将这两篇文章抽取出来作为单行本与《论语》、《孟子》一起列为“四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性教材。《礼记》在重视“礼”与“乐”的同时，还重视“学”。《礼记》中的《学记》就成为文化史上最早的专题教育论文。《学记》介绍了古代学校和考试制度，讨论了学的重要性，并指出教育的本质就在于“化民成俗”（见所附原文）。总之，《礼记》一书记载了大量的有关先秦的典章、礼制、文物以及儒家的治国理想，对于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和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伦理、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礼记》的成书年代，争论不休，学者多认为这是战国至西汉有关礼的零篇散章的汇编，代表着儒家学说由孔孟至西汉的过渡阶段。儒家思想，重视学习，一部《论语》即以“学而时习之”章为全书绪论，而《论语》《孟子》《荀子》等经典著作，都有不少论学之处，但除了《荀子·劝学》外，其他都稍嫌零散，直到作为先秦时代的教育思想专题论文《学记》的出现，可谓确立了儒家的教育思想体系，树立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一座承先启后的丰碑。

有学者指出“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的确，从孔子开始，儒家哲人多从事教学，而其学说亦重视教化，重视人格的培养。《学记》的思想渊源便可追溯到孔子的教学论，是对其教育思想的深化。

孔子重视教学，他自诩“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在学与教的过程中将儒家思想传授给众弟子。《荀子·劝学》及《大戴礼记·劝学》都承接了“学而不厌”一语，强调学的意义、功效、方法；而《学记》则特别发扬“诲而不倦”一语，详述应当如何为人师表，深化了孔子的教学理论，同时也谈到了“教学相长”，注重教与学之间的互动，比前人的说法更具进步性。

《学记》对孔子教育学说的继承和发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注重德智并重，全面发展

《论语》首章首句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此章可以看做是全书的提纲，阐明了学习的目的所在。《论语》谈学习，从不限于知识的学习，如孔子将门下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德（进德）智（修业）并重的，而不是重智轻德或重德轻智。

《学记》中亦有类似的观点。在论述教育目的时，《学记》谈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离经（将经书加以句读）、敬业、博习、论学”，偏重学业能力，教师协助学生达成这些目标即为“修业”；“辨志、乐群、亲师、取友”则涉及个人成长问题的各个方面，可归入“进德”范畴，着重个人情志的陶冶。由此可见《学记》承继了孔子的理念，关注学生全面的人格成长。

（二）教育重视理想信念的培养

《学记》中提到学生首年入学目标包括“辨志”，便是对孔孟“志向培养”的教学思想的继承。孔子强调“士”要有高远的志向，有心求“道”，正所谓“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在《论语》中，孔子亦在教学实践中鼓励学生“各言尔志”（《先进》）。同样，孟子也以“尚志”回答“士何事”之问。而《学记》则指出“一年视离经辨志”，强调入学伊始，学生就应当根据个人爱好树立远大志向，从而找到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而“凡学，官先事，士先志”也强调人应当立志的意味；而“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更明确指出优质教学在于人格志向的培养。

（三）重视教育时机

《学记》列举了“教之所由兴”的“大学之法”四项原则：“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第一项是指在问题未出现时予以预防；第二项是指应在合适的时机去施教；第三项是指不会超过应有次序去施教，这就是“孙（逊）”；第四项是指朋辈互相学习对方的好处，切磋观摩。这里前三项都可看做是对《论语》“学而时习之”“时”的概念的沿袭。这个“时”完全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某一适当的时机，而不是无时无刻，日日夜夜。”这一点正显示了《学记》与《论语》精神相通之处：“当其可之谓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时也。”《学记》中的“豫”是在问题发生前预防，“孙（逊）”其实就是循序渐进地施教，这些都涉及教育时机的掌握。至于“相观而善”亦含有“见贤思齐”（《论语·里仁》）的意思。“善”字最有深义，突出在观摩学习的过程中，最重要是能欣赏他人的优点。

（四）学以致用是教育的真谛

学是为了用，否则就是死读书，这一点，已成为古今中外教育家的共识。《学记》非常重视学习上的实践，与《论语》“学而时习之”的“习”（有实践、实行之意）互相呼应。《学记》谈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以用膳比喻学“道”，以此说明知识是来自经验体会的，必须主动尝试实践。如“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更指出要掌握基本技术，才能学习得游刃有余，如要懂调音才会安于奏琴；懂多种比喻（博依）才能安于写诗；懂得做好多项杂务，才能安于礼仪。可见《学记》强调教学应以细微具体的技能培养为基础，进而使学生掌握，并付诸实践。

（五）重视启发式教学，发挥学习的积极性

《学记》更提到“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的理想局面，说明学生面对道、学、师、友，能以亲切的安、乐、亲、信之感，学习生活成为一种愉快的经历，呼应了《论语》“学而时习之”章的“不亦说（悦）乎”。为了贯彻“教学相长”的原则，教师一定要让学生达到“安其学”的境界，而不应该“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简言之，就是反对死板的“满堂灌”教学法。

因此，《学记》注重启发式的教学，如：“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这里强调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主动投入，教师不必过于劳碌，效果却更好；若教师辛劳地为学生准备了学习过程的一切，学生缺乏主动性，反而事倍功半。这段话也表明了提问的重要性，认为善于发问的，应懂得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善于回答问题的，则应该视问题的深度而作出相应的回应。这些论述可以追溯到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教学模式（《论语·述而》）。

《学记》又谈到：“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就更注重学生自行摸索学习的空间：“道（导）而弗牵”就是只予引导而不勉强牵着他们走；“强而弗抑”就是要求高而不滥加贬抑；“开而弗达”就是开个头但没把问题完全解决，让学生自行解难。这些主张都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六）教育重视因材施教，长善救失

孔子教导弟子时多针对某一弟子的独特性格而设教，如针对子路果断而莽撞的性格，提出适切的建议。《学记》秉承这精神，指出学生常见的错误有四种，但因人而异，教师的要务就是要辨识和对症下药：“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师须针对贪多不求甚解、知识面窄而欠发展、轻率而不知难、畏难而不刻苦等不同类型的毛病，了解其背后之心理状态，发扬其长，矫正其失。这段文字依据因材施教的精神，归纳实际教学经验，而得出了具有实用意义的教学心得。

总之，《学记》承继并发扬了孔子的某些教育理念，尤其着重总结具体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些切实可用的教学原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统的教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