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作者：李约瑟（英）

　　成书时间：1954年

　　推荐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约瑟夫·尼达姆的中文名，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大师、当代知名的生物化学家、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曾经担任剑桥大学校长，也是中国、美国、丹麦等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1992年英国皇室授予他勋爵。由于其一生的著述李约瑟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1922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924年在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李约瑟在早年从事生物化学研究，他在生物化学和胚胎学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后来，他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开始学习中文，并且以毕生精力从事沟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的工作。在李约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的期间，他数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由此，他开始从科学技术史入手展开他的工作。

　　李约瑟以一个西方科学家的特殊条件在中国科学史这一特殊领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主持合作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七卷）这部巨著，以及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演讲报告活动，都为世界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约瑟的主要著作有：《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文集》等。

　　【内容提要】

　　作者从中国哲学入手，指出在中国哲学一词的涵义与欧洲不尽相同。虽然，道家与墨家初步建立了一种自然主义世界观，而各家从事于逻辑的研究，但都没有深入开展。因此中国的哲学更加注重伦理的与社会的研究。首先是儒家，因为它制驭后来中国一切思想，虽然它对科学的贡献不很显著。与儒家相对立的道家则不然。作者说：“道家对于大自然的玄思洞识，全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匹敌，而为一切中国科学的根基。”作者论证说，我们应该对中国文字的造字过程作一番探讨，因为没有这些文字，科学观点无法传达交换。如此，我们对于中国的这种“象意字”，不妨作简短的插话。由于河南省安阳县内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已知时代最早的中国文字形式（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代）有了广泛的知识。这些甲骨文以及商周青铜器铭文构成了丰富的图形式字汇。这些文字中，只有一部分被学者们厘定辨认出来。大部分厘定出来的字，已经得到一般地接受。因此，作者说，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字中，选出一些，作为我们了解中国科学术语的起源。

　　作者认为我们研究这些文字的目的，在观念上，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起源，在把这些字使用于表达科学思想的过程中，会给予思想的本身有多大的影响。要紧的是因为这种特殊由“象意字”所表现出来的科学字汇，它们的起源对中国的原始科学史的某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接着说，中国从很早开始，在文字的应用上有一种倾向，就是用某字表示某义的时候，这个字的作用其实只是表示那个意义的声音，而不是构成那个意义的形状形态。本字或许另有它的写法（本形），也或许还没有及时诞生。所以，要决定某些字是否真有语意上的意义，有时是很困难的。这种纯粹的同音假借字，总而言之，对于三千年以后的现代文字学者来说，如果态度不慎，就会受到它们的捉弄，而误入歧途。

　　作者说，董仲舒提出的可分类性，就是说宇宙万物皆可归于五元或其他数目的类别。他利用声共振现象来说明他的实验，这是非常有趣的。此种说明，可以令那些不懂得声波的人也能心悦诚服，同时又证明了他的主张，谓宇宙内属于同类的事物（如东方、木材、绿色、风、小麦）皆可互相感应。这种看法已不是浑沌未开的思想，以为任何事物皆可相互影响；而是主张万物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各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但只有同类的事物才能影响同类的事物。对这观念，王充认为此种感应乃是发于自然，而不是出于什么目的或企图。因此，事物间之因果关系，便具有一种奇特的性质，因为它是层次的结构，而非随便偶发的。也因此，作者说，我们可以将感应或共振当做事物变化的“提醒语”。万物皆有其因，但此因并非机械之因。在这戏剧性之连续不断的循环中，宇宙万物之存在皆依赖于全部系统之整体性，如漏掉了这“提醒语”，则便归于乌有。

　　作者说，在中国如在欧洲一样，都可以找得到“宇宙类比”及“国家类比”的成熟形式。因此，为它们在这两支文明里寻出一个共同的来源，并不是无谓的企图。巴比仑的楔形文字，对于这两种类比谈论得很少，然而，一切小宇宙与大宇宙的观念，可能是由上古时代的牺牲以预言未来；巴比仑人的占卜确实如此，他们使用肝脏以洞窥未来事件，我们可以说中国商朝人用甲的裂纹，是另一种占卜的方式。

　　从哲学的观点看来，中国“宇宙类比”的形式是否与欧洲的相似呢？作者相信它们是不相似的。欧洲诚然有大宇宙与小宇宙的理论，然而它们却都为一种欧洲独特之“分裂人格”所支配。欧洲人仅能以德谟克里特之机械唯物论或柏拉图之神学唯心论来作思考。一个机器，必须为它觅一个神。生命、实体、灵魂、基本原理成群地出现于整部欧洲思想史。人，兽或其本身之生物有机体，被投射于此宇宙中时，欧洲人主要的忧虑便是去找出“领导的原理”。

　　作者说，公元前第四世纪，庄周关于有机体观念的古典陈述，已给后来的人铺好坦途，即明确的避免任何“精神的监护者”观念。在它们有机的关系中，不论是生物的或宇宙的，其各部分可藉相互和谐的意志，可以充分解释所观察的现象。

　　作者认为，具有现代科学素养的人，如果不曾回顾欧洲科学的发展史迹，便可能会对五行的理论怀有奇异之感。不错，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五行说是有其荒谬之处；然而其荒谬性，并不甚于欧洲中古高谈元素、星辰和体液等理论。综观上述，我们可见阴阳五行的系统，并非全部不科学。耶稣会的传教士，因为将自认无误的四元说介绍进中国而感到骄傲，然而还不到半世纪，此种学说即被欧洲永远的抛弃；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之一。人们将会看到，所有空间上区别开的宇宙的古老观念，都将被欧几里德所驱走。17世纪中叶以后，科学书籍上所提到的“宇宙类比”思想，皆可视为只是文辞上的苟延而已。他引用古语“故一人之身，一国之家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宫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来证明他的观点。关于阴阳基本理论的起源与意义，以及“五行”，严格地说，作者认为应该先讨论“阴阳”的问题，因为在理论上，阴阳也是古代中国人所能想到的“至理”。但是我们对于“五行”学说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知识，较之“阴阳”，实在超过很多，在中国的神秘数目论者或命理学家看来，他们的主要任务，便是寻出各种数目的范畴间之关系。大部分的欧洲学者认为这只是纯粹出于迷信而已，它阻碍了真正的科学思想在中国兴起。即使是中国人本身，也有不少人（特别是那些现代的自然科学家）持同样的见解，但是这些人的处境稍有不同，因为他们必须面对成千的中国传统学者，这些传统的学者，未受世界现代科学观念的训练，还相信中国古代的思想系统，仍然是个可供取用之活泉。即将死灭的原始科学理论，紧紧地缠住不灭的伦理哲学。

　　作者认为我们对阴阳和五行的理论的讨论，有助于研究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一直到17世纪，欧洲放弃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后，阴阳和五行学说，才使中国思想显出比西洋的落伍些。但是，如果以中国的科学哲学的第三个伟大成分———易经而言，则不易作如是良好的评价。他认为《易经》最初可能是由许多农民的预兆组合而成，它搜集许多占卜用的材料，其结果乃至是一个极精密的符号系统。它们的剖析说明与任何其他文化中的经典，截然不同。这些符号是认为反映大自然的一切过程的。作者认为，中国道家严格的区分了两种形态的知识，一种是儒家和法家的社会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理性的，但是虚妄而不实；一种是自然知识，这就是道家所追求的对自然的了解，这种知识是经验的，也许甚至超越人类的逻辑，但是它没有一己的私见，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并且是真实不虚的。

　　对于科学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者认为可以在庄子中找到线索。有时庄子的文章读起来甚至很像一篇现代化的讨论科学与社会福利的文章。书中藉寓言和假托的对话来说明利用科学去谋求人类的福利是很幼稚的想法。且认为儒家如果想要应用人类的知识去改善人类的生活，就必须变成道家，将自己献身于自然的观察。否则不了解自然而想帮助人类是永远不可能的。

　　作者认为他并不关心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因为这个社会是很能现代化它自己的。他强调我们所须加以探讨的是：事实上中国古代和传统的思想系统，是否仅系迷信或权系一种“原始思想”，或者它是否有些内容，是中国文明的独特产物，且对其他的文明贡献了启发作用。精彩语录

　　1、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2、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3、在这一段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使用了“几”（“胚芽”）这个词来表示可想像的最小的有生命的物质的种子。这里所用的“几”这个术语是不常见的，但它出现在《易经》中，意义是事物微小的胚胎开端，善恶都是从这里面来的。在字源上，这个字是从表示两胚胎的图形演变来的。

　　4、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但由于道家对“知识”的自相矛盾的态度，以致这一点往往不能为人所理解，这种态度导致神秘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并一直存在至今。

　　5、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思想认为：宇宙内有两种基本原理或“力”，即阴与阳，此一阴阳的观念，乃是得自于人类本身性变经验上的正负投影；另外，还有构成一切实体及其演变程序的五种元素，即所谓“五行”。由这五种元素之符号间的关联，宇宙万物之可纳入于一个五元的系统者，皆与五行配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