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韩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许　进

编者按：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在诸多方面都与我国有所关联。了解韩国传播学研究的状况自然对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系韩国昌原大学言论情报学科副教授许进博士，译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文春英。

绪论

在社会科学的众多分支中，传播学可以说是20世纪后期在制度层面成长最为迅速的学术领域。这是因为随着产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存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对传播活动的关注也持续增加。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随着报纸、电影、广播、电视、电话等各种大众传媒的出现及普及，社会各阶层都尝试通过媒体获得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或社会的特定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尝试逐渐演变为各种各样的产业活动。各种传播媒介也随着其社会功能的扩大，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各种媒体和传播活动的发展及其日益增强的社会功能，使其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同时也要求为其培养专业人才。

在韩国，传播学的教育和研究的历史已近百年。目前，韩国约200所4年制正规大学中，约有90所大学开设了与传播学相关的系。教师人数约400人，本科学生约14,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约700人。传播学方面，传统最悠久和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团体——韩国言论学会在创立当时只有30人，目前会员人数已逾700人。像过去半个世纪韩国的经济发展那样，韩国传播学在制度方面、理论方面从形式上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但是，对于韩国传播学教育和研究而言，一些在创立初期即存在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加上后来新出现的问题，因此，其发展步履艰难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本文试图回顾韩国传播学研究和教育的历史，并审视韩国传播学在今天所存在的问题。

传播学研究的时代划分

汉城国立大学的林根洙教授第一次对传播学研究的时期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将韩国传播学研究的时期划分为大众传播概念的形成期（1945年～1963年）、大众传播理论引入期（1964年～1968年）以及大众传播理论发展期（1969年至今）三个时期（1977年）。这一划分的依据是韩国传播学界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其一是1963年汉城国立大学成立新闻研究所，并于1964年2月发行专业学术期刊《新闻研究所学报》（《言论情报研究》），其二是1968年韩国新闻学会（韩国言论学会的前身）扩大改编，1969年新闻学会的刊物《新闻学报》（《韩国言论学报的前身》）再度出版发行。

这一时代划分法，着眼于传播学从初创阶段的新闻业务，逐渐转变为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研究的过程。这一划分法，得到了一些主张传播学应为实证主义之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的支持。但是，康贤斗教授提出，70年代的传播学不是初创阶段新闻教育和研究的拓展，而是新闻业务教育的学术传统的遗失，甚至是被西方大众传媒研究吸纳统合（1994年）。

由于林根洙的时代划分论发表于1977年，但1980年以后至今的20多年时间里，传播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趋势和变化，因此需要补充进来。进入1980年代，韩国的传播学界紧跟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研究成为主流，同时，另有一批学者批判这种研究是政策性的研究，性质保守，倡导推出新的研究范式。被称为批判传播研究者的这一部分学者，在批判当时韩国不民主的政治状况的同时，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主义、结构主义等欧洲的批判理论，使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

金南石教授补充了韩国传播学研究1980年代以后出现的变化，同时指出日本统治时期新闻研究所具有的社会实践观念应继续得到发扬，他提出了新的时代划分。他把韩国传播学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新闻业务研究时期（1883年～1963年）、传播学的经验主义研究时期（1964年～1980年代初期）以及传播学的多元化探索时期（1980年代中期至今）。此外，他还把第一个时期以1945年解放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把第二个时期以1969年韩国新闻学会改组为界再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89年）。

金南石的时代划分，较好地整理了传播学研究的趋势，并放宽了传播学研究的划分时段，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但是，他的论文发表于1980年代末，不能反映1990年以后的研究趋势，而且划分的界限多少有些模糊，这是其存在的不足。

此外，车培根教授把韩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先大致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时期，解放前再细分为日本统治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解放后分为正规研究的开始期（1945年～1950年代）、新研究方法的导入期（1960年代）、1970年代研究时期以及1980年代研究时期等（1991年）。

金南石和车培根的时代划分法，在发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整理和审视在此之后的传播学研究动态，就有必要对其进行新的补充。比如：1980年代中期，一些少壮派研究者倡导进步和革新，对过去微观的实证主义研究提出批判，力主从阶级和国家、资本与传媒关系等宏观的角度进行研究，主导了批判传播研究，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韩国传播学研究多元化的开始。进入1990年代，主流传播学界和批判传播学界通过“探讨与争鸣”，探讨共存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意识形态冷战的结束，批判传播学派萎缩，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减小，原来批判传播学派的研究者纷纷转入新媒体及信息社会研究、朝鲜传媒研究、地方传媒研究等，因此可以把这一时期看作是真正的多元研究的开始。

参考1980年代以后，传播学研究的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将韩国传播学研究的动向和变化趋势划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韩国传播学研究的时代划分：

1.新闻业务研究时期（1883年～1963年）

*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1883年～1945年）

*新闻学的确立期（1945年～1963年）

2.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研究时期（1963年～1985年）

*大众传播理论的导入期（1963年～1975年）

*作为社会科学的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期（1975年～1985年）3.传播学的多元化探索时期（1985年至今）

*批判传播研究的萌芽期（1985年～1991年）

*传播学的多元研究时期（1991年至今）

传播学研究的历史

新闻业务研究时期（1883年～1962年）

1.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1883年～1945年）：解放前的新闻研究。

虽然，西方近代报学思想是先通过中国传入韩国的，但不可否认，最终对韩国近代报纸的产生起重要作用的是日本。1876年，赴日本的韩国修信使金绮秀回国后写下《日东游记》，第一次把日本的近代报纸介绍给韩国（当时朝鲜）。1881年，作为赴日绅士游览团成员的严世永在他的回国报告《见闻事件》中，对报纸的功能和作用做了简要的说明。

赴日本的修信使及赴日绅士游览团作为高级官僚考察了日本近代文明制度，回国后就向国人介绍了日本近代文明制度，虽然只限于一部分知识阶层，但也提供了近代报纸的具体信息。以此为契机，1883年设立了韩国第一个国家印刷机构博文局，并创办了第一个近代报纸《汉城旬报》，使一般国民也有机会接触到近代报纸，并使人们对报纸有了认识。这种认识继而发展成学术研究的兴趣，开始出现一些介绍报纸的学术性文章。

韩国第一篇关于报纸的评论文章是俞吉浚所写“关于报纸的解说文”。1882年，发生“壬午军乱”以后，俞吉浚于当年冬天回国，应朴泳孝的邀请参与筹办韩国最早的近代报纸《汉城旬报》。俞吉浚在作为骨干力量参与创刊《汉城旬报》的过程中，起草了《汉城府新闻局章程》、《创刊辞》及《关于报纸的解说文》。这篇解说文原计划刊载于创刊号，但是随着创刊工作的搁置，未能公之于众，但原稿还留存着。此外，俞吉浚在1895年执笔的《西游见闻》第17篇中专辟“新闻纸”一项介绍当时西方的报纸，阐述近代报学思想，增进了一般民众对报纸的了解，也激发了知识分子对报纸的研究兴趣。《西游见闻》是俞吉浚在美国留学期间游历欧洲回国后，在被软禁的6年时间里写成的，除了对西方近代报纸有更详尽的说明外，其他内容与以前所写“关于报纸的解说文”基本一致。

继官报《汉城旬报》（1883年～1884年）后，1886年虽然发行了《汉城周报》，但不到两年就停刊了，直到1896年韩国才出现第一份民间报纸《独立新闻》。此后，早期的日报《每日新闻》、《皇城新闻》、《帝国新闻》纷纷创刊，1899年《时事总报》等也继而创刊，社会对报纸的认识和兴趣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各报在创刊辞中对什么是报纸，报纸的功能，展开了活跃的讨论，1898年10月，韩国最早的新闻团体“新闻俱乐部”诞生，对新闻自由、报纸经营等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但是，1905年与日本签订“乙巳条约”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报纸的统治，朝鲜人创办的报纸都停刊了，由此对报纸的学术研究也趋于停滞（车培根，1991）。在日本吞并朝鲜（1910年）10年之后，对报纸的研究才重新抬头，在1919年三·一运动后，日本对朝鲜的文化政策也做了调整，1920年《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朝鲜人自办的报纸复刊，对报纸的学术研究也重新复苏。当时，新闻学在国外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些留学生以及报人把国外的新闻学介绍进来，同时对报纸的讨论和研究也比以往更加活跃。

随着1920年民族报纸的复苏，报人在1921年11月27日建立了韩国第二个新闻团体“无名会”，在“扩大新闻自由，保护会员权益”的口号下，对报纸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此外，1924年11月19日，各报社社会部的记者组成了“铁笔俱乐部”，在保护会员权益的同时，探讨报纸存在的各种问题，并通过杂志《开辟》发表了研究、评论报纸的文章。

这一时期，第一线的报人也开始主动介绍和引进在国外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分支的新闻学理论和知识。金东成是系统介绍西方报学的第一人。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东亚日报》工作，在做记者的间歇时间里，翻阅美国新闻学相关书籍，对其内容进行整理，于1924年出版单行本《新闻学》。

这本书由朝鲜图书株式会社出版，作为韩国第一本新闻学方面的专业书籍，该书由4篇17章组成，其体例和内容与今天的新闻教科书相比也毫不逊色。第一篇为报社的组织结构，细分为编辑室（第2章），工厂（第3章），营业局（第4章）；第二篇为报纸的记者，细分为记者及其价值（第5章），采访（第6章），报道的结构和体例（第7章）；第三篇为报道的类型，细分为突发事件报道（第8章），访谈及法庭事件报道（第9章），特色报道（第10章），特别报道（第11章），社论（第12章），对采访及写作方式，举了许多实例进行详细说明。第四篇为编辑论，细分为报道编辑（第13章），标题（第14章），校对（第15章），制版（第16章），最后在第17章（报纸的功用）阐述了报纸的功能和作用。

1928年，金贤准作为第一个在德国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的韩国人，回国后将德国的新闻学介绍进来。金贤准在1921年从日本东洋大学毕业后远赴德国莱比锡（Leipzig）大学学习新闻学。该大学的新闻研究所是由被称为德国报纸之父的卡尔·波切（Karl Bucher），于1910年在德国创办的第一个新闻研究所。金贤准在这里花了7年时间研究了新闻学，在1928年2月以“东亚近代报纸的产生：日本，中国及朝鲜”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比较分析了中、日、韩三国报纸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车培根，1985）。金贤准回到韩国后，在《东亚日报》发表连载文章，系统介绍了英国报纸的现状，此后，他通过“关于近代报学的考察”（《大众公论》1929.9）和“德国和英国新闻界巡访印象记”（《铁笔》1931.1）等论文和稿件介绍了欧洲新闻界状况和报学研究动态。

随着美国和德国等国外新闻学研究动向及其理论被介绍进来，对新闻学研究的热情也逐渐高涨，在1928年5月成立了叫做“朝鲜新闻研究会”的新闻研究团体。该研究会以促进朝鲜三千多撰稿人的活动为目的，聘请各报社的社长和主笔为顾问，以各报社的社会部部长为理事开展活动。该研究会在1928年7月创刊名为《新闻研究》的专业学术期刊，目前没有实物留下来，根据同年7月6日《东亚日报》的广告看，刊载了“报纸制作上的根本问题”，“报社记者的职业价值”，“报纸的教育价值”等论文。

继《新闻研究》后，1928年10月金已汉创办了另外一份新闻学专业期刊《新闻春秋》，促使新闻研究更加活跃。此外，《开辟》、《东光》等一般综合性杂志也刊载一些报学相关论文。其中，包括“朝鲜新闻界的沿革”（《开辟》，总卷59期，1925.5），“商品展示法及如何使用广告”（《东光》，第2卷6期，1927）等，尤其是第二篇徐椿的论文，表明当时已经对广告有了学术上的关注。

1920年代活跃的新闻研究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这一时期，《铁笔》（1930.7发行）、《号外》（1933.12发行）、《新闻业务》（1935.9发行）等新的新闻专业期刊发行，刊载了大量新闻学相关论文，为新闻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这一时期，一般综合性杂志《开辟》、《东光》、《彗星》、《新东亚》、《朝光》、《别乾坤》、《批判》、《三千里》等也刊载了大量新闻学相关论文。

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有：“论大记者与名记者”（《铁笔》，创刊号，1930.7），“从新闻学角度看朝鲜日报”（《铁笔》，第2期，1930.8），“报业对剽窃行为的责任”（《铁笔》，第2卷第1期，1931.1），“朝鲜报纸及杂志的沿革及发展史”（《别乾坤》，第5卷第6期，1930），“朝鲜新闻史”（《东光》，通卷28期，1931），“报社的组织与功能”（《新东亚》，第4卷第5期，1934），“新时代的电波报纸：广播的社会功能”（《新东亚》，第4卷第5期，1934），“世界通信网组织”（《新东亚》，第4卷第5期，1934），“朝鲜新闻发展史”（《朝光》，第2卷第11期，1936）等。从这些论文标题中就可以看出研究所涉及的主题范围非常广泛。

1930年代，由一部分报人和知识分子开展的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虽然零散，但也非常活跃。但是，没有出现专门的新闻教育机构。1940年代，日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对韩国报界的镇压也变本加厉，用朝鲜语发行的报纸和杂志全部被迫停刊。连发表论文的阵地都没有了，对新闻学的研究也停滞了。

概括解放前新闻学研究，首先，其主要特点是报人和知识分子把新闻制作和新闻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加以关注，其次是德国的报学通过留德和留日学生转译传入，是欧洲传统报学的产生时期。

2.新闻学的确立期（1945年～1963年）：解放后的新闻研究。

在日本统治时期，韩国虽然没有专门的新闻教育机构，但是关于报纸的研究活动却一直没有间断。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从1945年8月解放后开始的。解放伊始，以报纸为代表的各种定期出版物如雨后春笋大批涌现。确立新的规范，培养业务人才的需求，要求对报业进行深入的研究。

1947年4月，经郭福山的努力，在韩国开办了第一个新闻教育机构——朝鲜新闻学院（汉城新闻学院的前身）。该学院开设研究科，培养新闻研究人员，同时附设新闻研究所，主导新闻研究。学院创办人郭福山1927年曾在《东亚日报》做记者，1932年日本的上智大学开设新闻学科，他作为第一届学生入学，回到韩国后，重新回到《东亚日报》工作，在解放前创立朝鲜新闻学院。1954年弘艺大学在韩国第一次创办新闻学科，1957年中央大学创办新闻学科，成为在韩国开办新闻学科的开拓者。

创立当时，朝鲜新闻学院的学制是6个月，从第二届起改为1年制。教学内容为新闻学理论和实习科目占25％，其余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目。当时，新闻学相关科目由报界人士主讲，一般课程由汉城各大学的教授主讲。

除正规课程外，学生每学期有2周的时间，到各主要日报社和通讯社实习，大部分毕业生都被实习单位直接录用。该新闻学院又设立研究科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1953年起受公报处的财政资助，开设从业记者的再教育项目“新闻记者学院讲座”、“全国地方记者讲座”、“放送研究讲座”、“新闻研讨会”等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项目，为韩国早期的新闻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校历时15届共培养1千多名毕业生，1961年军事政变后，由于当时授课教师的撤离，最后学校停办。

1947年4月，新闻学月刊《新闻评论》创刊，成为新闻研究重新活跃开展的契机。《新闻评论》由李海畅创办，李从日本上智大学新闻学科毕业后，在当时的《汉城日报》当记者，为了“促进对朝鲜新闻业真诚的学术研究及积极的理解”，创办该学术月刊。在创刊号上，刊载了“朝鲜新闻小史”、“报纸与新闻记者”、“苏联报纸概观”等论文。第2期上刊载了“新闻与文化”、“论电影宣传”、“新闻研究与新闻学说”等，第3期上刊载了“对失实报道的法律考察”、“德国新闻界的现状”、“广告的现代意义”等，第4期上刊载了“中国报业特辑”、“论报纸排版技巧”、“论美国报业”等，应该说刊载了当时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论文。由于财政上的困难，《新闻评论》办了6期后就停刊了。

当时，大学对新闻现象的学术兴趣也有所增加，1949年汉城大学文理科大学首次开设“新闻学讲座”，讲授新闻学，但是由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得不停办。到了1953年4月在战时的临时首都釜山重新开办。在战争期间，1952年延禧专门学校（延世大学前身）开设“新闻学讲座”，战争结束后高丽大学和梨花女子大学分别开设新闻学讲座课程。

在此期间，1953年3月弘艺大学在韩国首次开设新闻学科，1957年4月中央大学开设新闻学科，从而在大学开始了正规的新闻学教育。郭福山出任弘艺大学新闻学科第一任主任教授，创设初期，课程的特点是实务课程所占比重较大，没有开设广播类科目，开设了较多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科目，以及文学概论、写作等语文课程。

各大学纷纷设立新闻学科后，以当时已转到中央大学任教的郭福山为首，还有林根洙（中央大）、崔峻（弘艺大）、吴周焕（高丽大）、张龙（东国大）等人，商议成立学会，随后在1959年6月23日召开韩国新闻学会发起人大会，由郭福山出任学会会长，在当月30日正式成立韩国新闻学会。学会的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奖励新闻学术研究和调查活动，举办学术研究会、演讲会及研究报告会，发行会刊及学术研究书籍，协助普及新闻学教育的相关活动，与外国相关学界及新闻机构联络，及开展学术成果交流活动等。学会从成立起，就举办了各种学术研讨会和研究发表会，1960年创办学会会刊《新闻学报》，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新闻研究活动的广泛展开。

这一时期，对新闻学研究和教育的开拓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学者有：郭福山、林根洙、崔峻、李海畅等。郭福山是韩国新闻学的先驱，对确立新闻学的研究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林根洙、崔峻、李海畅等人分别参与弘艺大学、中央大学、梨花女子大学新闻学科的创立筹备工作，与郭福山一样是韩国新闻学的开拓者。在各大学新闻学系的研究活跃开展的同时，在一线从业的记者也结成了新闻团体，为新闻学研究的活跃开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团体有“韩国新闻编辑人协会”和“官勋俱乐部”。

新闻编辑人协会的创办宗旨是确保新闻自由、提高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素质、研究、交流信息、促进和睦与团结等，协会定期举办大众传媒研讨会，并发行《编辑人协会报》。官勋俱乐部成立于1957年1月11日，由回到国内的驻外特派记者，或在国外受教育后回国的新闻从业人员为核心组成，创办目的是为了促进新闻从业人员的共同利益和同仁间的友善和睦，同时，促进和发展新闻学研究。该团体在1959年创办学术刊物《新闻研究》，对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该学刊目前仍在发行，并定期出版，是目前各种新闻传播学类学术刊物中历史最悠久的学刊。

当时的新闻研究以报纸为核心展开，主要研究培养新闻记者所需要的新闻学知识。研究的一大分支是对韩国新闻史的整理工作，另一支是新闻自由及其责任的探讨。同时，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多以美国的新闻教育书籍为依托或蓝本。从解放后到1963年的这段时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以培养新闻从业人员的实务教育为主，是韩国新闻学的确立时期。

作为社会科学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时期（1963年～1985年）

1.大众传播理论的导入期（1963年～1975年）。

1950年代后期起，新闻研究逐渐活跃，进入1960年代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最重要的，进入1960年代汉城的主要大学纷纷设立了新闻传播学相关学系。^[1]1964年，中央大学在韩国首先设立了新闻学硕士课程，1965年汉城大学社会学系下设新闻学专业的硕士课程，1968年汉城大学成立新闻学院，至20世纪60年代末全韩国已培养40多名专业的研究人员。

此外，大学里也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新闻学研究更加活跃地展开。1963年韩国首次在汉城大学成立新闻研究所（今汉城大学言论情报研究所的前身），下设研究部和教育训练部，研究部开展研究活动，教育训练部培养研究人员。该研究所从1964年2月起发行学术刊物《新闻研究所学报》（今《言论情报研究》的前身）。该研究所学报从创刊号始，就刊载了以当时美国大众传媒研究中的主流——经验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研究传媒现象的研究论文。

从这一点上看，汉城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成就在于，摒弃了当时成为主流的以报纸和杂志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方法的传统新闻学研究，而是引入了当时美国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传播研究方法，为韩国新闻传播研究发生新的转机打下了基础。此外，汉城大学新闻研究所设课程，虽然不是正规大学课程，但是它在韩国首先设立了一年制的研究生层次的研究课程，培养研究人员，这可以说是它另一个大的贡献。1968年，汉城大学开办新闻大学院后，研究人员的培养更加正规，新闻研究所成为新闻学院下设的专门研究机构，成为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

与此同时，新闻界也在1964年以对新闻的调查、研究、出版为目的，成立韩国新闻研究所，每个月举办新闻研究讲座，在举办研讨会的同时，开展对读者的调查活动。此外，还发行《新闻评论》（《新闻与放送》的前身）和《新闻年鉴》，促进了新闻研究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汉城的各主要大学纷纷设立新闻学系，还建立起研究生教育制度，成立新闻研究机构等，新闻研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是研究对象的扩大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导入。如果说以往的新闻研究主要以报纸和杂志等印刷媒体报道的新闻现象为对象，以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所有的传播现象，并开始引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现代传播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结果，韩国的新闻传播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做出贡献的学者大部分都是在国外学习传播学，回国后引进外国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海外留学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汉城大学、文理大学政治系结业后，在东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的金圭焕，他为成立汉城大学新闻研究所和新闻学院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还出任常年处于萎靡状态的韩国新闻学会的第二任会长，使学会重新焕发了活力，并使学会的会刊《新闻学报》从第2期开始得以重新发行。

随着1963年汉城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成立，韩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在70年代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新闻传播研究及教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得以确立。到1975年汉城已有10所4年制本科大学设立相关学科，2年制的专科学校也设立了相关学科。各大学争相成立研究所，并促进研究报告及学术期刊的发行，对新闻传播研究的活跃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各大学相关各系的学生也自办学术刊物，鼓励学生的研究热情。

2.作为社会科学的大众传媒研究的确立期（1976年～1985年）。

1970年代中期，汉阳大学、梨花女子大学、高丽大学、庆熙大学、西江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纷纷设立了硕士学位课程。1975年汉城大学按照学校的综合化计划，取消了新闻学院，新设新闻系，同时开设了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此后，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也纷纷设立博士学位课程，培养专业化研究人才。随着研究生教育的正规化和普及，1970年代仅硕士学位论文就有272篇。

另一方面，从60年代中期开始引入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此期间虽然通过内容分析法或社会调查法等，在新闻传播研究方面积累了经验主义的研究，但是直到70年代初期，传播学作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其地位尚未确立。当时的经验研究虽然使用了统计方法，但是在假设验证、调查方法上还没有确立起实证研究的基本研究程序，同时，在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上也暴露出主题过于单一等多种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从描述性的实务层面的新闻学，转向实证的理论性的大众传媒研究，从以报纸、电视等媒体为中心的传媒研究转向对传播现象整个过程的研究。

当时，对韩国传播学研究的质量提升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主要是在国外学习传播理论和方法，回国后进入传播学界的学者。其中，1973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汉城大学车培根教授，指出韩国的传播学研究缺乏综合、系统的概念整理，以及能够支撑它的科学、实证的研究。为此，车培根教授在1976年系统整理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出版了《传播学概论》（上、下），为韩国的传播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此外，他还著有传播研究方法方面的专著《传播学统计方法》（1977年）和《传播学研究方法》（1978年），为经验科学的传播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77年又与其他学者合作，对韩国新闻传播学50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分析，著有《韩国新闻学50年史》。

车培根教授的2卷本《传播学概论》是传播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他在书中强调传播学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有将其研究成果系统化的理论，并阐明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他认为传播学不仅应该包括科学的理论知识，描述性的实务层面的知识，也应包括政策性的规范性层面的知识，向学界展示了一个宏伟的蓝图。

此后的传播学者忠实地实施车培根教授勾画的蓝图，1980年代传播学在迅速成长和扩展的过程中，车教授所描绘的蓝图基本都得以实现。这一时期，韩国新闻传播学的主要业绩和动向，首先是研究论文数量上的增加，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硕士、博士论文也大量出现。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围也更加丰富，几乎包括所有的传播现象，论文的水准也大幅度提升。尤其是，使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推理统计方法的研究论文逐渐浮出水面。在研究生院和研究所增加的同时，韩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从70年代后期开始涌现大量的研究成果，逐渐成长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进入80年代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

同时，1980年全斗焕政权上台后，韩国的新闻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0年夏天700多名新闻从业人员被解雇，当年11月报社、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等主要的新闻机构全面合并，12月31日推出以控制言论为目的的新闻基本法。在没有预想到的新的政治环境下，1981年，在大学之外，研究新闻政策及新闻法规的机构大量产生：研究广播电视政策、审议广播电视内容的放送委员会，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再教育、从多个角度对新闻现象进行研究的韩国言论研究院、处理新闻纠纷的言论仲裁委员会、协调和管理广播电视广告市场的韩国放送广告公社等。这些机构一方面隶属于各政府机构，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责，另一方面也资助和鼓励各种研究活动，主办研讨会，发行刊物等，为传播研究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但是，这一时期韩国的传播研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首先，新闻传播学在摆脱过去实务层面的新闻学，向实证的社会科学转变的过程中，大学的学者重点关注研究生院以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活动，对本科通过人文主义传统培养新闻记者的使命有所忽视（康贤斗，1994）。其次，相当多的学者集中在政府或相关机构资助的各种新闻调查或政策研究上，而客观地整理新闻现象的研究却不被重视。因此，80年代，学界内不时有人呼吁，不仅要重视研究数量上的增长，更要重视研究的内在质量。

传播学的多元化探索时期（1985年至今）

1.批判传播研究的萌芽期（1985年～1991年）。

进入80年代中期，传播学研究迎来了新的变化。变化的焦点是为了解决二十多年来传播学研究在确立为实证的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的过程中带来的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是带有人文主义新闻学倾向的初期新闻传播学，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脱胎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引发的身份认同的混乱。另一方面更本质的原因，是实用、政策性的、应用学科性质较强的美国传播学理论，在传入韩国的过程中，具有了过分地崇尚美国传统的倾向。当时的主流传播学者关注于政策性的研究，而忽略了研究和开发适合韩国状况的理论。

一些少壮学者，对学界的这一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从70年代中期上本科的时候，就是更多地把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来接受教育，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进入80年代，以这些少壮学者为核心，关注学界的研究动向，对实证传播学研究问题的批评开始增多。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研究方法的批判，另外一个是对当时韩国经验主义，同时也是实证主义的研究习惯的批判。

当时主流的传播学学者就主张用计量的方法分析、检验传播现象，用实证的方法揭开与传播现象相关的多种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建立理论体系。但是，他们所主张的理论体系，却遭到了既没有确立精确系统的可能性，又没能忠实反映传播现状的批判。尤其是，这一理论体系使人们对传播现象的认识支离破碎，阻隔了在整体和综合的背景下研究传播制度的可能性，又由于其功能主义的特点，忽视了关注传播现象的变化过程及其成因。同时，由于固执于只有计量的分析方法才是正当的研究方法，使传播学的许多重要研究课题都被边缘化。由此，批判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学者，主张消除这种方法论上的偏倚，尝试多种方法论的使用，提倡方法论上的多元化。

与此同时，80年代的韩国在社会结构、社会认识、社会运动的层面，与70年代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60年代以后，通过依附于国际势力，实现了资本主义化的韩国，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化的社会改组后，整个社会结构也开始全面显露出相应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阶级摩擦。70年代开始的小市民民主化运动，转化为力图解决民族和阶级问题的变革运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进步的革新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人心，并迅速扩散。在这种时代变化的背景下，到了80年代中期，产生了第三代研究人员团结一致的局面，他们敦促以往传播学界进行反省，具有进步和革新的观点。结果，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文化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观传播史、传播思想等多个领域，从批判传播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学位论文大量出现。

1988年8月17日，具有进步和革新倾向的传播学者建立了韩国社会言论研究会（韩国言论情报学会的前身）。这一学会指出，“在客观性与价值中立的名义下形成的传播学研究，多有提升权力的正当性，乃至为维护现行体制效力的现象，这是由于毫无批判地引进西方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在认识上专横的结果”。该学会还提倡通过扩大研究领域和方法论的多元化，重新确立传播学。此外，该研究会细分出了传播思想、传播史、文化与意识形态、宣传煽动等4个研究领域，以已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研究者为核心组成了研究会，并于1988年9月创刊《韩国社会言论研究会报》，展开系统的研究活动。

批判传播研究最初主要是以学位论文的方式出现，到了80年代末，陆续出版了经系统整理的单行本。批判传播研究的成果与活动也逐渐与其它学科领域发生联系，对此的学术热情也空前高涨。这种学术热情，虽发端于寻求与主流传播学只关注微观的经验主义的观点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事实上呈现出排他的防御性的领地主义的样态。风靡当时的批判传播学，在方法论和理论的特点上强调与经验研究的差异和区别，因此没过多久就成功地在体制内确保了一定的空间。尽管如此，主流传播学者对所谓批判学者的研究范式的认可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甚至出现了学界内的反目和矛盾。

形成韩国传播学研究主流的韩国言论学会按专业领域分成14个研究会，分别是理论与方法论研究会、传播史研究会、传播与社会研究会、广播电视研究会、广告研究会、传播法制伦理研究会、政治传播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地方新闻研究会、传播政策研究会、公共关系研究会、国际传播研究会、组织传播研究会、人际传播研究会。这些研究会按各专业领域开展研究活动，并在这些领域内继续进行细分，开展有组织的研究活动和各种学术研讨会，这也是80年代末主要的动向之一。

为了调和学界内部的分裂和矛盾，韩国言论学会在1991年和1992年举办了两次主题为“探讨与争鸣”的研讨会。为了促进相对立的两个研究阵营的对话而举行的这些研讨会，意味着学界把批判研究的视角，作为传播学界重要的范式加以承认，同时，也意味着传播学界把它引入到制度性的对话空间。尤其是1992年5月召开的“探讨与争鸣”，召开的目的就在于诊断批判传播学的危机，寻求突破口，结果认为批判学界应顺应冷战后期修正主义的趋势，吸收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新变化的意见，形成主流。但是，此后批判学派没能成功地吸收外部的批判重新焕发活力，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学术形式的变化，其身份认同也遇到了危机。到了90年代中期，过去属于批判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主题的文章，已经渐渐消失。

那一时期，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的学者，和在国内学习的硕士、博士研究者的数量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如前所述，致力于批判传播研究的第三代少壮学者发起研究会，在多个领域开展研究活动，而作为主流传播学派的韩国言论学会，也尝试在细分化的研究领域进行系统的研究活动。1988年随着各研究领域的细化，一些关心广播电视研究的学者成立了韩国放送学会，在相关领域积极开展研究活动。

2.传播学的多元研究时期（1991年至今）。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传播学界的分化过程，我们可以把传播学研究的新的倾向整理为以下四点：第一，坚持批判的观点；第二，着眼于宏观；第三，如传播现象在众多社会现象中特别重要一样，传播学应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领域；第四，容纳多种研究传统和研究兴趣。从90年代至今，韩国的传播学在人文、社科领域迎来核心学术领域的全盛期，这是因为，在政治领域传播的支配作用日益凸显，在经济领域大众传媒的资本集中进一步加强，在社会各个领域大众传媒发挥了超出想象的社会影响力。在文化领域，大众传媒对消费、广告、生活的影响，产生了复杂多样的结果，无论是对于普通人，还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传播现象的传播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学科领域。

同时，信息及传播相关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新媒体与信息社会作为新的研究领域成为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20世纪后期，随着现代社会迅速向信息社会转变，为传播学研究的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社会、经济的力量，其结果是为传播学在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中成为实际上的主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80年代后期，汉城和各地方的日报大批涌现。电视方面，进入90年代，政府允许开办民间商业电视台、1995年有线综合电视播出、1997年地方民间电视台开播、2002年数字直播卫星电视开播等。传媒的影响力日益增加，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广告市场也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随着多媒体、多频道时代的到来，对人才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因此，增设传播学系的大学也迅速增加。

最早在大学设立新闻传播相关学系是在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扩展到汉城的主要大学。如果说80年代和90年代是逐渐向地方扩展的话，从1993年开始，从汉城到地方的各大学设立传播学相关学系，就像流行歌曲一样风靡。现有的约90个相关学系中，约70％是1993年以后出现的。90年代后，言论自由进一步扩大，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提升，培养和教育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传播学系成为热门专业，同时，在学术及制度性的排序中，传播学的地位也日益提升。80年代中期以后，过去标榜与既有学界的差异，倡导批判传播学，从事在野学术活动的少壮学者，被纳入大学的体制内，其倡导的立场也多少有些萎缩。

90年代，随着大学及各类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力不断得到充实，以及各种新媒体的登场，研究领域大为扩张。据最近调查显示（崔善烈，2001），在大众传媒领域，讯息内容和受众形态及效果研究仍然是主流，关于媒介产业、传播法及传播理念的论文呈增加的趋势。相反，关于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却在减少。关于研究对象，过去主要是以报纸为主，进入90年代后关于广播电视的研究与报纸持平，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论文呈持续增加的趋势。这说明与其它媒介产业相比，新闻业逐渐萎缩，媒介产业中经济价值较高的广播电视、网络产业及广告产业迅速成长，在知识市场中对这些领域的需求也在迅速增加，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也相应增加（文钟大，2001）。除此之外的文化研究、广播电视研究、影像研究、广告研究、宣传研究、人际传播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以及地域研究等各领域也比过去更加活跃。

韩国传播学的最新动向与问题

2001年5月，韩国言论学会、韩国放送学会、韩国言论信息学会、韩国出版学会、韩国弘报学会、韩国广告教育学会、网络传播学会等7家学会，共同主办了题为“新千年的传播学研究与教育”的研讨会。全韩国数百名学者出席的这次研讨会，总结回顾了传播学的历史、研究动向及存在的问题。这次研讨会上探讨的传播学界的最新动向和存在的问题整理如下。

首先，关于韩国新闻传播学从发轫伊始就背负的确立学术身份认同的问题，尽管过去的半个世纪，传播学界在量上迅速成长，但是在此期间是否解决了能够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明确的身份认同的问题，成为争论的对象。从批判的眼光看，虽然传播学在制度上已经稳定，但是还没能确立独立的身份认同。在这种怀疑的另一面，是对传播学界虽然形式上是单一的学术共同体，但是由于学术范式的差异，研究内容过于分散零散现象的忧虑。也有人主张，学者之间由于理论观点不同而感到困惑的情形时有发生，由于缺乏身份认同引发的混乱有可能成为学术发展的障碍。但是，同时也有人指出，传播学所展现的理论多样性，不是反映了学术身份认同的问题，而是因为传播现象本身就与多个学术领域相关，因此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显示传播学发展可能性的健康指标。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传播学所属的社会科学中只存在一种理论或观点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作为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本身的传播，就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多元化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新闻教育，有人提出韩国的新闻教育以培养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为目标，这种技能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有很多不足（李康洙，2001）。在创建初期，韩国的新闻教育受日本新闻教育传统的影响较大，而日本方式则是德国新闻教育与美国新闻教育方式折中的产物。70年代以后，美国大众传媒理论的相关课程甚至在本科开设，使得大学教育无法满足希望在新闻机构工作的学生提高业务能力的需求。因此，有人主张为了使大学的本科教育正常化，应把本科教育还原为培养职业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教育（李康洙，2001）。另外，在传播学研究方面，在毫无批判地吸收西方理论与方法论的同时，导致对构建韩国自己的理论模式或概念的忽视。学者不是对某一特定主题或对象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而是更多地追求新趋势与流行，导致学术根基不牢，内在虚空（崔善烈，2001）。

韩国的传播学界虽然为了检讨并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举办了各种研讨会，但也仅限于对日益严重的问题的认识有所加深，而拿不出具体的对策和解决方案。

【注释】

[1]梨花女子大学（1960年），汉阳大学（1963年），高丽大学（1965年），庆熙大学（1965年），成均馆大学（1967年），西江大学（1968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