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第二节　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汉语文字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汉语文字学的历史最为悠久。汉代以前，汉字形体的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几个阶段，各种供学童识字用的字书也随字体的演变而更替出现。汉代人开始注意到汉字的形体结构，他们从篆书和古文、籀文中分析出造字的条例，创立了“六书”理论。许慎作《说文解宇》，根据“六书”进一步分析篆书的形体结构，建立研究文字体系的方法，创立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编辑体例，建立起汉字形体结构分析理论体系，把文字、声韵、训诂三者融为一体，确定了中国传统文字学的格局，引证群书，保存异说，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字学博瞻详骇、无征不信的学术风格。魏晋南北朝的文字学主要表现在编纂字书上，如晋代吕忱的《字林》、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它们都是隶书字典，在编排体例上沿袭《说文解字》而稍作变更，多收罗古今异体，多列举训释例证。这个时期里，有关文字的杂书也不少，如魏张揖的《杂字》，晋王义的《小学篇》，晋葛洪的《要用字苑》，宋何承天的《篆文》，齐王劭的《俗语难字》，梁阮孝绪的《文字集略》等，它们对文字跟语言的实际配合情况以及俗语、今义之类都极为重视，可为这个时期文字学的一大特点。可惜这些书现在已不存，只是唐代的书中多有征引。

南北朝解散隶体，行书、草书、楷书盛行，字的写法日趋混乱，所以到隋唐时期便开始刊正文字。这个时期文字学研究还有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唐末五代时期南唐的徐铉、徐锴兄弟二人对许慎《说文解字》的校订和注释，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使之流传至今。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40卷，是《说文解字》最早的注本，它的主要工作是疏证许说，引书以证古义，并且从文字的谐声偏旁和字音上推寻语义的本源，在文字方面特别说明古书中字有假借，由于时移世易，字又有古今之别。

五代末年和宋代初年的好古之士注意搜集古文奇字，编纂成书，如郭忠恕的《汗简》，夏竦的《古文四声韵》，他们所根据的材料主要出自书本和一部分石刻。后来商周钟鼎彝器出土日渐增多，一些学者如刘敞、杨南仲、欧阳修等人开始从事古器物的著录和研究，一方面摹绘器形，一方面试着认识铭文，宋哲宗元祐七年吕大临作《考古图》，并作了释文，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一部著作，为古文字学的建立开创了道路。专录铭文的有南宋绍兴年间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专门集录文字的有王楚的《钟鼎篆韵》，薛尚功补之而成《广钟鼎篆韵》，这是研究钟鼎文字的先驱。宋人对石刻文字也很注意，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都有关于石刻的记载。金石文字之学，是宋代文字学的显著特色。

明代在文字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梅膺祚的《字汇》对字典排检法的革新，《字汇》按照楷书的结构把《说文解字》的540个部首简化为214个，部首及各部中的字的排序按楷书的笔画数目多少排列，这是一种很便于查检的排列新法，它开创了字典编写的新局面。

到了清代，文字学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非常盛行，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是校勘《说文解字》，订正了宋以后传本的疏失，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二是解释许书的体例；三是疏证许书的训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引证经传子史来解释许说，并且从字形和字音两方面来说明字义，最有创见；四是说明古今字和假借字；五是根据《说文解字》的谐声字研究古音。清人开始注意到文字的谐声，段玉裁发明“同谐声必同部”之说，将《说文解字》的文字谐声系统与《诗经》押韵情况相印证，在考证古音方面创出另一种新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六是根据《说文解字》的文字谐声系统因声求义，并且把形音义贯串起来研究，形成新的语言文字之学的格局。其次表现在自乾隆、嘉庆时期起，金石学日盛，清朝官修的《西清古鉴》和《宁寿古鉴》著录的是宫内所藏的钟鼎彝器，而在民间又不断有古器物出土，收藏家不仅摹为图录，而且研究器物上的铭文，古文字学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金文、石鼓文、古玺和陶器上的文字。光绪年间，吴大著《字说》，提出一些文字的新的解释，他又作《说文古籍籀补》，搜集了各种古文字材料以增补《说文解字》，为用古文字与《说文解字》籀篆相对照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罗振玉有《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搜罗甚富，为研究铜器铭文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王国维作《金文著录表》，把前人书中已著录的钟鼎彝器都注明见于何书，学者可以按图索骥、检视原书。引起古文字学家更大兴趣的是商代甲骨文卜辞的发现，自清光绪二十五年在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后，古文字学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王懿荣、刘鹗首先搜罗甲骨，刘鹗还印出《铁云藏龟》一书，令学界大开眼界，孙诒让开始辨识甲骨文，作《契文举例》，后又作《名原》，罗振玉将他历年的收藏汇编为《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印出，并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作《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又根据卜辞考证商代的先公先王，以古文字材料考证上古历史典制，成就独多。

在罗、王之后，古文字学的名家如董作宾、容庚、郭沫若、唐兰、于省吾、陈梦家、孙海波等人也都成就不凡。容庚有《金文编》，孙海波有《甲骨文编》，都按《说文解字》的部次编排，等于是金文字典和甲骨文字典。董作宾曾从事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最先提出要对卜辞作断代研究，并作有《殷历谱》，陈梦家有《殷墟卜辞综述》一书，对甲骨卜辞作了全面的说明，郭沫若、唐兰、于省吾三家著述极多，他们在考释甲骨文、金文两方面都多有发明，在文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建树较多的是唐兰，唐兰在文字结构学说上提出“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是一种新的见解。现当代学者对文字研究取得的成就比较多，研究的资料包括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笺印、竹简、绢帛、石刻等所有古文字和唐、宋、元、明、清各代书籍中的俗体简字，研究内容之广为前所未有，而且不单纯局限于识字，由识字进而涉及语词、文句的意义和语法结构。有的学者如郭沫若等人更以古文字考证古史和古代的社会文化，在研究方法上特别重视分辨材料的时代，强调作断代的研究，多数学者能破除“六书”成说，根据古器物上的文字探求古人造字的原则和字形结构发展的规律，研究的目的从解读古代文献转移到从事整理汉字和简化汉字的工作上来，以促进汉字规范化，使汉字更好地为记录汉语服务。汉字信息处理是当代文字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显著特色，汉字信息处理是中文信息处理系统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是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借以建立的工具。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汉字的编码、输入、存储、编辑和输出。近20余年来，汉字信息处理研究得到很大发展，克服了汉字数量庞大且新字不断出现、字形复杂、读音复杂的困难，在机器自动识别汉字、通过语音识别汉字、通过编码识别汉字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还制成了多种汉字输入输出专用设备和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为适应和满足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要求而进行的汉字分析、研究工作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相重视，这种盛况在文字学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它为当代汉字的研究、教学和规范社会用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二、汉语训诂学的历史与现状

汉语训诂学的历史也很悠久。先秦的著作里已有不少解释字义的材料，既有据形说义的，也有从字音推求字义的，还有用同义词来解释的，甚至还出现了给词所指称的事物下定义的解释方法。汉代是训诂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儒家经典的注释大批出现，并且旁及道家和其他著作，除了随文释义的注疏之外，还出现了一些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通释语义的专著，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尔雅》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训诂著作，它将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的训诂成果加以系统整理，并且分类诠释各种名称，成为后代解释词义的重要根据。扬雄的《方言》所记录的是当时活的口语，这不仅在训诂学上开辟了以活的口语材料与文献上的材料互相印证的新路子，而且奠定了方言学研究的基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很高的价值。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一个字从形、音、义三方面着眼，且求证于书证，还附列不同的说解，立意精深，对后代的字书、训诂书影响极大。刘熙的《释名》专从词的声音上推求事物所以得名的由来，用音同或音近的语词来解释，旨在联系同源词语，据语音和语义的线索推求语源，为我国的语源学研究开了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训诂的范围继续扩大，除经部要籍外，史部、子部、集部的重要著作，乃至佛家经典，也都有了注释。这个时期，兼释经传的义疏体盛行，字书和辞书也多了起来，重要的训诂著作有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吕忱的《字林》，梁代顾野王的《玉篇》。

隋唐时期承接南北朝注释古书的风气，纂著更多。隋代陆善经有《昭明文选注》，唐代李善也有《文选注》，李善的书除解释文辞字义外，并注明字音和字的通借，对文句的出典尤为注意，特别点明，成为一种注释体式。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包括《毛诗》、《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左氏传》，不仅解释经文，而且解释前人的注文，对语句中的虚词和文法也有不少的解说，这是以前的古书注释中少见的；经部、集部以外，子部、史部的书籍也有注释，如杨倞《荀子注》、成玄英《南华真经义疏》、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等都代表了一时的风气，虽然是随文释义，其间也汇集了许多前代的诂训。唐代在字书、韵书以外还有一类音义书，如陆德明《经典释文》汇集了《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14种书中汉魏六朝人注释的音切，凡230多家，又兼载诸家训诂，考证各本异同，在训诂学中独创一种体式，对研究前代训诂很有帮助。唐高宗时释玄应作《大唐众经音义》（俗称《一切经音义》），唐宪宗时释慧琳又在玄应书的基础上扩充，作《一切经音义》，这两部书都仿《经典释文》体例，就原本经文摘字为训，所采古代训诂资料极多，清代学者从中辑录出许多训诂材料。

宋人承接五代时人研究古文奇字的风气，对大量出土的钟鼎彝器广事搜罗，展开研究，在解释经意、字义时运用了钟鼎彝器的铭文，给训诂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如朱熹《诗集传》对《大雅》、《行苇》、《既醉》、《江汉》诸篇的注释。由于受到新材料的支持和鼓舞，宋人在训诂学上已不完全墨守陈说，认为声符不仅表音，而且表义，凡声符相同的字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义，这个观点对后代训诂学家提出因声求义的方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元明两代在训诂学上成绩不大。明代方以智《通雅》根据古代的语言材料说明音义相通之理，兼论方言俗语，创见颇多。到了清代，训诂学复兴，成就显著，注释书大量涌现，训诂专著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部超过了前代，《说文解字》的研究获得空前的发展，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四大家成就不凡，将古文字研究的成果用于训诂，编纂了不少汇集前人训诂的著作。语法研究渐兴，刘淇的《助字辩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至今仍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将西方拉丁语法学运用于汉语语法的分析，使我国语法研究摆脱训诂学，在后来蔚为大观。训诂学理论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从声音上推求文字的假借，二是因声求义，三是确定字的本义，根据本义说明引申义，四是比证文句以考定词义。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沟通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提出研究文字必须了解语言的精辟见解，并以这个见解作为训诂实践的准绳，把前人训诂实践中的零散的经验贯穿起来，使训诂学在中国语言学科中成为有系统、有理论、有严谨方法的一门学问，文字训诂走上了语言学的道路，戴震、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近代以来的训诂学吸收了国外的一些早期语言学知识，运用了一些新的材料，开展了一些新的工作，一是进行字源和语根的探求。如章炳麟的《文始》提出了“立语根”、“建词族”、“列词序”的探索语源的法式和步骤，沈兼士作《广韵声系》，力图用归纳法研究出形声字同一声符所表现的基本意义来，作为探求语源的工作的基础。二是研究同源字。类聚同源字的目的也是为了寻求语源，是根据同源字中音义的面貌追寻其发展线索，根据发展线索追溯其本原，王力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同源字典》一书。三是研究虚词。这方面最明显的进展是在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下对虚词的分类和用法都有比较清晰的说明，如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四是根据出土的古铜器铭文考订古书的训释，在这方面成就最多的是于省吾，有《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五是研究范围扩展到唐宋以后语词的考释，如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六是特别重视现代汉语词语的研究，包括词义、词音、词形、词语的来源和词语的发展变化等，产生了现代汉语词汇学这门新学科。

三、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汉语音韵学是伴随着人们对汉语语音的认识过程逐步建立起来的。由甲骨文中的同音假借现象可知，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词的语音形式，并且能够根据语音形式来联系语言中的词，词音相同、相近的，可以共用一个书面符号，这种认知能力是上古典籍中大量存在的同音通假现象以及后代民间俗文学文献中大量存在的同音异文现象的根源。上古语词孽乳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有双声、叠韵关系的同源词，《诗经》讲究押韵，都表明那时的人们已经能够将汉语音节离析为声、韵两部分。汉代人发明反切注音的方法，是上古人们离析声韵的认知成果与随佛经传人中国的印度声明学结合的产物。汉代人还对字音的发音特点作了探讨，《释名》中就出现了“舌腹”、“舌头”、“合唇”、“开唇”、“推气”之类的术语，汉代注释家在描写字音时多用直音、譬况二法，反切法产生后，迅速推广，成为注音的最主要、最普遍的方法，也为历史语音学储备了最丰富的资料。对声调的认识稍晚，直到南北朝时，沈约等人才从诗律学的角度注意到“平、上、去、入”四声的分别。至此，人们对汉语音节分为声、韵、调三个部分的基本特点己完全把握。此前，声调包含韵中，由于这个认知传统的影响，加上后来编纂韵书的主要目的是为诗赋的押韵提供帮助和规范，因此，在中国韵书发展史上，声调始终作为韵的一部分而存在。最早的韵书是魏代李登的《声类》和晋代吕静的《韵集》，这两部韵书中声调的面貌没有专门的反映，只列有同音字组，陆法言《切韵》之后，韵书蜂出，这些韵书大体上都是以“平、上、去、入”四声分卷，各卷之中再列同音字组。《切韵》以后的韵书，集中地反映出人们对反切和声、韵、调的认识成果，归纳出相当完整的同音系统，奠定了汉语音韵学的基础。

唐末至宋，音韵学又有了重要的发展。一是将散见于韵书中的声母系统进行总结归纳，揭示出切近当时实际语音面貌的36个字母系统。二是产生了以全面阐释汉语语音的声、韵、调系统及其相互配合关系的等韵学，并且创造出等韵图表这类新型的音韵学著作。这类著作最初是反映《广韵》一系列韵书的反切音系的，如《韵镜》、《七音略》。到了明清两代，这类等韵学著作还反映了当时汉语共同语和若干个方言的实际语音系统，具有很高的价值。宋人的这些成就，使汉语音韵学进入语音研究的领域，具有现代描写语言学性质。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音的时地差异。刘熙《释名》曾提到：“古者曰车，声如居。今曰车，声近舍。”扬雄《方言》列举了大量方言上的差异。但这些认知成果一直未受到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对语音现象的解释存在着一种非历史的观点。自沈约就《诗经》押韵与时音不合的现象提出“协音说”以来，学者论古书中的读音多遵从其说。直到明代陈第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主张，这种局面才被扭转。清人顾炎武在陈第的影响下，对上古音做出开创性的研究，江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在顾氏之后做出新的成绩，使上古音的分部不断精细。近人章炳磷、黄侃、当代学者王力在古音分部方面也都各有重要的建树。清代学者很少研究上古音的声母，只有钱大昕提出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精辟见解，经近人章炳磷、黄侃、曾运乾和今人王力的进一步研究和订正，才渐趋完备。清人陈澧对《广韵》的研究，开中古音研究的先河，作《切韵考》，创获颇丰，他创立了反切“系联法”，并逐字归纳分析《广韵》的反切上下字，考订出《广韵》的声类和韵类，经过现当代学者陆志韦、曾运乾、王力、方孝岳、董同和、李荣等人的研究和订正，也多有定论。

“五四”以后，西方语言学理论在汉语语音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瑞典学者高本汉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实际音值作出构拟，使汉语语音研究摆脱汉字的束缚走上音标化的道路，摆脱传统音韵学停留在韵部、声类的归纳上的局限，走上了历史语言学的宽广大道。现当代的音韵学家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等著作的影响下，对音韵学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一是研究范围扩大。韵文、谐声、异文、音注、声训、反切和韵书、对音、等韵、方言等与音韵学相关的材料都有了比较广泛的涉及。二是研究方法更为细密。注意对材料进行断代和分区研究，力求取同一属性的材料求出更确切可信的结论，在断代的平面研究中注意结合历时的考察，把语音平面研究与语音历史发展的研究贯通，互相验证，将普通语音学、音系学的方法运用于音韵学研究，对声、韵的分类及其发展作出音理分析和音系归纳，利用现代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进行古音研究，加深了对汉语语音发展历史的认识。“五四”以后，受国语运动的影响，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等语言学家都对当时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做了相当详尽的分析，改变了长期以来汉语语音研究重古轻今的倾向，促成了现代汉语语音学的建立。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并且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对现代汉语语音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展开了有关普通话音位的讨论，加深了研究语音的理论认识。与此同时，汉语语音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除声母、韵母和声调外，还注意到普通话的轻重音、儿化韵、连读音变和语调等方面的研究，在着重共时描写分析的同时，还注意研究其中的社会方言上的差异，提示变化的现象及其成因、发展趋势和规律。1956年起还进行全国性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这项工作的成就，使方言语音学成为现代汉语语音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利用现代语音学、音系学对方言音系进行分析描写，另一方面，将方言语音研究与音韵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分析方言音系的生成历史，用方言语音事实来帮助论证汉语语音史的演变情况。

四、汉语语法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以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的出版为标志。在这部书出版之前，汉语语法的研究大都散见于两类著作里，一类是文字训诂学家的著作，一类是古代文论家的著作。训诂学家随文释义时，必然要注意到所释词语与上下文的关系，往往涉及语法现象。在通释语义的专著里，也有对虚词的解释和说明，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元代开始有了专门解释虚词的著作，如卢以纬的《语助》。清代的这类著作有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字辩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这些著作在解释虚词的作用时往往结合它们出现的原文的语境，与随文释义的注疏非常近似，但未能完全从用法上来加以概括。刘淇的《助字辩略》虽然在《自序》中把虚词分为30类，并且注意从句子的语气和结构中的关系两个方面来观察虚词的用法，但这种观察的出发点是疏通句义而非阐明、归纳虚词的作用，因而观察很不全面，归纳、分类时常与修辞、句意牵扯在一起，既繁琐又不科学。这些虚词著作有虚词词典的性质，但并非语法书。较早注意从虚词的作用上给它们分类的是几位古文论学家，他们主要根据自己使用虚词的经验来归纳其用法，把作用相同或相近的概括成一类，南朝梁代的刘鳃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剳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唐代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说:“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刘勰按照虚词在句中的位置分为句首、句中、句末三类，柳宗元按照虚词的表意作用分为疑辞和决辞两类。这些分类，都给后世的语法研究以深远的影响，但他们的本意只是为了诗文创作，并不打算总结语言结构的规律，只偶尔提及。此外，古代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注意到词在功能上的异同。如从唐代开始盛行的格律诗，讲求对仗，上下句相应的词语大体上有相似的功能，可以想见作家心目中已经意识到词的功能类别。宋代的文学家重视虚实的划分，更重视虚词的使用，这些都与语法研究相关，但是并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语法科学。《马氏文通》一方面模仿印欧语法建立体系，一方面注重汉语的特点，不少地方突破了西方语法的框架，全书引证古书达七八千句，“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可以说已经集文言句式之大成了，这部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重视句法。在马建忠的时代，西方的一般语法书多于词法而略于句法，马氏根据汉语缺少词形变化的特点，舍弃印欧语法从词的形态变化来叙述各类词的形式特点的做法，联系句法来讲词类。二是划分词类着重意义标准。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段时期内的汉语语法研究，一方面是不断吸收西方新的语法理论，另一方面也在不懈地揭示汉语语法的特点，从这两个方面对汉语语法体系进行探讨。20世纪30年代末开展的文法革新的讨论，主张“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对以后的语法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0年代初，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出版。吕著拿文言与白话对照，着重语法现象的描写，“词句论”探讨了句子和词组之间的变换关系，细致深入，“表达论”以语义范畴为纲描写汉语句法，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进行全面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王力则十分重视汉语的特点，特别是在句法描写方面，他提出的“能愿式”、“使成式”、“递系式”、“处置式”、“被动式”、“紧缩式”等汉语句型，对于后来的研究起了引导和启发的作用。这个时期的汉语语法研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专门以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语法著作。其中20年代初出版的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最为著名，该书首创“句本位”语法体系，在词类问题上主张“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在句子分析方法上，采取以主语和述语为中心的分析法，这本书在语法学界、特别是大中学校的语法教学上影响很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语法研究无论从规模看，还是从成果看，或是从培养人才看，都取得很大成绩。这一时期的语法研究有下列特点，一是注重社会实践的效用。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正确使用祖国语言，同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帮助读者掌握语法修辞知识，用来指导语言的运用。二是开展了全国性的专题讨论。影响最大的有三次，词类问题的讨论、主语和宾语问题的讨论、析句问题的讨论，除了这几次大的讨论之外，吕叔湘在1979年发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对汉语语法里种种问题作出系统的论述，在语法学界也颇有影响。四是借鉴和吸收现代语法理论。美国结构主义学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引进中国，由李荣摘译赵元任的《国语入门》的绪论开始，接着是在《中国语文》上连载的丁声树、吕叔湘等人署名的《语法讲话》，这个《讲话》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直接成分分析法，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60年代出现若干篇立足于汉语而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论文，如吕叔湘的《说“自由”和“粘着”》、《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朱德熙的《说“的”》和《句法结构》。进入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一是语法研究的目标更加明确。《中国语文》1989第5期发表《汉语研究四十年》，指出语法研究“是为了探求一种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的、适合汉语实际的研究方法”，揭示出汉语语法的客观实际。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三个平面”、“两个三角”和“动态分析”的思路。胡裕树《现代汉语》（增订本）强调必须区别“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三种不同的语序，胡裕树、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强调要使语法分析做到形式与意义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描写性与实用性相结合。邢福义提出了“表—里—值”和“普—方—古”两个“三角”模式，并对8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从两个“三角”的角度进行了回顾、总结。吕叔湘1990年5月在给第二届现代语言学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的贺信中指出，语言研究应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动态研究。三是对语法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三个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