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和”教育理念与21世纪人类和谐(158)
“尚中贵和”是中华文化教育的古老精神。传统“中和”教育理念的实质，在于教人确认并理性地追求普遍和谐。千百年来，和谐一直成为中国人生活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并在东西方得到了很高的价值认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证明儒家和谐理念的价值。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突，新世纪呼唤和谐，必致力于和谐并日趋和谐。
一、传统“中和”教育理念的基本内涵
华夏先民早已探知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准确性的存在，并以“中”为准则。“允执其中”曾是尧、舜、禹执政心法。“执中”原则还成为夏商周三代王道精神的体现。儒家视“中庸”为“至德”，并将其发展为认识和对待世界、探究和处理思想情感和行为以及各种事物的合乎实际或一定标准的原则和方法的哲学范畴。“贵和”的朴素观念早在远古农耕文化的视野中滋生。华夏先民祈求天地之气有序而不失和，力求顺物之性，以获得自然的恩泽，并成就事功。为此，华夏先民聚族而居，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尚中”与“贵和”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历来是密不可分的。“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159)。事物要达到和谐，其构成因素必须保持某种确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规定了各不同因素所应具有的“度”，即“中”的标准。事物的各要素只有适度协调，处于适中状态，事物总体上才能和谐。“中”的标准，也只有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中，从整体和谐的要求出发，才能作出适度的把握。基于此，古人常将“中”与“和”联系在一起。《周易》集中反映了周人尚中贵和的精神。尚中贵和尤为春秋先哲所乐道。孔子所倡导的中庸哲学本身，就是对和谐的理性追求。儒家还提出了“致中和”的命题，从天人、主客、物我多重意义上建构中和学说。所谓“中和”，简言之，即是将不同因素或对立的两端适当配合，使事物合乎法度准则，达到最佳状态与和谐境界。
从教育本体论上，古人视中和为一切新生事物生成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宇宙人生的最高准则。《礼记·乐记》提出“和故百物不失”“和故百物皆化”之说。《荀子·天论》也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之言。《国语·郑语》深刻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如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不同事物的和合才能导致事物的产生。“和”的根本功能是“生物”，即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促进事物的成长发展。“和”是动态的充满生命力的“生生不息”的运动形式，能孕育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同”则是静态的绝对的同一，否认事物与事物以及事物本身的各种差异和矛盾，若“以同裨同”，将相同的东西简单地加到一起，虽然在量上会有所增加，但难以产生新的事物，甚至会使事物无继而弃。《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是说，“中”是天地万物之根本，“和”为天地万物所共同遵守之道；若能推及中和于天下，则天地万物各正其位，一切生灵因此而孕育繁衍。这就将中和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视中和为宇宙人生的最高准则。
在教育方法论上，“中和”即“执两用中”，教人各去其偏，济其不足而泄其过，使言行乃至事物各端相济相成。史伯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晏婴认为“和”犹如调味，应“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160)，都使中和具有方法论意义。孔子中和教育的基本方法则是“执两用中”。传统中和教育方法所倡导的是：避免相互对立与各自极化，促使相异或对立事物互补互助，相互渗透与吸收，进而达到各自丰富与完善。
在伦理道德教育观上，传统中和教育观强调“人和”的重要性，视“中”“和”为人的重要德性，教人中正而无所偏倚与乖戾。儒家主张“和为贵”，注重群体的和谐与凝聚力。儒家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是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一员；若群体利益受到损坏，个人的利益也就难以维系。《尚书·酒诰》即有“作稽中德”之说。孔子倡导“中庸至德”，并视“和而不同”为君子的德性。孟子主张“人和”胜于“地利”和“天时”。董仲舒认为“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161)。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称：“无所偏倚，故谓之中”“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在教育认识论上，中和反映了人类的理性精神，教人权变而时中，“和而不流”。中和有着明确的是非标准与原则。孔子教人“依于仁”而求中，“以礼”而制中，“行义”以达中道，运用智慧而使思想言行时中合度，尤其要求能审时度势，善加权变。孔子绝不无原则地追求和，视“乡原”为“德之贼”，是“小人”之所为；要求刚强的君子应“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162)，既能容纳万物，自容于世，又能在与万物相处时不至于随俗同流，既不固守原则而不善应变，又不丧失原则而过于灵活。
中和理念无论是其本体论、方法论，还是伦理观、认识论，都贯穿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之中。传统中和教育理念主张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礼刑并用、宽猛相济等中道精神，谋求社会的稳定和谐，实现“大同”的社会政治教育理想；通过修身、育智、审美，追求“天人合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成就真善美集于一身、内圣而外王的理想人格。修养中庸之德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理智时中的智育思想，“中和”美育观，构成传统理想人格教育的基本精神，同时成为追求人生境界、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和条件。
传统中和教育理念的实质是教人确认并理性地追求普遍和谐，包括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人与人及群体社会的和谐。中和理念通过长期渗透于文化教育，对民族融合、社会稳定、国民性格的形成以及民族文化整体中辩证思维的生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其影响，和谐一直成为中国人生活目标的价值追求。由于“尚中贵和”传统，使中国文化对于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自身关系的阐释颇具特色，富有价值，经过合理地继承与创造性转换，仍可服务于当今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人类和谐，显现出应有的价值。
二、国外对儒家中和教育理念的价值认同与实际运用
儒家倡导中和学说并注重普遍和谐理念的教化，这与西方文化偏重“个人本位”及“科技至上”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此，中国儒家的中和教育理念，颇为东西方学者所乐道和褒扬。
英美学者对儒家和谐理念有着很高的价值认同。英国学者A.J.汤因比认为，“和谐”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它有助于人类在高度的技术文明与极端对立的政治营垒所形成的危机中，免于自我毁灭。他指出，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要使世界避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163)美国学者W.T.狄百瑞认为，儒家的“和谐”精神具有广泛的价值。他指出：“儒家的长处即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视各方面“相协调的价值准则”，它可以“维持一个有序的环境，足以稳定和安全来使事业兴旺”，“这些准则贯穿于不同阶段，不止在一个经济层面上发挥效用，而且适用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164)
作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深感儒家和谐理念之价值。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主张，应“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而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65)。越南学者阮才书强调，儒家追求“社会‘和’的局面”，“对现代人来说不是过时的，而是还有意义的”(166)。
海外华裔学者对儒家的和谐理念更是推崇备至。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明确提出：“中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和谐：个人的、社会的、世界的和谐”，“儒家之成就，乃在于其‘和谐的辩证法’之开展”。他还指出：“以人类的需要、人类的理性而言，儒、道‘和谐化辩证法’与其他类型的辩证法相比较，实具有更大的相关性与更广的包容性。因此，在与历史上其他辩证法的未来竞争方面……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体系”(167)。在《文化、伦理与管理——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一书中，成中英认为，儒家和谐思想“是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良药”，“它能为探索后现代化人类服务，尽管它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儒家学说仍然提供了永恒的价值观”。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指出：孟子关于和谐共处的“价值取向正是要为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社会与社会和国家与国家之间谋求一条共生之道”，“正是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所不可或缺的中心价值”(168)。
国外学者对儒家中和教育理念的高度认同，有其实际依据和例证。众所周知，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影响的过程中，积极吸收了中国儒家“和”的思想。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第一条就明文规定：“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强调日本社会朝野上下一切交往的首要原则是“和”，要求通过社会教化，让社会成员之间讲究协调，谋求和谐。日本人将所吸收的西方的能力主义、效率原则、竞争进取精神与已有的和谐精神相融合，使日本成为具有极强内在“亲和力”而又善于外向进取的民族。受儒家和谐理念影响，日本企业组织多信奉“和谐高于一切”。无论是松下公司信奉的“忠、孝、公、礼、勇、仁、和”，还是夏普公司要求的“诚、和、礼、勇”，都将“和”视为企业精神的核心。“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和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本思想”，是日本经济成功的要素。
新加坡重视儒家伦理教育，和谐理念对其“奇迹般兴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新加坡学者曾撰文指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新加坡非有不可的思想，就是‘和’”，认为“和”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实乃人类的心灵所普遍拥有的，它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同真理”。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社会，要各族团结建国，要实现工商业高度发展，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备受尊重，就“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既能保有个己性格，又能相成相济、共存共荣的和而不同之和的。它努力实践这样的和，终于获致了种族相处的融洽和谐，团结凝聚，劳资合作的精诚愉快，合理分享成果，外交关系的友善不树敌。从而为社会的安定，为招徕国内外资金人力的放心投资，以致有各种企业不断壮大兴盛地发展，产生了巨大无比的作用”。(169)
群体和谐意识与民族凝聚力，构成韩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儒学的群体和谐理念，韩国在其教育宪章中明确指出：“唯有国家的强盛，才有自我的发展，享受自由与权力，尽责任与义务，并积极参与国家的自力建设，发挥国民的奉献精神。”韩国的“新乡村运动”正是基于儒学的群体和谐理念而进行的。韩国的企业也表现出家庭式的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的活动氛围，大家注重感情沟通、相互关心与协作，本着和谐的精神谋求企业的繁荣。1991年《韩国画报》秋季刊提到著名的晓星公司宣言：“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今天就需要和谐。当人们彼此接触的时候，就需要了解和关怀，当人们在社会中发展事业的时候，就需要信任和真诚。”他们还以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来要求自己的企业“本着和谐的精神工作”。
包括中国在内的“儒家文化圈”国家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取得，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崇尚“中和理念”是一重要因素。这种理念通过文化教育，不仅体现在国家政治统一上，而且体现在政府与人民关系的和谐以及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合群”“协同”上；他们都是既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又重人本，重人和，从而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能。我们深信，发扬光大中和教育理念，不仅有益于“儒家文化圈”，而且必将有益于21世纪人类世界。
三、21世纪人类社会需确立富于时代精神的中和理念
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国际大会结束之际，昭示人们：“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70)世界科坛巨子基于对人类生存的忧患而对孔子智慧做出的高度评价和寄予的厚望，无疑也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谐理念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价值的褒扬。
传统中和教育理念的理论价值和世界意义，只有从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和宽阔视野中，才能认识得更加清晰而深刻；只有积极吸收和合理运用，才能凸显其超越时空的价值。
首先，新世纪政治经济文化及思维方式多元化的世界呼唤和谐理念。人类21世纪伊始，不难感受到，无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还是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均呈现多元化趋势。尤其是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趋势，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战，任何一种文化都将难以唯我独尊，取而代之的必将是不同文化的和生和立；随着思维和生活方式多元化趋势，人民将加强相互了解与沟通，越来越善于正视思维方式差异性的存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会更加受到理解和尊重，而不是盲目强调“同一”或“划一”。世界本质上就是多元性的统一。“思以其道易天下”(171)的一元主义是不合常理的。若政治高度“一统”，必然造成强权、特权和专制；若科学文化定于“一尊”，学术必定窒息，科学、文化、教育必将受到束缚；若舆论强求“一律”，必定万马齐喑，失去言论自主，也不会带来心情舒畅；若经济“一色”，必将缺乏竞争与活力，百姓势必难以维系生计。唯有多元共存共荣，才能出现五彩缤纷的和谐世界。俄国学者L·B·波若罗莫夫深刻指出：“‘和’的原则代表了多元论思想，它是具有丰富潜能的中国文化中的有价值的遗产。”(172)世界的多元化趋势，必然要求人们以儒家所倡导的普通和谐的精神，以宏大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善于与各种各样哪怕是异类、异相、异态、异质的事物，求同而存异，共生而共荣。
其次，处于多种关系失调状态下的现代化社会中的人类祈求和谐。尽管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大生产给人类带来了日益丰饶的物质财富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但由于人们未能全面把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征服自然与保护自然的关系，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个体身心诸多不和谐现象。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由于人类向自然无限度地索取，从而使科学变成了毁灭自身的异己的力量；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人际利害冲突有所凸显，有的唯利是图，以邻为壑，甚至图财害命，丧尽天良，有的无视亲情伦常，相互猜忌和仇视，由此而产生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问题；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有些人单向索取有余，甘愿奉献不足，甚至为一己之利，不思道义，不择手段，不惜危害大众利益；就民族国家之间关系而言，由于经济利益，或由于种族间的仇视，或基于宗教的偏执，或因为文化上的偏见，导致不同地域、不同语言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民族之间，相互怨恨歧视，战乱迭起，人为制造人间恐怖，伤及无辜；就个人身心而言，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易导致个体的焦虑、孤独与烦闷，引起身心失调，情感扭曲，精神空虚，人格分裂，致使乱象丛生，不仅毁灭了个体人生，还严重影响社会安宁。中国文化教育传统中的“中和”价值观普遍和谐的追求，有助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个体身心之间的关系，化解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促进个体身心和谐发展。
第三，科技文化教育的国际交流与融合有益于增进和谐。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人类各个领域活动的整体相关性大为增强，地球越来越变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呈现出科技文化教育的交流与融合的趋势。就信息和科技领域而言，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及国际互联网的出现，几乎任何信息都可在瞬间被传遍世界，实现信息共享，使世界变成零距离。整个科学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日趋结合，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日益渗透，科学与技术将更加协同发展，科学与经济的关系会更密切，科学研究将更多地向全球规模拓展，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全球化趋势在文化教育上表现为相互吸收与融会。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全球性发展，加深了不同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新世纪文化教育将更加超越政治、经济乃至民族、地缘、国家的界限，促进人类的相互沟通、学习和理解。各国家、民族、地区的人们将更加善于发扬自己的文化教育优势，积极将自身文化教育不断融入世界文化教育体系之中，实现各种文化教育的相互影响与融会。尽管各种文化教育仍然会保持本区域本民族特色，但都难免与异质文化教育相互观摩，基于本土文化教育而有所取舍。世界文化教育体现出以多样性统一为特征的普遍和谐原则，既富多元性又略显趋同性，既独特又有共识，既冲突对立又共存和睦。
第四，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使人们谋求和谐。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日益得到人类的广泛认同，这是人类认识史、文明史上的进步。若将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变成现实，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今世与后代、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及生态文明的关系，并使之和谐化。“和谐”无疑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追求。可持续发展所包含的持续性发展、平等性发展、整体性发展与协调性发展，都致力于对和谐的追求。“持续性发展”要求当代发展应着眼于未来，确保人类社会自身具有永久不断发展的能力，既要功在当代，满足当代人生存发展之需，又要泽及千秋；“平等性发展”要求除了当代与后代的代际平等外，不同利益群体都应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机会；“整体性发展”要求人们将地球作为宇宙的一部分，理性地把握蕴含其中、环绕其周围的人口、资源、生态及环境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理性地把握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协调性发展”要求无论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科学与人文之间，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都是相互依存、联系、作用与制约的，只有各种因素协调发展，才会带来可持续发展社会。总之，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各种因素“各当其可”，最大可能地实现和谐发展，力图以适度的原则、“时中”的精神，消除人与自然的对峙，化解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协调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及生态文明的关系，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现代人与未来人和谐的稳妥之路。
第五，人类的理性化必将使世界走向和谐。人是理性存在物，最为天下贵。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73)邵雍认为“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174)。朱熹也说：“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175)随着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开展，人类的智慧也不断增长，人类会更加富有理性，人类文明程度会不断得到提高。新世纪的人类会更加理智，更加通情达理，人与人、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人与自然之间处理问题的方式将发生积极变化，各种关系因而会更趋和谐。仅就国际关系而言，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合作共荣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在不断增长。“仇”则两相害，“和”则交相利。相互仇杀给人类造成的深重灾难不堪回首；和睦相处与平等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实惠显而易见。古人主张“协和万邦”(176)，“仇必和而解”(177)。以和平协商与对话手段解决国际国内争端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首要选择。世界走向文明与和谐，乃大势所趋，人心所愿，更是人类所能。
总之，中国儒家中和教育理念经过合理继承和科学转换，可以跨越时空，不仅是传统农业文明的成果，也可借以推动现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既可促进诞生它的母体——中华民族的进步，也可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促进异国、异族的发展，有益于人类进入“大同”之域。
【注释】
(1)2007年12月24日至26日，作者和钱逊、王殿卿、张践、骆承烈、陶继新、丁广举诸先生应邀专程考察莱西国学教育。本文系作者于26日在莱西所做专题讲座，后整理收入张为才主编《走近孔子——著名国学专家演讲录》（泰山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其副标题“著名国学专家”云云，实不敢当。本欲就此与主编商榷，然斯人已逝，此文聊以寄托哀思！
(2)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232.
(3)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213.
(4)见《孟子·尽心上》。
(5)见《孟子·尽心下》。
(6)见《论语·卫灵公》。
(7)见《言行录·学问篇》。
(8)见《明夷待访录·学校》。
(9)见《论语·述而》。
(10)见《礼记·中庸》。
(11)见《论语·泰伯》。
(12)见《论语·八佾》。
(13)见《论语·为政》。
(14)见《论语·泰伯》。
(15)本文系作者与于述胜博士共酿其成，发表于《教育研究》1996年第9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教育学》1996年第12期全文转载。
(1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2.
(17)如《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解释说：“上章句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继志述事之大者也。”即孝道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注重历史传统的延续性。
(18)参见《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19)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05-111.
(20)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05-111.
(21)本文系作者与武薇博士合作完成，发表于《高校教育管理》2010年第5期“经典研读”栏目。
(2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21.
(23)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101.
(24)胡适.胡适文存·第三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9：126.
(2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5）［M］.北京：中华书局，1989：54.
(26)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709-710.
(27)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397.
(28)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712.
(29)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101.
(30)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397.
(31)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496-497.
(32)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713.
(33)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726.
(34)颜元.习斋四存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4.
(35)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773-774.
(36)陈山榜.颜元评传［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45.
(37)李国钧.颜元教育思想简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72.
(38)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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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747.
(43)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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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403-404.
(60)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54.
(61)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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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颜元.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623.
(7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5）［M］.北京：中华书局，1989：260.
(72)陶窳.秦关稿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7：162.
(73)陈山榜.颜元评传［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4.
(74)陈山榜.颜元评传［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3.
(75)朱义禄.颜元李塨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3.
(76)李国钧.颜元教育思想简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50.
(77)2002年10月24日至25日，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组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课题组联合举行“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教育思想研讨会”，作者作了大会发言。本文在发言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并发表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教育学》2003年第5期全文转载。
(78)《中国教育报》，2002年9月9日。
(79)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6-27.
(80)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681页。
(8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510页。
(8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426页。
(83)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版，第274页。
(84)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版，第162页。
(85)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86)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8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8.
(88)见《易传·系辞上》。
(89)见《易传·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90)见《论语·为政》。
(91)见《管子·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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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9.
(96)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
(97)本文发表于《理论视野》2010年第10期。另见《孔孟月刊》2010年第10期，《光明日报》2010年7月26日，《学习时报》2010年8月2日。
(98)本文系作者参与黄济先生主持的国家“九五”重点课题“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该论文曾于2004年参加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收入《儒学与当代文明——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卷四，九州出版社2005年6月），发表于《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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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本文系作者参与黄济先生主持的国家“九五”重点课题“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发表于《教育研究》2007年第11期，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08年第3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08年第7期全文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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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本文发表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教育学》2004年第11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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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
(172)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学与廿一世纪［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445.
(173)见《荀子·王制》。
(174)见《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175)见《朱子语类》卷二十。
(176)见《尚书·尧典》。
(177)见张载：《正蒙·太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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