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传播，传播和谐

一、和谐传播，传播和谐

“和实生物。”^[1]和谐是中国传播理论对国际传播理论的重大贡献，其研究范畴笼括之广也自不待言。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和谐是常道的体现，也因此而成为传播交流的终极目标。这个文化的认知和价值观强调人需要关注自身的修身养性（人内和谐）；这个文化的伦理观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人际和谐）；这个文化赞赏能群乐群，和力和达（群体和谐）；这个文化的理想社会观是“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3]，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4]（民族和谐）；这个文化憧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5]，“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6]的天下大同（国际和谐）；这个文化的姿态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7]、追求“浑然与万物同体”^[8]的民胞物与（生态和谐）；同时“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9]，“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0]”——这个文化的宇宙观是天人相分基础上的交流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而用今天的学科分类来看，我们所说的和谐传播，传播和谐的研究应用，可以涵括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民族传播、国际传播、文化间传播、人与自然之间的传播、人与超自然之间的传播等等各个领域。

事实上，和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传播理想境界，应该说是超越局限，可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的。不过尽管和谐是热门词汇，相关研究也不少，但它在当代国际传播理论中仍然有着远远超出于目前已经被认识到的重要意义。我们的英文学术期刊China Media Research为了弘扬中国文化的和谐传播理想，曾经于2008年出版了一期和谐专辑。这里的篇章大都是从该专辑中选出的。本部分——也是本书的开篇为美国罗德岛大学陈国明（GuoMing Chen）教授的《有助于跨文化理解的中国传播和谐理论》一文（Chen，2008）。陈教授是美国中国传播研究协会的奠基主席，著述丰厚，在传播学坛中颇有声望。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座教授，China Media Research的合作主编。他既有中国文化学术根底，又受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难得的是他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孜孜耕耘，数十年如一日地做着把中国的传播理论化并介绍到国际上去的工作。该论文从本体论基础出发，多层次、多角度地论说了和谐之为中国人传播活动的普遍理论。该文以“仁”、“义”、“礼”、“时”、“位”、“幾”、“关系”、“面子”和“权力”九个概念为基础，又以西化的严谨的研究方法，总结了4个假设、23条原理和23条定律，竭力尝试将这些概念的功能作用和相互联系建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该文得出了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指导中国人传播行为的准则这样的结论。统观全文，作者努力在国际上去促成对中国的跨文化理解的学人之用心也彰显无遗。笔者以为该论文既可用作典型以了解陈国明教授的学术风范，也可视为国际上介绍中国和谐理论的力作，故置于卷首。

美国加州查普曼大学传播学系主任贾文山（Wenshan Jia）教授的《中国的“和”的观念：对“和”及“和平”范式的分析》一文，认为“和谐”（harmony）与“和平”（peace）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和谐”来自于中国文化，“和平”来自于西方现代文化。他在文中将它们进行了比较，指出了西方“和平”思维范式的局限，并认为中华民族的和谐范式在当今冲突四起的世界中应该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他甚至提出和谐应该成为新的宗教术语，而传统的自我中心的论调，诸如正义、人权、民主，都应该在相对于和谐的新的自我观念下重新定义（Jia，2008）。

美国威克弗里斯特大学迈克尔·戴维·黑森（Michael David Hazen）博士和Rui Shi博士在《争论过程与中国社会中的和谐及冲突》一文中说：和谐显然是中国社会的关键元素，但和谐、冲突与争论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从简单视角探究争论和冲突的本质并不能完全解释其过程（Hazen＆Shi，2009）。通过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普鲁·霍姆斯（Prue Holmes）教授的《强调和谐：中国留学生在与新西兰同龄人交流中的心声》，则可以感受到一个西方学者是如何尝试从非欧洲中心的传播理论——和谐出发去做研究的（Holmes，2008）；而在贾文山教授的另一论文《调解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地位——中国陕西省旬阳县案例研究》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的和谐理念与西方现当代文化融合后的创新和现代实践。在争端解决——达到和谐的途径中，东方和西方体现了相互的学习和借鉴。贾看到东西方的相互肯定在促使双方珍惜自己的传统上所起的作用。认为“在旬阳县以及大部分中国，调解模式正在成为一个西方文化体系和东方文化体系的创造性结合体”；并希望“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和谐，所有人都能够从这种解决争端的混合模式中获益”（Jia，2009）。

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传播理想境界，然而以和谐为社会的理想状态可能并非只在中华文化史上孑然独存，托马斯·雅各布森（Thomas Jacobson）教授在《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媒介：传播行为视角》一文中声称：“西方对集体福利与和谐的尊重程度有时候要大于其获得的评价，集体价值观在许多欧洲国家得到了良好的表现。即使是在美国，小镇的价值观也总是显示出对本地方式和集体团结的重视”。他提出了“以公共领域为媒介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否能与包含儒家型社会和谐的民主相容”这样的西方学者的典型问题。认为同样面对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生活世界殖民化，“东西方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取经的地方还很多”（Jacobson，2008）。

琼·艾特肯（Joan E Aitken）教授和里奥纳德·J.谢德列茨基（Leonard J.Shedletsky）教授在他们的《互联网与一种传播和谐的意义建构理论》一文中说得很好：和谐并不一定意味着共识，但是和谐却是一种宽容、信任、感知或价值观的同步。如果将和谐视为接受的平衡，那么这种协调就可能通过理解他人信息和对他人信息持有非审判性的开放思想而达成。通过传播去创造相互联系的基础，去影响意义的建构，从而将人们带上通往和谐的途径（Aitken＆Shedletsky，2008）。

奥巴努阿·阿达·索尼亚（Obanua Ada Sonia）博士的《传播与和谐：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媒介及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是本部分的最后一篇选文（Sonia，2008）。对非洲传播我们的研究显然还做得很不够，特选其本土研究篇收录于此书中，以示和谐传播、传播和谐过程中绝对不能忘却这片辽阔的有声有色的传播土壤。

和谐传播、传播和谐部分在全书中占分量最重，唯其如此，故置于书首，并以其冠全书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