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发展

第一节　佛教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发展

一、青藏高原的本土宗教——苯教

在佛教未传入青藏高原之前，青藏高原有自己的本土宗教——苯教。苯教是一种为现实、今世服务的宗教，是远古人类“神灵崇拜”的产物，是“万物有灵”认识论的体现。苯教是一种准宗教，准宗教讲今世，不讲来世；证明此岸，不讲彼岸。苯教对世界的结构设计是神、人、魔。魔伤害人类；人类通过苯教巫师来请神；神去驱魔；人再供养祭祀神灵，如此循环往复。

苯教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人类从蒙昧期走向野蛮期的时代。是藏人在认识论领域开始摆脱蒙昧期，认识到人本的价值，跨进以人为社会主要角色，又借以神灵来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阶段。它体现了人类开始主动思考，认识自然界，认识人自己的认识阶段。

据当代考古发现，藏族在青藏高原生息繁衍的历史至少有5000年至15000年前。卡约遗址证明在5000年前藏区社会已进入新石器晚代。最早的神灵崇拜应该在这一时期问世。

关于苯教的先祖，从《嘉言库》和《土观宗派源流晶镜史》有所记载，两部专著认为苯教的先祖是辛饶米保。苯教“伏藏”（为防佛教徒迫害而埋在洞穴的苯教经典文献通称伏藏，后挖出使用则称为“掘藏”）中有不少记述辛饶米保的生平。《朵堆》是最先介绍辛饶米保生平事迹的书，目前只有1卷21章的简短本子，是吐蕃时期苯教受迫害时埋藏在岩洞中的古逸经开掘。《金钥》2卷28章，也是“掘藏”的一种，书中详细介绍了辛饶米保的家庭、生活和圣地俄茂垄仁（苯教发祥地）。《光荣》共12卷，人们把它看成辛饶米保的自传。它涉及苯教的起源、吐蕃人的思想习俗、鸟兽与人之间的趣闻等，可以确认是虔诚的苯教徒留下的忠实记录。

辛饶米保一生传播苯教，所言所行，被弟子们记录成文、形成一体系，内容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四门一库：就是4条通路和一个宝库。四门即白派本教，神秘教义和咒语；黑派本教，本教故事和仪轨、模式；彭域苯波，寺院的戒律，修学的规矩；邦塞苯波神定。一库即顶点，就是本教修学的最高峰，有如宝库。本教修学要求通过这4条道路到达宝库即光辉的顶点。

第二类，九乘经论—本教的经典和派别。前四部为因乘，后四部为果乘；第九部是大圆满禅定法。

苯教流派及经典：

据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记载，早期的本教有两大类别，一类是可获成果的五种本教，是为获取天神善趣之果；另一类是获财的四种本教，是为了卜卦、求福、人财两旺以及施授送鬼用品、克服违缘等。后来发展成三大派别，即：(一)笃尔笨：最初的本教根基之流，是原始巫教，早期的本教。（二）伽尔苯，有了苯教宗旨与教义。(三)居尔苯，有经典的本教。此派分为前、中、后三期。

苯教经典有《圆满宝髻论》、《本教风及根本疏》、《光明要诀轮》等。他们观修的有：《自译九乘》、《黄金明点》、《身心觉验》、《心传直指白书》等要籍。行持的书有：《抉择八界全书》、《庄严耶辛奥义全书》、《雍仲十地道全书》、《清净尸罗调伏全书》、《增善圆满大资粮全书》等等。此外，尚有修行、治病、驱邪的《疗病黑书》、《长寿驳书》、《医药白书》、《黑禳祓书》等。行事仪轨的书有《三百六十种禳祓之法》、《八万四千种观察方法》、《四冥想之法》、《八种音响铃声之法》、《三百六十种送葬之法》、《八十一种镇魇之法》。而生圆道果的经典有：《总积本藏》、《九类可怕父神》。

二、佛教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发展

距今2500年前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了佛教，公元前后通过中亚、西域传到中国内地。紧靠西藏的新疆和田（西域于阗），在公元1世纪，就已成为当时中亚佛教传播的中心，龟兹石窟便是最好的见证吐蕃的东面紧邻中国内地。在2—3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盛行，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以及敦煌千佛洞，都说明当时举国上下笃信佛教。吐蕃南面与佛教发祥地印度仅有一山之隔，且当时的喜马拉雅山并不像当今的这般高耸险恶。当时的吐蕃完全具备佛教进入的渠道和盛行的条件，但是由于本土宗教——苯教的存在而使佛教稍晚一些进入青藏高原。促使佛教进入青藏高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王权的介入；另一个是吞米桑布扎创立了规范的藏文字。

松赞干布作为吐蕃王国第三十二代君王，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国王，为了吐蕃的发展、强大，他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政策，其中与大唐联姻、尼泊尔通婚便是重要举措，同时也为佛教进入青藏高原敞开了大门。

松赞干布在迎娶两位公主的同时，两位公主对佛的虔诚膜拜，对佛教的全心信仰也了日益影响着赞布对佛的感悟。据《卫藏通志》记载，“唐时赤王曲吉松赞干布好善信佛，庶地拉萨地方山上诵‘旺固尔经’，取名布达拉”，布达拉为观音菩萨居住的普陀之译音，实际上是松赞干布的王宫，他和文成公主，尺尊公主就住在布达拉宫，搭银桥一道，以通往来。从颂赞干布把宫邸取名为布达拉，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好感和崇仰。两位公主在进藏的时候分别带来了十二岁等身佛像和八岁等身不动佛像，为供奉佛像，松赞干布应允了两位公主修建佛殿的请求，分别修建了大、小昭寺。王室中也掀起了学佛的风尚，开凿佛像就是其中一例。据《圣者喜宴》记载，布达拉宫对面的加布日山，松赞干布之妃“茹雍妃在查拉路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从而掀开了查拉路甫石窟雕刻的第一页。

松赞干布为了达到全面、广泛、准确地掌握佛教、传播佛教、翻译佛教的精髓教义之目的，派出自己的得力臣子吞米桑布札去南亚印度等国留学，学成后回来。吞米桑布札在原有吐蕃文字“玛尔钦”“玛尔琼”的基础上历经五载创立了完整规范、表达丰富的藏文字体系。

在松赞干布的支持下，新创立的藏文字开始翻译梵文佛教经典。各国译师会聚拉萨，有印度人古萨惹，尼泊尔人香达，汉族僧人大天寿和尚，藏人的译师是吞米桑布扎。

松赞干布时期是佛教初入雪域的开端，但基本处于自生自长的状态。从史料和传说来看，松赞干布信佛倡佛的做法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带有较明显的政治策略用意，还不是完全自觉的、主动的举措，不是全局性的治国安邦大计。

松赞干布以后的两代赞普期间，佛教基本停滞不前，甚至有些消退。这是因为：松赞干布在世时有无上的权威。慑于他的威严、权势、谋略、人格魅力，苯教徒对他信佛的言行不敢轻举妄动，抵制反抗。在他去世后，他们没了后顾之忧，便公开反对佛教，使佛教徒不得不把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佛像埋在地下历时一百来年。金城公主入藏后才起启供奉大昭寺内。

其次，赞普王室与贵族大臣之间的斗争趋于激烈。忙于巩固和扩大王权的两代赞普均无暇顾及佛教，也不可能像祖先那样崇仰佛教。没有王室的支持，佛教在雪域就显得十分脆弱，很难扎下根来。这一时期佛教之所以未能在雪域传播开来，还有一个主要原由苯教势力过于强大，王朝的实权掌握在信奉苯教的贵族大臣手中。

到了赤德祖赞(公元704—755年在位)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大步发展，王室开始寻找与世袭贵族大臣相抗衡的思想武器。赞普认识到佛教天命论、灵魂不灭论对王权的辅助功能，他便动用王廷的力量，修建了不少寺庙，供奉了许多佛像。又二次组织翻译经典，还派人去请在冈底斯山朝圣的印度法师佛密和佛寂。虽然未能请来，派去的人却带回了佛教经典的精髓——五部大乘。

赤德祖赞还迎娶了唐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带来了部分汉族僧人帮她弘扬佛教。她重新开放了大小昭寺，供奉佛像，并安排部分汉僧当主持，管理一些宗教事务。

吐蕃王廷还收留了不少因动乱及伊斯兰教扩张而逃到吐蕃来的西域于阗、中亚撒马尔罕及新疆喀什噶尔等地的佛教僧侣，壮大了藏区佛教势力，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但苯教的顽固抵制，使赤德祖赞掀起的第二次弘佛最后流产。

第三次弘佛是在赤松德赞时期。赤松德赞用计谋处理了反佛教的重臣马尚仲巴杰，把另一反佛代表人物达札路恭流放到藏北。然后派人去唐都长安取佛经并迎请汉僧。印度著名僧人寂护也被邀请到吐蕃来传经。

寂护受反佛苯教势力的排斥，逼迫返回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又应邀来到吐蕃，莲花生在西藏修建了第一个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

赤松德赞受生母金城公主信佛的影响，又总结了吐蕃王室与拥权自重的旧贵族大臣斗争的正反经验教训，还剖析了吐蕃社会奴隶与奴隶主正在激化的矛盾，审时度势，认识到佛教教义对王室的保护巩固作用。为缓和阶级矛盾，为削弱信奉苯教的贵族大臣的势力，他有意识地举起了佛教这面旗帜，大力弘扬佛教。

桑耶寺修建了十三年，实际上，桑耶寺的修建过程本就是与苯教势力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而这种胜利与莲花生大师所实施的密宗符咒成就分不开的，莲花生的咒术和技能降伏苯教很多神鬼并收服为佛教的护法神。而莲花生的法术，让人们看到了佛教的另一侧面，即佛教与苯教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及契机。这也说明大乘佛教密宗的某些内容与苯教的传统巫术咒法有相似之处，这些都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化物体，适应吐蕃当时社会的传统观念和现实需要，故受到欢迎得以扎根立足。

桑耶寺是八世纪后半期修建起来的，由寂护和莲花生主持“开光”(寺院的落成典礼)，由寂护担任寺院的堪布(主持)，并有七名吐蕃贵族青年被动员随同寂护出家。为给这七名贵族青年授比丘戒(授比丘戒以后，才能算是正式的出家僧人)，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了十二位“说一切有部”的僧人(“说一切有部”是当时印度势力较大的一个小乘佛教教派，很多印度大乘佛教教徒都是跟随该派僧人受比丘戒，而要受比丘戒，得必须有十个受戒十年以上的僧人在场)，协助寂护完成了给“七觉士”受戒的仪式。

赤松德赞的弘佛，在藏传佛教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桑耶寺的修建；请高僧来吐蕃翻译经典；动员俗人出家为僧，使佛教的“佛法僧三宝”在藏区扎了根，佛教第一次在青藏高原有了根据地。

赤松德赞时期，通过大张旗鼓的翻译佛经，使佛教教义的传播有力依据，使僧人掌握了弘法的有力工具，佛教的势力渐长，佛教徒对苯教发起了进攻，最终经由王廷一系列抑苯扬佛的强力举措，使佛教从劣势转为表面优势，同时本教文化浸透进佛教仪规之中，藏传佛教初步成型。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对藏传佛教形成具有方向性意义的大事，那就是“顿渐悟之诤”，俗称“汉藏僧之诤”，实质上是小乘佛教“独善其身”的“顿悟”教法仪轨与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观念之间的一场大斗争，大辩论关系到新兴的藏传佛教向那个方向发展的路线性问题。僧诤结果，藏传佛教奠基了“渐悟”修行的道路，它成为表现藏传佛教特色的重要侧面。赤松德赞在印度佛教战胜本教和汉地佛教之后，决定以印度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的戒律为标准的戒律，禁止翻译其他宗派的戒律。同时明令宣布龙树所传的“中观论”是佛法的准则，在吐蕃不许学其他宗派的东西(龙树的中观教法到这一时期已经包括了无著、世亲的“唯识论”的一部分教法，但是公开的“唯识论”教法是被禁止的)。

这一时期，赤松德赞还在拉萨建立了札叶巴寺，在山南建立了钦浦寺，专门培养僧人，巩固佛教的势力。在赤松德赞时期藏人陆续出家的有三百人之多。

赤松德赞取缔了本教，逐走了汉僧两大弘佛的障碍后，他召集小邦王子、贵族大臣开会，宣布吐蕃辖区内一律崇信佛教，并且令全体大臣发誓，把誓盟刻到桑耶寺后墙石碑上，其上安石狮镇之。《贤者喜宴》中记载说：“为奉行(佛教和遵循佛教大法)，除赞普父子及权臣之外，大臣以下所有首领均持剑发誓，并建兴佛盟佛碑。”

赤德松赞的儿子赤祖德赞(普称热巴巾)登基之后，佛教进入了鼎盛时期。热巴中对佛教的尊崇强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通过藏文规范化运动，使佛经的翻译、传播加快了广度、进度和深度；礼拜僧侣，用玉石修建佛寺；颁布有名的是“七户养僧”的法令；把王朝对内对外的军政大权交给僧人钵阐布贝吉允丹去掌管，钵阐布的地位高于众大臣之上；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兴佛，下令“凡以恶指指僧人者断指，以恶意视僧人者剜目。”

热巴巾的过激行为引起了反对佛教的贵族大臣及民众的怨愤，拥立其哥哥——反佛的朗达玛为赞普。朗达玛坚决禁佛，但却被佛僧暗杀，吐蕃陷入内战，兴佛运动进入低潮，这就是藏传佛教的“前弘期”。

佛教的后弘期大约在10世纪后半叶，学者们大多认定为公元978年，它是从杰拉康创建人尚那囊·多吉旺秋生平考察得出的。

吐蕃内乱，奴隶及平民起义，封建君主割据，军事集团争战，本教和佛教都被泅没于血腥的战争之中，未能形成强劲势力。到了10世纪后半叶，佛教开始从下部多康地区向上弘扬到卫藏，从阿里上部向下弘扬到雪域腹心。

在后弘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朗达玛的七世孙意希坚赞在混战中占据了山南，成为一方势力的首领，他又是桑耶寺的寺主，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他非常崇信佛教，鉴于卫藏地区佛教破坏得十分彻底，便派卢梅等十人去安多丹底寺迎请僧人和佛经。卢梅等十人是分地区选派的，有卫地的五人，藏地的三人，阿里地区的二人。他们主要学习佛教的“律学”，即僧徒应守持的戒律准则。他们学成返回后，在意希坚赞继承人的扶持资助下，在卫藏和康区各地建立了一批寺院，吸收门徒，传授戒律规模超过了热巴巾时期。佛教在卫藏又燃起了火星。

阿底峡来西藏弘佛，是藏传佛教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阿底陕年过花甲来古格，他重点把教理系统化和修持规范化。在修持方面，针对当时西藏佛教界在修持方面存在的一些弊病，写了《菩提道次弟明灯》，规范了修持的次弟。他还把戒律和密宗加以系统化，完善成教理。阿底峡以后又被迎请去卫藏，他也是“上路宏法”的标志。

1076年，在古格王孜德的支持下，托林寺举行了纪念阿底峡的法会，全藏区各地佛教徒都有参加，这是后弘期佛教在藏区的一次检阅和集会，表明佛教在青藏高原立重新崛起强大。藏传佛教也走向了模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