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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传播乃至走向繁荣的原因

时间:2022-12-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后秦王姚兴、北魏道武帝、南朝梁武帝以及隋文帝等,都对佛教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释迦牟尼在他长达45年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对象包括当时社会的各种姓和各阶层。佛教传入中国后,饱受阶级剥削、压迫和军阀割据混战之苦的人民大众,很容易就接受了佛教的宣传。佛教能够在中国历千年而不衰,经动乱而不灭,除了独树一帜的哲学体系、别具一格的丛林制度等因素外,其传播手段也是可圈可点的。

四、佛教在中国传播乃至走向繁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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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图13)

佛教作为一种来自异域的意识形态,它能在中国得以传播,乃至走向繁荣,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帝王倡导。原始佛教是公元前6至5世纪在反抗印度贵族化的婆罗门教的现实土壤中产生的。虽然它带有宗教的神秘色彩,但它的基本教义,就是谈论现实世界的苦难及解决苦难的方法。它以“普度众生”的慈悲面貌出现在劳苦大众面前,所以能在古印度广泛传播。因为佛教具有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所以它一传入中国,便为统治者所接纳,成为巩固和维护封建专制皇权的工具。《魏书·释老志》以北魏僧人法果之口说:“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尽礼。”既然将皇帝比作如来,所以中国“沙门不敬王者”的和尚是很少的。南朝梁武帝(图13)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四次舍身布施,投入佛寺,每次舍身都由大臣们用大量银钱“赎回”,四次累计达一亿万钱。据《南史》记载,天监十八年(519年),梁武帝在无碍殿受佛戒。由于他的提倡,王侯子弟都以受佛戒为荣。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时进入全盛期,在他的影响下,长子萧统(昭明太子)、三子萧纲(简文帝)、七子萧绎(元帝)等都信奉佛教。后秦王姚兴、北魏道武帝、南朝梁武帝以及隋文帝等,都对佛教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封建帝王,甚至将佛经上的一些内容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加以推广,有时还将其凌驾于儒、道两家之上。尤其是隋文帝,即位初年,即敕命僧正刊定佛经3万多卷,还下令缮写了新经132086卷,修治故经3853部,号称佛经“多于六经十百倍”。隋文帝在位期间,大行布施,广做佛事,请高僧升座讲经,使佛教的传播到了空前广泛的程度,为唐代佛教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唐代武则天(图14)在位时,大力提倡佛教,自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以佛教的金轮灵光圈来神化自己。她舍住宅为太原寺;组织僧人翻译《华严经》;请僧人法藏建道场,设十一面观音,以供弘佛和借观音圣号击败叛军;晚年专门请法藏入宫,讲经说法,以此推动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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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皇泽寺武则天像(图14)

二是社会需要。原始佛教反对婆罗门教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允许各个种姓和贱民参加佛教教团。释迦牟尼在他长达45年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对象包括当时社会的各种姓和各阶层。他的弟子中,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平民百姓,甚至还有乞丐和妓女,这不能不说是宗教史上的大胆革新。释迦牟尼教化的方式,就是以接近平民为能事,故而竭力宣传众生平等,这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佛教传入中国后,饱受阶级剥削、压迫和军阀割据混战之苦的人民大众,很容易就接受了佛教的宣传。三国时高僧康僧会就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佛沽省欲去奢,恶杀而非争斗,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要求,佛教始盛于汉末,殆亦因此欤?”历史上,越是社会黑暗,佛教越是大放光明。如东汉末年政治黑暗,佛教却得以如火如荼地发展。又如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300年间陷于战乱,可是佛教却得到庇荫,寺院林立,僧尼人数激增。《大般泥洹经》提出:“如来常住,法、僧亦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像是两句宣传口号,但喊出了人们埋藏在心底的愿望。这部佛经的翻译者,在译经的“记”中说“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佛经的传播者一再许诺,佛教能让众生脱离苦海,得成正果,所以,佛教便大受欢迎,日益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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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图15)

三是方便说法。佛教传入中国时,董仲舒(图15)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早已被统治阶级所采纳,道家学说亦受到朝廷的推崇。因此,佛教要在政治上或思想上与儒、道两家相抗衡,似乎已无可能。“佛”只被当作一尊大神,受到尊敬;佛学也只能当作一种神学,附属于道学之中;佛教的各种仪式,只能效法道术而存在,被当作一种神仙方技。如《后汉书·楚王英传》是这样叙述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刘英的:“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刘英将佛当成禳灾祈福的神来祭祀追求的是现世利益,与佛教的教理相悖,与道教却有相通之处。佛教的传播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从教义、教规、伦理、风俗等各方面,设法适应中国国情。佛教的汉化,削弱了儒、道在社会上的声势,客观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汉魏以来,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以翻译佛经的形式,向中国知识界展示了小乘禅学和大乘般若学,佛教逐渐不甘心与神仙方士为伍,而真正以哲学姿态向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挑战。然而,这种挑战还是同当时谈风正炽的魏晋玄学相结合,借玄学义理来谈论禅理,宣扬佛学。如此一来,玄学便成了佛学的先导,准备了佛学传播的前提;同时,佛学也深化了玄学,并取而代之,成为东晋至隋唐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仅次于儒学的一大思想体系。东晋高僧慧远断言:“常以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周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这番话,无非是说在佛与儒之间,已经找到了融合点。而佛与儒的融合,自有它高明的“方便说法”本领:对于文化层次较高的士大夫阶层,它有充满逻辑的、精致的哲学体系,连思想家、哲学家也不能不叹服;对于文化层次较低的人民群众,它有十分严密的、诱人的因果轮回等说教,因而赢得了众多的信仰者。

佛教能够在中国历千年而不衰,经动乱而不灭,除了独树一帜的哲学体系、别具一格的丛林制度等因素外,其传播手段也是可圈可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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