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思想传播与社会接受

第六节　佛教的思想传播与社会接受

佛教一来到中国就非常重视传教方略的精心设计。传教方式的多元开拓，顺随真理说真谛，顺随众生说俗谛，使佛教思想很快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诱发百姓从佛教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一、教育传播的指导思想

1.佛教思想作中国化的改造

宗教是一种文化，在接受外来宗教思想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以本民族文化为参照系，对外来宗教作出创新性的解释，作出本民族化的改造，才能在社会上扩散开来，为人们所接受。虽然会因此出现对宗教思想的歧解，但正是这种歧解丰富了宗教思想内涵，产生宗教思想的本民族性变体。如果只是恪守宗教思想的本原性，而忽视受方民族文化心理的适应性，则其宗教思想会出现僵化，传播也会因此受阻。任何外来思想的传播都不能离开接受学的思考。

佛教思想道德教育的生命力源于融入中国文化。佛教学者道安、慧远、法显、道生、僧肇等人，致力于外来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慧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以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开创了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人物。

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否定性的人格规范，是道德的底线，在中国演变成“五常”，即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是道德的目标。契嵩《孝论·戒孝章》中说，“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以“五戒”与“五常”为同一体。再如曹魏时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中的“五恶”，往往以儒学术语来表述佛教思想，如第二恶“臣欺其君，子欺其父，兄弟夫妇，中外知识，更相欺诳”。第五恶中讲到“无义无礼”，“不仁不顺”，这分明把“五恶”思想与“三纲五常”思想相印证，增强了佛学思想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生存能力，也提高了其思想的社会认可度与可接受性。唐朝则干脆提倡三教圆融，后来更出现“三教同源”论。宋僧智圆说：“释、道、儒三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签乃通。”（《闲居编》卷十六《三笑图赞》）

2.佛教思想作生活化的调整

佛教教义原本有两大弱点：一是佛经经文理性强，深奥难懂，难以普及；二是创教之初只是针对部分人，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泛性化演变，摆脱了原创期的思想狭隘性，使佛教面向全民，迎合大众，上至帝王、贵族，下至乞丐、妓女，都可以成为信徒。因此把佛教思想作泛性化改造，把身外的佛变成心中的佛，把神圣的佛变成世俗的佛，把佛经哲理演化为通俗故事，确认神不是在天上，而是在身边，在生活之中，无处不在，“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佛殿何必深山寻，处处观音处处有”。佛教努力把佛理生活化，只有生活化才有利于普及佛道，生活即佛理，世俗即天国，“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等，都是佛理，都是俗语。佛教此法颇为迎合人心，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弘忍还说“四仪（行、住、坐、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接受佛道应从日常生活开始。用杨度禅师话说，即“一切讽经念咒，打坐参禅，作观持名等类，无非广立方便，使明自心。千万法门，都无择别，乃至行住坐卧，治事接有，溲尿遗矢，吃饭着衣，一切人事，无非佛事，一切世法，无非佛法。一旦此心豁然，我即是佛”（《虎禅师论佛杂文·我佛偈赠美国贝博士》）。佛教思想教育作植根于人生、植根于生活的追求，扩大了佛教思想社会传播空间，也拓宽了佛教思想传播的通道，也因此强化了佛教思想的可接受性。

3.佛教思想作简易化的处理

佛教思想道德教育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破除了坐禅、出家、戒行、读经等修行的繁难与固执，绕过理论的繁琐，还原思想的明快，复归修佛的简易，不仅佛理上简易化，修行上也简易化，法门简便，强调人道即佛法，心即佛，佛道即平常心，依靠愿力，信则灵，一念成佛，以使广大文化落后的乡村农民与城市平民也易于接受。

道生与慧能抛弃了建立在长期修行基础上的渐悟论，力倡顿悟成佛说，是佛教思想道德意识的教育传播方法的一场大变革。佛教思想道德教育中提倡因悟入化，佛教思想是靠自生成的，而不是靠外部传授灌输的。佛教思想教育中有句常用语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说佛性可顿悟而至，“若识本性，一悟即至佛地”，“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所以见性即可成佛，顿悟即可成佛。这个思想在《坛经》中表述得很充分：“迷来经万劫，悟则刹那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一念若悟，众生是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这些都在向受教者提示，佛自心中求，靠自力，而非靠他力，他力只能是助缘。“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即有教授，救不可得。”佛教的基本理念是，“自识本心，自见本性，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顿悟成佛说避开了修身的艰难与缓慢，避免了痛苦的长期修行过程。甚至只要口诵或心想“南无阿弥陀佛”就行，只要烧一炷香，拜一下佛，反复念诵反复观想，就可以凭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修炼成佛。

二、佛教思想道德意识的社会接受

佛教思想道德教育是非政府主控的，社会自发产生的自我思想、心理调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还难以完全消失。佛教思想的社会接受有三大依赖：

一是政治依赖。佛教教义是远离政治，其实不然，佛教的思想道德教育只有融入政治才能得到自身的生存保证，而且影响政治也是佛教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这一点是许多佛教学者并不隐瞒的。佛教总是以超越政治为标榜，实际上是以维护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因此佛教总是与政治密切相关，也因此往往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梁武帝就曾以佛教为国教，并几次舍身入寺服役，统治者中信佛的更不乏其人。统治阶级往往借助佛教力量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而佛教一方面总是想办法征服一些有政治地位的人物，以造成社会影响，一方面又总是以道德呼唤要求人们对社会不平的屈从，对人间邪恶的退让，以遵从现存的阶级关系为美德，不惜神化现存的统治秩序，要求人们在污浊淫秽的世界中独善其身，对现存世界宽厚、忍让、温顺、自制，诱使人们对现存一切的服从。佛教教育虽也在意于制约统治者，强调“正心治国”，“为天牧民，当以仁道”，旨在使统治者怜悯天下，但这种劝说是软弱的，本质上是不介入政治是非，虽在理念上是否定现实政治，而在其生活中是承认现实政治。总的说，佛教思想教育在意于提高人们的政治承受力，不是回避政治，而是超越政治。

二是士人依赖。佛教学者与僧侣往往依靠社会上的士人扩散佛教思想的影响，为了提升自己与社会上士人交往的资本，他们往往内通佛理，外善群书。他们不仅主动往教，四处讲学，积极参与社会上的学术交流，向士人广泛宣传佛教思想，而且不避来学，寺院开设讲坛，广收道俗听众习佛，也欢迎社会上士人来院论学。因此很多佛学思想权威都广收门徒，加快了佛学思想的社会扩散。支循用佛学思想讲解庄子的《逍遥游》，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即逍遥的看法，重在适性，未及本真，虽外在的放诞却留下内在的痛苦。认为庄子的本意是把世界看成虚无，才真正获得了自由。见解新颖且深刻，深受广大士人欢迎。佛教依靠士人对佛理作文化性演绎，以佛经内容为主导的说唱、俗讲俗文学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加快了佛教思想的社会生活渗透。

三是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名师慧远曾坦言，佛教思想的社会教育，“济俗”是关键，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中说：“慧远法师尝云：释民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也为要务。世主若能剪其讹伪，将其验实，与皇之政，并行四海，幽显协力，其敦黎庶，何文康成景独可奇哉！使周汉之初，复兼此化，颂做刑清，倍当速耳。”这是说佛教既要“适道”，也要“济俗”，适应社会心理，其目标是创造周之成康之治，汉之文景之治那样的盛世。《宛署杂记》中说，“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以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彀者几希”。这是实情。

三、佛教思想道德教育述评

佛教思想道德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有特殊社会作用，且具有独特思想个性的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很强的思想渗透力，既反映了深邃的教育的智慧，也表现了鲜明的教育风格。佛教教育中悯念众生、拯救苦难的人文精神，随机设教、因简就便的教育方略，切合生活，深合人心，得到社会的积极回应，佛教教育是中国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中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与利用价值。

佛教对人生乐观，对理想祈求，对社会无奈，其思想道德教育更多的是在人生、心理层面，而非政治、社会层面。佛教思想忽视生命底蕴、竞争意义、生存价值。佛教对人间苦难、社会不平作错误归因，认为这一切都是前生作孽所至，而不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弊端，因此模糊了生活的是非，掩盖了现实的罪恶，实际上起了放纵罪恶的作用；佛教的以德报怨、逆来顺受，勿以恶抗恶，虽然起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都是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其实是以神性、神格来否定人性、人格的价值存在；佛教的思想道德教育以富贵相诱，以灾祸相吓，但天堂是虚幻的，地狱是恐怖的，其道德说教的手段是不道德的，是对善男信女的精神麻醉与道德欺骗。虽然历代统治者中信佛、崇佛者不乏其人，但佛教思想不可能成为国家统治思想、社会主导思想，只能是辅助性的存在。与儒的主张入世相反，佛教主张出世，这种回避现实的品性不可能得到社会变革者、进步思想家的思想认同。

佛教也不完全是对现实的无奈与回避，而是给有精神需要的人生提供一种追求，一种希冀，人们需要从神身上寻找动力，寄托希望。只要人在强大的外力面前还是感到自身的渺小与无能，只要生活中还存在心灵的困惑与社会的叹息，佛教就有它的生存基础，因为人们需要寻找自己的心理平衡。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8页。

(3)《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