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藏传佛教的和谐理念

漫议藏传佛教的和谐理念

钟兴瑜^[1]

摘　要:藏传佛教作为佛教，和谐理念是其主旨和重要内涵。他以人为本，着眼于人心，经戒论三藏、四谛、五蕴、六和合、十善法等等，“万法唯心”，教人“一心向善”，主张众生平等，对人乐善好施，诚信做事。这样，人与人、人与自然，都和谐共存。当今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倡导建设和谐世界之时，作为佛教的藏传佛教，其和谐理念的主旨与内涵，是重要思想资源。尤其在西藏，藏传佛教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作用，非同一般。我们应深入研究其深刻内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采取正确政策，让藏传佛教和谐理念大放异彩，开创它的新纪元。

关键词:藏传佛教　和谐理念　万法唯心　正确政策　新纪元

一

藏传佛教作为佛教、宗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产生和传衍有其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根源;其社会影响波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其内容涵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以及文学、艺术(绘画、雕塑、书法等)、建筑等方面;其作用既能为社会统治者和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服务，又能为被统治被剥削的劳苦大众所接受、所信仰;其历史存在以其基本信条不变为前提而因地因人制宜、因时有变，实现与时俱进。正因为这样，作为宗教与佛教的藏传佛教，其广泛深远的社会历史影响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向来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们所注意，并不断深入探讨、挖掘开发其内在价值，使其发扬光大，使其价值实现，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服务。

二

诚然，正如大家所熟知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这句名言那样，在阶级社会里，包括藏传佛教在其中的一切宗教，的确对被统治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起着欺骗、麻痹作用，使他们忍受统治与剥削，消极处世。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很多先进人物，包括对佛教很有研究的一些我国现代有名学者像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人，曾提出以科学取代宗教的愚昧和迷信的主张。与此同时，我们更不应忘记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人们的意识是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藏传佛教，在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前基本上或主要是愚弄、麻痹农奴等藏族劳苦大众，以维护西藏三大农奴主(所谓官家的封建政府、贵族、寺庙的上层僧侣)的统治和剥削。这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现实表现。如今西藏推翻农奴制已50多年，人民当家做主，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全力支援下，西藏人民艰苦奋斗，西藏已改天换地，今非昔比，藏传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应起的作用以及价值实现，当然与往昔迥然不同。高科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题，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创建和谐社会已成我国既定国策。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当此之时，挖掘开发藏传佛教博大精深的内涵，使其固有的和谐主题在繁荣西藏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发扬光大，既是全国人民的需要，更是藏传佛教的荣耀。藏传佛教将从此翻开它新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新篇章。

三

藏传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从学术内容视阈观察，学术界基本认定主要是儒、道、释(佛)构成。赵朴初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4]儒、道为中国传统文化毫无疑义，佛是外来文化缘何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近20多年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中，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学等学者从各个方面阐述、论证佛教(学)理所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就我们所熟知的近现代中国文化名人、国学大师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鲁迅、郭沫若、梁漱溟、冯友兰、胡适、季羡林、任继愈等等，无一不是精通佛学大家。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管理理念、人文传统、社会习惯、民俗民风(尤其是节日、忌讳、敬神等)、建筑风格、雕塑和绘画(敦煌、龙门、云冈等遍布全国数百座石窟)、文学艺术(《西游记》自不待言，《三言》、《二拍》中大量因果报应，诗词、散曲、戏剧、对联等等)、中华武术(少林、武当)等等，或是蕴涵，或是满含，或是显露，或是全盘(如遍布全国各地大量的寺院、龙门石窟之类)的佛教内容。可以说，没有这些，就谈不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至于佛教三传之一的藏传佛教(另两传是中国内地的汉传佛教、中国云南和东南亚斯里兰卡等国的南传佛教)，起始是7世纪中期由唐朝文成公主应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617—650)开其端。文成公主信奉佛教，应嫁时带去了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和大量佛经，直接影响松赞干布皈依了佛教。这就是说，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后来元、明、清、民国以降，西藏(吐蕃是西藏在中国元朝归属中国版图以前的古称)政教合一特殊地位与作用的藏传佛教，一方面其领袖人物直接受中国中央政府扶持和管辖，另一方面社会思想文化也不断地接受内地汉、满、蒙古、回等各民族文化广泛的深刻的影响，使之融入中华大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存，而且地域交叉，云南三传都有，青海、内蒙古、四川藏传汉传同在。这也可以说明藏传佛教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佛教和藏传佛教都是以其和谐理念服务于社会稳定的。治世之道，无非文武两用，即中国古时刑与德恩威兼施，亦即法治与礼治，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法治与德治两种治国方式。佛教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追求社会平等和稳定息息相关，即追求和谐的文治、礼治、德治相关。当初释迦牟尼创始佛教就是古印度种姓制度下人的不平等、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被统治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苦难深重等种种社会问题引发的。作为中国西南边陲大省(区)的西藏，远在远古传说时代就与东、北面的中国古代各民族多有往来，到了商朝已屡见卜辞，周朝以降，史书记载愈益详备。藏族祖先是居住在中国西部古老游牧部落的羌族。西晋时辽东鲜卑慕容部子孙征服羌族，建立吐谷浑国。吐谷浑国受汉文化影响，采用一些汉族制度，使羌族由原始社会进入低级的封建社会。由于鲜卑人少羌族人多，鲜卑人羌化，吐谷浑国实际是羌族国。羌族一部分自青海进入西藏，一部分迁徙蜀边境内外，也陆续进入西藏。汉朝时有发羌、唐旄也先后进入西藏。发羌是后来吐蕃的祖先。吐蕃原是藏东南部一个大国，在西藏各国纷争中，三十二世赞普松赞干布(629—650年在位)统率吐蕃进步势力战胜内外敌对势力，统一西藏，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国。松赞干布为了稳定统治，当然特别希望同东北相邻的强大的唐朝友好相处，公元641年唐太宗允许松赞干布之请，嫁文成公主与他。据吐蕃史书记载，“唐王以释迦牟尼佛像、珍宝、金玉书橱、360卷经典……”^[5]陪嫁，因文成公主崇信佛教，360卷经典当有佛教经典。松赞干布凭借武力统一建立统治，亟待有种适合吐蕃各部都能接受的思想，用以稳定统治。当时流行的苯教杂乱，作为统一思想稳定统治，很不得力。由文化发达的唐朝、尤其是松赞干布所崇敬的文成公主所崇信的佛教，恰逢其时，正得其用。佛教在西藏之始，就是以其和谐理念为稳定社会服务。

五

自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学界、宗教界、尤其我国佛教乃至藏传佛教有识之士，对佛教和藏传佛教内在的和谐理念做了大量的阐述和广泛深入的探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这里仅以笔者学习、研究心得略述梗概。挂一漏万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指教。

佛教以人为本，着眼于处理人与己(自身)、人与人(家庭、家族、社区、民族、社团、集团、国家以及社会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三大类关系。三大类关系都是以人为轴心，运转目标是社会和谐，即内容以和谐为核心。

首先是人与自身。所谓人与自身实质就是个人如何做人，也就是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人。想，当然是用心去想。综览佛经、戒律、论释三藏，佛教以人为本，以治心为根基。国学大师章太炎说:“大乘发挥的道理，不过‘万法唯心’四个字。”^[6]有一本佛道圆融的书《玉曆宝钞》，说的是地藏王菩萨同十殿阎王针对人世间罪恶多端，为普度众生，使之免于到三恶道受苦，制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具体条例，并以历史现实中的实例，劝人为善。书开头开宗明义，借地藏王菩萨口说，要教人从小就心地善良。封二和封底专印一个很大的空心笔画的“心”字，“心”中间的点空心里写一“善”字，右点里写的是“一”，左点里写的是“向”，底下弯钩中间写的是一个“心”字，合起来四字是“一心向善”。这里还对全书画龙点睛写道:“冥府阴间的地狱，既是人心的地狱，人心清正无邪，阴司抵御即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于心，即是无愧于神;若是有愧于良心，便是欺骗藐视天地鬼神。”这里排除鬼神迷信因素，就其着眼在“心”上，即人的思想，是看准了的。希望和要求每个人能从善如流，这是佛教一个重要价值所在。

其次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方面内容丰富多彩，也是三大类内容的主体，是人“心”的具体运用，人能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清静(空、无)，就能从善如流、疾恶如仇，社会上处处、事事都会和谐，人自身也落得无烦恼。我国佛教特色有名的弥勒大肚佛，文人、佛家以汉语特色撰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洛阳白马寺);“大肚皮千人共见何所有何所不有，开口笑几时休息无一言无一不言”(台湾江喜袛园);“大肚能容问人间恩怨亲仇个中藏有几许，开口便笑笑世上悲欢离合此处已无些须”(衡阳罗汉寺);“大肚能涵断却许多烦恼碍，笑容可掬结成无量欢喜缘”(浙江鄞县天童寺);“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与己何所不容”(峨眉山灵岩寺);“笑到几时方合口，坐来无时不开怀”(山东济南千佛寺);“大肚能容包含色相，慈颜常开指示迷途”。笔者这里不厌其烦频频引述罗列，一是弥勒大肚佛被塑较多，说明人们喜闻乐见;二是对联内容“容”和“笑”确是佛教和谐理念的生动形象，给人以深刻启发，使之知道该如何做人处世;三是塑像和对联生动简明表达了佛教宗旨即和谐理念;四是对联表面似乎重复，如细细品味，蕴涵各有千秋，综合思考能认知佛教和谐理念既现实又深刻，既宗一又多面，正所谓博大精深。

最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由此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这是近二十几年的热门话题。而佛教早在2500多年前，从世界万物都有佛性概念出发，要求人们不杀生、不破坏环境，这与今天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可谓不谋而合。

以上三大类，从塑造人性着眼，教人一心向善，个人心胸开阔，心态乐观，精神状态好，有利健康;心胸坦荡开阔，能容人容事，助人为乐，与人为善，各种人际关系都会顺畅;保护自然环境。这样就会人和美、家和兴、事和成、国和强、世界得以和平与发展。这种佛教和谐理念得以真正实现，人类也就进入极乐世界。

佛教的和谐理念遍布佛经、戒律和历史上一些名师大德对之阐发流传下来的名著。这方面的整理和归纳，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很有必要。其中不少最明显也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如“六和敬”(六和合):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如“十善法”(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释氏要览》卷下常修七事首当其冲第一件就是“欢悦和谐犹如水乳”;《园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八僧团行动指南:“住山只贵众和谐，表里通明应整齐。折脚滥儿幸无恙，相凭出手共提携”。佛教主张将心性修行到“八风吹不动”，八风是: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佛教认为人的心性本是佛，天然具足，圆满无缺，因“无明”而生贪、瞋、痴，落入苦海，丧失温馨与宁静，要通过修行回归本性即成佛。佛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教人回归善良本性，其众多概念、范畴、法门如:佛、菩萨(菩提萨埵)、般若、四谛、五蕴、空、无、涅槃、十二因缘、无明、净土、出世、入世、此岸、彼岸、舍施、普度众生、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等等，人性善良，自利利他，消融矛盾，各种纷争迎刃而解;和谐人生、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所当然。很多学者评述佛教是智慧之学，倡导人格纯净、追求至善、自律律他、扶危济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诸恶莫做、诸善奉行、造福社会、提升人类。国学大师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文中说，中国孔教非宗教之教，乃教育之教;各宗教以信仰为第一义，可以不知其义理也要信仰，是为迷信。他说:“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其所谓悟者，又非徒知有佛言而盲目信之之谓也。故其教义云，‘不知佛而自谓信佛，其罪尚过于谤佛者。’——。故世尊说法四十九年，其讲义关于哲学学理者十而八九，反复辩难，弗明弗措，凡使人积真智求真信而已。”以下梁启超继续说道:各种宗教以善为唯一“专条”，只有佛教。“佛说曰，‘有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佛弟子有问佛者曰，‘谁当下地狱?’佛曰，‘佛当下地狱，不唯下地狱也，且常驻地狱;不唯常住也，且常乐地狱;不唯常乐也，且庄严地狱。’夫学道而至于庄严地狱，则其愿力之宏大，其威神之广远，岂复可思议也?”“知此义者，小之可以救一国，大之可以度世界矣。”此文讲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出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梁说“以上六者，实鄙人信仰佛教之条件也。於戏!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微矣”^[7]。梁启超作为学贯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对佛教这样高度、深刻的评说，揭示佛教非迷信、求真智、救众生、要人人成佛脱离地狱、人平等、世和谐等思想，是极有启发价值的。

上述这些佛教和谐理念也都深透于藏传佛教之中。近几年藏族高僧、藏传佛教大师对藏传佛教和谐理念也做了很多极有价值的阐发。这里不再赘述。

六

藏传佛教在和谐理念指导下，历史上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多有贡献。前面讲过藏族渊源于中华民族古老的羌族和鲜卑族慕容部。吐蕃国时代与世界有名的大唐帝国和亲，有着相当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宋代过渡，到了元代正式归属中国版图。1247年萨迦派萨迦寺住持萨迦·班底达代表吐蕃佛教各派及各地方僧俗势力与蒙古西征军统帅阔端达成协议，承认吐蕃即后来的西藏归属稍后统一中国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从此蒙古汗通过吐蕃佛教领袖确立了对吐蕃的正式统治，吐蕃佛教领袖也依靠蒙古汗取得并维持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萨迦·班底达为中国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立下第一功。

回忆、考察历史不难发现，在藏传佛教历史中，举凡学识深厚、德行高尚的佛教领袖，无不信守和谐理念，坚决主张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并且为之努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里仅说两人。八思巴(1235—1280)自幼灵敏聪慧，故被誉之为“八思巴”，藏语意“圣者”、“神童”。他是萨迦·班底达的侄子，1244年其叔赴凉州与阔端会谈，8岁的他和6岁的弟弟也被携带会见。传说他3岁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能背诵经文，9岁即在法会上讲经说法。1251年其叔萨迦·班底达去世，他继萨迦派法王。1253年19岁时，在六盘山会见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见其学识渊博，行为谦虚谨慎，为人诚恳真实，甚是喜欢、信任，因之与王妃、子女都受了密教灌顶，皈依了佛教。1257年去五台山朝拜，成为藏传佛教第一个到五台山朝拜的人。1258年他在忽必烈面前与道教首领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以其真知灼见和灵敏的辩才辩倒也辩服了对方，使佛、道这一时期的尖锐争辩与矛盾得到解决。可见其才智之高。1260年忽必烈登基称帝，封八思巴为国师。他回西藏，根据地形道路设驿站，以方便内地与西藏的交通，并保证中央与西藏联系的密切，同时也促进广大内地与西藏的经济、文化等交流。1264年元中央政府设总制院，掌管佛教与吐蕃僧俗事务，以国师八思巴统领。八思巴回藏设置安慰司等行政管理衙门，协助中央政府管理西藏户口、赋税、宗教、文化、交通(驿站)等。1265年奉朝廷旨意，以藏文为基础，参考汉文，创制蒙古新字。新字以描写语音精确见长，被确定为官方文字。此一创新在藏、蒙古、汉民族和谐史上又建一大功业，被命名为“八思巴文”，元世祖加封他为帝师。由于藏传佛教学术、西藏地方政教建设、藏族与汉族、蒙古族以及其他民族和好、教派和好、国家政治统一、文化艺术交流等方面多有重大贡献，1280年圆寂，元世祖追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政教合一子大元帝师”，可见其隆盛至极。元大都为他修舍利塔，仁宗为他修帝师殿。作为佛学学者，著作极丰，有30余种，以《彰所知论》为名著，传世《萨迦五祖集》很有影响。其弟子众多，代代相传。

另一硕学大师、有“第二佛陀”之称的宗喀巴，沙弥戒名罗桑扎巴(善慧称吉祥)，因其出生地是青海湟中(青海塔尔寺所在地一带)，藏语称湟中为“宗喀”，故以出生地名被尊称为宗喀巴。他出生于佛教家庭，自幼聪颖仁慧，3岁时就被噶玛噶举黑帽系四世活佛授近事戒。其父应著名喇嘛敦珠仁钦之请求，将他送与喇嘛学佛经论，7岁正式出家受沙弥戒。敦珠仁钦教他很多经论，并为其授密教灌顶。16岁让他到西藏继续深造。25岁已通晓“弥勒五论”等很多经论，在寺院答辩表现出佛经知识渊博，理解深厚，产生一定社会影响。31岁时为振兴戒律，改戴持律者所戴的黄色僧帽，此后其弟子均戴黄帽，故其教派被称之为黄帽派。36岁开始讲经收徒，边讲边学，在西藏遍访高僧大师，对显密二宗、大小二乘，经、论、法、戒，无不深究，并将自己研习所得，写成论著。他以实践和修证为主，从持戒入手，复兴旧寺，建立新寺，广收门徒，挑选继承人，创立法会，讲经说法，宣传自己主张，终于形成一代宗风，正式创立格鲁派，在西藏至今仍处主导地位。其佛教理论、学经方法、恪守戒律、寺院管理、建寺弘法等学、修、持佛事活动，备受推崇，影响深远。1409年在由明成祖封为阐化王的所巴坚赞资助的拉萨大昭寺大祈愿法会上，他被公认为西藏佛教界的领袖，格鲁派成为西藏第一大教派，藏传佛教信徒大多崇奉他为教主，以其10月25日圆寂日为宗教节日。

宗喀巴的深远影响还反映在一两百年后藏传佛教独特的领袖制度上，即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制度的起始和确立，以及他们同明、清朝廷(中央政府)的关系上。1578年宗喀巴后传弟子索南嘉措到青海传教，说服了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皈依佛教，他们在政治上互相推崇，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圣识一切”，意为超凡睿智，通晓一切，即在显宗方面达到最高成就;“瓦齐尔达喇”是梵文，意为执金刚，即在密宗方面成就最高;“达赖”蒙古语“大海”意;“喇嘛”，藏语“大师”意。总括是超凡入圣，在显密宗方面成就最高，学识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大师。俺达汗是明朝廷册封的顺义王，此尊号表明朝廷高位对索南嘉措的尊崇。索南嘉措对此也很满意，并请顺义王代请皇帝册封。不久万历降旨承认这一封号并派使臣加以敕封，是为三世达赖，并追认宗喀巴一传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达赖，后传弟子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1751年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朝廷又令七世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权，实行政教合一，直至195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

1645年控制西藏的蒙古首领固始汗封宗喀巴四传弟子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班”梵文“班智达”，意“学者”;“禅”藏语“钦波”，意“大”;合起来意为“大学者”;“博克多”蒙古语，意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固始汗指令罗桑确吉坚赞住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出后臧部分地区由他管辖，称为四世班禅，也追认宗喀巴一传弟子克珠杰为一世班禅。1713年康熙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满语“珍宝”，并赐金册金印。

还有金瓶挚签制度。这是起始于1792年清代朝廷为杜绝达赖、班禅等活佛转世选拔继承者的灵童中舞弊的创新制度。乾隆皇帝颁布谕旨规定“——嗣后应令拉穆吹忠四人，认真作法降神，指出实在根基呼毕勒罕若干，将生年月日各书一签，贮金奔巴瓶内，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对众拈定，作为呼毕勒罕。不得仍前妄指，私相传袭。”^[8](“呼毕勒罕”即转世灵童，“金奔巴瓶”即金瓶)。从十世达赖和八世班禅至今，都是依此制度选拔。现十三世达赖因抗日战争特殊情况，没进行金瓶挚签，由民国政府批准生效。

以上清楚表明，自13世纪中国元朝时代至今，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无论是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合一，藏传佛教在西藏都是举足轻重的。他们的高师大德、领袖人物，都遵循藏传佛教和谐理念，以其渊博学问和崇高威望，影响和领导藏族民众，与中华民族各民族和谐一体，坚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并为此作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历朝历代中央政府，也都积极有效地支持、帮助他们管理好西藏，包括最高领导人的认定与选拔制度，由此保证西藏稳定、团结、发展和繁荣。这两方面都与藏传佛教和谐理念密不可分

七

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已是时代主题，人心思和。我国国家主席在联合国会议上郑重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代表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与支持，深得人心。中共中央从世情、国情出发，应新时代新潮流的需要，适时地提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新的目标，并明确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总要求。无论是总体目标的追求，还是具体内容的契合，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和谐理念与我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都是不谋而合。藏传佛教理应在新时代、新历史条件下，以其和谐理念塑造一心向善的人，创建众人和合的社会和世界，使其精神实质大放异彩，开创其历史新篇章。为此，这里粗略提以下几点。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对佛教和藏传佛教不能搞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要吸取1959年和“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1959年民主改革成绩巨大，历史意义深远，但缺乏经验，“左”的思想和做法也不少，教训值得总结;“文化大革命”形而上学猖獗、教条主义横行，严重伤害了西藏上层政教人士，也损害了不少藏族群众利益，中共和中央政府威信受到严重影响。这些历史错误再不能重犯。应该科学地分析佛教和藏传佛教，抛弃使人愚昧、迷信的某些信条和做法(即使这些也不能操之过急)，吸取其中博大精深的科学内涵，使之发扬光大，为藏民和西藏民主繁荣、为国家民族团结、稳定统一、繁荣富强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2)深入研究、全面探讨藏传佛教经论戒法各方面和显密各宗，格鲁、萨迦、噶举、宁玛各派及其历史等内容，吸取精华，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使之弘扬，为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服务。

(3)充分利用中国佛学院、各省市相关院校和西藏相关院校，以及各寺院，有效培养佛学、佛教、藏传佛教的教职人员，尤其需要培养高学养、高品质、爱国爱教的高师大德领袖人才。

(4)发展教育，办好小学、中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各类高校，普遍提高藏民和广大民众科学文化水平。这也是克服宗教迷信、摆脱愚昧，提高理性认识和政治觉悟所必须的。

(5)发展经济，使西藏藏民与其他广大民众得到实惠的物质利益。上述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都是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经济服务的，唯有民众见得到实惠即物质利益，一切才能奏效。西藏发展经济天地广阔。中央已不惜人力财力，千难万险建成全国各地通达西藏的铁路。这是西藏历史惊天动地的壮举。今后，拉萨通往西藏各重要城市、地区的铁路、公路、航空将不断发展。交通方面了，西藏的旅游业就大有可为，拉萨、日喀则、江孜、昌都等城市别具特色;西藏的山水更是世人所向往，地势立体空间由低向高展现一年春夏秋冬的季节(时间)气候。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一定会很快解决西藏高山峻岭的交通。到那时，登临神山冈仁波齐、卡瓦格博，游览三大圣湖(纳木错、玛旁雍错、羊卓雍错)，不仅观光独特，而且神秘山水有着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使人浮想联翩。这其中还蕴涵藏传佛教很多教义、教规，给人以深刻启发。城市与寺院的建筑也另有千秋，特别是藏传佛教寺院所供的佛、菩萨以及他们的造型都与内地有所不同。藏族、藏地工艺特色也很吸引人的眼球，唐卡不仅工艺精美，内容几近藏传佛教全部教义和历史。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旅游业的发展会牵动工艺手工业、饮食旅店等服务业、提供西藏特产的农业等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加强了西藏人民同内地各族人民的联系，从而，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大家庭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也是藏传佛教和谐理念宗旨的实现。

总之，和谐理念是藏传佛教的本质，它蕴涵在其经、戒、论等典籍中，并体现在教史上那些高师大德的言行中。当今倡导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藏传佛教和谐理念的弘扬正逢其时，这也是西藏大发展、走向新繁荣的新的历史契机。

【注释】

[1]钟兴瑜，男，西北政法大学教授，从事经济学、经济史、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与研究。

[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4]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文史知识》，1986年第10期，第3页。

[5]转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页。

[6]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载章太炎等:《国学大师说佛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7]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载章太炎等:《国学大师说佛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37页。

[8]杨曾文主编:《佛教文化150问》，东方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