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教育传统对“儒家文化圈”的影响

儒家文化教育传统对“儒家文化圈”的影响⁽⁹⁸⁾

所谓“文化圈”，一般是指由主要文化特质和传统相同或相近、功能相互关联的多个文化丛相连接而构成的有机文化体系。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领先地位曾保持若干世纪，并因其先进性及普适性，在东亚及东南亚逐步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在内的“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作为“辐射文化”不断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海外学者指出：“儒家思想近代在中国以外地区的足迹所至，促进了各地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发展。在西欧，它协助催生了西方近代以来以理性反对神权的启蒙思想，乃至康德的理性主义。在东亚，它帮助造就了‘四小龙’经济发展的奇迹般兴盛。”⁽⁹⁹⁾本文仅就儒家文化教育传统对“儒家文化圈”的影响作简要梳理与探究。

一、儒家文化教育传统对朝鲜及韩国的影响

（一）儒家文化教育传统对古代及近代朝鲜的影响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自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设郡置县直至西晋末年达400余年，朝鲜作为大一统中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其政治、经济、文化受到中华文明的直接影响。由孔子厘定的“五经”教材于公元1世纪传入朝鲜，并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朝鲜三国时期的儒学因得到官方承认而广泛传播，促进了朝鲜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

统一新罗时期，儒家文化教育继续得到传播。682年，新罗仿唐制设立“国学”，分设儒学科和算术科。747年，置国学诸业博士、助教，所讲授儒学以《论语》《孝经》为必修课，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和《文选》为选修课。新罗于788年开始实行科举制，以儒家经典和汉文为考试内容，合格者分三品授官，废除了贵族按出身授官并享有特权之旧制。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因大量吸收盛唐文化，加上文物昌盛，故时称“君子之国”。

高丽时期虽实行儒、佛兼容政策，但对儒学更加尊崇。922年，高丽王朝在国子监建造文庙，仿中国尊孔子为“文宣王”，文宗称孔子为“百王之师”，还从中国引进大量儒家经典。从中央到地方各类学校中，仍沿袭新罗之制，以儒学为基本教学内容。1127年，仁宗下令诸州立学，恢复以儒学为科目的科举制度，使儒学再度与仕途结合。由于采取了系列措施，儒学教育在私学中也逐步发展起来，出现了四民之业以儒为贵、国以不知书为耻的局面。

朝鲜朱子学者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程、朱的教育思想，提倡德治与民本，致力于人才培养。16世纪，李晃等朝鲜理学大师，集朝鲜诸儒之大成，将朝鲜朱子学发展到顶峰。朱子学提出的有关国家管理、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加强国防的进步主张和改革方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实学思想及近代开化思想的产生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二）儒家文化教育传统对韩国的影响

韩国深受儒家文化教育传统的影响，其现代化也不例外。1946年9月重建的成均馆大学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学精神，以仁、义、礼、智四德目为办学理念，精心培育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民族人才，在研究和发展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国立汉城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于1956年印行了“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目录”；韩国《新东亚》杂志自1980年起组织知名学者对《论语》等100篇古典名著进行介绍，等等。这些都为儒学的深入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韩国建立的儒教学会、韩国东洋哲学会等众多儒学研究机构经常召集各类学术研讨会，编写出版大量论述儒家思想的著作，深化了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扩大了儒家思想的现代影响。

儒学对韩国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不断体现出来。高丽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言中认为，“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底”，“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动”。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韩国人受儒教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如热爱国家、重视集体、勤劳朴实、发愤图强等精神，发挥了类似欧洲古典学派所说的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他从儒家的秩序原理探讨经济繁荣的原因时确信：“根深蒂固的儒教文化仍然在发挥作用，仍是社会的核心文化。”⁽¹⁰⁰⁾

二、儒家文化教育传统对日本的影响

（一）明治维新之前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一直处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之中。儒学约于公元3世纪正式传入日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及其教育思想以其新颖性和先进性，并因能适合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和重视。为培养具有儒家道德理想及学识的治国之才，日本专设宫廷“学问所”，太子及其他皇族、贵族子弟纷纷来此求学，由通晓中国经典的汉学家讲授《论语》和《千字文》。随着五经博士陆续东渡传经讲学，儒家“五经”传入日本，开辟了日本文化教育的新时代。

日本统治者特别注重儒家治国之道的应用。圣德太子自幼学习中国文化，摄政后仍潜心钻研儒学，主张“圣王”“德治”，使儒家的道德标准逐渐胜过以往居于中心位置的血缘性原理而成为社会信仰与价值的中心，学习儒学成为跻身于贵族阶级的必备条件。日本还陆续派遣隋使、留学生和学问僧来中国，直接学习和探求中国文教制度，学成后带回了大量儒家典籍并广为传播。

“大化革新”后，孝德天皇仿唐制于671年创办官学，以培养政府所需官吏。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有关“学令”的规定及大学寮的创立，颇能显示儒学对日本教育的影响。“学令”规定，大学寮作为道德教育的中心和奉祀圣人孔子之地，所要培养的官吏必须掌握儒家关于政府与道德的教义。其教学依据儒家史籍、儒家哲学和法则进行，培养掌握中国文献所必备的读写技能。日本仿唐朝建立科举制，按“学”之能力选拔政府官员，为中下层人才开辟了仕途。

12世纪末，武士阶层取代宫廷贵族建立了幕府制。直至明治维新前，日本逐步形成了以道德标准评价人的“武士道”文化，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思想成为武士道文化的源头。室町时代的教育方针是以儒学为本位实施教化，尊孔子为圣人。江户时期，统治者比较儒佛之得失，由儒佛并用转向以儒学为主，儒学再次受到推崇，并成为江户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统一日本的德川家康认为，深知欲为天下之主者，不可不通《四书》之理，还收集、整理、出版《孔子家语》等书，推动儒学的普及。

（二）明治维新后儒学对现代日本的影响

明治新政权采取“文明开化”政策，偏重学习欧美科技和政治制度。但伴随而来的是“全盘欧化”思潮的泛滥和社会道德的失范。鉴于此，1879年明治天皇授意起草的《教学大旨》主张以儒学思想重新统合国民精神：“自今以后，基于祖宗之训典，专明仁孝忠义。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尚诚实之品行。由此，各科之学，随其才器，益以长进；道德才艺，本末俱备；大中至诚之教学，布满天下，则我邦具独立之精神，而宇内耻事可无。”⁽¹⁰¹⁾

1890年明治天皇公布的《教育敕语》重申学校德育方针和国民道德准则，标志着儒学在日本重新居于“国教”的至尊地位，明治政府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作出了“和魂洋才”的文化选择。

当代日本尽管将儒学主要作为人文科学研究和讲述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已丧失影响力。现代日本人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儒学的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积淀为日本的民族心理，仍影响着日本的现代生活。

三、儒家文化教育传统对新加坡的影响

儒家文化教育在亚洲其他国家（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都有一定的传播，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儒学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曾以弘扬儒学文化作为维护民族精神的根本措施，并取得显著成效。

（一）儒学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与影响

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播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宣布新加坡开埠后，更多华人来此从事建设。由于他们在传统的儒家伦理社会中长大，其思想文化及生活习俗必然充满着浓厚的儒家色彩，自然就带来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

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南来移民日渐增多，新加坡逐渐形成讲习儒学的风气，华人也开始办起学堂，将儒家思想传授给下一代。自1849年起设立的“崇文阁”等华文学校，以《四书》和《五经》为主要课程，其目的是读孔孟之书，变鄙俗为风雅，使人人知周孔之道，随后出现的华文报纸，亦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加强华人移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道德意识，新加坡民间掀起了早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促进了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流传与兴盛。新加坡早期的宗乡会馆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通过创办学校推动了儒学思想的传播与普及。

（二）儒学在新加坡独立后的倡兴

新加坡于1959年成立自治邦，1965年建国后，很快走上工业化之路。然而，独立后的新加坡在引进西方科技、推行英文教育的同时，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乘虚而入，东方优良传统和价值失落，致使缺乏一般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文化和历史传统，削弱了民族和国家的向心力，酿成道德危机和社会价值观蜕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改变了以往道德教育强调共性的方针，鼓励各种族大力弘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尤其倡导中国传统儒学，力图使中国传统儒学逐步得到广泛认同。1985年，《儒家伦理》正式成为新加坡全国各中学通用的教材。该教材更充分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特色，所贯穿的基本精神是：把适合新加坡社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灌输给年青一代，使其成为有理想、有德性的人；借华族固有的道德和文化，使学生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养成积极正确的人生观，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经广泛讨论，新加坡政府于1991年正式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最终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作为尚在建设中的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其核心精神显然是儒家伦理，即儒家所倡导的以整体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修、齐、治、平”的个人修养模式，“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新加坡民众给予儒家文化以普遍认同和运用。经过历代华人的传承，特别是近年来朝野的共同倡导，儒学思想在新加坡现代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四、几点启示与思考

（一）对外来文化学习的历程往往从直接介绍、引进和模仿开始，逐步实现主动消化和吸收，而对不同文明的多元吸收，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任何一种文化与异族异质文化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基于此，才会面临文化选择，才会有对异族异质文化教育的接收，才会出现外来文化教育与本土文化教育的融合。各类优秀文化都具有实用性和兼容性，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对多种文明、多种文化的吸收与融会是各民族基于理性的明智选择。

古代日本直接接受、模仿和借鉴中国文化，儒家思想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长期成为日本文化教育的灵魂。木宫泰彦研究发现：“日本中古制度一向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然而一翻开唐史却发现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¹⁰²⁾儿岛献吉郎也指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密接，殆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若由日本文化中除去中国文化，则日本文化甚为贫弱。何则？制度典礼上，学术思想上，皆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故也。”⁽¹⁰³⁾圣德太子603年所制定的《冠位十二阶》的冠位名称全用儒家德、仁、礼、信、义、智等德目命名。604年制定的用以规定贵族和官吏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及道德准则的《十七条宪法》，也明显带有借鉴儒家思想的痕迹。明治维新后，虽然日本越来越多地直接接触和主动吸收西方文化，同时，尽管面临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但最终仍理性地把握并贯通于中国的儒家文化。比如，日本坚持的“道德经济合一说”是东西方文化点上的合理选择，既避免了西方工业化的弊端，又保存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即使是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并偏重现代科学的时代，日本仍承认儒学给予日本民族的恩惠和产生的重大影响，也从未间断过儒学教育。

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尽管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中，儒学始终起主导作用。儒学逐渐融化到朝鲜文化教育的血脉之中，构成了朝鲜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流。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尽管所参照的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不可否认，曾作为朝鲜主流文化的儒学，以其潜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为，对韩国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加坡地处东西方文化的汇集处，集世界各主要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于一身，享有“兼存东西方，汇合百家文，流传万国语，容纳各宗教”的世界种族文化的“百花园”之称。为谋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能不取法西方科技，也不得不同时面对西方价值观与风尚的影响。新加坡人在保留强烈的中华传统价值观并赋予其现代意义的同时，也从西方学到科学与技术以及用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文化习惯。经过新加坡予以现代性阐释的儒家伦理，带有鲜明的兼容性，不仅涵盖了伊斯兰教伦理、佛教伦理和基督教伦理，而且汲取了现代西方某些积极的价值观念，以利于形成各种族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建立起具有新加坡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

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具有包容性，以儒家为主线，经过与道家、佛教文化长期碰撞、辩论与融会贯通，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儒、佛、道三教合流的体系。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教育传统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形成了中西文化撞击、沟通的局面，逐步摆脱儒学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通过吸收借鉴，不断丰富中国文化教育传统的内涵，构建适合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文化。因此，将中国文化教育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是不明智的。

（二）必须坚持民族文化教育本位的基本立场，善于保留本民族文化教育传统之特色

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数千年民族历史的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意识程序。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总要把外来文化纳入自己固有的文化中善加运用并保留和形成自身的民族特色。“儒家文化圈”内的各国人民在接收儒家文化时，都基于自己的传统和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以不断丰富自身文化传统的方式，加以消化和吸纳，从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尽管华夏文明已融入其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但“儒家文化圈”内的各国文化教育传统自有其不同于华夏文明之处。

据《高丽史·崔承老传》记载：“华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习俗各随土性似难尽变，其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华以革卑陋，其余车马衣服制度，可因土风，使奢俭得中，不必苟同。”尽管主张用华夏文化及伦理纲常改革朝鲜社会弊端，但在风俗习惯上，主张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

日本尽管曾因被中国文化所折服而兴起“中国文化热”，但对中国文化的模仿、移植自有限度，其“中国化”并未失掉日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是止于“和魂汉才”。美国学者霍尔指出：“日本人处于中国文化圈的遥远边缘地带，有可能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紧紧保住自己的主要制度和价值标准。”⁽¹⁰⁴⁾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儒家文化的植根有着深厚的社会和心理基础。处在不同文化夹缝中的华人虽然保留了某些风俗，但随时面临着失去根基的危险。保留母语和母族文化，让人们从中华文化中摄取营养，使其心灵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新加坡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儒家文化圈”内的各国若失去儒家优秀文化教育传统价值的根基，势必难以抗拒西方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的侵蚀。以儒家文化教育的价值为基本取向，有益于塑造健全人格，协调各种关系，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应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自觉地将中国文化教育纳入世界文化教育体系之中，而且应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善于保持中国文化教育传统的价值与特色。通过文化教育，造就既有深厚国学功底、又有良好西学造诣的人才，以对世界文化进行多维透视，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取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有机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任何文化教育传统经过交流探讨与合理吸收，其文化特色会更加丰富和充实，而不是意味着各类文明、各种文化教育传统的特色的泯灭。

（三）创新是每个民族文化教育进步的灵魂，某种文化教育的接受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需要作出理性的选择，创造性的转换，赋予合乎时代与国情的内涵

传统儒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若要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生和发展，必须赋予崭新的、符合时代潮流的、适应国情的现代化内容。“儒家文化圈”内的各国清醒地意识到儒学不可能完全解决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因此应吸收适合于现代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并给予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并化育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内涵。“儒家文化圈”内的各国都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传统的影响，而是以极大的热情主动地学习和吸收，并力图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各国有识之士由衷地仰慕中国文化，但在全面学习吸收儒家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并非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而是均有“自得之见”，避免“依样之味”。

新罗时期产生的作为朝鲜传统民族精神特征的“花郎道”，是中国儒家孔子之忠孝、道家老子的无为不言、释教之善恶观与朝鲜传统文化思想融会的结晶。从理论思维的发展看，朝鲜朱子学并不是对中国朱子学的简单移植和运用，而是在朝鲜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给朱子学增添了新的生机。朝鲜气学受到张载气论的影响，但有自己的理解，力图有所发展，并努力克服某些偏见。

“日本人并不是简单地推出一个中国文化的小型翻版。他们创造出的某些社会制度和政府类型，反而令人吃惊地和西方类似。”⁽¹⁰⁵⁾儒学在日本的每次复兴，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所作出的再解释和再改造。西村茂树呼吁以“儒学为基本药剂”，但认为儒学只有进一步吸收“洋药”，才能体例一新，成为日本国教的新基干。

新加坡所推行的“儒家伦理”，在内容上对儒家传统伦理范畴与规范进行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改造，将封建宗族等级森严的道德规范，改造成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新道德。“儒家伦理”教材中，就增添了许多传统伦理思想所忽视的现代价值观。如中学四年级“权利与义务”一节在论述儒家的基本思想时，大量地将现代社会中关于民主与法制、权利与义务的观念体现其中。显然，新加坡所推广的伦理，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思想，而是力图通过对儒学思想弘扬与重建，凸显其现代实用价值，以弥补现代文明之缺失的伦理。

（四）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尤其是儒家伦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影响力，经合理取舍，会成为促进现代化建设的有利因素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产物，若将其用于现代社会，必须剔除不合时宜之处，赋予符合现代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应现代道德教化之需。各国所倡导的是赋予了现代意义的儒家伦理，而不是固守传统。各国结合自己的国情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过合理取舍与运用，力图解决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并发挥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各国普遍意识到，儒家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有利于防止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私欲和利己倾向，成为促成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仁义忠信及刚健有为的教育培养起来的企业精神，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体效益。在现代化总体进程中，儒学的影响更多地是以不自觉的历史认同的形式存在着的。在走上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之路以后，儒学在各国民族精神中依然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合理地运用儒家伦理精神，是日本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涩泽荣一以其著名的“论语加算盘说”作为“致富经国之大本”，将“士魂”和“商才”统一起来，将儒家的“义利”观转变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观。儒家思想成为日本企业自身发展的精神动力，并逐步形成了日本企业文化的三大中心观念：从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引申出来的“人即资本”观念，自儒家“和为贵”思想而来的“和能生财”观念，自儒学传入日本民族逐步形成的“忠诚”观念。伊藤肇指出，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诲给他们的激励影响至深，实例多得不胜枚举。美国学者弗兰克·吉布尼认为：日本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将古老的儒家伦理与战后由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日本是东西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想”与“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观，是日本经济不容忽视的因素。

新加坡儒学在内涵上剔除了传统儒学中带有强烈封建性色彩而不利于新加坡民主化进程的政治学说，合理吸收其中有关个人道德修养的合理内核，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的品学兼优的“正人君子”。传统儒学的“八德目”，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成为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新加坡结合具体国情，经过改造充实，赋予“八德目”以新的内涵，形成颇具特色的伦理价值观。儒家伦理虽不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因，但它作为一种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资源，在新加坡经济起飞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新加坡朝野上下对儒家思想在新加坡后工业社会的作用，形成了以下四点共识：就个人而言，儒家注重修己而爱人，强调设身处地，讲求自省慎独，有利于新加坡青年通过儒家伦理教育，把上代坚强不屈、谦和通达、自力更生的精神继承下来，以免走上极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以及颓废消沉之路；就经济而言，儒家强调宽厚谦和、上下合作的精神，合乎现代企业管理原则，注重学习、敬业乐群、遵守纪律的精神也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工作态度；就政治而言，儒家所谓“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都可以勉励为政者廉政公平、尽心尽力地为人民利益与社会安定作出贡献；就文化而言，儒家文化教育精神有益于新加坡政府建立一个有文化修养的高度文明社会。⁽¹⁰⁶⁾

（五）“儒家文化圈”内各国文化教育的影响是相互的，存在着文化教育的多样性，在冲突与融合中推动各国文化教育整体发展

文化教育的交流和影响是相互的、双向的。一般而论，反映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高势能文化，因其先进性和实用性，而蕴涵着巨大能量，会向低势能文化辐射或流动，低势能文化因自身需要必然吸收高势能文化。但必须看到，高势能文化在与低势能文化交流中，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低势能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圈”内各国之间不断进行着文化教育的相互交流与影响。诚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文化辐射是主流，但不可否认，各国又将再创造的文化教育成果输回中国，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后，朝鲜工匠将其发展成为金属活字印刷，并将其传入中国。再如，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传入朝鲜和日本后，经工匠们的改进而制造出质量更好的纸，并经朝贡和交易进入中国。

还需看到，“儒家文化圈”内各国各民族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在各种文化交流中甚至会引发对峙与冲突，但吸收与融会是主流，所存在的文化差异性恰恰构成文化的多样性，按照“和而不同”的精神，通过交流、对话与合作，势必带来多元文化的认同与融会，必然内在地推动着各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

重视教育，提倡学习，是儒家的优良传统。通过教育和学习提高国民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则是每个民族兴旺发达，每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根本。由于深受儒家文化教育传统的影响，中华民族成为一个非常重视知识与教育的民族。不难发现，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一定出钱出力兴办教育。受其影响，所处社会往往会具有远见地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儒家文化圈”内各国各地区发展的事实表明：一个成功的社会，必须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终身不断学习的人民。东亚经济成功的共同点是：都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接受了儒家道德价值观的熏陶，从而培养出了一些具备儒家良好行为准则的人。

儒家文化教育传统是世界的共同财富，曾影响了许多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而日益受到世人关注。我们要积极地吸收和利用西方文化而不是盲目推崇西方文化，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教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