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前期儒学的性格

日本江户前期儒学的性格

施海燕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和总结日本江户前期的时代背景、儒学的发展过程、及主要流派，作者认为中国的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后，一方面几世纪以来日本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悉心学习，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多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儒学的发展不再是简单地模仿中国，由于受制于日本本国封建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其服务于政治统治的本质，逐渐表现出日本特色的文化倾向从而形成了日本儒学独特的性格。

关键词：德川幕府　中国儒学　神道

引言：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至今大约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儒教思想至德川幕府达到全盛。孔子思想几乎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对日本的道德观和教育观影响最为深远。武内义雄认为：“儒教虽然发生于中国，可是极早就传到日本，对日本国民精神之昂扬，贡献极大。不过日本和中国，国情和历史都有不同之处，所以日本的儒教和中国的儒教，也不能说是完全相同，两者之间，共通点固然极多，可是特异点也不少。”xxxix这些日本学者的论述反映了日本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以孔子的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看法，也反映了儒学在日本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因此进一步研究日本江户时代前期儒学的特点对于深化中国儒学在日本的受容与发展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江户儒学产生的背景

中国儒家经典是经朝鲜传入日本的，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时代百济的博士王仁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书籍。平安奈良时期，从推古朝到律令制度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儒家社会思想的系统地输入，儒学在日本经历了第一次功用性的命运。在镰仓、室町时期禅宗盛行，而宋理学也作为副产品在皇室公卿及儒学博士中间流传。并且由于地方大名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博士、禅僧流向地方，宋学开始普及到京都以外的偏远各地，地位也日渐提高。江户时期儒学更是被幕府定位官学，一时繁荣兴盛起来。要考察江户前期儒教的性格我们就不得不从德川幕府的时代背景说起。

（一）经济上

德川幕府废除了庄园等级制，通过丈量土地登记农田面积和劳动力，首先将国土全部收归幕府，然后按照一定的等级标准分配给各类大名，再由大名以俸禄的方式分配给各级武士。经济上的分配秩序是依据幕府与大名所结成的主从等级关系来进行的。幕府以血缘关系、亲疏关系和功劳大小把大名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个等级。

（二）政治上

为了防止各地方大名利用天皇的权威与幕府对抗，德川氏对皇室采取了两手对策，一方面提高了天皇的声望，德川氏对皇室极为尊敬，帮助皇室重修宫殿，增加皇室的供养土地；另一方面，又使天皇和朝廷的活动处于严密的管制之下，使大名无法与皇室直接接触。1615年，德川家康对京都贵族颁布了名为《禁中并公家众诸法度》的十七条法令，硬性规定天皇“以才艺和学问为第一”；天皇任命武家官位必须听由幕府推荐；天皇只有按“本朝先规”决定年号的权力。也就是说《禁中并公家众诸法度》的颁布，完全剥夺了天皇的通知权力。除了对皇室及宫廷贵族的法令外，德川幕府还颁布了另外几个重要法令。主要都是针对地方大名防止其结党营私，扩张地方势力。并且在幕府对地方大名进行控制的措施中有两项的影响最为深远。一是取消武士（小领主）的在乡权，把他们集中依据到大名附近的城关区，以此来加强地方领主（大名）的权力和统一战斗力；二是通过“参觐交替”制度，将地方领主集中到幕府所在地的江户，以补充完善总领主（将军）的权力。可以看出，这两项政治上的统治措施是与经济上的土地分封制度相一致的。

（三）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

思想意识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德川幕府统治阶级为了平衡与皇室和地方大名的关系，寻求其统治的合法性。虽然德川家康也是采取类似丰臣秀吉的手段获得了国家统治大权，然而他却记取了“马上得天下却不可治天下”的教训，从武治转为文治，寻找新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为新政权奠定文化和道德的基础。朱子学的社会身分等级制度也正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

儒家朱子学在江户时代的发展，虽然面对的是同一社会主题，但是却是由两种社会力量推进的。一种是幕府政权的意识形态扶持，另一种是知识阶层建构道德精神体系的思想运动。

德川政权大力倡导朱子学，其一是对国家的霸权和统一是的权力者对自身的征服力量充满了信心，认为世界和社会都是可以制御的。儒家提出了一个新的人生哲学和宇宙论，认为宇宙之内有理，理又通过气来产生人和物的世界。在社会的后面也有理和秩序。其二，对历史与现实状况的理解和总结。由于德川政权是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朱子学虽然在德川政权的支持和利用下变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另一方面，它在日本知识群体中，作为一种追求社会理想和道德建构的思想运动，也表现出特有的精神内涵和理论路向。这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二、江户前期儒学的展开

第一步，朱子学在知识群体中的展开，是从藤原惺窝和他的弟子林罗山开始的。藤原惺窝的贡献在于摆脱了禅学的束缚，使儒学走向独立的路上去。当时封建武士阶级需要一种严格维持身份制度的御用学说，因此朱子学派的弟子们一面积极地倡导宋儒所谓的名分大义论，一面消极反对非现实的反社会道德的佛老思想。

第二步，中江藤书与熊泽蕃山对秩序理念的弱化。中江藤树从反对朱子学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出发，开创了日本阳明学。他反对林罗山的政治化的官方新儒学，认为那种专于名教，把人的价值限制在政治秩序和社会群体中的朱子学是对个体幸福的消解。其弟子熊泽番山更是扩大了阳明学在日本的影响。蕃山试图调和朱子学和阳明学，在学理上使中江藤树的极端主体主义回归到社会的集体领域中。

第三步，山崎暗斋和贝原益轩对于朱子学的早期解构。在江户时代的思想史上，山崎暗债创造了把朱熹的道德理想和哲学原则带入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的先例。在他之后，贝原益轩又通过了人性论的阐发，使平等主义的道德伦理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第四步，古学派对儒学文化体系的社会性分解。山鹿素行，伊藤仁斋主张回归儒学原点，希望通过对原典的阐释，重新构建不同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世界观和伦理观，而这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观可以使人们获得处理现实问题的智慧，获取实际行动的方法。古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荻生伹徠虽然也将儒学转变为一种实用性的伦理准则，但是它的指向即不在武士阶层（如山鹿素行），也不在普通百姓层面（如伊藤仁斋），他关注的是如何使儒学成为管理政治共同的道德指南。

第五步，江户中期以后，折衷学派向朱子学的复归及近代意识的萌发。

经过这样的思想历程，儒学真正成为了日本德川时代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价值参照系，实实在在地承担着历史文化的功用性的命运。

三、江户前期儒教的性格

综上所述，中国的儒学传到日本后，经过日本儒学者的改造形成了由日本特色的日本儒学。

（一）从整体来看，江户前期的儒学存在着多样性，广泛性的特点。

江户时期的儒学界，人才辈出，百花齐放。各大学派不仅开展学术研究，还都从事教育活动，兴办学校，使儒学从中央到地方，从贵族到町人得到广泛普及。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家康，奖励儒学不遗余力，他以朱子学为官学，复兴足利学校、重建金泽文库，大量刊行《论语》、《周易》等经书，还特别重用儒家学者。江户朱子学的创始人藤原惺窝按儒学解释神道，为德川氏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山崎暗斋为代表的海南派，带有浓厚的国粹主义倾向；另一派是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关西派，强调朱子的“穷理”理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朱子学被树立为“官学”的同时，也招致了其他学派的怀疑和反对。古学派借用复古古汉学的口号，从朱子学派中脱离出来。他们主张返回古典，并企图从古典中寻找到对当时现实生活有用的智慧，即回归到“经世之学”与实用之学上来。阳明学派则是在与处于官学地位的朱子学相颉邟中发展起来的，这也决定了日本的阳明学者或打着阳朱阴王的旗帜而宣传阳明学。并且日本阳明学不苟一家之见，从实用、实功性出发，勇于打破门户之见，广博众家之长。由此可以看出江户时期的日本各儒学学派呈现出多元的价值观。

（二）从与中国儒学的关系来看，江户前期的日本儒教对儒学原典的正统性追求的同时也呈现出日本本国的民族特色。特别是以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荻生伹徠为代表的古学派。

有学者认为，“古学派的思想史日本儒学中最具日本特色的一部分，充分地表现了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心理的特性”。^xl

古学派的三个代表人物，没有师徒传授关系，思想上也有不少差异，但是在返回古典的主张上却是一致的。山鹿素行的主要思想是从建立武士的伦理准则和道德精神的主旨出发，通过对当时颇具影响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批评，并利用儒学原典中的思想资源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他把儒学作为日本神国的论据，提出“日本神国论”。与山鹿素行思路大体一致的伊藤仁斋认为应该回归孔、孟的原典《论语》和《孟子》中去寻求真正的“圣人之道”，而不再借助后人（也包括中国宋明大儒的诠释），“悉废语录注脚，直求诸语孟二书”。xli荻生伹徠主张应从《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中去探求古道，“六经即先王之道也”。xlii他对于六经的研究也带有很强的功用性。在他看来，任何关系准则的理论思辩和哲学论证都应该从政治运行的领域中清除出去，在政治的现实世界里，最重要的是运用先王尧、舜的治世之道去管理国家。荻生伹徠把儒学诠释为治国安民的政治学说，即所谓“安天下之道”。也就是说，他们在追求儒学正统性的同时将日本儒学的发展与本国的政治需要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学派。

（三）与神道的结合也是江户儒学的一大特色。

江户前期开始，儒学者们就本着与日本固有文化相融合的态度发展本国儒教。日本自古以来固然敢于摄取外来的文化，但并没有抛弃其固有的即神典所传的思想，即使这种思想实以古代的神话为基础，是充满着许多不合理的成分。尤以山崎暗斋与水户学而这只走向极端的神道化，把合理主义的朱子学变为非合理主义的神道学，是一个逆流。^xliii暗斋的垂加神道的神国思想归根结底是为封建社会的基础服务的。水户学是以水户藩德川家编纂《大日本史》事业为中心而发达起来的一大思想体系。而水户学的思想体系主要是由皇道史观和神、儒一致轮、大义名分和尊王贱霸等思想构成。这也是朱子学作为日本国民性的原动力，是朱子学民族化的表现。

（四）从内容上看，江户前期的儒教比较注重实践性并带有世俗人伦的倾向。

例如贝原益轩为了建构一种能够在所有人中普及的伦理标准，他从本体论和人性论晾反面展开自己的思想路向。从贝原益轩的论说中，可以归纳出他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通过气本体论导出人性统一的结论，再以人性论为基点得出大众平等的观念。二是平等交往的根本前提是包含着忠和信的“诚”的气质，也就是说，遵循这“诚”的原则，才能使平等交往成为可能。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和熊泽蕃山把这个路向继续推进。中江藤树从哲学本体和行为准则和人性本质三个方面完成了他的道德建构。日本阳明学者将“知行合一”说引向实行实功，把“即知即行”的理论付诸于经世致用的实践。他们强调实践、强调实行、强调践履的求实精神。古学派的山鹿素行也提出“学问之极惟在于穷致其事理日用”。对于实践的强调，也使得他对于实践的主体——人也充满了宽容和肯定。

结论：综上所述，本文仅从江户时期各大学派的思想特点出发，片面地对各大门派的代表人物的部分思想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而总结出的一些特点。当然这样浅显的总结是不足以深刻概括出江户前期的儒教的性格特点的。但大致看来我们可以了解到江户前期的儒教各派异彩纷呈，虽有些学说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特别是有的学者的思想也存在不定因素，但江户中后期，儒学不断有新的元素出现并达到全盛，对日本社会各个方面影响至今。

总之，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神道教相结合，用儒学批评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有主导地位；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并在实践中努力发展，达到儒学日本化，表现出其独自的性格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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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田广志著．《日本哲学思想史》［M］图书馆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

［3］王健．《［神体儒用］的辨析：儒学在日本的历史上的文化命运》［M］，大象出版社，2002 年9月

［4］朱谦之．《日本哲学史》［M］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