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濡养

二、儒家文化的濡养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影响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两千多年，大到政治制度、治国理念、伦理道德，小到个人修养、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无不体现着儒家的思想和精神，冯友兰先生说:“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²⁵⁾儒家文化集中体现在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之中，五经是指《诗经》、《书经》、《三礼》（《仪礼》、《礼记》、《周礼》）、《周易》、《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中《大学》和《中庸》是《三礼》之《礼记》中的两章，宋明理学家把这四本书列为儒家的根本经典。学者们大都认为儒家的思想精髓是人文主义，或曰以人为本，在这一核心思想指引下，儒家发展出了许多影响中国传统的重要思想和观念:其一，处理天人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楼宇烈先生指出儒家的“天”是自然之天与天命之天的结合，与自然之天合一就是要顺从自然本性；与天命之天合一就是要把提高德行放在首位，努力使人道与天道、天命相合⁽²⁶⁾。冯友兰先生亦指出儒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是以人作为主体的，因此天人合一并不是要抛弃社会，否定人生⁽²⁷⁾。其二，处理人际关系的中庸和谐精神，中庸是指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用反向的说法是不偏不倚，过犹不及，中庸包括“正、适、合、中、时、当，是以各个角度和范畴对中庸的阐明”⁽²⁸⁾，就是以中道行事，不走极端；就是执两用中，实行稳健的主张，即全面考察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采取比较客观和稳妥的主张加以实行；就是符合社会人生常道，做到合情合理，并且要顺时而变，与时偕行，做到“时中”；就是要宽容包纳，和而不同，做到中与和的结合，即中和之道⁽²⁹⁾。其三，人文理性的思维方式，人文思维的特点是从人出发或从人事出发，因而是动态的、整体的、联系的、随机的、综合的⁽³⁰⁾，注重体会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之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这种思维必然带动“联想”与“取譬”思维⁽³¹⁾，这也是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³²⁾。其四，王道仁政的治国理念，儒家主张君王应实行仁政，依靠道德教诲来实行其统治，这就是王道⁽³³⁾。其五，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内圣”是指“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指“似君王”⁽³⁴⁾那样关心社会，治国、平天下，在现实人生中有所作为。其六，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儒家学说以伦理为中心，又以“仁”为其伦理观念的核心，“仁者爱人”，而实践“仁”的途径就是实行“忠恕之道”。其七，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即主张文化的多样性和谐，这种文化观体现为这样四个原则:自立原则，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个性；差异原则，承认人们的思想观点千差万别；互尊原则，尊重别人的意见，不把己见强加于人；和谐原则，不同意见可以相异相成、相反相成或并行不悖，避免对抗与冲突⁽³⁵⁾。其八，乐观积极、注重实际的人生态度，儒家讲“尽人事，听天命”，是说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然后把事情的成败交付给天命，“天命”即不为人力所能决定的一切条件、力量和时机，这就形成了儒家注重现实人生和社会，积极入世，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同时又乐观豁达、知命的生活态度。

赵紫宸先生相信中国文化传统实质上体现在孔子思想即儒家传统上，因此中国神学的任务就是对基督精神与孔子精神加以比较，弄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和沟通从而使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³⁶⁾。汪维藩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四书》，而后又研读《五经》，尤其熟谙《周易》和《礼记》，对之有深刻的研究，儒家文化中的许多思想都对其中国化神学思考产生巨大影响，以至于教内教外很多人称其为“儒家基督徒”。汪维藩从儒家经典中体认到了儒家人文主义的思想精髓，他在《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一文中指出，在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包容性、涵摄性和践履性的大人文精神，即不把学问看成专门的知识，仅仅是为了澄清概念而提供正面知识，提倡做学问是为了实现“学者的主体人格修养和社会理想追求”⁽³⁷⁾。汪维藩指出，在儒家人文主义精神影响下，中国基督徒的神学思考大都以基督为中心，并习惯于从人伦推出天伦⁽³⁸⁾，使人伦与天伦相吻合。

汪维藩从儒家经典《周易》、《中庸》中领悟出中国传统的“崇和尚中”的思维定势，认为崇和尚中既要排斥过分和不及两个极端，对事物或问题取适中态度，还要不流俗，不随大流，超脱于物外。汪维藩指出，以这种思维定势看待中国基督教的宗派联合，可以看到儒家的宽容与中庸精神是中国基督教进入“宗派后时期”的深层文化原因；以这种思维定势研读圣经，就能理解保罗超脱于得失、生死、尊卑的灵性境界。

从《周易》和《中庸》中，汪维藩还领悟到儒家通变守常思想，即通晓事物之变迁、变化，同时又持守一些不可变易的规律、原则⁽³⁹⁾，这也是楼宇烈先生所说的儒家“守常明变思想”⁽⁴⁰⁾或者说权变思想。

儒家的中庸和谐精神和注重整体关联性的人文理性思维方式对汪维藩等中国基督徒有很深影响，使得他们能够摆脱西方二元逻辑所造成的神学上的羁绊，在爱神与爱人、信心与行为、入世与出世、生命与死亡、今生与永恒等诸对神学范畴间游刃有余，保持某种平衡与和谐，不走极端⁽⁴¹⁾。

冯友兰、梁漱溟等众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意识，缺乏宗教虔诚，汪维藩却从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中读到了儒家对神的“虔”敬，从《中庸》“至诚与天地参；至诚如神”和新儒家王阳明“惟求得其心”、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天人合一思想中体会到了新儒家追求与宇宙相通，与上帝合一的纽带与通道——至诚，从儒家思想中找到了一条接近上帝的道路——虔诚⁽⁴²⁾。

汪维藩从儒家经典《礼记》中感受到一种“不忘其本”的依恋情怀和注重归回或返回自己的初始的“乡愁”，并理解了《圣经·利未记》中祭祀之义乃是献上“归回上帝的一颗至诚之心”⁽⁴³⁾。汪维藩还从儒家文化所极为推崇的“孝道”观念推出人与后土（意指自然，笔者注）的关系应该是“无违”（《论语·为政》），即人应该顺应自然，不加干涉和破坏，否则将毁灭人类自己⁽⁴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