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旅游文化

三、儒教旅游文化

儒、释、道三家是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者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矛盾斗争，又不断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共生共存的关系。其中以儒家最为特殊复杂。一方面，它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以正统思想自居，是一个政治学说，另一方面，它受释、道影响，在民间被神化，受到超乎平常的崇拜，又是一个宗教学说。其精神思想与物质遗存也成为了旅游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1.儒家学说宗教化与三教合流

中国是否存在儒教，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历史上有过三次争鸣。第一次是在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为了传教方便，力辩不存在儒教。第二次是在20世纪初，陈独秀等人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彻底否认有儒教的存在。第三次发端于1978年，任继愈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中国存在儒教的论断，但学术界仍有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儒教的人指出，“儒”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他们的思想学问能够安定别人，足以说服别人，所以它只能称为“儒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正统地位，成为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它是一种入世的、理性的思想体系，没有教主，没有教徒，也没有宗教仪式，所以它不是宗教。而认为存在儒教的派别中又有两种理解：一派认为孔子是儒教的创始人，孔子就是教主，他的创作作用就像佛教的乔达摩·悉达多或道教的老子一样；一派则认为，孔、孟创立的是儒家，是一个学派，而不是宗教，儒教应该是宋明理学为核心的宗教学说。

我们认为，儒家与儒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能简单地以是不是宗教来定性。可以说，汉以前的儒家不具备宗教的特性，但它的一些思想内容又为后来的儒教所继承。而唐宋以后的儒教，虽然具有某些宗教特征，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它是由儒家思想加上正统思想下官本位崇拜而形成的一个怪胎，甚至可以将其分为两个侧面来看待，对于国家和社会知识上层来说，它仍然是一种思想学说；对于民间下层老百姓来说，它就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宗教。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儒家思想发展变化有关，另一方面，更直接的原因是儒、释、道在竞争中又相互渗透所致，是所谓三教合流将宗教的释、道世俗化了，同时也将世俗的儒家宗教化了。

儒家思想是个很有弹性的大拼盘似的思想体系。从战国开始，它就不断地融入了其他学派的不同思想成分，而失去了它的原始单纯性。到汉代，它虽然获得了霸主的地位，但它已经严重地“阴阳五行”化了。到魏晋时期，为了弥补自己哲学体系的薄弱，它又掺进了大量的老庄道家思想，甚至玄学化了。隋唐时期，儒家思想表现出道学特征（不是道教的学说），同时又受到佛教理论的严重挑战和影响。与此同时，佛教、道教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纷纷向儒学靠拢。如唐代各个佛教宗派，除了唯识法相宗外，其他各宗派没有不吸收儒家思想的。这种斗争中的融合，实际上从东晋南北朝就开始了。当时儒、佛冲突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以及神学理论上的争论。斗争的结果虽然是以佛教的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但主张融合的力量也随着斗争而不断增强。而统治阶级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儒、佛、道三者于统治有互补作用，往往也就采取平衡的三教兼容政策，以达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目的。统治者的提倡，加速了三教合流，宋明理学出现正是这种三教合流、斗争融合的产物。这时的儒学既极力排斥佛老，同时又大量吸收佛老的理论以补充自己的思想体系。如理学开山祖周敦颐的主要著作《太极图》，就是点化于道教练气化神的“太极先天图”。到这时，《易》也堂而皇之地成了儒家首席经典。周敦颐还写有《爱莲说》《通书》等作品，则体现出浓厚的佛教思想。理学的创始人程颐、程灏更是“出入老释者几十年”，对佛道学术研究透彻。什么“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理一分殊”就是活学活用的表现。理学的扛大旗者朱熹更是喜欢用佛教“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

三教合流使儒教也走上了神坛。于是，各地除了寺庙、宫观以外，还有了孔庙以及众多儒道合流的产品，如关公庙、包公庙、张飞庙、岳飞庙、文天祥庙等等宣传儒家忠义礼智信思想的物化文化。孔子也登上了民间各家各户的神龛。连“老师”这么一个集合名词概念也沾上了万世师表孔子的光，挤进了“天地君亲师”的神牌之上，享受人间烟火。儒教的宗教活动也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大到天子的祭天祀地、封禅仪式和人文始祖祭祀，小到各级官吏主持的地方祭祀以及家庭的祭祖等，对孔子的祭祀从东汉起就被列入国家正式祭典，享受与社稷神同样的规格，并随着儒家宗教化的完成，祭祀规格不断提高，到清末终于升为大祀，与天地同级。

值得注意的是，儒教是入世的，它没有严格的入教方式，也没有准确的教徒数字，因之，从宗教行为上看，它似乎只是一种准宗教的信仰体系，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宗教性质。因为出世虽然是宗教的突出特性，但它并不是宗教与非宗教的分界标准。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宗教宣布过自己是不能够治国而只能是“出世”的，相反，几个世界性的宗教都是积极入世的，政教合一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一些宗教之所以不得不“出世”，也完全是形势所迫，而非出于自愿。像基督教，耶稣降临人间，并不是要超度人们升入天国，他是人们盼望的救世主，是来人间解脱人们的苦难的，他的职责是让人们获得幸福，他的形象是像大卫那样的圣明君主。然而，他的努力失败了，他为世人流尽了自己的血。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人们这时之所以还追随他，盼望能进入天国，这就是宗教的真正魅力所在，即在现实中带领人们追求幸福，即使失败了，也还有个希望。宗教首先是在下层人民中间产生的，社会下层的人们，失败的机会要多得多。其实，谁也不想一开始就去追求死亡，只是无尽的失败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天国，久而久之，使一些研究者就产生了错觉，似乎宗教就必然是出世的。其实宗教本身和大多数教徒并不这样认为，至少不绝对地这样看。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中，大都是与世俗君主你死我活地争夺人世间的统治权。到资产阶级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教建立的就是一个很世俗的政教合一政权。中国与西欧情况不同，儒教从汉代开始就成了统治阶级自觉的思想武器，它没有“失败”，也就没有落到出世的地位。它的入世及与统治者天衣无缝的融合，也使它更世俗化、政治化。但它仍然与一切宗教一样，盼望一个圣明君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儒学不认为研究“修齐治平”之学是社会本身的需要，而认为这是秉承天的意志，这就是一种宗教追求。从信教者这方面看，儒教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没有在政权组织以外建立独立的组织。在集权统治下，政权组织同时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其中的各级官员，同时也担着一种教职，负责教化一方子民，执行宗教的职能，如按不同的品级，担任不同的祭祀任务。皇帝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的教职，是“天子”，是“圣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担任主祭。这种政教职能密切合一，应该说是儒教的特点。

2.儒教名胜及其旅游文化

儒教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始终受到封建政府的重视与强化。为了加强民众的认同感，精神上的宣传与物质的建设使之在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优势，因之也流传下不少名胜古迹，成为今天宗教旅游文化的丰富资源。

（1）泰山封禅

孔子以恢复周礼为终身使命，儒教形成后，对“礼”的重视更加突出。在儒教的礼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祭祀天地，特别是位居人极的帝王们，为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都把祭祀天地视为必修课。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帝王祭祀天地的活动地点选择了泰山。

泰山，古称岱山，春秋时改为泰山，为五岳中的东岳。大概古人认为东方为万物交替、初春发生之地，所以泰山又被称为五岳之长。选择到这里来祭告天地，寓意是新旧交替，推陈出新，得到上天的庇佑。据说夏商周三代就有72位君主来这里祈祷，但真正见于记载的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而最隆重的则是儒教登上政治舞台后的汉武帝时，后来唐玄宗因口袋里钱两充实也极力仿效汉代的盛举。历朝历代的帝王们都向他俩学习，因此，泰山上的名胜古迹自然就多起来了，堪称全国名山之首。

帝王们来到泰山祭告天地，是有一套儒教礼仪程式的。他们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叫做“封”；在泰山下一小山坡梁父山等地，报地之功，叫做“禅”。

封禅大典是在岱庙举行。岱庙是一组宫殿式的古建筑，从秦汉以来就建在泰安城内，唐宋元明清各代均不断增修，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主殿名为贶殿，殿内有著名壁画《启跸回銮图》，长62米，高3.3米，内容为泰山神出巡，据说是宋代的作品。岱庙后院有铜亭、铁塔，皆是明代的范铜、铸铁工艺的佳作。岱庙中现存最具有价值的文物要算那151块碑刻，其中有我国现知的最古老的文字石刻之一“秦二世泰山石刻”。该石刻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由李斯用小篆书写的胡亥诏书，原来立于泰山顶玉女池旁，到明朝嘉靖年间只剩29个字。清乾隆五年，经火患毁灭，后发现残石二片，仅存10字了，移入岱庙保存。此外，还有刻于东汉时期的“张迁碑”、“衡方碑”，西晋的孙夫人碑、唐代的神宝寺碑、魏晋隋唐的造像碑等，都是千年原件，弥足珍贵。

泰山封禅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次次的皇家大旅游，对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影响很大。历代文人吟咏泰山游的创作很多，如唐代诗人李白在天宝元年从唐玄宗封禅的御道登上泰山，就大有飘飘然出世成仙之感：“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且兴致所致，一口气写了六首《游泰山》诗。杜甫的《望岳》诗，也是一首仰观泰山的礼赞：“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孔子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思想在这里一脉相承。

（2）天地日月郊祭

儒教继承的祭祀天地活动隆重而又辛苦。到泰山封禅不是每一个帝王都有能力、有兴趣的，但祭祀天地则是巩固政权必不可少的活动，所以常年的祭祀天地活动一般都是在京城完成的。除了祭天地之外，还要祭祀日、月、先农、先蚕、岳、镇、海、渎等。这一类祭祀坛庙构成了儒教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其遗址则成了旅游名胜。著名的有：

天坛。按照周代礼制，祭天的坛应设在京城的南郊，因南为阳位，故祭天设坛于南郊。这祭天的坛呈圆形，称“圜丘”。周礼认为：“土之高者为丘，取自然之丘，圜者，像天圜也。”

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祭天坛遗址是北京的天坛，位于正阳门外，是明清两朝皇帝在每年冬至日祭祀皇天和正月上辛日行祈谷礼的场所。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当时是仿南京形制建的天地坛，合祭皇天后土，在大祀殿行祭典。嘉靖九年（1530年），实行天地分祭，在大祀殿南建圜丘祭天，在北城安定门外另建方泽坛祭地。嘉靖十三年（1534年），圜丘改名天坛，大祀殿改为祈谷坛，乾隆时又改名为祈年殿。现在的天坛，有垣墙两重，分内外坛。从俯视图看，北圆南方，象征天圆地方，仍有明初天地合祭的痕迹。外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主要建筑在南北中轴线上。圜丘坛在南，祭天，有圜丘、皇穹宇等；祈谷坛在北，祈谷，有祈年殿、皇乾殿、祈年门等，中间有墙相隔。两坛由一座长360米、宽30米的丹陛桥相连。

天坛最著名的建筑是皇穹宇、圜丘以及祈年殿。皇穹宇是放置圜丘祭祀神牌的地方，高约19.8米，单檐圆攒尖顶，四周有圆围墙，即有名的回音壁。圜丘则是祭天的中心地点。按古制，祭天时天子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鼓乐齐鸣，报告天帝降临享祭，然后将祭品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通过烟火，使天帝闻到气味。所以，祭天是在露天祭祀的。现在的圜丘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时扩建的。坛为3层，高5.1米，上层直径20米，底层直径55米，全部用汉白玉铺砌而成。整个建筑尺寸、用料数字多为9的倍数，体现了儒家《易经》的崇阳重“九”思想。祈年殿是皇帝祈祷五谷丰登的地方，现建筑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的，殿高32米，直径32.72米，为圆形三重青色琉璃瓦攒尖顶，顶尖冠有鎏金宝顶。大殿建在3层6米高的汉白玉台基上，气势庄重典雅，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最成功的典范之一。

地坛。按周礼，它设在京城北郊，是君王祭祀地的场所。地坛呈方形，称为“方泽”。具体的建筑是“掘地为方池，贮水以祭”（《六部成语·礼部》）。现在我们见到的有北京的地坛，其位于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路东，北京地坛公园内。原名方泽坛，是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天地分祭时专门建筑的，嘉靖十三年改名为地坛。地坛由两重正方形的坛墙环绕，其中主要建筑是方泽坛和皇祗室。

方泽坛的坛台为两层正方形平台，每层高2米，上层为20米见方，下层为53米见方，坛的四面各有八级石阶，坛下四周为条石砌成的水渠，以应古时“方泽”之实。下层石阶横跨在上层石阶之上，方泽中的水由渠道西南角的龙头从暗沟引神库井水而来。因地属阴，故地坛的坛墙和方泽坛均为正方形，其建筑尺寸、用料数目也都是偶数，且多为用阴数之极8的倍数，整个主体建筑呈黄色基调。

皇祗室是地坛的正殿，为五间单檐歇山式，黄瓦红柱，里面安放着地祇神和岳、镇、海、渎诸神的牌位。祭地仪式与祭天仪式大体相近，但祭后要挖坎穴将牺牲祭品埋入土中。

日坛。是君王祭祀大明神（日神）的地方。按周礼，应祭日于东郊。现在我们所见日坛遗址，为明清两朝帝王每年春分日祭祀日神的场所，地处北京朝阳门外东南，日坛路东，是明朝嘉靖九年所建，原名朝日坛。坛为方形，朝西一层，表面砌红琉璃砖，象征太阳，清代改为方砖。坛的四边有台阶，各九级，但这一切都早已经毁弃，只存遗址可辨。

月坛。是君王祭祀夜明神（月神）的地方。按周礼，应祭月于西郊。现在我们所见的月坛遗址，是明朝嘉靖九年同日坛一块建的，在今天北京阜成门外西南，礼士南路西，与日坛东西相对。月坛原名夕月坛，坛为方形，朝东一层，表面砌白琉璃砖，象征月亮，清代改为白色方砖。明清两代帝王每年的秋分日要来此祭月神。

（3）春祈秋报的社祭

作为农耕民族，事关生存大计的莫过于土地和粮食，将土地和粮食神圣化而乞求保护的概念，在遥远的原始社会末期大概就已经产生，并逐渐形成社稷祭祀。按古老的民间传说，社神名叫句龙（或叫勾龙），是水神共工的儿子，因为能平九土，所以被中央的天帝——黄帝选作了土官，官名就是后土。稷神则是烈山氏（也作厉山氏）的儿子，名字叫柱，因为能植百谷百蔬，所以被祭祀为稷神。夏代或商代以后，便改为另一位始为农神的周弃为稷神，周弃就是周人的远祖后稷。不过，按《白虎通义·社稷篇》的解释：“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地；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说明祭祀社稷的活动早在尧舜时就已经存在。汉代是儒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也是转化为儒教的第一步，《白虎通义》就是将儒家理论宗教化的滥觞之作。汉儒继承古代礼制，往往以周礼为蓝本，所以自汉代到明清，国家祭祀社稷神时，都是依据周礼。为此，专门设置以五色土铺筑的社稷坛，或叫“太社稷坛”。由于社稷神统管五土（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而社稷只是五土之一的原隰（湿润的平地）中能长五谷之，故说社时也就包括了稷，社稷也就可以简称为社，祭社也就是对社稷的祭祀。

为了祭社，就得设坛，作为国祭，太社稷坛的位置按规定应建设在王宫的前方，所谓“右社稷，左宗庙”，既同于祖先，又在祖先之上，可见之受重视。

现在所能见到的太社稷坛在北京中山公园内，建于明代。其实明代在南京和中都都曾建设过社稷坛，如明太祖在南京建的社稷坛是社、稷两坛分开的，相隔5丈，二坛共用一个矮围墙。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认为社稷分坛祭祀麻烦，且不合经典，于是合二而一，改建在午门后方。朱棣登基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在北京仿照南京改制后的社稷坛建成了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个社稷坛。它为一座方形太平坛，坛分三阶，长、宽17米左右，总高为1米，用汉白玉砌成。坛面上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填着青、红、白、黑、黄五色的泥土，上面再以黄土覆盖，象征着中央的集权统治。坛中原有一块方形石柱，名“江山石”，以表示江山永固，1950年移走。坛四周矮围墙用四色琉璃砖砌成，上覆四色琉璃瓦，其颜色与坛上对应方的土的颜色完全一致。矮围墙高约1米，正好与坛面同一水平。在坛的北面，有一木结构的大殿，是祭祀时的拜殿（现在叫中山堂）。

祭祀社稷不仅仅是君王的事情，民间百姓也有祭祀活动。据《礼记·祭法》载：“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可见，从君王到大夫以下的民间，层层都祭社，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到明代，各分封藩国也有王国社稷，但尺度较京城的减半，覆盖的土也只能按封国的方位取一种色。各府县衙门西北方位也都设有社稷，一般高仅3尺，方2尺5寸，只是一种信仰的表示罢了。各乡里则因祭社活动而形成居民的社会组织，就叫“社”。社的规模因时代、时间不同而有所不同，既有25家为一社的说法，也有12家、50家甚至100家为社的记载。儒教兴起后，很重视社的民间组织职能与国家政权机构的统一，为维护中央集权制度，汉代政府就发布过禁止民间自立私社的命令，将祭社纳入国教地位的儒教之礼的范围。但民间信仰的原始惯性顽强地继续着，祭社活动，特别在唐宋，成为了百姓的盛大节日。到了这一天，全社的人都要参加，在神秘而欢快的祭祀与聚餐仪式中，体验社会的凝聚与祥和，期盼生活的富裕与美满。仪式后“家家扶得醉人归”就是生动的写照。

宋以后，由于战乱频仍，加上儒教更紧密地配合专制集权的发展，对民间祭祀集会采取钳制政策，老百姓的祭社活动走向衰落，各村的社稷坛也就变成了土地庙或土谷祠。

（4）人文初祖祭祀与家族宗庙祭祀

对祖先的祭祀是儒教文化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它是儒家的孝道与民间鬼神信仰有机结合的产物，并成为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

祖先祭祀主要是祭祀有功德的远祖和血缘关系密切的近祖。在中华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民族崇拜的先祖，即我们所说的人文初祖，如盘古、黄帝、炎帝、伏羲、女娲，一直到尧帝、舜帝等等。随着民族祖先的分化、繁衍，又产生了多个分支的家族祖先，如宗祠里供奉的祖灵。家族中又分出若干个体家庭，他们又有自己的本家祖先。

祭祀祖先的活动，既有国家主持的公祭，也有民间自发的群祭和私祭。无论哪一类的祭祀，都是基于儒教的基本理论，受到鼓励和支持。故从古到今，中国的祭祖活动都十分活跃，而且形式颇多，如时祭、堂祭、节祭、岁祭、房祭、祠祭、国祭等。中华民族追念祖先的观念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因之，由国家出面的公祭人文初祖，就不仅是一种宗教行为，也体现了民族的团结与凝聚意识，而且后者的意义在民族危机关头更加突出。即使在宗教色彩逐渐淡化的情况下，其凝聚民族的意义就更强化了。如1937年，中国面临日寇侵略而有亡国之危时，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携手合作共御外侮，这年公祭黄帝时，延安方面也派人参加，朱德、毛泽东在《祭黄帝文》中称颂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表达了民族共同的信仰。

中华泱泱大国，人文初祖的遗迹非常多，最著名的主要有：

黄帝陵。坐落在陕西黄陵县城北约1公里的桥山之巅，陵高3.6米，周边48米，有砖砌花墙维护，陵前碑石耸立，松柏环抱，庄严肃穆。往前有四角飞檐祭亭一座，亭前有两座高达10米的土台，相传是汉武帝祭祀黄陵时所筑。桥山东有沮水环绕而过，西麓则有陵庙，据说始建于汉代，历代都有修葺，宋代移建于现址。陵庙大殿内供奉有黄帝像，殿外庭院内松柏苍翠，花木芬芳，其中轩辕柏据说是黄帝所植，距今已有5000年高龄，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自汉代以来，历代帝王在清明节时，多派祭陵钦差前来祭扫。

炎帝陵。地处湖南株洲市炎陵县县城西南15公里的炎陵山。炎帝与黄帝并称为中华民族之共祖，在神话传说中，他不但是姜姓族的族祖神，同时也具有太阳神、火神、农神、谷神、药神、土神等神性。炎帝陵被称为中国“三皇”第一陵。炎陵山方圆1公里，山上古树荫蔽，山下清水环流。炎帝陵寝就在鹿原坡西侧，坟向坐北朝南，整个陵区庄严肃穆，幽静秀丽。陵殿坐北朝南，中轴线上由南而北依次为午门、行礼亭、大殿、墓碑亭、陵墓。大殿内供奉着炎帝神农氏坐像。墓碑亭内安置着胡耀邦题写的“炎帝神农氏之墓”。每年省政府都在炎帝陵举行公祭，文化和旅游部门也配合举行相应的旅游文化节活动，招徕海内外游人。

伏羲庙。作为“三皇”之一的伏羲氏，在全国各地有不少的庙宇，但最享盛名的是他的出生地甘肃天水市的伏羲庙。该庙建于明代弘治三年（1490年），经明清两代多次扩建，形成了今天整肃宏伟的古建筑群。沿天水城内大街西行到伏羲路时，远远就可望见一座掩映在绿荫之中的大牌坊，这便是伏羲庙的大门。伏羲庙占地3700多亩，全庙坊、亭、庑、廊等建筑严格排列在纵贯南北的主线两侧，布局对称而紧凑。主体建筑为两门三进，依次排列在主轴线上，雄浑端庄。主要建筑有文祖殿、先天殿、太极殿，在先天殿供奉着伏羲塑像，神龛上悬挂着“文明肇启”的匾额。

相传农历正月十六日和七月十九日是伏羲的诞辰和逝世日，天水伏羲庙会在这两个日子举办大型庙会，并进行祭祀活动，场景十分热烈壮观，内容极为丰富多彩。近几年，文化和旅游部门抓住契机，广为宣传地方文化，编制了人类始祖“天水伏羲庙寻根访祖旅游”专线，效果颇佳。

娲皇宫。俗称“奶奶顶”，是祭祀抟土造人的女娲神的。娲皇宫位于河北省涉县境内，始建于北齐年间（550～577年）。整个建筑群有房间135间，占地面积76万平方米，此外还有历代碑刻75通。娲皇宫以18盘为界，分为山上山下两大部分。山上是娲皇宫的主体建筑，有娲皇阁、梳妆楼、钟楼、鼓楼、迎爽楼、木牌坊、六角凉亭等。山下有朝元宫、停骖宫、广生宫等。其中广生宫又名子孙殿，传说是女娲抟土造人的地方。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是女娲的诞生日，现在当地会在这一天举行庙会，前后历时20多天，常常引来数十万人旅游、观光、朝拜。

尧庙与尧陵。尧是“五帝”之一，因“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体察百姓，咨询四岳，深受百姓怀念。对他祭祀的名庙有山西临汾城南的尧庙，始建于晋代，自唐以后历代扩建，形成现在规模宏大壮丽的建筑格局。主要建筑有山门、五凤楼、尧井亭、广运殿、寝宫等。山门坐北朝南，门额上镌刻“古帝尧庙”四个大字。尧庙是海内外华夏子孙崇尚的圣地之一。

在临汾东郊郭村西隅涝河北侧有尧陵。据说，尧去世入葬时，人们纷纷前来送葬，并在下葬处，每人背放一袋土，垒成了陵冢。现在所见陵丘高约50米，绕周80米，陵周土崖环峙，河水经陵前南泄。陵前有祠宇，相传为唐初所建。远望整个尧陵，松柏葱茏，红墙绿瓦，相映成画，幽静肃穆。

舜庙。在湖南宁远县九嶷山有一座为祭祀五帝之一舜的庙，昔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望祭舜帝九嶷山，以后历代帝王也多有祭祀。舜庙最早建于夏代，位于舜源峰北麓。秦汉时建舜庙于玉琯岩前。至唐代，旧庙湮灭，唐代道州刺使元结奏立于营城城西。唐僖宗时又复建于玉琯岩前。宋代建隆年间刺使王维奉诏重修，皆湮没。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编修雷燧奉旨祭舜，迁庙于舜源峰下，即现址。清代屡经修葺，但在1935年和1962年两次大火中，庙宇全部建筑皆被焚毁，仅存殿后护碑亭，内有隶书石碑1通，上刻“舜帝有虞氏之陵”。近年，地方政府又投资修复了大殿等建筑，使舜庙占地达5万多平方米，同时这里也作为旅游景点开放，每年都有海内外的舜裔宗亲代表团来公祭，省市县各级政府官员也来例行公祭。九嶷山为舜帝藏精之所，享有“华夏第一陵”的美誉，但现仅存舜庙而不见陵冢，实为一奇。所以现在的舜庙在概念上是陵庙合一的。

禹王庙与大禹陵。在浙江绍兴市东南4公里的会稽山下，有大禹陵。陵内有青石牌坊、甬道、陵殿、碑亭、禹祠、放生地、禹井亭、围廊等建筑。但旧有陵殿已毁。禹王庙在大禹陵北，始建于南朝梁大同十一年（545年），屡建屡毁，现存建筑大多为清代重建的，其中大殿则是1934年重建的。大殿东侧有窆石亭，中置略呈锥形的窆石一块，高约2米，相传窆石下面就埋葬着治水英雄大禹。窆石上有许多刻文，其中“四年王石”被鉴定为汉代所刻。在大禹庙还存有一奇异石刻，即《岣嵝碑》，其字似篆非篆，古奥难辨，是明代从长沙岳麓山翻刻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大禹陵和禹王庙气象庄严，周围群山逶迤，苍翠绕合，掩映着红墙飞檐，古色古香，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学士神游之地。如李白、元稹、陆游、徐渭等，都曾到这里吊古思幽，登山探穴，留下众多足迹。

除了对人文初祖的共同崇祭外，儒教还特别强调对家族祖先的祭祀，于是就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家庙祠堂祭祀文化。

帝王是社会中最高的特权阶层，其祭祀祖先的宗庙称为太庙。按照“左祖右社”的礼制，太庙建于与社稷坛对面的东边，如今天能见到的明清太庙，就建在天安门东侧。它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长475米，宽294米，共有围墙三重，正门在南。主体建筑为前、中、后三大殿，其中正殿内列皇帝祖先牌位（神主），帝王天子设七庙，其排列次序采用“昭穆”制，以西为上，父曰昭，子为穆，交替向两边排列。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合而为七。

有官爵者祭祀先祖的宗庙称为家庙。家庙的位置在住宅之东，即所谓“左庙右寝”。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规定，王、侯、大夫、士立庙必须依次递减。

庶士、庶人不得立庙，但祖先不能不祭，于是出现了设祠堂以祭祀列祖列宗的现象，从而导致了宗族祠堂制度的出现。祠堂制度是对旧有宗法制度的补充，也是儒教文化对旧有文化的调整。一方面，它反映了平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它也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将人们更紧固地束缚在封建的大车上了。特别是许多祠堂还附设义学、义仓、戏台等社会谐调功能，更体现了儒教与政权结合的特征及其入世精神。所以，从宋代以后，祠堂在中国遍地开花。一些祠堂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往往成为夸耀家族势力、地位和财富的表现物。著名的祠堂有安徽龙川胡氏祠堂、广州陈家祠堂。前者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历代多次维修，现存主体建筑为明代特征，三进七开间，建筑面积1564平方米。后者建于清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1890～1894年），是广东省当时72县陈姓人氏合资修建的合族祠堂，是广东现存最完整、最宏大的清代建筑。它坐落在广州市中山七路，整个祠堂共三进五间，九堂六院，占地面积13200平方米，以布局严谨、气势宏伟、装饰精巧、富丽堂皇而著称。最令人瞩目的当属那充分展示岭南文化的“三雕二塑和一铸一画”艺术，木雕、砖雕、石雕、灰塑、陶塑、铁铸和彩绘壁画等装饰艺术被巧妙地运用到所有的构件上。陈家祠除了祭祖外，还兼有书院的功能，即接收本族各地的读书人来广州应试科举时居住备考。现在的陈家祠不仅是广东省民间艺术博物馆，而且是广州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每年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

（5）孔庙及先圣先师祭祀

尊师、崇师、重教是儒家文化的又一特点，儒教进一步将其神圣化、宗教化。“天地君亲师”，只有儒教才能这样将天地崇拜、政权崇拜、祖先崇拜、先师崇拜捏合在一起，供上神龛，并深入到每家每户，这是其他宗教都做不到的。

祭祀先圣先师，最典型的就是遍布全国的孔庙。

曲阜孔庙。这是最早、祭祀级别最高、规模和影响都最大的一座孔庙。其地处山东曲阜城中央，庙始建于公元前478年，即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命祭祀孔子，将其生前的居所三间屋子立为庙，内藏孔子生前所用的衣、冠、琴、车、书。这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特殊行为。但到了汉代，开国皇帝刘邦于公元前195年特意到鲁地，用祭天的仪式——太牢之礼祭祀孔子，这对于曾经十分蔑视儒学的刘邦来说，是非同一般的举措。孔子第一次享受到了他一生梦寐以求的周礼中的最高待遇，此举开了帝王亲自祭祀之先河。从此，曲阜庙也成了国家级的祭祀场所，历代帝王均不断对其进行重建、扩建，使之成为全国孔庙之冠，也是各地孔庙建筑极想模仿的蓝本。现在曲阜孔庙面积为327.5亩，南北长1120米，有五殿、一祠、一阁、一坛、两堂、十七碑亭、五十三门坊，共计466间，其建筑自金、元到明、清各代都有。庙周箍围墙，配以角楼，苍松古柏，森严罗列，殿宇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庙中正殿为大成殿，唐代称文宣王殿，后因宋徽宗尊崇孔子为“集古圣先贤之大成”，更名为大成殿。现大成殿高31.89米，长54米，深34米，为清朝雍正时特许按皇宫设计重建的，故与紫禁城内太和殿、岱庙天贶殿并称为“东方三大殿”。祭孔大典所享受的隆遇，是中国封建社会其他任何宗教都不能企及的。仅从孔庙建筑就能窥见一斑。它是中国仅次于故宫的古代建筑群，其面积之广大，气魄之宏伟，时间之久远，保持之完整，都被建筑学家称为世界建筑史上“唯一的孤例”。1994年，曲阜孔庙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曲阜的古建筑群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和历史特色，应归功于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大力推崇。”这个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统治者对儒教的推崇是非常尽力的，唐初皇帝就下诏“州、县皆立孔子子庙”，一时间，孔庙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这也是利用政权力量强化其宗教化的表现。

北京孔庙。这是元、明、清三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地方，庙址位于今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占地2万平方米。北京孔庙的特点，除了供皇帝祭祀外，主要体现出科举特色。院内有198座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里得到最直观的教育。在儒教眼里，孔子已经完全成为神了。但这神是教人们入世的。博取功名是读书人最大的奋斗目标。在北京孔庙现存石碑中有189块刻的是儒教十三经，共63万字，一块《大学碑》是康熙皇帝的御书，这些都是当权者希望学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读书。

除以上所列外，历史上各州县也遗留了不少的著名孔庙，如吉林文庙，就与曲阜孔庙、南京孔庙、北京孔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其规模仅次于曲阜孔庙，是东北的最大孔庙。它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天津孔庙，坐落在天津市南开区旧城厢东门内大街路北，始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天津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古建筑群。到清雍正年间，天津卫改州，再升州为府，因之府治、县治都在天津，于是将旧庙归天津府管，称“府庙”，并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一新孔庙归天津县管，称“县庙”。府县两庙并列，建筑规模一样，这种格局在国内任何有孔庙的地方都见不到。天津孔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祭祀典礼中，主祭官和陪祭官历来都是穿明朝服饰，从未改过清朝礼服，这是十分难得的。四川德阳孔庙，位于德阳市中心南街，是我国西部地区保存完整的孔庙中规模最大、最宏伟的一座，占地3万平方米。该庙始建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历代都有修建。现有清代古建筑30余处。赣州孔庙，位于赣州厚德路，是江西省现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立校址。该庙唐代时为紫权观，宋朝又改为大中祥符宫，皇祐年间归儒教创立县学，是为文庙。化州孔庙，位于化州市宝山南侧，重楼叠阁，十分壮丽，它与海南文昌孔庙并雄于古南粤大地。该庙建于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上海孔庙，是上海中心城区唯一的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学合一的古建筑群，始建于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700多平方米，几经变迁，现在文庙地址是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移建的，占地15亩，其建筑格局严谨，气势恢弘，极具民族特色。桐城孔庙，地处县城中心，始建于元代延祐初年（1314年），原来在郊外，元末毁于火，明初迁建现址。该庙是明清以来当地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群，其特点是格局堂皇，古朴典雅。建水文庙，在云南建水县城文庙北街，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占地114亩，其特点是模仿曲阜孔庙布局而建。整个建筑规模宏伟，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是全国县级文庙中屈指可数的。苏州文庙，位于苏州市人民路，是范仲淹任苏州刺史时（1034年）所建，其特点是将学府与文庙合二而一，也是范仲淹革新思想的体现。这种庙学一体的形式为以后全国各府县所仿效。宁远文庙，在湖南宁远县城内，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占地1万余平方米，其精华之处在于石雕，集中了圆雕、浅浮雕、高浮雕、线刻等工艺手法，技术精湛。特别是20根通高5米，直径0.6米的由整石精雕而成的龙凤殿柱，实属国内罕见，无有出其右者。该文庙现在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中国大大小小的孔庙，小有名气的或还没有名气的，都已经与旅游结合，挖掘其文化内涵，打造能吸引游客的热点。有的地方在开发孔庙旅游产品时，去掉其宗教色彩，发扬其尊师重教的积极因素，弘扬其有益的传统文化，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上海，不但打造“上海文庙十景”吸引海内外游客，而且在每年年末，作为传统文化项目，在文庙以庙会形式举行“迎新年撞钟祝福、魁星阁登阁活动”；德阳孔庙则进行孔子生平陈列，并举行仿古祭孔乐舞表演；曲阜则着力打造高水平的“孔子故里、东方圣城”这一文化主题的旅游品牌，而且把祭孔文化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展现了“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历史盛况；北京则将孔庙与国子监捆绑起来共同发展，形成京都孔庙特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