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影响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霍尔（Hall，1976）^[1]说过：“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和外在世界中间建立一个高度选择性的屏幕。文化是通过该屏幕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决定了我们注意到的内容和忽视的内容。”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传播的特殊性。亚洲独特的文化价值观给亚洲的传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从目前来看，关于亚洲价值观与传播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话语：一是立足亚洲，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或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传播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进行批判；二是发掘与阐释亚洲价值观与亚洲独特的传播哲学或传播理念；三是关注亚洲文化背景下人际传播（或组织传播）的过程、传播模式的独特性。第一种话语破而不立，第二种话语有破有立，第三种话语则立而不破。

亚洲传播的文化帝国主义视角把西方的传播视为对东方的侵略、掠夺与宰制，是军事侵略主义在文化上的继续。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以后，于1969年出版了枟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枠一书，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概念。在该书中，席勒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出口的电影、音乐和其他媒介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潜在影响。他认为美国的传媒公司醉心于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由于美国的传媒产品制作得如此完美、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其他国家的人们很难抗拒它们。文化帝国主义的重量级批评家、美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着重批评的是资本主义是一种匀质的文化力量，而这种资本主义是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的一种消费文化。大众媒介作为今日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被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将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新闻和娱乐来宣传，对第三世界的人民施虐，以不分阶级的“现代性”的假形象来诱惑和操纵他们。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则认为“东方”只是西方人建构的一个“他者”，西方对于东方的国家奉行的是一种“文化围剿”和“文化渗透”的侵略政策，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常被西方贬称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正是在这个所谓“落后”文化被不断沦为“他者”的时代，西方文化霸权逐渐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期长期政治冲突”的主要内容（Said，1990）^[2]。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来看，东西方的传播充满了不平等。

亚洲传播的“亚洲中心主义”话语则致力于探索与建构亚洲独特的传播理念与传播模式。在传播学领域提出“亚洲中心”的学者三池孝贤（Yoshitaka Miike，2004）^[3]对“亚洲中心”做了如此界定：“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即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在枟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评论与贡献枠一文中，三池孝贤认为“亚洲中心”的思想体系有五大主题：循环、和谐、以他者为导向、互惠、联系。在此基础上，他精密构想了与“欧洲中心”相异，可作为传媒理论的“亚洲中心”研究起点的五个人类传播命题：（1）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2）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3）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4）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之间受恩与回报的过程；（5）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陈国明和斯塔罗斯塔（Starosta）（2003）的枟一个有关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的对话枠中也概括了亚洲传播的独特性：在本体论方面，亚洲文化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特别是在受到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的地区。反映在传播领域，人类传播就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相互联结的网络。在认识论方面，对宇宙乃一整体结构的意味深长的理解，被深植于对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认识之中。如此，人类传播就是一种关联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处于互动中的各方要求不断地在相互依存的网络中彼此适应并调整位置。在价值论方面，和谐遍布于宇宙整体的相互依存和关联中。作为亚洲文化价值的核心观念，和谐被当作人类传播的终极目标而非手段。在方法论方面，亚洲人认为宇宙的转换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无穷的非线性循环，体现在人类传播活动上就是通过传播发展，人类关系将永远不会绝对的完结或终止。最后，在目的论方面，亚洲的宗教和思想体系指导和造就了传播契合调整个体的日常生活，从而使自身与更高尚的意愿或宇宙层面的“目的”相联结这样的模式。在这样相似共性的本质基础上，再来探讨亚洲所有的直觉、移情、沉默、内敛和含蓄的共同传播风格。成中英（1999）^[4]则从中国哲学与传播的关联中抽出了与当代传播理论最相关的六个基本原则：理性体现于经验之中的原则、认识论与实用相统一的原则、部分与整体互为决定的原则、相立两极辩证统一的原则、无限解释的原则、象征性参照的原则。这些理论总结了亚洲传播的独特理念，对澄清人们的传播观念，理解和指导亚洲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意义重大。

第三种话语致力于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中探索亚洲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的特征，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多、影响最大。如霍尔等（1990）^[5]从语境的角度对亚洲传播模式的研究就是一大贡献，他们认为所有文化都包含高语境和低语境变量的一些特征，“高语境（HC）的交流或讯息是指大多数信息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只有极少的信息清楚地以编码进行传达。低语境信息（LC）的交流正好相反，即大多数信息都是通过外在的语言方式进行传达”。他们同时认为，中国文化处于高语境的最顶端。在高语境文化中，传播更加依赖和熟悉“非语言交流”，信息也可以通过地位、年龄、性别、教育、家庭背景、头衔和关系及通过个人的好朋友或同事传达。在高语境的文化中，人际传播系统往往异常发达。琼·奥克·尤姆总结了北美和东亚的人际传播模式取向，发现东亚的传播取向具有特殊性（依据具体关系和环境采取特殊原则和互动模式），如长期的、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界线分明，非正式中介人、已知身份中介人经常用于多种关系，私人关系往往与公共关系相互交织。尤姆还比较了北美和东亚的传播模式，发现东亚社会的传播模式更加倾向于过程取向（传播被看作无限解读的过程）而非结果取向（传播被看作信息传输过程），语言代码有显著分化（根据具体的人和环境使用不同的语言代码），强调间接传播和以受者为中心（意义存在于解读中，强调听、感悟以及排除成见），等等。^[6]陈国明等概括了儒学文化背景下人际传播的四个“儒学原则”：等级关系（单一及互补的社会互惠、内外集团有别、中间人和礼节、人际和公众关系重叠）、家庭体系（私人关系、家长式领导、和谐是首要品德、不信任外集团人员、忠诚和责任感）、仁（仁、义、礼）、重视教育（人人享受平等教育、伦理学说）。^[7]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儒学重视互惠、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这一点对东亚的传播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些研究给我们理解亚洲传播模式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

本章的重点则是企图打开亚洲传播研究的第四种视角，即在亚洲文化背景下考察大众传媒的传播特质（traits），这恰恰是当前亚洲价值观与传播研究的薄弱环节。之所以薄弱，是因为我们很难将亚洲的大众传媒视为一个整体，遑论找出其共同的特质。正如“亚洲”这个概念一样，差异大于共性。汪晖在枟亚洲想象的谱系枠中指出：“亚洲”这一概念是“殖民主义的，也是反殖民主义的；是保守的，也是革命的；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国际主义的；是欧洲的，也反过来塑造了欧洲的自我理解；是和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也是与帝国视野相互重叠的；是一个相对于欧洲的文明概念，也是一个建立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地理范畴。”^[8]亚洲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大陆，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其种族众多、文化多样。亚洲的传媒系统也非常多元化，不少是由国家和政府控制的，也有不少是国有的和由市场驱动的。^[9]但如果只将范围限定在东亚的中、日、韩三国，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其中的共性：三国都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大众媒体，总会具有一些共同特质。儒家文化既然会在东亚国家的政治与社会体系上打下烙印，也会在媒介体系上打下烙印；儒学既然会在东亚的传播哲学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领域留下印记，那么也会在大众传媒领域留下印记。考察东亚国家共同的文化特质如何影响和形塑大众媒体的特质是本章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