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日本的悠远影响

第三节　儒家思想对日本的悠远影响

1．日本历史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是儒学，是由孔子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创立的，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在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所传授的不外乎是枟四书枠与枟五经枠。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产物。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由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秩序与心理平衡。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所以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

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它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创立后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实际上，儒学与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日本的伦理和礼仪也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仍然很明显。

儒学传入日本是在5世纪以前。据枟古事记枠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枟论语枠与枟千字文枠等儒家典籍，他们都曾做过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并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年）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圣德太子，他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因为他的缘故，促成儒学的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和官僚的必修课。在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枟十七条宪法枠中，也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枟十七条宪法枠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例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枟大宝律令枠对教育设专章“学令”中，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就有枟论语枠与枟孝经枠为必修科目。在757年的时候，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枟孝经枠，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到了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让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后，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的繁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这就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由此，儒学的朱子说就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枟假名性理枠，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枟大学枠等儒经。1599年又著了枟四书五经倭训枠，这让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枟四书五经枠的儒学家，由此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

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做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枟经典题说枠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因此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申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

2．儒家思想的日本本土化

日本对儒家思想是选择性地吸收，吸收的前提是不破坏日本原有社会结构，并且基本都经过了改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徒有中国文化之表，却行日本本土文化之实。然而儒家的纲常的纲字，日本人是最为贯彻的，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各守本分的思想，一直到了二战后，日本人都视为本分而加以彻底贯彻。

在日本人的思想里，“忠”的思想为：多重的忠，即对家族的忠，对亲人的忠，对领主的忠，最高的忠是对天皇的忠；而“孝”日本人理解为一种义务，而不是美德；“义”日本人理解更为简化，理解为正直，根本就没有中国的大是大非的观念，这个义是为忠服务的；“仁”是日本人最忽视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完全曲解中国对仁的解释；“礼”日本人理解为圈子内的规则，在特定的圈子要实行特定的礼，但是出了这个圈子，个人有完全的自由。

对于个人和集体的理解，日本人固然跟中国人很类似，但是没有中国人的那种舍小我而成全大我的情怀。他们虽然对于集体十分看重，以至于牺牲所有，可是当个人受到侮辱或是遭到他人不合身份的举动的侵扰时，通常日本人都会睚眦必报，假设超出了他报复的可能范围，他会选择自杀来洗清自己的耻辱，这在中国人眼里是小人所为，不提倡的，但是在日本却正好相反。还有许多日本特有的文化理念，在中国就没有过，并且也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例如义理，还有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契约论等等。

“道”是孔子学说中最核心的价值。但是孔子所讲的“道”，在日本人的理解中却是别开生面的。孔子有“朝闻道，夕死可矣”，“吾道一以贯之”的名言，这里“道”的意义在中国儒学的传统思想中不同的讲法，但日本学者伊藤仁斋就认为，孔子所说的“道”是一种“实学”，与这样理解的“道”相对，中国以朱子为中心的宋明理学，把“道”讲得就更加高远了，宋明理学将“道”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概念。在不同文化的作用下，日本人不理解宋明理学中所讲的高深的“道”，这就让“道”成了日本人眼中批判宋儒的武器。

而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有两个面：一是政治认同，二是文化认同，两千多年以来，在中国本土二者是合一的。所以，在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看来，改朝换代只是亡国，如果异族入主中原，就是亡天下。正因如此，明朝灭亡后，浙江余姚的儒生朱舜水，才会想到去“乞师日本”，在他的心里，大明灭亡是信奉儒家文化的国家出问题了，要找日本这样的文明同类来帮助兴复明朝。

但是，对于信奉儒家思想的日本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自认为是日本人，文化上却以孔孟为精神上的信仰，当枟诗经枠、枟尚书枠等经典中，出现类似“中国”、“夷狄”的词汇的时候，日本人就会主动“去脉络化”，将它们从中国文化的背景里抽出来，作为抽象的理念而不是具体的实体去理解。

在日本，人们对“王”和“道”的关系处理不同，因此中国儒家的枟论语枠与枟孟子枠，这两本经典著作在日本也就受到不同的待遇。在日本枟论语枠很受欢迎，而枟孟子枠却遭到批判。孔子认为，理想的统治者若“仁民爱物”，便体现出了“道”。然而，假设有一天统治者要背叛了“道”该怎么办呢？当孔子面对这样的伦理困境的时候，选择了逃避。而孟子却主张尊重民众的权利，君主违背了“道”就该把他推翻，于是就出现了“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等说法。因此枟论语枠在日本是十分受欢迎的，这也是伊藤仁斋大力推尊枟论语枠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的原因。就因为在枟孟子枠的学术中有很多“煽动诸侯革命”的思想，这正好与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文化相斥，因此枟孟子枠在日本遭到了批判，这让日本的很多儒学者把孟子踢出了儒家的学术中。

18世纪时期，日本的学者荻生徂徕重新对“道”加以了阐发，他提出了一个孔子之“道”是“先王之道”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道”是尧、舜、禹、汤、文、武等君主创立的，这一说法否定了“道”是从民间自然生活中形成的观点。荻生徂徕的这种观点掐灭了有可能危害天皇统治的潜在的火种，其实就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这离“道”的本意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远了。

3．儒家礼教在日本的现代体现

儒家思想中注重“仁义道德”，这种思想在今天的日本日常“礼仪”中也处处可见。日本式的礼仪是根据日本人的心境、教养提炼而成的。动作美与心境美是日本式礼节的特征。日本式礼仪通过自身的行动向对方传达真诚、友爱、尊重他人、关心和体谅的心情。

问候应以动作问候为主，这是日本人的一贯观点。相互间在表示问候的时候，最忌讳眼睛斜视或者对视。当用眼睛盯人的时候，感觉似乎要把人看透，这种做法也被视为失礼的动作。那么什么位置合适呢？过去在日本有平目、平乳（房）、平肩的说法。当今最标准的做法是要求人们将平目、平肩、平乳的角度组成四角，选正中的位置为最佳的目视部位。所谓最佳的部位是指问候者表示愿意听对方讲话的姿势。

当熟人在打照面的时候，礼仪动作的重要远远超过致词，最常见的是施屈体礼。假设双方关系十分亲密，还可施握手礼或者拍拍肩膀。总而言之，施礼之前必须首先考虑对方与自己的亲疏关系。就握手而言，男女之间握手，应由女方首先伸手；前辈与晚辈之间，就应晚辈首先伸手。而“谢谢”、“再见”、“对不起”、“是”、“晚安”、“早安”、“请”是日本人最经常使用的礼貌语言。

日本语的口语中几乎没有人称。只是最近这几年才出现了“他”与“她”之类的说法。通常情况下，敬语完全取代了人称。所以，正确运用敬语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礼节。原则上，谈到自己或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亲近的人时要用自谦语，谈与对方关系亲近的人及前辈时要使用敬语。那些恭恭敬敬地胡乱运用敬语，以至于提本人的事时也使用敬语的人会被旁人视为缺乏教养。由此可见，在日本能否正确使用语言，是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教养的重要根据。和熟人在道路中间或者在车站检票口谈长话，在电车上让别人为自己的熟人让座，这些都是失礼的表现。在公共场合，日本人强调首先要考虑到的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因此，人们谈长话时常常寻找路边或是不影响他人行走的地点。此外，不能只考虑自己，不顾对方，一味地聊个没完，日本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尊重他人的表现。

正确地使用语言是一门技巧，也是一门艺术。说话时的声音、口气、速度、发音等直接影响谈话效果。一般情况下，谈话以通俗易懂、给对方以愉快的感觉为好，过分卑下或者过分高腔调都有碍个人的形象。尤其要注意问候对方时尽量不要使用与自己的专业、职务有关的高深词汇，以免对方费解。由于宗教与政治的话题往往涉及个人的立场，所以这类话题尽可能少触及，轻松地谈一谈当天发生的事件还是可以的。通常而言，在与对方谈文学、艺术、体育方面的话题时，障碍要少一些，但严禁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博学。此外，过多地使用外语交谈也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标准的做法是，首先根据对方的情况，例如年龄、性别等提出相应的话题，使用有教养的语言，轻松地交谈。日本人认为，无论一个人在学问上有多大的建树，假设不懂广泛的社会知识，不通世故都不是有教养的人。

日本人强调形，即动作是心的一种表现。形的过程有一定的规矩，它是长期以来日本人进行心际交流最正确的方法，是不容随便改动的。正确的动作的基础是正确的姿势，因此掌握正确的姿势非常重要。行屈体礼的时候，动作如有不慎，就不能将自己的心情传达给对方。只是为行告辞礼而低头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屈体礼讲究脖颈伸直，低头时要使对方看不见自己的下颏，脊梁呈笔直状态。与此同时，内心必须怀着向对方致谢的心情。即便口中不说再见、再会、谢谢之类的寒暄语，但是通过自身的动作，这种意境也要传达给对方。例如：你走在大街上遇到长辈、上司，尽管没有必要脱下大衣，但一定要将容易脱掉的帽子、手套摘下，然后施礼。考虑到交通上的问题，必须先把长辈、上司让到能够庇护他们的地点。在充分考虑对方的情况下，进行问候，但必须要注意简单、扼要。

在日本最常出现的屈体礼节中，可分为立礼与跪拜礼两种。第一种：跪坐式模式。这是日本民族独特的生活习惯，因此跪拜礼便成为日本人独特的礼节。近些年来，跪坐式生活在日本已不太时兴。一些日本专家认为，跪坐式生活模式使日本人的颈椎、腰椎等活动性较强的部位受到损害，使人头颈前倾、瘪胸、驼背；第二种：立礼。手臂自然垂直，五指分开，口张开是不礼貌的表现。五指并拢垂直放下，屈体时随身体自然下垂。最高规格的辞别屈体礼是将身体屈直至手指头触及膝盖为止。最低规格的辞别屈体礼只要求身体从腰部向前直屈。日本人称行礼的原则为三口气，即吸气时屈体、呼气时停止不动，再吸气时将身体复原。

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礼仪，例如：指建礼、折手礼、告辞礼、合手礼、合掌礼等。这些礼仪构成了日本人的生活起居，处处体现着“仁义道德”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