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资本对抚顺

一、日本资本对抚顺、烟台煤矿的掠夺

（一）抚顺、烟台煤矿的开发与俄、日势力的争夺

抚顺煤矿位于我国辽宁省抚顺县境，东距沈阳20公里，中隔浑河，与县城相对。矿区面积东西长约15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煤层厚度平均43米左右（最厚度在140米），储煤量预测约达10亿吨。该矿煤质优良，属高度烟煤，具有高度的挥发分、含油率和瓦斯含量，是一罕见的佳矿。^[261]烟台煤矿矿区在辽宁省辽阳县境，距南满铁路烟台车站约14公里，煤质属无烟煤，蕴藏总量约达4000万吨。

在1901年，有候选经历王承尧和候选知县翁寿会衔向奉天将军增琪禀请，表示各愿交报效银1万两，请求在抚顺境内开发煤矿，经增琪向清政府奏请获准。不久因矿界争执，王、翁之间产生严重矛盾。经核准以杨柏堡河为界，河西干山台煤矿归王承尧领采；河东杨柏堡、老山台、腰节子等矿归翁寿领采，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1900年12月20日）禀请清政府外务部路矿局允准。^[262]

王承尧为开发千山台煤矿进行集股16万两的活动中，集得华商资金10万两，另由华俄道胜银行认股6万两。遂于1902年1月17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组成“华兴利”煤矿公司，开工采掘。

但道胜银行名义上虽认股6万两，实际上只交27500两，其余的延不交纳；并且在1903年派来俄兵进驻矿山，敷设铁路；矿中采掘的煤炭几乎全部无偿由俄人利用火车运走，每百斤只偿付华兴利公司京钱二吊八百文，作为采掘工资，^[263]实际上是无偿的掠夺。

归翁寿承领的抚顺煤矿公司在筹建期间，由于无力筹集华资，遂攀附外国商人，与华籍俄商纪凤台及俄国退伍军人陆宾诺夫结合，组成“抚顺煤矿公司” ，实际上公司的生产管理完全控制在帝俄势力手中。

位于奉天（辽宁省）辽阳县的烟台煤矿，原属奉天当局的官办企业。它聘请矿师比利时人皮特辛从事开采。当时烟台煤矿共分8个区，分别租给获得清政府许可开采执照的井主，按每年规定额向政府缴纳井区税。1898年，帝俄势力开始渗入，按每区10000银元收买了8个区中的5个区，并且铺设铁路。1904年前后，该矿每天使用职工500人，所产煤斤，全部由俄人运与中东铁路使用。^[264]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沙俄战败。次年，日军占领抚顺，便强称抚顺、烟台煤矿均系俄人财产，加以占领。

（二）日资控制下抚顺、烟台煤矿的生产

日本攫取抚顺煤矿后，便在已经开发的千金寨、杨柏堡、老虎台等矿日产300吨的基础上，进而开发大山、东乡两大直井。1906年8月，日本宣布组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经营南满铁路及开发沿线煤铁矿资源为中心。于是抚顺、烟台等矿改由满铁经营。1909年，在日本政府的压迫下，清政府与日本公使订立《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其中第三款规定：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国政府开采抚顺、烟台两处煤矿之权。^[265]

日本政府设立满铁株式会社，目的在锐意“经营满洲” 。事实上它是以殖民公司的形式，执行日本政府全力侵略我国东北为其宗旨的。“满铁”为自己规定的经营方针是：“表面上经营铁路，暗地里实行种种设施” 。^[266]而开发铁路沿线的煤矿乃是它的经营重点之一。所以，抚顺煤矿在满铁会社的经营下，1908年以后在生产上便出现较大的变化，到1912年，它的日产量已达5000吨。1912～1918年，又先后完成龙凤斜井、万达屋斜井及古城子露天矿，1918年的日产量跃达20000吨。^[267]1923年又着手开采东岗露天矿，次年又制定综合大露天矿采掘计划。

在满铁会社的严格控制和投资经营下，抚顺煤矿从20世纪一十年代以后，生产和销售都出现了明显的发展。从我国东北地区煤炭工业的总体上看，抚顺煤矿的产量经常居东北煤炭总产量70%～90%的水平，反映了它在东北煤炭工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07年以来，抚顺煤矿生产发展的具体情况，有如表57统计资料所反映。

表57　抚顺、烟台煤矿产量统计

资料来源：《抚顺炭矿统计年报》，昭和17年度，第一编，第5页，转见解学诗主编：《满铁史资料》第四卷，煤铁篇，第一分册，第214页。

表57统计表明：抚顺煤矿年产量从1907年以后表现为逐年上升景象。尽管各年增长幅度略有差异，但从未呈现重大波动。试以1911年的产量作为基数，抚顺煤矿历年生产趋势大致是：1914～1919年增长速度较为明显。从1913年起，年增长速度维持在60%左右，到1927年增达4．7倍，可视为该矿生产发展的新的突破。其后矿山又陆续添置先进的新设备。例如，在开凿坑井、坑道方面，矿山购置了苏尔赛唧子式压气机（Sulzer Piston Type Air Compressor）2台，容积1500立方英尺，320马力电动机，一在龙凤坑供开掘新坑用，一在东乡坑供掘岩石中运搬干坑道用；此外又购置了容积较小的英加尔沙尔压气机（Ingersoll Air Compressor）6台；又苏利文钻岩机（Sullivan Rock Drill）数架，阿脱洛斯希克洛勃钻岩机（Atlas cyclpe Rock Drill）12架，及福洛脱姆式钻岩机（Flattmann Type Rock Drill）12架等。1920年10月，在千金寨坑的西部开始掘土，使用了日本新渴铁工制造的俾克开脱掘凿机（Bucker Excavator）5台，每台每时容量160立方码，运土石的车辆有百吨重的蒸汽机关车11辆，及20码的李特财胡特台车（Lidgerwood Flatar）80辆等。^[268]使用这些先进的生产设备，矿山产量的增长速度更见加速上升。到1923年，为日本势力牢牢控制的抚顺煤矿的年产量已上升为1911年的3倍左右；1927年更升居5倍以上，年产量突破700万吨，成为当时我国新式煤矿产量中首屈一指的单位。^[269]

先进生产设备的引进和使用，不但提高了抚顺煤矿的生产能力，而且也使产品的单位成本相应地有所降低。1925～1928年的记载反映：抚顺采矿工每工出煤能力平均在1．5吨以上，每吨煤的生产成本在1．5～1．7元之间。^[270]而关内投产的各大煤矿的生产成本，据1930年前后的可靠统计反映：晋冀豫平绥、北宁、平汉三铁路沿线各大煤矿每吨成本为2～4元余；江苏、山东津浦沿线各大矿每吨成本在4～5元；山东胶济铁路沿线各煤矿吨煤成本也在5～6元之间；长江沿岸煤矿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吨煤成本更在5～8元之间。^[271]由此可见，由于产品的单位成本居低，抚顺煤矿便能经久地控制东北的煤炭市场；并且在向关内市场进行渗透竞争时，也常能居于有利的地位。

（三）抚顺煤矿的市场开拓

抚顺煤矿是在日本满铁会社长期统治下发展起来的，它所产煤炭素以东北地区为其主要市场。从1908年以后，历年统计数字表明：抚顺煤矿销流于东北地区的煤炭数量经常浮动在年产量的50%～80%之间，20年中年平均在57%左右。为了确保抚顺煤能够在东北市场畅销，满铁会社曾为该矿的销路制定下列方针：“除满铁本身铁路、船舶、各工厂及其他方面用煤外，首先供满洲各地，满足需要后，再将余量拨为轮船用煤，并且向海外比较有利地方输出，而且要一直沿袭下来，实行不渝” 。^[272]从1908年以后抚顺煤矿历年销量的统计中，人们不难发现，大致在1920年以前，抚顺矿在东北市场的销售量约占年产量的60%～80%；其后，由于东北的华资煤矿相继投产，使抚顺煤在东北市场的销售数量受到影响，但仍然维持在年产量的50%左右。它说明满铁会社制定的方针，即保证抚顺煤的销量在东北占踞垄断地位的要求，是充分得到实现的。

另外，令人注目的是，抚顺煤矿在东北地区的销量中，满铁会社的消费量长期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表58统计材料反映，从1908年以后的20年中，满铁会社消费煤炭占抚顺在东北销量的46%～67%，平均每年在50%左右。

表58　抚顺煤矿东北销量及其供应满铁会社用煤量

续表

资料来源：《抚顺炭矿统计年报》，昭和17年度，第5、132页，转见《满铁史料》第4卷，第214、238页。

当抚顺煤矿处于开发的初期，满铁会社所经营的铁路、船舶、工厂、各地方事务所以及矿区消费，合计所耗煤炭数量，几占抚顺矿在东北地区销量的60%～70%。1911年以后，抚顺的产量有了明显增加，同时它在东北各地逐步开拓市场取得了一定成效，以致满铁及其经营的企业消费的抚顺煤在东北销量的比重相应见减，即使如此，它的年销量仍保持在43%～57%之间。

在东北地区之外，抚顺煤的去向：在国外则输往日本、朝鲜和南洋一带，其中以日本为主；在国内运销关内各地，而以华中地区为主要的销场。表59的统计充分说明了这一历史情况。

日本原是远东煤炭输出国之一，但因抚顺所产煤质地优良，被日本称为“东洋标准煤” ；日本海军甚至有必须使用抚顺煤的特别规定；在价格上又因满铁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极度榨取，抚顺煤矿生产成本大为低廉，单位成本低于日本国内煤炭生产成本的1/2。^[273]因此，日本一方面向亚洲各国输出质量较低的煤炭，另一方面又不间断地从抚顺输入优质煤。试观1908年以后的20年中，输往日本的抚顺煤各年数量虽有小幅度的起伏，总的趋势则表现为每隔短暂的三两年之后，便会出现一个较大的上升幅度。特别是从1918～1927年的统计数字反映的景象更为突出。这10年中输往日本的抚顺煤从占抚顺煤输出总量的20%而不断上升到50%左右。应该指出，这一时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疲于恢复元气，日本则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发展轻重工业，积蓄侵略力量，煤的消耗量急剧增加，以致在日本煤炭进口总量中，1926年和1927年来自抚顺的输入量竟高达60%～70%的比重。^[274]抚顺煤矿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充侵略力量，予取予求的重要源泉了。

至于抚顺煤的关内市场，从统计材料上看，则以华中市场的销量占最大比重，华北居次，华南市场所占无几。形成这一现象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1900年，我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的过程中，英帝国主义以欺骗的手段霸占了华北的开平煤矿，华北的煤炭市场一向是开平的禁脔。抚顺煤虽不断向天津市场渗透，但无力扩展其范围。特别是到了1911年，开平以兼并者的姿态与滦州煤矿“联营” ，成立开滦煤矿后，产量大增。在销售上它既已囊括华北市场，还要不断向关外开拓。大约在1913年，当抚顺煤在当地销量达到60万吨时，垄断东北市场的日本势力代理人发现开滦煤的不断到来，以及当地华商煤矿次第开发，引起了严重警惕。他对东北煤炭市场行将出现变化的前景，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指出：大量出现的东北华商小煤矿，其产品挤向市场，与抚顺争销路所产生的影响虽也“不可忽视” ，但是，它们“规模都小，出煤量也很少，并且大多为劣质煤，因此并不足惧” ；而急需重视的是侵入辽西、奉天和营口的开滦煤，乃是抚顺在“当地销售煤的忧患” 。他指示满铁会社“经常观察其动态，随时采取与之对抗的方策” 。^[275]这意味着英、日势力在争夺东北煤炭市场的矛盾即将趋于尖锐化。为了避免对抗加深，招致两败俱伤的后果，英、日双方终于采取了分割市场的办法来缓冲它们之间的冲突。

事实表明，各作为日本和英国的代理人，满铁会社和开滦矿务局通过协商，对东北和华北的煤炭市场采取了划分地域的办法，缓解双方愈演愈烈的竞争。签订于1918年12月10日的“煤炭销售协定”便成了满铁和开滦之间进行妥协的产物。“协定”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开滦矿局指定满铁会社为满洲和京奉铁路沿线（包括新民府和奉天）煤炭和焦炭的代销店；满铁会社不得在下列地区直接销售满洲产或其他煤矿的煤炭：（1）天津及其附近；（2）新民府以西的京奉铁路沿线（包括新民府）。

第二条满铁会社指定开滦矿局为下列地区抚顺煤和其他满洲所产煤炭的代销店：（1）天津及其附近；（2）包括新民府的京奉铁路西部沿线。

第三条开滦矿务局不得在下列地区进行煤炭的直接销售：（1）牛庄港；（2）大连；（3）安东。如果开滦矿局在六个月以内能够证实，因芝罘柞蚕丝业的移植安东而使芝罘的煤炭销售受到影响时，南满会社应重新考虑从上述地区取消安东。^[276]

“协定”暂时缓和了抚顺和开滦在关外和华北煤炭市场上的竞争；抚顺煤销往华北市场的数量之所以低于华中，其基本原因即在于此。不过从另一方面观察，华北煤炭市场英、日势力争夺的缓和，却突出了它们在华中煤炭市场的逐鹿。

华中地区经济中心在上海。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地区的近代工业、航运、铁路及通讯设备都已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中外贸易、金融和轮船运输业的中心。在这里煤炭的消费量浩大，且呈现频年递增的势头。从1911～1921年，10年间耗煤量从年需100万吨增长到200万吨的水平。^[277]

输运到上海的煤斤有多方面的来源，来自国外的有英国煤、日本煤和安南煤等；国内生产的则有开滦、淄博、抚顺、中兴、井陉、六河沟、贾旺和长兴等矿。其中资力雄厚，年产量在200万吨的国内大型煤矿如抚顺和开滦都异常重视上海市场的重要性。因此，它们在上海市场的争夺就成了无法避免的事实。

在对上海市场的竞争上，开滦公司在运输方面明显地占有优势。它虽然也远处华北，但只要经过短距离的铁道运输，便可将其煤炭从矿区输送到秦皇岛，然后利用海上运输工具直达上海；相形之下，抚顺煤的输送过程便大为周章，它先须利用铁路从矿区输送到辽河，然后经水路运抵营口，嗣后又借铁路输送到东北主要海港大连，然后再海运抵达上海。如此多次周转势必增大了运输费用。所以，尽管在抚顺煤的冲击下，开滦煤在上海市场上仍然能以较廉的售价博取消费者的青睐，牢牢掌握住它在上海占据的地盘。况且在1912年以后，设在上海的开滦公司的办事处又以全力开拓上海周围中小城市的煤炭市场，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1918年12月，开滦公司在和满铁会社签订协定后，它几乎停止了对东北的安东、牛庄和大连等地输送煤炭，但更加加大了对上海市场的投入。1918年，开滦输送到上海的煤炭还只有30万吨，占当年上海输入煤炭总量的30%；可是1919年，开滦煤输沪数量便激增到81万吨，占当年输沪煤炭总量的47%，并在以后几年基本上都维持在这个数量上；到1927年，开滦煤的输沪数额甚至接近到100万吨。同期中抚顺对上海市场的追逐并未放松，也是力图竭尽所能地扩大销路的。它在对沪输送量从1918年的6万吨（占上海总输入量的6%）逐步增加到1924年的26万吨和1927年的56万吨。开滦煤和抚顺煤在上海煤市场数量比较见表60。这些数字的变化，充分反映了开滦和抚顺在上海市场上剧烈竞争的景象。不过，从总的情势上看，抚顺煤在上海销售量虽有进展，但无力改变开滦煤在那里已经确立的优势。这个基本状况在1914～1927年开滦煤矿公司总经理年报上常常有所反映。

表60　输入上海煤市场的开滦煤和抚顺煤数量比效

资料来源：谢家荣编：《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1918～1925年，第80～81、82页； 《第三次中国矿业经要》，1925～1928年，第265～266页。

此外，长江上游工业城市武汉，以及华南的广州在现代工业日益发展的历程中，抚顺煤炭也都在那里找到了一定的市场。不过就抚顺在关内销售总量的变化而言，武汉和广州所占比重是非常有限的，在这里也就不多作申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