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调整对日本的影响

第四节　美日同盟调整对日本的影响

美日同盟的调整是冷战结束后左右亚太政治与安全格局演变的重大事件，同时也对日本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影响。

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改变了日本安全政策的框架。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的安全政策框架主要由“和平宪法”和美日同盟所构成。“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军队，没有集体自卫权，放弃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利，这使日本的安全政策带有和平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美日同盟又要求日本为对付直接和间接的侵略而负起自己的责任，允许美国驻军日本和使用日本的军事设施，美日同盟的职责既包括维护日本的安全，也包括“维护远东的和平与安全”等，这样日本拥有了事实上的军队（海陆空三军自卫队），并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之锚。在冷战时代，日本执政者力求在“和平宪法”和美日同盟之间保持平衡，既不突破“和平宪法”的大框架，又通过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确保安全。但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和国内因素的结合促使日本在制定安全政策时逐渐向美日同盟这一端倾斜，不断削弱“和平宪法”的制约。美日同盟的再定义对日本安全政策的最大影响，就是同盟因素成为日本安全政策的主要驱动力，而“和平宪法”则退居次要地位，不断受到蚕食和挑战。

随着美日同盟的调整，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心转向对付地区冲突，这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日本要对付“周边事态”，主要是依靠海上自卫队，这意味着海上自卫队的活动方式将发生变化。海上自卫队的干部称：“今后海上自卫队的活动重心将向作战行动方面转移。也就是说要重视介于平时与战时的中间状态”^[50]。1999年8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与韩国海军首次进行联合演习，表面上是救助遇难的民间船只的船员，实际上是以朝鲜半岛发生紧急情况为前提而进行的训练。2000年，在由多国海军参加的“环太2000”联合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8艘水面舰艇、1艘潜艇和猎户座P3C反潜巡逻机参加演习。这年10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同印度、韩国、新加坡等国海军一道，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展示了强大的水面作战和救援能力。2001年，日本又同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举行了3次联合军事演习。通过频繁的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提升了战斗力，熟悉了亚太地区的作战环境，加强了对“周边事态”的反应能力。在武器装备方面，日本在1996年开始实施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期间，从美国引进了4架先进的预警与控制飞机，这样就可以随时向美军和自卫队提供情报，提高了对周边事态作出反应的能力。1998年8月朝鲜发射“大浦洞”导弹后，日本决定发射4颗侦察卫星，以监视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日本由此将具备独立的太空情报搜集能力。海上自卫队以装备的大型化和远距离化为目标，重点发展了可以改装成航空母舰的“大隅”级运输登陆舰，并计划在2001—2005年间建造2艘1.35万吨级的可搭载直升机的护卫舰，其排水量差不多是海上自卫队现有护卫舰的3倍。航空自卫队装备了日美联合研制的先进的F2支援战斗机，同时改造F15截击战斗机，并决定引进4架新型空中加油机，以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

美日同盟的加强也促使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安全姿态。1998年8月朝鲜发射“大浦洞”导弹后，日本小渊政府不顾中国等国家的反对，决定参加美国主导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研究，而在此之前，桥本政府鉴于中国的反应等因素曾一再推迟就此事做出决定。1999年1月，日本防卫厅长官访问韩国时，声称朝鲜的“劳动1号”导弹已进入实战部署阶段，要求韩国同日本一起对朝采取强硬政策。1999年3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向进入日本海的2艘间谍船开枪，虽然这2艘间谍船逃走了，但海上自卫队参与本应由海上保安厅负责的任务并向“敌人”开枪，这是二战结束来的第一次。2001年12月，一艘不明国籍船只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了20艘巡逻艇和14架飞机进行追击，最后将该船只击沉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日本舆论认为，由于中国的海洋调查船也曾进入该海域，因此海上保安厅击沉这只可疑船，将对中国产生“敲山镇虎”的效果，中国的海洋调查船也就不敢轻易进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了^[51]。

美日同盟的加强还促使东京采取较为强硬的对华外交姿态。如前所述，日本对美国的新亚太安全政策作出积极反应，加强同美国的安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拉美国来牵制正在崛起的中国。然而，由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采取了积极的姿态来改善对华关系，中美关系从1997年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善。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在同克林顿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两国要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夏，克林顿总统回访中国，在上海提出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三不”（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方针。另一方面，美日关系却饱受经济问题的困扰。日本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停滞不前，经济和金融改革措施不到位，以及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未能如美国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强有力的作用，都使美国大为不满。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克林顿总统本人，都为此公开批评日本。这种状况使东京深感忧虑，担心克林顿政府与中国走得太近而轻视日本。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了长达9天的访问，却未经停日本，被看作是华盛顿故意冷淡东京的证据，日本朝野因此感叹“美国转而采取了相对日本而言更加重视中国的姿态”。为了防止克林顿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走得太快太远，东京急于向华盛顿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克林顿访华后，日美安保委员会于9月20日在纽约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称：“日美两国确认，为了促进同中国在地区以及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建立牢固而健全的日美关系则是不可缺少的。”^[52]不难想象，这一内容是应日方的要求而写进去的。东京希望以此给华盛顿一个“善意”的提醒，而华盛顿则以此给东京吃下一颗“定心丸”。

鉴于中美关系改善而日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不睦的现实，东京的做法是，谋求通过加强美日同盟以改善日美关系，在此基础上处理对华关系。1999年初《中央公论》的一篇文章称：“美国曾经说过，‘日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同盟关系’。但是，从长远看，美日同盟能否与美中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抗衡尚令人担心。我国需要通过向美国提供稳定的基地、与美国联合研制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来不断显示自己的存在，进而从根本上强化美日同盟。”^[53]不仅如此，日本的分析家相信，美日同盟的加强将改善日本与中国打交道的地位。他们认为，美日同盟的强化使中国在日美中三边力量对比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就会积极寻求改善对美和对日关系^[54]。基于上述思路，小渊政府在决定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研究和大力推动日本国会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的同时，在对华外交方面表现出罕见的强硬姿态。199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为纪念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20周年访问日本。鉴于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方要求日本在《中日联合宣言》中为日本过去的侵华行为“道歉”，同时希望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效仿克林顿政府，阐明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三不”政策。小渊政府断然拒绝了中方的要求。尽管东京在这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来访时发表的《日韩联合宣言》中就日本过去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向韩国国民“道歉”，但却不愿在《中日联合宣言》中使用这一措辞，小渊首相只是在同江泽民主席的会谈中口头表达了“道歉”之意。关于台湾问题，日方只在《联合宣言》中表达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而不愿宣示“三不”政策。此外，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涵盖范围和东京高等法院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判决等问题上，日本对中方的立场置若罔闻。日本舆论在评价中日关系中出现的这种新的变化时，为“中国已经动摇不了日本的政治领导人”而颇感得意^[55]。

最后，美日同盟的加强也加剧了日本国内政治的保守化趋势。在美日同盟的强化与日本国内政治的保守化之间存在着微妙但却是显而易见的互动关系。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政治日趋保守，出现了“泛保守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保守主义政党得票率的上升，各政党的政策取向趋同化，修改和平宪法的声音抬头，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言论越来越多^[56]。在此背景下，日美安全同盟得以强化，日本自卫队的力量不断增强。另一方面，美日同盟的加强和日本军事力量的提升反过来也加剧了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倾向，使“战后总决算”路线得以在小渊惠三政府时期确立。所谓“战后总决算”，就是在体制上和思想上“告别战后时代”，逐步解除二战日本战败地位给日本造成的“小国主义”地位，以便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1999年1月，小渊与支持日本自卫权利、鼓动修改日本宪法的自由党领袖小泽一郎联手，舆论称之为“保守联合”。3月，小渊政府建议正式确认“日之丸（太阳旗）”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由于这二者都带有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的嫌疑，二战后长期被当作禁区，虽一直沿用但却没有法律名分。小渊敢于突破这一禁区，以及日本国会随后通过国旗国歌法予以确认，是日本政治气候变化的典型反映。不仅如此，修改宪法的呼声也再度高涨。1999年1月，除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外的国会议员组成跨党派的“宪法调查委员会推进议员联盟（宪法议员联盟）”，为修宪造势。随后，在自民党、民主党、自由党和公明党等政党的赞成下，国会强行通过了在众参两院设置“宪法调查会”的法案，在国会范围内正式讨论改宪问题。此外，小渊政府还积极筹划实现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方案。在20世纪末的日本政坛上出现上述动向并非偶然。自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同盟的调整提升了日本的安全角色，也刺激了日本保守派的政治欲望，他们急于在世纪之交彻底摆脱二战战败所带给日本的种种限制，朝着政治大国的方向迈出实质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