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界台湾帮的动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政界台湾帮的动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张进山

近年来，长期存在于日本政界的一小股亲台反华势力即所谓“台湾帮”仍在活动，不时跳出来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发展。对此，有必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和重视。

一、台湾帮的近期动向

战后50余年来，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一直与美国的反华势力及台湾的反共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沆瀣一气。

1.歪曲历史，掩盖罪行，美化殖民统治，为“台独意识”推波助澜。近年来，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及一些右翼政客胡说什么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是为了“从白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煽动右翼势力于2000年1月23日在大阪集会，公然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赞美日本在对台湾和朝鲜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也做过好事”;成立由87名众参议员参加的所谓“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科书年轻议员之会”，发行《对历史教科书的疑问》一书发泄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现状的不满;散布台湾曾为无主的“化外之地”，甲午战争以来100多年的独自发展已形成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文化”，有权利获得独立。

2.诬我有“复仇心理”，主张中国分裂，为李登辉的“两国论”造势。日本右翼势力按照日本武士道崇尚“复仇精神”的逻辑，推测中国不会忘记当年日本侵华时犯下的滔天罪行，妄断将来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必然称霸亚洲，报复日本。他们为李登辉捉刀《台湾的主张》一书，通过李氏之口兜售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而且，石原慎太郎还在2000年4月12日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公开为李登辉的“两国论”造势，直言不讳地鼓吹“中国分裂有利于日本”。

3.借台湾政权更迭之机，日政界亲台人士竞相访台，为台湾的“务实外交”助力。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和陈水扁的“就职典礼”期间，在台湾帮的策划与推动下，除共产党和社民党之外的日本其他主要政党几乎都派员访台，以便与陈水扁和民进党建立联系渠道，推动“政党交流”，在未来日台关系的发展中占据主动，为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助一臂之力。

4.在领土问题上寻衅闹事，为日本遏制中国、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制造借口。这可以说是近年来日本仇华亲台极端民族主义政客和右翼分子的惯用伎俩。他们继1988年、1996年两次在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上建立灯塔后，2000年4月20日又非法登岛建立神社，并计划定期参拜。

二、台湾帮的形成与现状

(一)岸信介当首相使台湾帮走上前台

1957年2月，被称为日本台湾帮开山鼻祖的岸信介登上首相宝座后，台湾帮首先在执政的自民党中形成气候。台湾帮在政界的粉墨登场，标志着他们对日本的政治已从幕后操纵转为台前左右，由暗中扶蒋反共变为公开亲台反华，制造“两个中国”。

(二)佐藤内阁全面推行台湾帮的对华政策

如果说岸信介是台湾帮的开山鼻祖，那么，其胞弟佐藤荣作则堪称台湾帮的巨魁。在亲美反共方面，两者的思想意识和政策路线可谓一脉相承，如出一辙;而在亲台反华、制造“两个中国”方面，则后者更甚于前者。因此，佐藤荣作的上台使日本的台湾帮更加甚嚣尘上。

佐藤执政(1964年11月至1972年7月)期间，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大谈“台湾归属未定论”。他上台伊始便于1965年4月同蒋介石集团签署协定，为台湾提供1.5亿美元的日元贷款;通过1967年9月7日的访台，加紧同蒋介石勾结，叫嚷“在日美安全体制(适用)的地区(范围)里，没有把台湾除外”，“一旦北京政府同国府(台湾)之间发生武装争端”，日本“也不能隔岸观火”。

在对华问题上，佐藤政府极力阻挠中日间的人员往来和发展贸易关系，相继多次拒绝中国的代表团访日，并一直以第二个“吉田书简”^[1]为由禁止日本对华延期付款出口使用输出入银行资金，致使日本拟向中国出口的第二套维尼纶成套设备、2艘万吨货轮及化肥成套设备的合同遭到破坏，无法履行。

佐藤反对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直至其盟主美国因形势所迫于1971年派基辛格两次访问北京，安排旨在中美建交的尼克松访华之际，他仍坚信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政策。结果，却被美国在对华问题上搞了“越顶外交”。陷入孤立境地的佐藤荣作，在内外交困中不得已于1972年6月宣布辞职，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三)台湾帮的组织形态与现状

岸信介和佐藤荣作身边聚集了贺屋兴宣、石井光次郎、船田中、玉置和郎、滩尾弘吉、藤尾正行、松野鹤平、毛利松平、儿玉誉士夫、椎名悦三郎、金丸信等右翼亲台反华势力。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代台湾帮虽相继退出政界或作古，但台湾帮仍香火不息。

1.台湾帮的别动队——“青岚会”。青岚会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不久，在岸信介的幕后操纵下，由当时自民党内一群右翼少壮派议员纠合而成的。其矛头所向，直指当时为恢复中日关系而竭尽全力的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根本目的是反对中日复交和日台“断交”，破坏中日友好关系。这个血盟议员团的好斗之徒行动粗野，与黑社会的暴力团别无二致。他们在自民党和政府内翻云覆雨，横行无忌，动辄在国会推倒桌子，乱扔烟灰缸，致使田中、大平等政要身边不得不配备警卫人员严加保护，以防不测。在社会上，他们煽动右翼分子进行反华喧嚣，寻衅滋事，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令当局大伤脑筋。

值得注意的是，青岚会成立已近30年，但至今仍香火未断。像中川一郎的儿子中川昭一、滨田幸一的儿子滨田靖一等人，目前仍继承着青岚会的思想和行动。

2.台湾帮把持的“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被台湾帮把持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成立于日台“断交”半年后的1973年3月。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是由自民党中的亲台议员滩尾弘吉、田中龙夫、石原慎太郎等人发起成立的跨派系议员团体，当初共有150名国会议员参加，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发展到约270名议员，并有多名现职阁僚加入。该会第二任会长为右翼亲台议员藤尾正行，藤尾年迈辞职后，由右翼亲台议员山中贞则接棒，为现任会长。

1993年6月自民党发生分裂，以小泽一郎为首的反主流派另立新进党，“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也一分为二，新进党内以小泽辰男为首的议员随之组成了“日华(台)议员联盟”。1997年2月，分属自民党和新进党的上述两亲台议员组织重又合流，组成新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同年12月新进党解散后，原新进党亲台议员又分别流入自由党、民主党、改革俱乐部和自民党，该会成员也增扩至274人，其中众议员206人，参议员68人。对外号称“约300人”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2]目前已成为日本国会中最大的跨党派亲台组织和对台政治交往的主渠道。

3.有别于台湾帮的民主党“日华(台)友好关系议员联盟”。该组织成立于1997年5月29日，当时的民主党政策调查会副会长池田元久任会长，政调代理会长枝野幸男任事务局长。

民主党于1996年9月成立后，1997年3月，为出席“东亚改革论坛”而访台的池田、枝野及众议员前原诚司曾就“蓬莱经济圈”设想等问题同李登辉交换意见，并开始策划成立该组织。1997年8月，由民主党政调会长、该会成员仙谷由人率领的该党代表团访台，就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问题与李登辉等台高层人士举行一系列会谈;1997年10月，台湾“双十节”前后该组织派团访台，并与李登辉举行会谈;2000年3月台湾选举新领导人和5月陈水扁的就职仪式期间，该组织也都派人访台观察台岛内的政治动向，与台新领导人交换意见。

该组织最初只有16人参加，目标是扩大到25人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已有27名议员也加入了跨党派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今后如遇国内外形势和党内情况发生变化，在这些“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议员的作用下，该党的“日华友好关系议员联盟”还能否继续有别于台湾帮所把持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而坚持其“无意制造两个中国”的方针。若该组织在重大问题上与“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联手，则有可能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4.“日华(台)亲善协会”及其他。与青岚会等并立的反华亲台议员组织，还有原自民党亲台议员千叶三郎发起成立的“日华亲善协会”、“东亚亲善协会”和名为“APU”的反共政治议员集团等。“日华亲善协会”是为抗衡亲华的日中友好协会而成立的。该会集结了业已退出政界的老台湾帮或青岚会成员等民间亲台势力，旨在继续从事反华亲台活动。其首任会长是原参议院议长原文兵卫，现任会长为原自民党鹰派政治家、曾任文部大臣的藤尾正行。而“东亚亲善协会”成立的时间较早，其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在战争中协助过日本军队的中国人”。“APU”则属反共的议员政治集团，岸信介、贺屋兴宣、木村笃太郎、滩尾弘吉等亲台反共议员都是其正式成员。较之于前面其他几个亲台议员组织，目前这三个组织的影响力已有所衰落，表现“不甚活跃”。

三、台湾帮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

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右倾化和陈水扁上台，台湾帮势必增大对日本政府对台政策的影响力度，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增加变数。

(一)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继续坚持研发TMD，以保持对华威慑态势，阻挠中国统一进程

台湾帮中有的身居内阁要职，有的掌握着执政党外交、安全部会的大权，对外务、防卫等政府职能部门和政、财界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迄今，他们在日本政府制定旨在向海外派兵的PKO法案、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扩大自卫队的对外职能，把台湾纳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周边事态”所适用的范围等方面，^[3]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逐渐突破非官方往来限制，进一步提升日台“实质关系”，利用两岸政治之争，从中坐收渔翁之利

中日两国1972年的复交，亦即日台间所谓“外交关系”的终结。然而，日本台湾帮的“台湾情结”并未就此终了，他们一直无视中日两国政府间签署的法律文件精神，践踏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郑重承诺，与台湾当局尤其是李登辉之流暗中勾结，遥相呼应，寻找一切机会和制造各种借口，配合台湾当局的所谓“务实外交”政策，不断策划日台间的政界人员互访并提升互访人员的层次，试图突破仅限于民间往来的“非官方关系”界限，以达到其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目的。

从1994年10月借广岛亚运会“政治不能干预体育”之名同意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到近年来屡屡策划李登辉以“校友”或“学者”的私人身份赴日出席活动;^[4]从台湾帮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1999年11月借口考察台湾震情访台，到2000年5月他又公然出席陈水扁在台北的就职仪式，均已突破日台间不能进行官方往来的限制。

陈水扁上台伊始，已明确表示将继承李登辉的路线，有意加强同日本的关系。李登辉也表示愿做陈水扁与日本之间的桥梁。在日本国内台湾帮及亲台势力的推动和台湾当局的积极争取下，日台关系正面临从量变到质变的局面。另据日本报界透露，日本的台湾帮正秘密鼓动日台间商签所谓的“日台友好协定”或制定“日台关系法”。今天的舆论可能成为明天的政策或行动，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三)在台湾问题上掣肘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另有所图

在日本某些人看来，一个“彻底独立”的台湾或一个“永久分治”的中国，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也正是近年来日本的台湾帮加紧与台湾的李登辉之流和“台独”分子进行勾结，为两岸统一设置障碍的原因所在。估计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日本的台湾帮将有可能一方面继续推动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掣肘中国，即使台湾近期不能完全脱离中国而实现真正独立，至少也要维持住目前“不统不独”的局面，使无论中国大陆或台湾都无法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有力的措施维护主权;另一方面将进一步纵容日本右翼势力登岛滋事，在岛上建标志物或简易设施，以便造成既成事实，使中国难以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与日本进行交涉。

(四)日本政府将在不使中日关系破裂的前提下，加强同台湾的“实质关系”

就日本长远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而言，中国大陆与台湾所占的分量毕竟不一样，孰轻孰重，估计日本政府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尚不至于因小失大，为了台湾而冒犯中国，失去其在华的长远利益。只有在美国军事干涉台湾事务或台海局势时，日本才有可能依据《日美安保条约》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的形式而跟进。因此，一般情况下，它很可能在确保中日关系不破裂、地区安全格局不遭破坏的前提下，尽量加强同台湾的“实质关系”，大力推进“以民代官”、“以经代政”、“以党代府”的政策举措，以扩大所谓“民间”交往的方式，渐进性地发展同台湾的政治关系，并以经济手段达到影响和控制台湾的目的。

(原载《日本学刊》2001年第2期)

【注释】

[1]第一封“吉田书简”是吉田茂在1952年日蒋签署“和约”时炮制的，第二封则是其下野后于1964年5月以私人身份致国民党秘书长张群的信函，函称日本政府无意再批准“日纺”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开展对华贸易。

[2]本沢二郎『台湾ロビ－』、株式会社データハウス、1998年5月、146頁。

[3]1997年8月17日，时任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梶山静六就有关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公开声称，其适用范围“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并强调他发言“绝非只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政府的立场”。岸信介的外孙、时任自民党外交部会代理会长的安倍晋三在1997年11月接受《政界》杂志记者采访时也毫不掩饰地宣称，“在谈到周边地区(所指)范围时，必须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所以，这一地区就是指菲律宾以北，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这是常识。因为没有必要特意去刺激中国，所以就不对包括哪些地区作限定了。”

[4]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自民党参议院议员会长村上正邦为首的台湾帮，正策划以“亚洲公开论坛”或曾出版过李登辉《台湾的主张》(日文版)一书的“PHP研究所”的名义，邀请李登辉访日，并成立了“李登辉访日筹备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