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阳明学对其的影响

基于以上论述，产生两个问题：为什么梁启超会有从公德到私德的转变？他口中称颂的“祖宗遗传”的“固有之旧道德”是否是为了复古？对于梁启超在前后期道德观上的变化，学界往往将他1903年的游美经历作为重点来寻找原因。笔者认为，这与他在游历中对美国现实社会的种种失望固然有关，而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源于当时流行于日本的矫正全盘欧化主义的潮流。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对这个问题研究时说：“梁启超来到日本时，正值日本经历了鹿鸣时代之后，作为力图矫正全盘欧化主义的潮流之一，吉本襄、井上哲次郎等所代表的阳明学再兴运动正在高涨”，在日本这一运动的矛头指向过了头的欧化主义，“在梁启超那里则被用来对准了破坏主义一伙”。^[141]狭间直树的观点代表了日本多数学者的看法，也完全能够解释前两个问题，梁启超强调公德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复古，而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新民理念，在“新民”的过程中，他不断地纠正歪风邪潮，并以此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既然梁启超当时的新民思维来源于日本学界的影响，那么他所提倡的“私德”内容就必然会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日本的阳明学的影响，那么接下来需要解答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阳明学在1904年以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中到底占多大的比重。

由于这个问题是与新民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故这里应对新民学说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介绍。新民学说核心概念是“国民”，最终目的是“新民”，“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梁启超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源，从根本上讲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弱造成的，国民性的诸多弱点使中国人不具备近代国民的资格，故“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然则苟有新民，保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142]而新民之道在于“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目的是要把中国人培养为具有公德、自由、自治、自尊、进步、毅力、尚开、进取冒险、合群、权利义务等新品质新道德的近代国民。在梁启超看来，培育“新民”，公德是第一位的，中国人爱国心薄弱，公德心淡漠，缺乏公德心便不能形成近代西方的以团体精神为特点的民族特性，中国人也就不具备近代国民的资格，故他在《新民说》中把《论公德》置于优先位置进行阐述。如果把《新民说》看作一个整体，以“新民德”为中心大体可以分为《论公德》和《论私德》两个组成部分，大略看来，两篇文章的关系是互为补益，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其中重心的转移，由以“公德”为重心培养欧美式的国民向以“私德”为重心培养国民的道德基础转移，这便又回到了我们此前所讨论的问题中。

梁启超曾在《论私德》中制作了一张《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143]他总结了从春秋至清末民德的升降情况及原因。在这张不甚乐观的图表中，除以春秋为开端的民德“醇朴忠实”外，民德有所提升的只有东汉、宋、明三个朝代，而在其他时间里，中国社会充斥着僄佼、诈伪、卑屈、卑怯、狡诈、寡廉耻等诸多恶性，至清末民德降到极点。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如何挽救中国的民德？梁启超认为需要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求帮助。他发现东汉民德最高，“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原因在于君主奖励名节和儒学最为发达；宋代民德较东汉略弱但仍崇尚节义，原因在于君主爱民崇礼和道学发达；明代民德几乎媲美于东汉，原因在于王学即阳明学大兴、思想高尚，但与东汉和宋代不同的是，明代君主“残忍刻薄，挫抑民气”。由此可见，在民德升降的原因中，梁启超认为最为关键的因素不在于君主而在于学术的作用，学术不兴则精神不存，对比今日学术，“旧学澌灭，新学未成，青黄不接，谬想重迭”，以至民德“混浊达于极点，诸恶俱备”，故而提升民德就要重视学术，阳明学能够在明末使“卑屈，寡廉耻”的民德迅速上升到与东汉相媲美，那么在今日也必然能够成为重振民德的良方，于是他将培育国民“私德”的目光投向了阳明学。

根据梁启超本人的记述，他的阳明学知识来源于康有为，《三十自述》中曾回忆了他初入康门时的情景：“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成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罔罔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44]康有为将梁启超一直引以为豪的训诂章学视为无用之旧学问，而将陆王心学、犹其是阳明学视为新学问的方针，此后在师从康有为的十几年中，梁启超积累了深厚的阳明学知识，为其以后到日本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日本的阳明学与明治维新的内在关系奠定了基础。“启超自学于万木草堂，即受《明儒学案》。十年来以为常课，每随读随将精要语圈出，备再度研览，代书绅云尔。乃今取旧读数本，重加厘订，节抄以成是编”，^[145]这是梁启超在1905年出版的《节本明儒学案》一书中的例言。《明儒学案》是阳明学说的核心著作之一，梁启超在繁重的政治工作之余坚持整理出26万余字的摘抄，其目的十分明显：“良以今日学绝道丧之余，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以药之，万不能矫学风而起国衰”，可见梁启超将阳明学说视为拯救中国道德沦丧、培育国民“私德”的一剂良药，并在此后又相继刊行了《德育鉴》和《松阴文钞》。《德育鉴》出版于1905年12月，全书约7万字，以“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有”六个方面为目，摘抄先贤大儒修身进德的经典语录汇编而成，这些摘抄多数来源于《节本明儒学案》，但较之更为精练。《节本明儒学案》和《德育鉴》的精彩部分在于梁启超在每本书中的按语，即对重要内容进行议论和评价，几近全书字数的一半，阐述了他自己多年来对阳明学的学习心得和见解，并一再表达对王阳明的景仰及阳明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巨大功用。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青年德育读本”，可见其影响力非凡。《松阴文钞》是日人吉田松阴的文集《幽室文稿》的摘抄，他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曾为倒幕维新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伊藤博文和桂太郎都是他的学生。梁启超极为尊重吉田松阴，把他视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146]故他的思想必然要被梁启超引入中国。从内容上看，三本书的宗旨是一样的，都诣在阐发阳明学说对今日之中国的重要性。

在国民“私德”的培育过程中，梁启超主要引用的阳明学说中的三点：“正本”“慎独”和“谨小”。“正本”来源于王阳明《拔本塞源论》对功利思想的批判，“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147]“正本”要求世人破除功利之心，回归到原本纯洁、正直、未受污染的内心世界。梁启超对“正本”进一步发挥，他说“夫功利主义，在今日蔚成大国，昌之为一学说，学者非惟不羞称，且以为名高矣。……。试以爱国一义论之。爱国者，绝对者也，纯洁者也，若称名借号于爱国，以济其私而满其欲，则诚不如不知爱国不谈爱国者之为犹愈矣。”^[148]“慎独”最早来自《大学》和《中庸》，阳明学中的“慎独”即“致良知”，“致良知”要在本体上下功夫，扩充良知本体使其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知行合一。梁启超引用“慎独”在于告诫人们要严于自律，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谨小”是“慎独”的补充，在“致良知”的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谨小慎微，防微杜渐。在这三个德目中，“正本”是梁启超着重阐释的，他有着自己特殊的目的，在《论私德》中梁启超说革命党中有一些人是“瞎闹派”，打着爱国的名义追逐私利而“破坏一切”，这并不是真正的爱国，是假爱国，故“正本”的对象首先指的就是革命党。

终上，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偏重公德到偏重私德的一个转化过程，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相反的，但从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他的新民思想前期和后期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始终把人的近代化放在第一位，他到日本后的所有著述，也都是围绕这一目的展开的。到了《论私德》发表时，梁启超已经把阳明学说视为重振中国民德的推动力，加之阳明学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那么必然能够成为培育“新民”并使中国维新的新动力，而梁启超将自己做为中国维新的主力，以阳明学说来批判革命派自然无可厚非。不论如何，新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戊戌维新思想的一种否定，他否定了自上而下进行维新的救国方式，而趋向于自下而上通过使国民实现近代化来改变中国的现状，尽管没有完全脱离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范畴，但这种新鲜、充满了热情的理论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是极富吸引力的，《新民说》曾经极大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年青人，正如当时正在上海学习的胡适回忆说：“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新民说》诸篇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