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

经济博弈中被研究最多的个体差异是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社会价值取向是个体内在动机的指标，反映了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结果的特定偏好（Messick＆McClintock，1968）。社会价值取向常分为三种类型：合作型、个体型和竞争型。合作型又称亲社会型，指个体追求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对他人利益的高度关注，个体型追求自我绝对利益的最大化，竞争型追求相对他人利益的最大化，后两者常合称为亲自我型，行为上表现为对自我利益更加关注（Van Lange，1999）。

部分研究探讨了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类型的个体其心理机制上的差异。首先，亲社会型个体与亲自我型个体对“理性”有不同的认知。一项研究发现，亲社会型个体预期明智的人会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亲自我型个体则预期不明智的人会有更多的合作行为，即亲社会型个体认为合作取向是理性的，而亲自我型个体认为自利取向是理性的（Van Lange＆Liebrand，1991）。其次，亲社会型个体与亲自我型个体对他人的行为有不同的认知评价。亲社会型个体更倾向于从好坏维度评价他人的行为，认为合作是好的、道德的，竞争是不好的，而亲自我型个体更倾向于从效能的强弱维度进行评价，认为竞争是强大的，合作是软弱的（Liebrand，Jansen，Rijken＆Suhre，1986）。这一结果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亲社会型个体表现出对“合作”行为的自我服务偏见（egocentric bias），即表现出强烈的“自己—合作—他人—竞争”联结，亲自我型个体对“合作—竞争”不持好坏性评价，并没有表现出这一联结倾向（Beggan，Messick＆Allison，1988）。Van Dijk等（2004）设计了两个实验评价了提议者的社会价值取向性，然后完成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最后通牒博弈，筹码对于提议者的价值是反应者的两倍。一半的提议者被告知反应者知道这个信息（信息对称条件），另一半被告知反应者不知道这个差异（信息不对称条件）。结果发现，亲自我型提议者根据对方知道与否调整提议分配额，在认为反应者不知道差异的条件下提出的分配额更少。而亲社会型提议者的决策则不受此信息的影响，在两种信息条件下的提议额相似（Van Dijk，De Cremer，＆Handgraaf，2004）。Van Dijk等的另一个实验证明亲自我型提议者会根据反应者拥有的报复权大小而调整行为，而亲社会型不受此影响。因而，他们认为，即使最后通牒博弈中存在自私的行为，但也不能排除存在利他的行为，后者与亲社会型社会价值取向有关（Van Dijk＆Vermunt，2000）。还有一些人格特征也会起相似效果，例如共情或者社会比较倾向（Hill＆Sally，2003）。

然而，采用与Van Dijk等相同的测量工具（社会价值取向问卷），我们的实验考察了社会价值取向与囚徒困境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决策的关系，均未发现社会价值取向与决策行为有相关。而社会价值取向测量的结果，即各类取向者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与国外的报告无异。我们猜测，社会价值取向对博弈决策行为的影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比如文化特质等。文化差异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将在第五节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