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经济新闻价值取向误区

第二节　新时期我国经济新闻价值取向误区

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经历了30年的风风雨雨。期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经济发展为世人刮目相看，经济新闻报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艾丰所说：“我国新闻界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党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讴歌改革，促进开放，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²¹⁾在这场变革中，经济新闻传播者以全新的视野来关注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在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上作出了与改革开放前迥然有异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选择、判断，还原了经济新闻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改革是一个系统化、渐进化的大工程，在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的同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同步跟上；加之由于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首创性，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也同样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险性，于是经济新闻在价值取向上也难免出现了一些误区。

一、意识形态的直观约束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新闻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其突出的功能是当好政治性话语的工具。这样新闻采集者对于经济新闻的经济取向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即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定位囿于国家、上级指令的传递上，其报道的重心是宣传、贯彻上级的指令、决策和计划；衡量、决定一件事、一个单位或部门值不值得报道，便是看其是否符合决策层的精神，是否发挥了生产实体的功能，是否完成了上级领导规定的生产指标、产量、利润等，在这种意识形态直观约束的价值取向影响下，经济新闻一方面偏重于报道企业完成上级指令，另一方面则强调报道的“声势”，强调报道的“集中性”、“一致性”，以保证领导者指令传达的及时、畅达。

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横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领域：就它生产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但同时，就它为全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来说，则属于第三产业即信息产业。这个理论上的突破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但是，“20年来，中国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是：新闻改革是由观念更新作为其直接推动力。而观念更新则源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新闻改革是在现行的新闻体制内进行的；新闻改革促使新闻体制做了微调，但基本框架未动，新闻改革要深化，那么中国现行的新闻体制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新闻改革带来的压力和冲击波，这是新闻界悬而未决的课题。”⁽²²⁾

新闻改革的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上意识形态的直观约束的观念还未绝迹，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严重。

(一)重宣传、轻解释

纵观新时期经济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旦有关管理层或者某位高层人士倡导某一举措或推出某一决策时，我们的报道往往只顾一哄而上，齐唱赞歌；至于这一举措或决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等等，则很少有人去采集，去报道。这种价值取向上重宣传、轻解释的表现，在改革开放初期显得尤为突出。

从1987年开始到1992年达到高潮的“开发区”热中，被圈占的既有城市土地，也有大量耕地。当时“圈地”的手段十分复杂，而其进程在各地亦有快有慢，大体上说，“圈地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多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的混合，即行政手段和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以前者为主。面对“圈地运动”中，在权利这只严重变形的手的作用下，土地供给方式失调的局面，非既得利益者的各界人士啧有烦言，但新闻界因只顾宣传，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圈地热”后面潜藏着的巨大危机。就在中央宣布对这种“圈地运动”进行清理后的一个月，即1994年4月21日，新华社北京分社的一则通讯还将房地产业称为“市场经济的新宠儿”，并罗列了一大串数据证明房地产业发展之迅速。下列数据倒是可以用来证明当时房地产的虚热到了何种程度：1992年全国的房地产共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共有房地产开发公司12400余家。各类房地产经营、管理、修缮公司4700余家……在这种“大跃进”式的发展速度面前，经济新闻采集者只顾宣传，又一次热昏了头。在这次“圈地运动”中，中国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将它的种种弱点暴露无遗：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措施来制约地方政府及部分领导者在土地开发中决策的随意性。1996年7月2日的《粤港信息日报》报道了一些不“同流合污”的国土管理干部，竟被某些领导人以“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不合拍”、“胆子不够大”、“阻碍地方经济发展”为由，或调离领导岗位，或降职使用。“圈地运动”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令中央政府为之扼腕。

1998年，随着企业改制的提出，“一卖就灵”的经济新闻报道又塞满了新闻媒体，有的传媒竟提出要用“大干快上”的办法搞股份制，有的报纸甚至发表评论《搞活企业要突出一个“卖”字》。殊不知企业在接受了这种新闻的指导后，加快仿效的步伐，结果却并没有走出困境。诚然，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一种企业改制的好形式，但实行股份制需要一定的条件，包括资本、产品、市场以及经营者和职工的素质等，就是已经具备了客观条件的企业，在实行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也需要做大量的审计、检查、剥离、接轨等工作，需要把企业改制与技术改造、加强管理等相结合。国企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新闻报道决不应囿于“单一的因果律”来完成其宣传的使命，而应该遵循经济活动的规律，客观地、深入地分析解释种种复杂的经济现象，以作出合乎科学要求的报道。

这种重宣传、轻解释的价值取向在“入世”报道中仍然存在。众多有关加入WTO的报道，采用的形式都是利弊分析，这种报道表面上看非常客观、冷静，既看到入世带给我们的机遇，也认识到了我们即将面临的挑战，但正是由于忽视了中国入世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可能还存在许多变数，所以媒体上出现的那些仅凭关税、配额变动或中国入世谈判中承诺的各行业的开放步伐进行简单的数字分析，很可能给我们的企业带来错误的判断。

(二)信息传递热衷“跟风”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运行机制上，它以价值规律为轴心，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在商品的生产、交换中，自主决定经济行为并承担相应风险和后果的独立经营实体，因此，市场经济体现的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形态。国家和政府对各种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的、经济的手段，而不再靠行政手段来实施了。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决策得当与否，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解决好各种各类信息的收集、清理、反馈与运用。可是我们的不少经济新闻热衷于“跟风”，其结果势必造成信息传递的不充分、不完整，给受众的经济行为和决策带来误导，这一点在金融报道中更为突出。

1999年11月，某地改革出台了《关于促进上市公司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其间颇有“创新”意义的是第6条规定：“对控股股东向受让方实施‘净壳’出让的，优先予以政策倾斜。”这里所指的“净壳”，就是指上市公司把自己原有的所有资产(包括债权、债务)统统剥离出去，而仅仅剩下“上市公司”这一“外壳。”从金融理论与规律上讲，这种“外壳”是毫无价值可言的；然而由于我国股票发行上市至今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形成了上市需求与上市指标间的极不协调的供求关系，这样便使得上市公司的“壳”不仅有了价值，而且奇货可居。地方政府提倡这种“净壳”出让方式，其用意是在于通过对股市的干预，为地方政府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然而，当地的经济新闻报道却盲目颂扬地方政府决策层的英明，其结果势必导致传递给受众的信息是片面的，给股市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对这一重大经济事件我们的媒体给予了空前关注。但是纵观我们的入世报道，由于对中国成功入世的内外部环境缺乏总体认识，在传导信息上就由于热衷于“跟风”导致信息传递带有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受众的判断，特别是给与“入世”关系密切的企业造成了较严重的错觉。一种报道带着恐慌心理坚持“狼来了”、“与狼共舞”的观点，而另一种报道则把着眼点放在回味过去，回味喜悦与快乐上，似乎加入WTO后我们的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其实WTO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全新观念引导下的市场规则，是一种开放市场的运行方式。WTO不是“狼”，外国资本的进入也不是“狼”；同时世贸组织成员国中，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加入WTO，一夜之间国家发展就走上一马平川。

(三)以政治社会文化视点审视经济现象

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不少经济新闻报道仍未摆脱“泛政治化”的影响，这表现在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上不是从经济规律、市场规则出发，而是从政治的视点或社会文化的角度去审视经济现象，背离了经济规律。1997年由泰铢贬值进而取消其与美元的汇率引发了一场震惊全球的亚洲金融风暴。当时我们的媒体对此先是无动于衷，后是淡化处理，再则欣喜这场风暴“与我们擦肩而过”。以政治的视点审视经济现象从中可以一览无余。

2000年5月13日、23日《文汇报》分别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记者围绕所谓的“新上海货”而采写的新闻述评，力图向读者显示，一批“新上海货”的新面孔正在浮出水面。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海货”在中国的寻常百姓家曾具有非常明确的含义，20世纪50年代以来，她一直是产品的质量、品种、先进、洋派的同义词和象征。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和竞争，产品的“产地”比商品的品牌和商标更重要，因此上海作为新中国最大也是相对最发达的经济中心，自然成了消费者借以甄别产品品质的最可靠的信息。今天市场越来越规范，产品和信息越来越集中和细腻，“产地”开始逐步丧失其昔日的风光，对消费者来说，商品的品牌、商标和广告(甚至直销)正在向消费者传递着更多产品品质的信息，“产地”的信息功能下降了，而生产厂家的形象、信誉和产品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经济学家张军认为这两篇报道“是把产品‘产地’作为传递产品品质的典型案例”，⁽²³⁾折射出的是以社会文化的视点来审视经济现象。

近来媒介热衷于报道“超标违纪小汽车是如何处理的”之类的事件，总是从政治的视点作出报道整治腐败的成果，少有从经济学的角度作出的深层分析。乘用小汽车的公有制度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具有战时供给制的明显特征。在经济生活市场化的条件下，公车制度完全是一种落后的东西。“公车制度是一种实物分配方式，这种方式的无效率和非效率特征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化和信用化经济，只能实行货币分配方式。在经济市场化的条件下，继续实行公车制度这种实物分配方式，只能造成制度的变形和行为的扭曲。”⁽²⁴⁾所以跳出政治或文化的视点来审视经济现象，才能真正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上意识形态的直观约束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紧密相关的。改革的真正优选之路，只能是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道路。邓小平早就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可以这么说，经济新闻能否跳出意识形态的直观约束，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只有这样，政企分开才能真正落实到打破政府直接管企业的局面，国有企业将走上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经济新闻才能站在宏观角度沟通企业间的联系，客观报道企业的发展状况，而不以上级机关的身份指手画脚，也不以经营者的姿态为企业家当家理财。

二、经济评价的过分膨胀

人类的评价活动有多种方式，不同的评价方式产生不同的评价信息。人类的评价方式大体分为个体评价、社会评价和历史评价三大类。个体评价是单个人只就与己相关的事项做出的评价；社会评价是群体性评价，即众多的人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评价；历史评价简言之就是时间的检验。显然，舆论评价属于社会评价一类。⁽²⁵⁾由此可见，经济新闻中经济评价就是指经济新闻舆论评价的指向，即以经济评价作为舆论评价和引导的判定标准。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新闻传播中一个积重难返的弊病就是经济评价的缺失。改革开放后作为对这一弊端的矫正，我国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上表现出向经济评价回归，这反映了我国新闻传播专业理念的成熟。但是在向经济评价回归中，新时期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上又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趋势——向经济评价倾斜，这种经济评价的过分膨胀，导致经济新闻呈现出舆论引导上的急功近利、以经济效益论英雄等偏差，一度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

(一)新闻舆论引导上的急功近利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集团利益不很明显，无论是个人还是自为群体，几乎不存在追求利益的可能和机会。由于受到严厉的政治化道德规范的约束，人们不知逐利，也不敢逐利，以蔑视金钱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市场经济需要调动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承认追求自我利益的合法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经济新闻报道为了迎合公众急于致富的心理，却忽视了市场经济需要规则的理性，在其价值取向上表现为一种急功近利的张扬。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万元户”、“十万元户”的发家故事在经济新闻中昂首挺胸地进入读者的视野，“发财”这个名词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全民经商的热潮中，教授卖馅饼、县长利用业余时间练摊等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以作为时代精神的一个典型。在这种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驱使下，“市场”这个词汇在经济新闻中变得流行，但其被赋予的内容却不得不令人担忧：“首先是将市场经济等同于办个具体的市场、圈一块地皮，各个市场和开发区的剪彩报道随处可见，似乎这种十分狭义的市场一抓就灵。第二，市场经济成了政府部门办公司、国家垄断的服务机构额外搞‘创收’的口实，这类官与商结合的‘经验’竟一时成为众多媒介的重头新闻予以报道，诸如‘社会主义的皮包公司是一种信息产业’，‘文教卫部门搞创收可以增强事业单位后劲’等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也常见诸报端。第三，各种形式主义的‘市场热’现象升温，即使落后的偏远地区也不惜集中仅有的财力去建高级商场、宾馆，这与媒介的渲染不无关系。”⁽²⁶⁾

这种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在金融报道中则表现为一味满足投资者“一夜暴富”的不切实际的心理和“钱立刻生出钱”的求富心态。例如，不少金融报道中充斥着国外股市中早已淘汰的技术分析内容，而少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股市并不成熟的实际出发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技术分析方法和技术分析理论。由于报道中所出现的技术分析侧重于分析证券价格的短期行情，因而更适合于谋取价差收入的短期投机行为，这样便无形中助长了市场的投机气氛。而短线炒作越频繁收益越低的事实，一旦成为由股民用血汗钱买来的教训，股民入市时的获利梦想化为乌有时，无疑会使股民对“庄股”画出的美妙的上升通道顿生憎恶之情，进而加剧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怀疑，显然这不仅不能有效地实现金融报道的服务功能，而且还会对我国正在积极建设中的“投资为主、投机为辅”的证券市场造成负面影响。

(二)以经济效益论英雄

我国市场经济刚推出时，经济新闻在经济评价的价值取向上泛滥着以经济效益论英雄的思潮。经济新闻连篇累牍地报道洋行里的中方雇员、有别墅的女人、酒吧里的侃爷，以及对这些内容和形象一哄而起的评价、赞誉，今天报道某个大款花了30万元摆了一桌宴席以夸富斗胜；明天又报道另一大款一掷千金地住进总统套房，尽情风流。一家电视台还推出一个系列节目，邀请的嘉宾是20位下海后短期成为百万富翁的人，记者告诉受众：他们“拣了条捷径到罗马”，“他们的未来不是梦”，“朋友，你没有理由与频频闪耀的机遇女神擦肩而过”。这种取向的实质正如学者所言：“他们被电视台和报纸归在一起当做成功者加以介绍，这表明这些传播媒介和相应的受众眼里有一种关于‘成功’的实利主义概念，就是‘发财’。”⁽²⁷⁾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伦理，也仅把发财作为确证和完善自己的方式。显然这类报道的总体效果是不能令人乐观的：“在使人们都错误地判定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某一著名老学者就写过一篇《我们都成了大富翁了吗?》以指正这类错误和错误的舆论导向还加剧了社会心理的失衡，使处于社会另一极、生活水平中下的人们，或者投入对社会财富的疯狂追逐，红道黑道正道邪道一起走，或者陷入愤怒的绝望之中，酿成一种偏畸而危险的社会心态，潜在着极大的破坏性。”⁽²⁸⁾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评价过分膨胀的价值取向下，经济新闻将一掷千金视为潇洒、派头，不爱花钱的人被斥为“守财奴”，下岗工人被解释为社会追求效率的必要代价，甚至鼓吹腐败是社会转型时期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言论也见诸报端。这样的引导失误，必然引发受众产生无奈之感，从而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失衡，正如北川隆吉所说，在过多遵从行为的现代大众社会里，电影、电视、大众通俗小说、流行歌曲的主题之一，也可谓“对非遵从的赞歌”，而且可以产生积极的非遵从行为。例如，自己把日常心理转换为非日常心理，逃避观念或幻想的束缚，超脱现实。⁽²⁹⁾

(三)专家话语的过分依赖

在经济评价的价值取向上，一些经济新闻还表现在对经济学专家话语的单纯引述与过分依赖上。应该说，向专家话语的靠拢表明了经济新闻采集者视野的开阔和专业色彩的强化，但是过分地依赖专家的话语权，尤其是经济学家的一些探索性的话语，也使经济新闻脱离了客观、公正的运行轨迹。

在股市兴起之时，股市上的投机发财问题成为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澄清的观念。一位颇有名气的经济学者对此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不必将投机当成坏事，投机是什么?就是投资于机会。商品经济就是投机的经济，就是倒把的经济。现在的投机倒把的经济是旧体制套用过来的。在商品经济中，如果有机会而不去投，就是傻瓜。中国人太缺乏投机意识。如果千千万万人都有投机意识，有千万人组成的投机队伍去投资，我们的经济就要起飞了……”⁽³⁰⁾这种意见作为学术探讨不无道理，但是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简单地传递这种意见，带来的只能是负面影响。

对于我们的经济学者，有人曾做过如下评价：“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有了不少进步。在改革开放中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在探索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经济学家应当接受各界的批评，笔者不同意对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经济学者的贡献做过高的评价。在当代中国，经济学贵为显学，但却潜藏着很大的危机，经济学家虽是时代的宠儿，但却有被宠坏的危险，有人也许已经被宠坏了；经济学家应当谦虚谨慎，不应当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态度行为，经济学家应当像布迪厄文反思社会学那样(1998)认真反思，即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进行反思。”⁽³¹⁾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揭示了法制社会与现代社会权利运作上的一个重要区分，传统社会往往通过对权利大张旗鼓的恐吓性显示，来突出权利的显赫、威严、恐怖。而现代社会则通过全景敞视技术的有规律的扩展，建立起一套细密的网络，将窥视的目光、规训的注视布满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并将人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和一举一动进行严格的细密切分，达到增强社会力量(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标准水平等)的目的。⁽³²⁾所以我们不能把专家话语作为权利的象征，而应该采取“全景敞视技术”来全面地关照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评价暴露的是观念。可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每一项重大飞跃都与经济观念的重大变革、突破与升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每一次挫折，也与脱离实际的经济理论的误导密不可分。从宏观角度上讲，经济观念的正确与否维系着国家的命运、社会的稳定；从微观来看，它又与千千万万企业的兴衰和百姓的生产、生活紧密关联。

三、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分离

舆论是十分古老的社会现象，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舆论活动，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认为，舆论就是公众的意见、群众的议论。这与早其2000多年的中国周朝《国语》一书中所说的“舆论之涌”没有太大差别。关于“舆论”的定义有各种表述，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提出：“舆论是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地位基本相近的人们或社会集团对某一事态大体相近的看法。”刘建明在《基础舆论学》中从新的研究角度指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认识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共同意思。”项德生经过对一些研究者的定义的分析比较和综合概括认为：“舆论，就是社会公众或集团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态所做的公开评价。”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指出舆论具有五大特征：时评性、倾向性、公开性、群众性、综合性。⁽³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舆论工作中传播的各种事实，包括事和人及内含的意见、倾向、思想，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归根结底来自广大人民(包括不同层次的干部、专家和工农兵学商等普通老百姓)的社会实践。舆论的主体和源泉是广大人民，传播对象也是广大人民。

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党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10多年丰富的实践，对中国经济运行形式的科学总结。党的十五大提出：从现在开始到2010年这个时期要解决的两大课题是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信息需求与日俱增，舆论的传播范围愈加扩大，频率也在加快，作用愈来愈大，所以在这样一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前艰巨、复杂的伟大事业中，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使舆论环境与经济环境相适应，并促进经济朝着良好的环境发展，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传媒工作者，特别是经济新闻采集者面前的一项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使命。

舆论导向的这种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讲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他指出：“报社的同志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坚持政治家办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应该说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掌握舆论引导方向的准则。

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环境中，社会发生重大转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这些不同角度的社会转型在总体上造成舆论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增加了舆论引导的难度。对此，一些经济新闻由于整体把握上的失当，在新闻价值取向上导致了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不协调和分离。

(一)政策宣传力度与公众承受力不相适应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仅是经济体制的转换，由于它同时触及人们生活的一些基本信念，所以说也是一种观念的转变。这种转换需要时间，绝对不是发动一两场宣传战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而我们的经济新闻在舆论引导上的失误就表现为政策宣传力度过猛形成的舆论环境，与现实经济环境中的公众承受力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差。

1992年上半年，在学习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背景下，人们热情地欢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却忽略了转换经济体制是个渐进的过程。1992年在宣传企业转换经营体制的时候，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上一味追求轰动效应，而不注意舆论环境与经济环境的互动关系，对“砸三铁”进行持续数月的集中报道。所谓“三铁”指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和干部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砸掉“三铁”，就是实现工资能高能低，工人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举措。当时一家中央级经济报纸首先推出“砸三铁”的系列报道，接着其他中央媒体也纷纷推出自己的同类报道，于是“各地报刊掀起了一股宣传‘砸三铁’的舆论浪潮，文章连篇累牍，声势十分浩大”，⁽³⁴⁾一时间举国震动，从地方官员到企业人员都在宣言要用“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这样的“新三铁”来砸“旧三铁”，报刊、电视上经常出现诸如“本钢十万职工告别‘铁饭碗’”，“北京百家企业‘上船’”之类“砸三铁”的惊人消息。实际上从当时的经济环境来看，并没有哪家企业真正能够做到“砸三铁”，因为需要配套的各种社会改革不是几个月、几年就可以解决的。由于我们国家一直强调工人阶级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在人们对企业破产、工人下岗的思想准备还不充分，国家各种配套解决的办法(如社会保障系统等)还不够完善的条件下，这样集中宣传形成冲击力很大的舆论环境，造成“一步跨入市场经济”的逼人态势，显然超出了公众承受的能力，于是“流言也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地，并且不断添油加醋，耸人听闻。……‘砸三铁’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利益受损，不满的舆论应运而生”。⁽³⁵⁾在中央制止了这种宣传之后，由于惯性，地方上的宣传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公众的流行词汇中这个特有名词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这场出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好意的宣传战，由于与经济环境相脱离、与公众的承受力不相适应，反而造成了公众的惶惑和浮躁。

改革的政策是对问题的长远考虑或带有具体的条件要求的，经济新闻采集者对此应有真切的理解。在营造舆论环境时要充分权衡与经济环境的协调，引导舆论时要采用浸润、渐进的方式，这样才能不致于引起公众因心理承受不起而造成对正确政策的误解。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不发达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普遍出现的政治不稳定现象，他认为：高度舆论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十分稳定，舆论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过程中最容易发生不稳定。因为现代化过程造成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社会动员的速度一般都比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如果人们致富的期望不能满足，就会产生社会挫折感转向政治施加压力，成为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³⁶⁾塞缪尔—亨廷顿这里所说的社会动员就是指舆论环境的营造，足见舆论环境与经济环境相分离后果之严重。

“新经济”是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低通胀、高就业和高增长的经济，其核心是信息技术和网络化。“新经济”概念的提出，是以美国经济连续80多个月的持续增长为实践依托的。换句话说，“新经济”实际上是近年来的“美国经济”，它的核心就是经济的信息化。⁽³⁷⁾

令人不解的是，当时我国传媒中也刮起了一股“新经济”旋风，言必称网络、伊妹儿，网络公司也一批批地演绎“网络暴富”的神话故事，电子商务如火如荼……甚至有人“乐观”地预测中国在“新经济”方面与美国只有两三年的差距。其实，“新经济”需要高资本投入、高素质人才、健全的市场体系，而截至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迈进的“过渡期”，中国的农业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70％，农业基础仍然相当脆弱，靠天吃饭的落后状况仍未彻底改观，工业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高，高品质、高附加值、高成长前景和高市场占有率的产品很少，工业化水平较低，非农产值和非农业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想而知，在这一背景下大力鼓吹“新经济”，其形成的舆论环境势必与现实的经济环境形成极大的反差。它的危害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所说：“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到中国来大谈特谈‘新经济’，是因为那正是他们的‘兴奋点’，他们正在为其在全球‘开拓新疆场’，而如果我们盲目地跟着起哄，也要把中国的‘经济结构’现在就提升到发达国家那样的水平……我们的经济就一定会在国际竞争中被挤垮，自己内部的矛盾也会激化。不能现实主义地冷静客观地分析本国的现象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经常会犯的一个毛病。而这正是缺乏‘本国立场’的一个表现。”⁽³⁸⁾

(二)政策解释不及时引发舆论躁动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政策出台，大多与公众实际利益相关，舆论通常会活跃起来。人们议论纷纷，各种猜测蔓延，这时特别需要具有权威性的媒介及时提供关于政策的解释，否则，经济新闻的解释性信息传播不到位，其引发的舆论躁动则是骇人的。

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从1994年1月1日起征收消费税的暂行条例。这项政策虽然提前公布了，但广大消费者对于市场经济毕竟还是陌生的，尽管媒介已经给予了适当的报道，财政部部长于1993年12月16日也对记者发表谈话做了一些解释，然而由于进一步的解释没有到位，加之各媒介的报道又时断时续，于是当时在一些地方出现抢购风潮，人们心急火燎地购置“大件”商品，个别商家乘机哄抬物价，许多人还误以为是这一政策规定向消费者征收消费税。由于经济新闻在解释政策的时效掌握方面考虑不周，解释力度不够而引发了舆论的躁动。这不得不提醒我们的经济新闻采集者，“在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将陆续出台的时候，群众的思想非常活跃，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议论，迫切需要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同志随时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为群众释疑，这是最及时最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要以为自己已经了解和掌握的东西，群众也都了解和掌握了”。⁽³⁹⁾

(三)消费舆论引导的失衡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一类新的舆论表现形态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就是急速扩张的关于消费的舆论以及消费行为舆论。消费，即人们消耗物质资料以满足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过程。

针对我国消费舆论的引导，新闻学者陈力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当前消费舆论的特征表明，公众在消费中尚缺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消费文化。”⁽⁴⁰⁾因为在经济新闻报道中，在价值取向上把消费仅仅视为一种经济现象。正是媒介这样的片面导引，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物欲追求，使其呈现出一种无限膨胀的趋势。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生活动荡、贫困和商品匮乏之后，当生活好转进入持续发展阶段的时候，人们容易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念：用高档消费(购买越来越高档的耐用消费品，公开地大规模奢侈消费等)来象征地位和财富。此时经济新闻如果一味提高人们的消费期望，超量创造出人们的消费需求，消费舆论呈现为一种遏制不住的“欲购情结”，其结果势必使受众不顾实际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无限追求新的刺激；与此同时还会造成受众的精神消费，特别是较高层次的精神消费意识严重滞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由于经济新闻采集者主观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其价值取向上不能冷静地为受众提供丰富的消费选择，而是爆炒某名人弃文从商，某大款住总统套房享受良宵，某地百万元豪门宴等真真假假的新闻，无形中在观念上呼唤着对金钱的极度追求，其结果也势必引起大多数温饱型公众对生活前景的恐慌。

正是传媒在不断地制造着超前消费意识，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的现实生活发生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使生活的压抑扩散为贫与富、奢糜与饥饿对立的新冲击波，使不同消费阶层的差异和冲突明晰化，“使群体共同富裕的承诺在当下消费巨大反差中，演绎成一种钱就是权的世界人生分裂冲突对峙图景”。⁽⁴¹⁾

这种观念上对消费的激烈追求，造成的舆论环境与经济环境相背离，与我国的现实形成一系列矛盾，自然可能造成舆论的震荡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些矛盾是：(1)普遍的高消费热情与国民实际购买力之间的差距扩大；(2)维持高消费的资源和能量与实际可利用之间越发不平衡；(3)原有的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特征与这种普遍的消费主义潮流发生冲突，形成一定的不同群体间的观众紧张态势。⁽⁴²⁾

所以经济新闻要善于利用人们对消费的关注，因势利导，营造对美和理性追求的舆论氛围。1996年5—7月《文汇报》组织的“当前我们应该倡导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讨论，以一封读者来信为起点，连续发表了20封来信，接着组织了14位学者、官员座谈，结果“量入为出、结构均衡、理性选择、追求多样、健康向上”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当前应持的生活方式。《人民日报》1996年初组织的“95回眸看消费”专版，既展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消费的多样化，也在7个消费领域向读者分别提出了未来适当而多彩的消费原则；同时帮助商家总结经验，忠告他们“商家，请你不要短视”。这种热情不减、冷静在胸的报道，正是经济新闻应取的价值取向策略。

四、社会责任意识的淡化

转型时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量的新的经济现象泥沙俱下。因此面对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变革，经济新闻肩负着从思维层面上对社会实践进行思考的责任，以帮助受众认识和克服在前进过程中所遇到的盲点。况且，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远不够完善，这就加重了经济新闻思考的社会责任。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宣扬遵循经济新闻传播规律、回归客观、强化信息意识的背后，实际上隐蔽着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上社会责任意识的淡化：回避从思维层面对经济实践进行思考的责任，在信息传播中放弃思考，满足于分散的、单个信息扩散的“信息拼盘”的制造，导致经济新闻“炒作”有余而理性思索不足，这一点在金融新闻中显得尤为突出。

(一)盲目追求“独家新闻”

金融新闻为追求“独家新闻”，热衷传播小道消息或不实信息，有意无意地充当谣言的加工厂、信息污染的滋生地。最为典型的是“新中国股市第一桩全国性诈骗案”苏三山事件的报道。1993年11月5日，一个自称“北海正大置业公司”的机构向许多报刊发传真，称其已购得苏三山股票5.006％，并说同时电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苏三山公司。海南的一家证券专业报为追求所谓的“独家新闻”，在未作任何核实的情况下即在次日头版头条予以全文发表，造成苏三山股票从开盘的8.30元猛涨至收盘的11.40元。后经中国证监会等监督机构近一个月的调查，所谓“收购苏三山”竟是一个大骗局。湖南某违法分子挪用公款100万元买了苏三山股票后高位套牢，故意编造出这一收购的假新闻借以“拔高出货”。按规定，类似收购、兼并这样的有关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必须由交易所作出判断，并及时采取股票停牌等措施，让所有投资者都能公平获知并消化这一信息。然而由于个别传媒的这一虚假报道，很多股民信以为真，纷纷“跟进”，真相大白后股价急剧“跳水”，股民损失惨重。据查，此次事件受骗者直接经济损失约8000万元。而其所带来的隐性损失，即投民投资心态的负面影响则是无可估量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新闻与公众的利益得失密切相关，更是相当敏感，为盲目追求“独家新闻”而匆忙报道的经济新闻，不仅因为报道失实影响公众的认识，而且是整体上造成舆论的误导、市场的震荡。1995年初华东某晚报头版赫然登出一条题为《桑塔纳今年出厂价：9万》，误将计划3年内达到的目标变成了当时的事实，结果引发全国各地汽车市场的舆论震荡，“上汽”公司无端遭受重大损失。“消息一出，市场为之哗然。……桑车市场陡起波澜，价格迅速下落，引起的连锁反应是，销量即刻下降。”⁽⁴³⁾

(二)违规违法抢发新闻

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有着很强的时效性特征，然而一味地求快，盲目抢发，势必如单三娅在《身为记者》中所说：“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正确把握新闻的时效性，是新闻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遗憾的是由于一些经济新闻采集者社会责任意识淡化，对职业本身的这种弱点缺少警觉，以至于在经济新闻报道中为追求新闻价值最大化只讲时间，不讲效果，甚至违规违法抢发新闻。

金融新闻的时效性有严格的法定时间限制，这就是法律规定的所有重大信息必须在第一时间报告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监督机构后，再由证券传媒发布。所以金融新闻既要快，同时重大信息又必须在证券监管机构获准后才能公之于众。违反信息披露原则抢发所谓内部消息，以求轰动效应，是金融报道的违规违法行为。比如1996年1月的“广华事件”：四川省广信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所持的四川广华公司国家股5780万股中的3500万股，以协议方式转让给美国凌龙公司(中国工业集团)，转让部分占该局所持国家股权的60％，占广华公司总股本的25％，凌龙公司由此一跃成为广华公司的最大股东。这一切应属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变动，照理说应该按信息披露层原则先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后在有关传媒进行信息披露。可是一家证券大报却未经报告，抢先于1996年1月25日以独家新闻的方式把这一信息透露出来，结果造成股市大幅震动，市场一度非常混乱。针对这一事件，中国证监会在当晚发布的公开意见中指出：“此举违反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的第19条规定，造成了不良影响。”并决定1月25—26日两天停止该公司流通股交易。针对我国金融监管和报道中的这一混乱局面，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严正指出：“证券立法和证券市场监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小投资者的利益，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必须严明披露制度，确保信息透明，同时严厉惩罚内幕交易、操纵市场、造势做局等侵犯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处于信息和权势的劣势地位的‘股民’，就会真的成为股官股霸可以任意鱼肉的百姓。”⁽⁴⁴⁾

(三)轻信股评随意预测

有人曾说我国股市尚不成熟、不规范，但股评却异常发达，股评家汗牛充栋。这也是因为我国金融新闻热衷的“服务”手法是荐股和行情预测，而轻信股评随意预测正是金融新闻价值取向的又一误区。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20世纪末我国金融新闻中荐股的理由往往简单到只有几个字，如“庄股”、“强庄入驻”、“主力筹码集中”，至于行情预测，则大多是依据西方股市发展轨迹逐渐形成的“西式”分析理论和分析方法，诸如“KDJ指标低位金叉或高位死叉”、“突破强阻力位或跳空缺口”的纯技术分析理论，这样当然不可能真正描画出中国股市的涨跌规律。例如，国庆50周年前后的股情就走出了与多名股评家预测相反的走势。1999年9月11日，一位股评家在《股市面临深刻变革》一文的结尾说：“周四的放量长阳，一举突破8月份的盘整箱体，表明原先的多空平衡格局开始向各方转化。今后市场大涨小回，步步为营是主旋律。”另一位股评家在《跨世纪行情迈新步》一文中更为坚定地说：“相信下周将反复放量上扬，挑战六月底的历史新高……投资者应满仓持股等待跨年度牛年的大丰收。”还有一位股评家在《节后行情可乐观》一文甚至这样断言：“真正强势行情，或者突破1700点，可能在9月28日前后。”当9—10月份股市实际运行的轨迹与这些股评精粹大相径庭时，随着预测信息变成天方夜谭，金融新闻报道的服务功能也陷入令人尴尬的境地。

显然，这种轻信股评随意预测的价值取向，致使金融新闻报道中盛行技术分析的内容以及荐股、行情预测的信息，不利于引导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形成理智的投资心态。

(四)忽视对投资者风险意识的指导和培养

随着金融新闻中盛行对证券市场的走势一味作跟风式的推测分析，带来的另一个后果便是金融新闻价值取向上忽视对投资者风险意识的指导和培养，表现在金融报道中缺乏对风险理论知识的系统阐述和风险案例的对比分析，导致股票交易中的过度投机。1997年夏季，国民经济运作状态处于近几年来的低谷，股市却相当火爆，大批股民盲目入市，造成极大的投资风险。这期间的金融新闻报道很少有提醒股民保持清醒头脑，注意投资风险的“告诫”；相反一些报道还竞相鼓噪，放言“1500点指日可待”，“1600点为时不远”，等等。直到《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才改变了市场及舆论的狂热，使许多投资者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这种情况其实早在1996年《人民日报》评论员就曾发表评论指出：“一部分报刊、电台、电视台、声讯台的股评节目和证券机构极少进行风险告诫，而是一味鼓噪，有的甚至传播谣言，误导股民。”

江泽民总书记曾说过：“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安全，如果金融不稳定，势必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阻碍整个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工作。”⁽⁴⁵⁾所以要使金融新闻能担负起维护金融安全的使命，就要求金融新闻采集者强化社会责任感，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审视、把握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指示，尤其是客观的调控思想，并以此作为报道的指导思想，引导投资者和社会公众认清经济规律，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使我们的金融传媒及其报道力求做到成为“诚实的金融家和可敬的经纪商之友”，“不道德推销商和赌徒的敌人”，⁽⁴⁶⁾给投资者以真正意义上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