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闻采访的要求

第三节　经济新闻采访的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新闻报道内容日益丰富，报道形式也不断更新，对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一、经济新闻记者要建立全新的思维方式

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同一定的时代息息相关，密切联系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必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变革。市场经济对新闻报道的要求，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市场经济的自主性，要求我们的经济报道必须从过去单纯的生产性报道转向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全方位的报道；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要求我们的经济报道更要强调客观公正性和开放度。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形成的传统信息思维方式由于思维空间狭小，思维运行线路单一，容易陷入片面性、概念化和绝对化，显然已不能适应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建立全新的思维方式是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

1.动态思维

这是一种运动的、调整性的不断选择优化的思维。它要求经济新闻记者着眼于事物发展的趋势，根据报道对象和报道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程序和思维方向，以实现报道目标优化的思维过程。市场经济既是一种竞争的经济，又是一种活力经济，激烈的社会变革、活跃的社会竞争，使整个社会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生活节奏大大加快，新信息、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作为经济新闻记者，应响应市场经济的呼唤，用动态思维方式，去捕捉市场上的“活鱼”，能从市场经济的热点，开展动态化、进行式、追踪式的采访报道，向受众提供新鲜活泼的经济新闻。2002年7月11日《河北日报》刊发的《我省交通图五年七变》，正是因为抓住了交通图变化的事实，用变动的思维来理清交通发展的脉络，表现了交通事业发展的成就，此稿被评为2002年河北省新闻奖一等奖，获第13届中国新闻一等奖。

动态思维也是与前瞻思维相联系的，就是要求记者能对客观事物率先做出认识与预测，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及其走势进行洞察，它包含了对事物细致的观察、透辟的分析以及用发展的眼光正确估量一系列繁杂的思维活动。一些有深度、有见解的分析性报道，一些“风起于青萍之末”就能敏锐抓住的“先知先觉”的报道，一些展示事物发展趋向的预测性报道，都离不开前瞻性思维。第12届中国新闻奖消息二等奖作品《义乌外来务工人员首次当选人大代表》，所报道的浙江省“义乌外来务工人员首次当选人大代表”的内容，无疑是新颖的，是独家所有的，是超前性的。浙江是民工流动大省，每年都有数十万人进出。如何使他们能参加基层人大的换届选举，依法享有民主权利，是我国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新问题。记者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将外来民工依法当选为人大代表这件事写成消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因此该消息见报后，获得了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的表扬。

2.发散性思维

这是指在创造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从已有的信息出发，尽可能地向各个方向扩展，不受已知或现存方式、方法、规则的约束，并且从这种扩散、辐射和求异式的思考中，求得多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衍生出多种不同的结果。发散性、独创性是它最显著的特点。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一种成果，发散性思维包括多种思维方式，它的各种思维方式都可以运用于新闻采访实践，常见的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求异思维。美国新闻学家吉尔福特根据人的思维方式不同，把思维分为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两种。求同思维是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沿着一个方向去思考，寻求唯一的答案；而求异思维则不依常规，沿着不同方向思考，以探求新的多样性结论，是对定势思维的一种突破。“新”和“异”是一对天然的孪生姐妹，创新离不开求异，求异是为了创新，给人以新鲜感，使人惊喜，让人喜闻乐见。求异思维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它通过对已有经验的奇妙综合，产生某种与众不同的崭新结论。有意识地运用求异思维，记者在采写经济新闻时就能独具慧眼，发现平常的事实中蕴藏的新闻价值，从而达到见人之听未见，思人之所未思的境界。

刊发于1991年6月2日《南京日报》的《全国药交会开幕式成了闭幕式》报道，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马焕新发现开幕式会场来宾稀稀落落，一些主要交易场所和前几天爆满的宾馆饭店冷清下来，职业的敏感驱使他顺藤摸瓜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从而了解到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人们不再按部就班地等到大会的安排，而是纷纷提前到会做起了生意，到大会开幕时，成交额已达10亿元，大部分代表已打道回府。正是思维的变通性使得记者没有来到现场后就掉头离开，而是捕捉到了体现时代特色的新闻事实。独特性是指思维朝着全新的角度发展，形成与众不同的见解，用前所未有的新角度、新观点来反映事物。获第二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金牌不是名牌》(《经济参考报》1991年8月24日)就是运用求异思维来认识采访所得事实写出的佳作，对事物的认识判断是以思维的突破作为前提的。

二是多向思维。多向思维是发散性思维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它是指在思考问题时，尽可能从多个方面，沿着多种不同的方向去考虑，使思维呈辐射状，多渠道思考中摆脱经验造成的心理定势，从而寻找出新的结论，它是对线性的、单一因果关系的突破，看到既定的新闻事实，在思维过程中不依赖由因到果的常规，打破模式化，按一因多果、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复合因果进行思考，从多方面寻找答案，从而引出更多的信息，得出多样性的结论。2007年，受国际原油市场影响，我国的成品油供应出现了相对紧张的局面，一些媒体就报道了出租车排队等候而加不上油的新闻。可中央级媒体不仅报道了供应紧张的情况，还指出国家成品油储备充足，出现紧张情况是由于调拨渠道不畅，国际油价影响和一些加油站囤积居奇、故意限时加油所致，并及时报道了国家加紧成品油调拨和查处违规加油站的情况。这里就运用了多向思维，从成品油供应紧张这一事实出发，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多种原因，展现了事态进一步的发展趋势，并显示了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负责态度，使受众对这一新闻事实的认识变得立体、多元，成品油紧张的尴尬也变得“柳暗花明”。

舟山海域是海洋负责鱼类的集中产地，是我国最大的渔场，有鱼、虾300多种，年捕捞量数十万吨，占全国十分之一，舟山制定发展规划时曾有过一种意见“以渔立市”，《经济日报》记者来到舟山采访，发现“以渔为市”的事实并没有发生，没有决定，照理舟山的采访可以打道回府了，但记者来到舟山后，观察了舟山的“渔、港、景”，查阅了解了舟山的历史与自然地理情况——为什么鸦片战争中中英双方在这里发生了“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战”?舟山在古代对外商贸与航运上的作用，它的地理位置也是经济地理情况，从地理的优势发现其优越的建港条件。记者通过发散性思维，把收集到的信息与研究问题结合起来，预见到舟山尽管目前落后了，但只要以运促港，让货流带动人流，诱发新的经济增长因素，提高开放度，“舟山前景不可限量”，再造一个“香港”是完全可能的。

随着开放的扩大，现代社会的信息、技术、知识正广泛交流，打破了地区、城市、国家之间的疆域。通过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正在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工业、农业、科技、贸易、金融之间，正在按内在的规律建立新的联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这种形势下，记者只有具有开放的思维方式才能接受各种信息。大量地接受知识和信息是开放性思维的基础。有人说，大部分的好点子，都是由平凡的事物或观念组合而成的。“组合”，就需要大量的素材，而获得素材最便捷、最经济的方法，就是大量接受知识和信息。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开放性思维便无法启动。从这一点来说，丰富知识储备，拓宽知识面是造就开放性思维的关键。开放性思维的另一方面，是指思路的开阔。记者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是沿着单一线索进行，而是纵横交错，四面开花，要广伸“触角”，思维要像“雷达”一样，在360°的空间“扫描”：本地和外地的、本行业及其他行业的、中央和基层的、国内和国外的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观察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新问题，接受新事物，得出与常人不同的看法，写出有新意的报道。“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朱海燕采写的《今天火车登陆海南》一稿获得第14届“中国新闻奖”消息二等奖正是得益于开放性思维的运用。在新闻事件发生的当天，全国150多家新闻媒体的200多名记者在现场采访，唯独朱海燕写的这一条消息一枝独秀成为获奖的新闻精品。在一条800字的消息中，为读者提供的与新闻主题相关的信息竟然多达70多个。除生动、细致的现场情景描写外，还运用回顾历史法、比较对照法、来龙去脉法，从苏东坡、海瑞写起，又写到张之洞、孙中山曾提出“筑铁路至海南”的设想；还写了日本侵略者为掠夺财富，在八所一带用4万中国人的生命筑了200公里的铁路；最后写到现在因交通不畅，使海南的物流不顺，引进外资逐年下降，瓜果蔬菜因为运力不足烂在地里，旅游本来有接待2000万人的能力也只能接待1200万人，等等。如果记者的思维不是开放性的，不是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的，而是沿着单一线索进行，就不可能涉及如此众多的信息，报道也就没有现在的深度和高度，也就很难成为独树一帜的新闻精品。

三是变形思维。变形思维是指在思维过程中，抓住事物富有特征的局部进行放大或缩小，用变形的方式来展现事物的本质。它的实质是把个别变成一般或把一般变成个别，其基本特征是“放大”或“缩小”。为了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就，一位记者认真观察了农民群众的“电视天线”：20世纪80年代是室外天线，90年代是“铝锅”天线，进入21世纪天线越来越少，闭路电视进入农家。他以《天线的变迁》为题，以小小的天线为切入点，通过农村电视天线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再从有到无的变化折射出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3.统摄思维

统摄思维又称收敛思维，是一种驾驭、吸收并凝聚各种信息的思维形式。对记者来说，运用这些思维就意味着在采访中要学会对所获得的众多事实进行集中、过滤、分析、归纳，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准确的概括。记者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社会现象善于运用统摄思维来加以概括和提炼，就有助于把那些牵动全局、带有方向性的倾向性问题和人民群众还在探索中的有生命力的事物所蕴含的信息“激活”，使其活化成“含金量”很高的新闻报道，实现超越地域或行业的传播价值。1998年国庆，我国迎来了第一个七天长假，这不仅乐了百姓，也乐了商家。长期平淡的消费市场出现了红红火火的热闹场面，新华社了解到这一事实后，又走访了旅游、交通等权威部门和众多商家，就如何启动消费这一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主题进行探讨，认定“假日消费”必将给消费市场带来无限商机，只要各方面多动脑筋，早作准备，携手开发适应节假日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假日消费”会给启动消费带来更为精彩的一幕。正是因为记者运用了统摄思维来分析、过滤、归纳所采访到的新闻事实，使这篇《国庆放长假消费掀热浪》的报道比众多媒体的假日消费报道，棋高一着，技高一筹，成为一篇“人无我有”的独家新闻。

二、建立宏观意识和全球意识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的现象纷繁复杂、多姿多彩且变化多端，受众需要通过新闻传媒及时、全面地了解和把握这一现象及其变化，以随时调整、规范自身的经济行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济新闻报道要承担起这一职责，记者在进行采访的时候必须具备宏观意识和全球意识。

宏观意识，就是指新闻工作者面对新事物时，要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范围里来观察分析，从总体联系上把握事物，认清事物发展的趋势。记者站在一个制高点上，鸟瞰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从纵览全局中去考察报道对象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在全局的地位和作用中去判断事物的分量及其新闻价值。具有宏观意识写出的报道，既能剖析新闻事实的内涵，充分揭示其蕴含的意义和价值，又能说明新闻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发展趋势，使新闻成为有事实、有背景、有分析的深度报道。

作为江苏的一个县级市，昆山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其近年来在苏南地区处于领跑地位，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基地之一，其迅速崛起引起了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昆山经济之所以能够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潮涌而来的国际资本，是全球产业梯次转移造就了这个新兴城市的强大增长动力。究其实质，昆山的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催生的结果。第13届“中国新闻奖”消息三等奖作品《昆山：全球催“金蛋”》的作者运用宏观性思维，站在全球的制高点上，意识到对这一经济现象进行具体表现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该市半年度统计数字出来之后当即采访了有关部门，选取“每天三个一千万”(每天外资合同1000万美元，出口1000万美元，财政收入1000万元)为新闻主体，从具体的数字来源入手，并将其置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观照，从中提炼出“全球化催生‘金蛋’”的主题，见微知著地揭示了昆山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向人们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时代发展的潮流，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积极谋求自身发展成为很多地方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现代市场经济既是自主性、盈利性的经济，又是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记者要想从总体上把握它，就必须自觉地运用宏观思维，既要跑市场，研究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不能忽视跑政府、研究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这样才能高屋建瓴，全局在胸，把握时代脉搏，捕捉到那些影响全局、带动全局的重大新闻事实，写出时空跨度大、有历史纵深感的报道，当然，强调宏观意识并不意味着忽视微观意识，而是在采访中要把宏观意识和微观意识结合起来，从微观体现宏观，避免就事论事或以点带面，以偏概全。

系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系统。“系统是相互关联并组成一个整体的一组事物”，系统具有整体性和互相依存性，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另一个变量也相应发生变化。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对它产生影响。社会发生的一切问题，都有可能与正在报道的经济新闻相关，因此，只报告一个给定的变化事实，是难以让受众全面理解和把握新闻事实的。好的经济报道，不仅要切中经济生活中矛盾的结合点，而且要将经济矛盾热点背后的关联性找到，透过经济现象看本质。“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看未来，这是人们的普遍思维。新闻报道不应当停留在客观报道上，而应当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对相关事件和史实进行综合分析，对事件的前景进行预测，引导人们的思维不断延伸。这是前瞻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¹⁸⁾一些因素对经济新闻的影响是长期的、历史的，因此经济新闻记者还要注意从历史的演进中看清事物的发展变化和本质特征，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增加新闻的深度，为百姓决断、政府决策提供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建议和决断依据。经济新闻前瞻性正是在与历史的对比、与未来的对接中做出分析、判断和提炼。进行经济新闻的深度报道，需要学会以宏观的视野关注经济现象，用联系的方法找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事件背后的关联性。许多前瞻性的新闻是在对大局的把握和深层次思考中提炼出来的，没有超前分析和科学思考，不可能取得驾驭新闻报道的主动权。1998年7月，在浙江知名度颇高的私营企业金义集团正悄悄地进行着集团领导成员的调整。一批陈氏亲属从集团的领导层剥离出来，而替代的，正是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非陈氏亲属的经营骨干。记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普通的地方私营企业的人事变动事件挖掘出了其中所蕴藏的一个重大主题：私营企业如何打破家族制这一落后的管理模式。

2004年4月21日《长江日报》刊发的通讯《清仓·抢购——龙年大游戏》，通过一家国营大百货商场“清仓甩卖”所掀起的惊心动魄、令人生畏的抢购风潮，站在建立城市商业文化的宏观大局上，提醒我们多年来致力建设的商业化工程似乎是一个“豆腐渣工程”，经营者的不理性、消费者的不理性、管理部门的监控不完备、引导消费的传媒欠成熟等诸多因素导致我们的消费市场还很不成熟、很不理性，牵引着市场健康发展的商业体制和商业文化体系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毫无反复的。

1997年7月30日《长江日报》刊发的《140万双袜子的命运》的成功也得力于记者在采访到武汉袜厂140双袜子在仓库里沉睡的事实材料后，没有把认识焦点放在这批袜子该不该卖上，而是通过访问经济学家，从袜子的命运入手，把报道的重心提高到国企改革的难点——体制上来，由袜子拓展到我们的国企管理体制，政府对企业法人的监督、控制和考核体制，正是由于宏观意识统领了新闻事实，报道通过解剖武汉袜厂这只麻雀，使我们对国企就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从而更加关注经济体制的改革。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经济学家吴晓求在第四届FSI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概括和预见了21世纪经济最显著的三个特征：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资产证券化。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经济体系之间的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产业越来越精细化，意味着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经济体系在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各自获得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¹⁹⁾2001年12月1日，我国正式加入WTO，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并将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同时中国经济也要接受WTO规则的矫正。今天“全球化”绝对不再是概念和口号，已变成影响甚至左右经济发展和企业兴旺的重要因素。

要提升经济报道价值，就意味着经济新闻采访要建立全球意识，要把经济活动放到全球背景下来考察和评判，同时还要树立把中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观念，关注国际产经、财经包括政治方面的最新动态，并将其和国内经济状况联系起来，分析其可能对国内经济产生的影响。当今社会的经济生活正在迅速地打破国内与国外的界限，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越来越司空见惯。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不仅大国经济的变化在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周边国家和本地区的经济变化也可能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例如，“如果不了解耐克(NIKE)在美国、欧洲遭抵制的情况，就写不出雅加达、河内的劳工情况”。⁽²⁰⁾美国、欧盟对农产品实施补贴政策，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更加困难；而发展中国家也会影响发达国家，越南决定扩大咖啡出口并取得极大成功后，世界咖啡价格大跌，导致巴西、哥伦比亚以及中美洲一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因此，站在全球角度进行分析十分重要。今后，随着国家向外来者开放，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乃至贫困问题都不再是一国内部的问题，而是成了国际问题。因此，没有全球视野就无法认识到事实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经济新闻采访要拥有开放的视野，善于把经济现象、经济形势、经济事件、经济活动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去比较、对照，在与世界的比较、与全国的比较中寻找、发现、挖掘和策划新闻。这样做出来的报道才更有高度、深度和厚度。这就要求经济新闻记者必须有强烈的国际市场意识，不仅要全面了解地方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还要学会把地方经济发展放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思考，从而增强经济报道的决策魅力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性。

1997年7月24日《深圳特区报》刊发的《波音兼并麦道告诉深圳什么》，作者以经济新闻特有的新闻敏感，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度，从波音兼并麦道，发现了世界经济发展正出现新的变化，“以大做强，以强制胜”的时代已经来临，提醒万里之外的深圳要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发生的这种变化，并恰当地采取对策，跟上形势，深圳企业小而散的经济结构必须尽快改变，抓住历史契机组建国际化的主力舰队，靠机帆船、小舢板打不赢现代海战。正是因为记者具有全球意识，用全球眼光考察经济形式，而不是局限于本地区的眼前事实，这篇报道对全国都有了普遍意义。

2001年3月7日，聊城市农村工作会议召开，记者前去采访。会上，副市长即席讲的几句话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自从去年年底英国再次出现疯牛病以来，欧盟、中东、拉美和亚非等地的主要牛肉进口国家纷纷转向中国寻找牛肉货源，高唐县的蓝山集团今年1月就收到订单500吨，而去年全年出口仅为1400吨。为组织牛肉出口，它们在周围300公里的范围内收购活牛仍感到困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聊城发展养牛大有可为。”⁽²¹⁾听到这里，记者顿觉眼前一亮：这里面有“活鱼”——学会用“联系”的观点看待经济生活中的“异常”现象，并揭示其中的本质。作出这样的判断，得益于记者平时对这方面情况的关注。据了解，由于中国的牛多是食用牧草，牛肉中纤维较多、口感差，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一直不强。欧洲“疯牛病”爆发后，许多人拒食欧洲牛肉，这无疑给我国牛肉抢占国际市场带来了机遇。但是，资料显示，自“疯牛病”在欧洲流行以来，中国牛肉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并没有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蓝山集团取得如此成绩在国内是少见的，单就这一点来说，就有新闻价值。于是记者第二天来到蓝山集团采访，了解到为保证订单的完成，蓝山集团请到了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为集团起草鲁西黄牛繁育销售加工体系可行性报告，为确保鲁西黄牛繁育销售加工体系早日见到成效，县政府已经研究制定了以“农民贷款、政府与企业担保、财政贴息”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号召在全县大力发展养牛业。高唐县政府正与企业紧紧抓住机遇，通力合作，大做“牛”文章的做法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此，记者采写了《欧洲肉牛“疯”了鲁西黄牛“牛”了》，2001年3月19日在《聊城日报·北方晨刊》一版头条刊登，同日，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也将此稿刊发。随后，《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将此稿分别转发或摘播；不久，《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又分别刊发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专稿和专版，从各方面探讨这一现象的意义及影响。“牛”起来的“鲁西黄牛”使聊城名声大振。

经济新闻记者要有全球意识，还必须树立把中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观念，把采集到的新闻事实与国家前途、世界形势联系起来，因事论理，充分发挥新闻的舆论引导作用。黄河小浪底截流工程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雄伟工程采取的是国际投标的运营方式，3个主要工程分别由意、德、法的3家公司承包，它们又以工程分包和劳务分包的形式将部分工程转包给其他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51个国家共同参与，构成了复杂的生产关系，没有谁说了算的领导，也没有绝对权威，一切按合同——国际通用的菲迪克条款办事。开工以来，数以百计的记者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讲意义、颂精神、述艰苦、状攻坚、析时效、列战果、报记录，读后让人兴奋又似有遗憾，1997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的《筑起的，不仅仅是一座大坝——写在小浪底之际》，其过人之处就在于记者在采访中具有全球意识，把小浪底化作一个国际大舞台，通过采集到在工程管理上与国际管理接轨过程中我们经历的痛苦、付出的代价、得到的警醒等生动的新闻事实材料，大声告诫国人：“经济建设必须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跟上时代!”同时告诫国人：要同国际接轨，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法制建设刻不容缓!

《深圳商报》记者刘洪恩2003年春节期间，面对美伊关系紧张不断升级，整个春节一直在思索：美伊开战对深圳出口将会带来哪些影响?深圳企业如何尽可能规避战争带来的不利影响?是积极扩大出口?他每天都要上网查看境内外报纸对美伊局势的最新报道，收集与深圳经济有关的数据资料。随后又赶到深圳海关采访，深圳海关方面称，如果战争真的开打，对深圳经济影响还是很大的，并建议刘洪恩提醒出口企业，抓紧办理出口保险规避风险。随后，他又拨通市外经贸局等单位的电话，请相关人士和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深圳出口面临的挑战，以及由于战争加快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的进程、深圳良好的投资环境对境外企业移入深圳的吸引力、深圳应当如何抓住机遇接纳境外企业迁入等。由于准备很充分、采访也很扎实，《美伊开战将影响深圳出口》的新闻报道头版头条见报后，受到深圳海关、出口企业、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读者的好评。⁽²²⁾

三、谨慎运用隐性采访

(一)隐性采访的内涵与特点

《新闻学大辞典》将隐性采访定义为：“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隐性采访一般用于一些特殊情况，如在敌方或犯罪分子中采访，对那些拒绝采访的人进行采访，或用于检验一些单位或个人的工作情况等。目前隐性采访也已成为记者经常采用的方式之一，运用得好，会采访到显性采访得不到的较有价值的新闻。隐性采访要求记者具备一些特殊本领，如察言观色、随机应变、不怕辛苦等。常见诸报端的‘暗访’即‘隐性采访’。”⁽²³⁾有学者提出：“隐性采访是指新闻记者隐去记者身份而秘密地采获新闻事实的采访方法。”⁽²⁴⁾并指出，隐性采访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与公开采访相比较有自己较为显著的特征。⁽²⁵⁾

第一，记者主动出击。隐性采访是记者主动出击进行采访的行为，记者采访时一定始终在新闻发生的现场，隐性采访进行之前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从采访计划的设定到采访设备安排，都应精心计划，可谓有备而来，否则隐性采访就无法完整地进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记者也有可能出现在突发新闻的现场进行采访，有时记者还有可能直接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但这种不期而遇的目击新闻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隐性采访，因为记者是被动地介入了新闻事件。

第二，新闻事实周详。隐性采访通常用于抨击社会不良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效果远比公开采访为好，这已经被无数新闻采访的事实所反复证明。通过隐性采访获得的新闻事实比较周详，舆论监督的力度也比较大；同时周详的新闻事实也能有效地防止新闻侵权行为的发生。

第三，社会参与程度较高。隐性采访的线索大多来自社会成员的举报，缺少社会成员的举报，隐性采访将失去最为重要的新闻源。另一方面，隐性采访也是受众欢迎的一种采访方式，通过这种采访手段采获的新闻，受众有较高的接收兴趣。

第四，隐瞒身份。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有人愿意侃侃而谈，有人却表示“无可奉告”，新闻工作的职业要求就是获取和核对新闻事实，使记者们不仅要从“侃侃而谈者”那里采获新闻，还要从“无可奉告者”那里采获新闻。面对“无可奉告者”隐去记者身份无疑是最好的办法。因此隐性采访中记者只有隐瞒身份，才可能更方便地采获到有价值的新闻。

第五，隐藏目的。记者以某种社会角色(不是记者角色)面对不愿接受采访的对象，他们必须隐藏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否则，既达不到隐瞒身份的目的，也无法实现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在具体的采访实践中，记者会针对不同的人物和事件，以不同的身份进行实际的采访。但不管身份如何千差万别，隐藏目的的做法始终如一，不会改变。

第六，隐蔽手段。不言而喻，隐瞒身份和隐藏目的最终是依靠手段实现的。隐蔽手段首先需要借助技术设备的精良来保证，早期的隐性采访由于缺少精良的技术手段，因而每每显得捉襟见肘，有时甚至险象环生。可见，技术设备对于隐性采访的成功与否关系极大。而科技发展到今天，随着小巧精良的摄录设备的出现，隐性采访的手段已越来越隐蔽了。隐蔽手段同时还包括记者了解新闻事实的方法与公开采访显著不同，提问的方法、语气等，都要有意识地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

隐性采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0年，其时，现已停刊的《纽约世界报》记者伊丽莎白·科克伦化名内利·布莱，扮成精神病人入住精神病院，调查病人受到的待遇，并就此以《疯人院的10天》为题在《纽约世界报》刊出3篇报道。⁽²⁶⁾这就是新闻史上著名的“装疯采访”。20世纪30年代随着新闻竞争的加剧，以及60～70年代一些权威新闻奖项对采用隐性采访新闻报道的首肯(如《芝加哥论坛报》因隐性报道获过两次普利策奖)，进一步助长了隐性采访的发展，70年代的“水门事件”，更使隐性采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新闻界频繁使用隐性采访进行舆论监督，1992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对河北省无极县假药市场的暗访是较早使用隐性采访的一个成功案例。因此隐性采访也成为媒体比较青睐的一种采访方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每周质量报告》、《今日说法》等一些闻名遐迩的栏目，也经常借助隐性采访来针砭时弊，弘扬正气，因此赢得了受众的喜爱。

(二)隐性采访的负面影响

第一，过度依赖隐性采访，导致记者采访技巧的退化、职业理念的淡化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弱化，从而导致媒体行业素质和专业素质的整体下降。我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曾指出：“新闻记者应该有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²⁷⁾这“四能”告诉我们，记者的专业素质体现在具有较强的采写能力上。因此有学者提出：“记者的职业，就是要在不欺骗和不违背其他道德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采访到新闻，这就是记者的专业。”⁽²⁸⁾经济新闻报道中，记者在发现新闻线索、搜集新闻素材方面的专业技巧和水平要求比写作的技巧要求更高，凭借记者的采访技巧和人脉关系从各个方面获得需要的素材，这恰恰最能体现记者的专业水平。因此，不加限制地使用隐性采访手段，记者过分依赖偷拍偷录设备，使得隐性采访成了降低记者专业门槛的工具，冲击着媒体责任和记者职业道德的底线。

第二，隐性采访易引发新闻侵权。由于隐性采访的非公开性特点，它较之显性采访更容易造成新闻侵权，尤其容易对被采访者的肖像权和隐私权构成侵犯。隐私权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人格权，其客体一般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其内容一般包括个人生活安宁权、个人信息和生活情报的控制保密权、个人通信秘密权、个人对其隐私的利用权等。在经济新闻的隐性采访中，最容易发生侵权行为的就是侵害企业家或相关企业的隐私权。肖像权是公民对自己的肖像及其利益进行支配、保护的权利。在法律规定上，肖像权的保护，主要是指未经肖像权人允许不得非法使用其肖像。在现实中，未经他人允许，偷拍、偷录他人的肖像，并损害肖像上所体现的人格利益(包括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也是不允许的，除非具有合法的抗辩事由。在经济新闻的隐性采访中，既有未经他人允许拍摄其肖像的问题，也有未经本人同意使用其肖像的问题，这些都是侵害肖像权的行为。当然这种采访如果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抗辩事由，就可视为合法行为，否则就会构成侵害肖像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经济新闻采访中滥用隐性采访，容易造成商业秘密的泄露而引发新闻侵权。商业秘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策略、招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等信息”。在我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记者如果对此没有一个正确的、明确的认识，其影响可能涉及国际社会。这样的案例也曾有过。1998年某报在某大型企业的一个重大项目尚未投产前，通过各种采访方式(包括隐性采访)，将该项目的规模、设计能力等方面的信息，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导致国外同行抢先投产，险些断送了整个企业。

第三，缺乏深入调查使新闻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新闻真实的原则包括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局部的真实并不等于整体真实。记者根据自己扮演的角色写成的新闻，往往主观性强，而且一般是按照事先策划好的路子去采访。记者虽亲眼所见，但由于社会生活具有极大的随机性，而事件的发生往往又有一定的偶然性，记者局限于某一角色，不可能站在更高的层次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导致新闻失实。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曾就隐性采访指出：“无论如何，秘密调查都是一种欺骗。新闻不是欺骗的通行证，我们不能以目的正当为由而不择手段。秘密调查不能用做一种常规手法，也不能仅是为了增添报道的戏剧性而采取的手段。”⁽²⁹⁾2005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出了《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的通知》，其中要求“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和正当方式获取新闻素材，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不搞隐蔽拍摄和录像”。通知发出后，有关隐性采访能否使用的争议再次浮出水面。很多以隐性采访为主要手段的节目不得不改变报道模式，寻找新的采访方式。虽然由于隐性采访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不可忽视，隐性采访在短期内不会被禁止使用，但它的使用空间，尤其是在经济新闻采访中正在逐步缩小。

我国新闻业的组织管理机制比较健全，但是自律原则过于宽泛，关于隐性采访可引用的明确规定基本上没有。国内见到的较为成熟的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自律规则可能就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工作手册了，该手册对隐性采访有如下规定：对秘密调查必须符合下述四条原则才能使用：(1)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调查的是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2)没有其他正常途径收集材料；(3)暴露我们的身份就难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4)经制片人同意。这些自律规则，也是我们在从事经济新闻采访中应当记住和遵守的。

【注释】

(1)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7页。

(2)转引自郭振：《邵飘萍论新闻采访》，《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5辑。

(3)李大容、徐向明：《“顶天立地”：记者报道工作追求的目标——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作品〈农民卖粮不用愁粮站一年收到头〉的采写体会》，《传媒观察》2001年第10期。

(4)罗以澄：《新闻采访学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5)陈边、新龙：《媒体公信力的阴影——对近年假新闻的一些分析》，《新闻前哨》2005年第4期。

(6)梅尔文·门彻：《新闻报道与写作》，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7)梅尔文·门彻：《新闻报道与写作》，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8)蔡小伟：《学会打好主动仗》，《新闻战线》2001年第8期。

(9)杜荣进等：《中外新闻采写借鉴集成》，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10)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11)南振中：《记者的发现力》，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12)周克冰：《中外经典采访个案解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13)杰克·海敦：《怎样当好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14)杰克·海敦：《怎样当好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1～82页。

(15)郑贞铭：《新闻采访的理论与实际》，台湾商务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16)翟伟：《我向总理提问》，《中国记者》2002年第4期。

(17)白庆祥等：《新闻采访写作编辑案例教程》，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18)张西望：《论新闻的前瞻性》，《新闻知识》2001年第12期。

(19)田心：《21世纪经济最显著的三个特征——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吴晓求访谈录》，《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0年第3期。

(20)安雅·谢芙琳、埃默·贝赛特：《全球化视界：财经传媒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1)高文举、吴文立：《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中发现新闻》，《新闻战线》2002年第3期。

(22)刘洪恩：《创新经济新闻的深度报道》，《中国记者》2006年第3期。

(23)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24)顾理平：《隐性采访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5)顾理平：《隐性采访——从概念规范开始》，《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26)罗恩·史密斯著：《新闻道德评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页。

(27)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28)陈力丹、徐迅：《关于记者暗访和偷拍问题的访谈》，《现代传播》2003年第4期。

(29)骆汉城：《行走在火上——隐性采访的法律思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