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

1.周秦儒家伦理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周秦儒家伦理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周秦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它反对消极无为，提倡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孔子全身心地投身文化教育事业终生不辍，力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堪为后世楷模。《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很多中国人生活实践中的座右铭。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有《国语》，韩非囚秦著《说难》、《孤愤》，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勾践卧薪尝胆终报仇雪耻，晋文公七十仍秉烛夜读。此后的司马迁宫刑乃作《史记》，韩信受胯下之辱竟统百万大军，黄忠八十不服老等等。可以说，华夏历史上一切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都是“自强不息”精神的经典杰作。艰苦奋斗、开拓创新；谦虚谨慎，求实苦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行为和作风均是“自强不息”精神的永恒血液。周秦儒家提倡的这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现代市场行为主体，特别是企业家所需要的开拓奋进、顽强拼搏的精神品质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斯·韦伯在谈到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就特别强调建立在“天职”观念基础上的勤奋精神和禁欲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经济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不同，它主要依靠的不是客观的自然条件，而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同时，它又是充满风险的经济。因此，它特别要求经营主体必须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勤奋进取的刚健品质。周秦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于激发和培养经营主体的勤奋坚韧精神有着重要意义。海外的一些著名华人企业家如董建华、林建民、陈嘉庚等就是经常以儒家“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警句来自励，去克服种种艰难困苦，鼓励自己不断创造经营上的奇迹。

2.周秦儒家伦理中“宁俭勿奢”的自律意识

周秦儒家伦理中“宁俭勿奢”的自律意识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因为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资本经济，较充分的资本积累是商品生产得以发生、维持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而周秦儒家伦理中“宁俭勿奢”的自律意识是有助于资本的积累的。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这一优良传统和自律意识，就是始于周秦儒家的。孔子常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荀子曾提出“强本而节用”（《荀子·天论》）的主张。他还指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就是说，使国家富强的根本方法是节约费用和开支，使人民宽裕。周秦儒家所主张的谦让，节俭自律，宁俭勿奢思想，以及后世儒学——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存理灭欲”等思想的发扬，一方面可以促成经营者节约消费开支，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再生产中去，从而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可以养成一般民众的节俭风气，增加社会储蓄，为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支持。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居民的储蓄率非常之高。正是这种节俭的储蓄风气，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积累了大量资金。因此，提倡和发扬儒家“宁俭勿奢”的自律意识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周秦儒家“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

儒家“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诚信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准则。《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论语·颜渊》中记载，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如何从政，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足矣。”子贡又问：三条都有，当然最好。如果不得已，必须在这三条中去掉一条，那么去掉哪一条好呢？孔子回答说：“去兵。”再问：去兵之后，仅剩“足食，民信”两条，如果仍迫不得已，在这两条中再去一条，那么去哪一条呢？孔子回答说：“去食。”这样孔子把“民信”这一条就留到了最后，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信”重于食，也重于兵。信即诚，诚就是实，实就是不欺。“信”是儒家伦理所强调的“五常”之一。儒家这种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信誉至上宗旨的要求是一致的。讲求信用，注重信誉，是现代市场经济对企业行为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一个企业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美国著名思想家富兰克林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信用对商业经营的特殊重要性。他指出：“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印尼著名银行家、华裔商业巨子李文正也强调信用对于一个企业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说：“银行家要出售的不是金钱，而是信用。”相反，没有信誉，光靠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绝不可能在激烈的商战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信之于人，至关重要。君无信不立，臣无信不立，民无信不立，士无信不立，那么商无信不立，亦属必然。信之于商，犹如阳光、空气和水之于生命，得之则荣，失之则枯；持之则生，去之则死。俗语说“货真价实”，实则是对商界成功经验的概括总结，古往今来，大凡成功的商人无一不是如此。时至今日，儒家的诚信思想仍然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石和无形资产。再进一步说，在经济领域，诚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诚信本身不讲功利，甚至超越功利，但是它又离不开功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诚信的本质是利他的，然而，在经济领域，诚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又能够给商家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有德则有财”，制假、卖假，图财害命等践踏诚信的恶劣行为迟早会招致事业失败，企业破产。近年来，在全国开展的“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深得人心，这充分表明，“假”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假”将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失去世界市场。“假”的背后，是诚信的失落，是道德的沦丧与危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今天，更要树立国无诚不宁，业无义不兴，商无信不立的道德规范。显然，对儒家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的提倡与弘扬，将有利于培养和形成人们在市场交易中的信用意识，将有利于企业基于功利目的的信誉得到升华，最终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4.周秦儒家“以义驭利”的行为准则

儒家“以义驭利”的行为准则也是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儒家重义轻利，其轻利的观点固不可取，但其反对见利忘义，“不义而利”，强调“以义驭利”，“因义成利”的观点却是有积极意义的。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市场经济以追求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一般来说，求利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求利的趋向，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不加以规范，就会助长一些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甚至损人利己，为富不仁的倾向，从而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也会败坏市场经济以至整个社会运行的正常秩序。显然，儒家“以义驭利”、“因义成利”的主张，对于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正确地去求利，有着重要意义。它促使人们在市场活动中把利和义结合起来，谋利而不失义，循义而生利，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而有序地向前发展。经商不富让人坐卧不安，但经商发了财，有了钱，怎样去支配这些钱财，对有些商人来说仍是个考验或难题。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商人经不起富而有钱的考验。或者自私自利，“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或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生活靡烂。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富而思源，富而不骄，富而思进，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在这方面，儒家伦理思想仍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儒家看来，作为一个高尚的商人，不仅要生财有道，而且要在发财之后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有一次，子贡和孔子讨论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贫穷和富有的问题。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样？孔子回答说，我看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好。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商人都是这样“富而好礼”的。有的掏自己的钱修桥铺路，有的开办义学，有的则赈济灾民。孔子的学生，卫国儒商子贡经商致富，经常用自己的钱接济穷人，兴办社会公益事业。郑国爱国商人弦高，有一次出国经商，路遇强敌压境，而自己的祖国竟毫无知觉，就在这危急时刻，他急中生智，假托君命，献出自己的十二头牛犒赏秦兵，并与之智斗、周旋，秦误以为郑已有了准备，遂绕道灭滑而还，最终挽救了危在旦夕中的国家。陶朱公范蠡经商致富，但他富而好行其德，把挣来的钱全分给那些贫困的人，十九年中，三掷千金，千金散尽，复还而来。这些品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显得尤为可贵。

5.周秦儒家伦理的和谐发展观

周秦儒家注重和谐发展的观点也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机制。市场竞争一方面凭借平等竞争的杠杆繁荣了企业和市场，创造了日益丰富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培育起来的自主意识，效率意识，开拓进取精神等都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但从哲学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竞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市场发展的动力，又会带来对经济运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某些负面效应，如人为了征服自然，利用科技的发展，发明了大量破坏自然的手段和工具，也制造了能毁灭人自身的武器。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剧减，这就破坏了自然的和谐，其结果是影响了人类的物质生存空间，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招致大自然对人类的疯狂报复。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冷漠，导致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战争，极大地限制了人类的精神生存空间，这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周秦儒家中庸和谐思想在这方面可以给竞争以有效的补益。在周秦儒家先哲们的眼里，自然是崇高神圣的，能给人以无穷的启迪和无限的美感。他们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赞美天地万物的和谐，努力亲近自然，效法自然，主张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爱护自然。周文王曾指出不爱惜自然资源将“力尽而敝之”，并告诫周武王“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要求“山林非时不以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太平御览》卷八十四）。明确提出了保护资源环境，实现持续发展的要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中庸》也指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认为“和则相生”，至中和，就可以“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主张要爱万物。后世儒家代表人物张载则把“天人合一”思想提升到了“民胞物与”^[5]的境界。可见，追求和谐，注重合作是周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而“天人合一”思想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如果把儒家中庸和谐思想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中，以和的生成性来补益争的损耗性，以和的规范性来调节争的失序性，以和谐的心态来淡化竞争的紧张与异化，达到以和济争，和争互补，就可以使市场经济竞而不乱，争而不伤，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6.周秦儒家注重道德教化的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德向善的民族，崇尚道德是民族精神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周秦儒家伦理思想文化，把道德人格的确立和提升置于首位，强调通过修身不断完善自我，通过教化来治理天下。与西方强调个人利益不同，儒家传统道德强调整体意识，即一种为群体社会（民族、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私利的献身精神。其他如“气节”、“忠恕”、“仁爱”、“礼仪”等思想，都是倡导一种利他主义的群体意识，即一种为群体社会（民族、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私利的献身精神，以及要求个体自觉服从群体的思想行为准则。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多细胞生命比单细胞生命更高级。从个体水平看，多细胞生命的细胞分化使它具有比单细胞生物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而从细胞水平来看，单细胞生物能够靠单个细胞维持生命，而多细胞生物里的单个细胞一旦分离出去，就很难生存。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更像是介于多细胞和单细胞生命之间的一种生命体。虽然过于强调群体利益就会忽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会压抑个性的发展，束缚人们的独立思考，但能防止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有助于调节人际关系，维持集体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尤其是在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今天，对于解决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引导和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再如对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尊师重教，维护家庭，忧患意识和行为规范等等的提倡和弘扬，均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周秦儒家注重道德教化的优良传统是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