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

（品读史之十二）

1952年10月，毛泽东路过曲阜，参观了孔庙。

据李家骥回忆：许世友向毛泽东介绍山东的文化古迹时常说，“到山东不看孔庙不好。”毛泽东当时不假思索地说：“对，应当再拜访一下孔老夫子。”

毛泽东说“再拜访”，是因为大约30年前，毛泽东曾经到过曲阜，拜访过孔子。

10月28日，毛泽东吃过早饭后说：“我们走，我们到曲阜看孔夫子去。”

曲阜，孔子，毛泽东并不陌生。在南行的专列上，毛泽东与罗瑞卿、许世友谈了曲阜的来历和历史沿革。最后他说：

周王朝时封周公于鲁。因当时中央离不开他，就命周公的儿子伯禽在这里建国，他就是鲁国第一位国君了。曲阜作为王都前后有700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

到了曲阜，下了火车，在孔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前，毛泽东肃穆仰视了片刻说：

“‘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里，孟子把孔子和几位先圣先贤进行比较，找出了‘圣’之所在。伯夷，因反对周武王消灭商王朝，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孟子谓其‘清者’；伊尹，是商初大臣，辅助商王太甲，因这位王破坏法制，被他放逐，代理其政，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孟子谓其‘任者’；柳下惠，是春秋时鲁国大夫，以学习讲究贵族礼节而著称，齐攻鲁，他派人到齐劝说退兵，孟子说他是‘和者’；只有孔子集先圣先贤之大成，是圣人中最适合于时代的人。他把孔子推到了最高境界。”

毛泽东边走边看，对旁边的人解释说：

“由于孔子的思想比较符合统治阶级的胃口，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即孔子被后世称之为“圣人”。（ 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8页；盛巽昌等编著：《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17页）

毛泽东再次参观孔庙，谈了孔子，谈了孟子对孔子历史地位的评价，还谈到了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出仕受挫，愤而去鲁，携弟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其政治主张无人采纳，无奈返鲁，晚年继续讲学，修《春秋》，订《诗经》。孔子门生记录收集孔子言论与弟子言论，整理成《论语》一书。它是儒家经典。反映孔子多方面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

和孔子一样，孟子一生也颇为不得志。他率门徒游说诸侯各国，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遍历齐、魏、宋、鲁、滕、邹诸国，奔波了二十多年，而始终实现不了自己的“仁政”理想。

当时孟子所游诸国，最能有所作为的是齐国，孟子自己也说过，“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孟子再一次来到齐国，被齐宣王封为客卿。但最后还是因齐宣王不能采纳他的政治主张而离职出走。这时他已60多岁了，从此便不再出游。

孟子的主张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晚年时终告失望，只好归隐故乡，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深入研究学术，著书立说。记叙他一生的行事，阐述其思想学说。可能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的，“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是“拟圣而作”，它既吸收《论语》中的精华，也接受了《大学》《中庸》的一些观点。在《孟子》一书中，反映最突出的是仁义思想。仁是儒家学说的中心，孔子常讲仁很少讲义，孟子则仁义并重，既讲仁又讲义。

孔孟的儒家思想，在先秦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是，在他们死后，儒家学说却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垄断中国长达两千多年之久。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指出：孟子逝世，儒家大道被废，到了秦代，焚书坑儒，“孟子徒党尽矣”。秦始皇以儒家为主要打击目标，作为儒学的正传，孟子一系不免首当其冲，所受打击也格外大。

秦亡之后，汉代兴起，除秦暴政，重视道德，于是儒学复兴，《孟子》一书被称为《传》。

汉高祖开始接受儒家的仁义思想和礼仪制度，较重视文化建设及意识形态的工作。汉文帝时，设置博士七十人，《孟子》与《论语》《孝经》《尔雅》，均置博士，叫“传记博士”。从一般诸子到立于学官，其地位无疑有了很大提高。著作与人往往是命运与共的，著作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对作者的重视。

汉武帝为了适应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接受了儒者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孔子和孟子开始成为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偶像。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在《论衡·对作》篇说：“杨墨之学不乱儒义，则孟子之传不造。”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孔子创立儒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学派的诞生，而且由于儒家讲学之风的影响，促成了诸子争鸣的形成和百家的诞生，带来了中国学术繁荣的第一个高潮。春秋末年，儒学与墨家学说就已成为中国两大显学。

孟子崛起于战国时期，辟杨墨、攻异端，捍卫了儒学的显学地位，也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孟子成了先秦时期儒家著名代表人物。韩非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孙氏指孙卿，即荀子。八儒之中，孟荀两家影响较大。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的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的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孔孟的思想对后世儒学，特别对宋明理学有着更深的影响。《孟子》一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始，儒学为统治者所重视，《孟子》就已成为儒家道统的经典。故在汉代便有赵岐注本流行于世，赵岐把“拟圣而作”的《孟子》与《论语》并列。“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著作焉。”

孟子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大概始于唐朝。唐代著名思想家与文学家韩愈是提倡儒家道统说的，他认为要恢复和继承儒家正统，必须从学习孟子开始，“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韩愈把孟子看作道统的最后一人，“功不在禹下”。还说，由于有孟子，“至今尚知尊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与孟尚书书》）他经常把孟子的名字和孔子并提，此后，孔子、孟子的思想学说被称为孔孟之道。

韩愈认为，儒家有一个源远流长的道统，它开始于尧、舜，经过禹、汤、文、武、周公，传到了孔子，孔子又将其传给了孟子，孟子死后，这一道统便中断了。后世的儒家虽不乏其人，但即使像荀子、扬雄这样的所谓大儒，也往往思想粗糙杂芜，含糊不清，难以与孟子相比。应当指出，韩愈等对孟子的推崇，还只是一种个人的主张，这种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官方认可。韩愈的道统说，则更多地显示出思想史的意义，而没有转化为具体的政典条文。

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榖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时又加翻刻，这便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表明孟子和《孟子》这一部书，在统治阶级的心目中，更居重要地位。

到南宋孝宗时，理学家朱熹在《礼记》中选取《大学》《中庸》两篇，认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之为“四书”，于是《孟子》的经典地位更加巩固了。

到明、清两代，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这样《论语》《孟子》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之书。

也因此，《孟子》一书在几千年的流传中，其注本不下几十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部书，即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各家之注《孟子》，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字上的解释，而且包含着对其义理的推崇和弘扬。而众多注本的出现，使《孟子》一书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地位日益提高，被人们视为经典。正如《孟子译注》的作者杨伯峻所说的那样：“孟子作为孔子之学的继承者和弘扬光大者，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道统’之声。”

从汉代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起，至唐、宋、明、清时代，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是经历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对其进行涂抹改装，尤其是汉儒和宋明理学家的修饰打扮，他们想借助“至圣”和“亚圣”的威灵来维护封建统治，才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不仅熟读儒家经典《论语》与《孟子》，而且深通经史，所以他以一种深邃广博的历史视野，以一种洞彻上下两千年思想史的眼光，评价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对后世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评价，孔孟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