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儒家文化道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深含在“道”这个概念当中，“道”本意是指地上人行之道。古代思想家们把它引申、抽象为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最一般性法则，有“天道”“地道”“人道”之别。作为居于中国文化核心地位的一个概念，从哲学层面看，道是本源、根本、本体、最高实在。儒家的道统学说从理论体系上形成比较晚。儒家的道统思想早就有了，但没有专门提炼出来，直到唐代的韩愈才明确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即尧舜文武周公孔孟以来圣圣相传的儒家最高价值和基本理念、理想的传承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凭空杜撰的，是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当中经过儒家学者的总结阐发提出来的，因此，它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道统在中国历史上有衰有兴，有断有续，但始终是我们民族生命力的一个内在源泉和基本动力。如果失去了这个系统，就可能走错方向，甚至误入歧途。

在中国古代，书院就是大儒传承道统的重要场所。一般认为，宁波古代“书院”肇始于三国，至宋代大兴，一是因为科举成为利禄之门，士人趋之若鹜；二是因为一些对这种现象不满的大儒，往往于山水之胜处修建书舍，教授生徒，以正人心，明道学，这样书院便特别兴盛起来。当然，继承儒家文化道统的还是需要明道学的大儒，例如，王阳明和朱熹就是创建书院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曾明确声称建立书院是为了讲学传道，并不是为了科举考试；书院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学一些杂乱的知识，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要人们诵习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因此，道统的传承绵绵不绝，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传统书院。而书院之所以具有传承道统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办书院的大儒有自觉的道统意识，他们心忧天下，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6]之担当精神。

北宋初，明州创立书院（有称“居”“斋”“讲舍”），以讲学者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为代表的世称“庆历五先生”影响最为卓著，他们著书授徒于乡里，开一代风气之先。同时他们秉承理学先驱胡瑗的思想，倡导“学以穷理为先”，成为理学传入明州的先驱，为后来四明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庆历五先生于宁波传承儒家道统的关键作用，当代宁波学者张如安做了精到的归纳，庆历五先生确立了甬上的教化和师道，其影响深远的意义有以下几点：一是初步确立了新儒学价值体系在明州地区的主流地位；二是改变了明州地区古老的文化人格，从历史上沉淀下来的远离皇城的边缘化意识走向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追求；三是使四明人民改变了单薄的礼教观念，逐渐融入儒家的礼制体系；四是改变了地域居民低下的文化素质，五先生的教育活动为本地区培养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儒学人才，大大改善了明州地区的文化环境；五是奠定了宁波“文献名邦”的基础，为宁波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27]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尤其是新儒学思想的南传，明州一些著名学者或教育家，如高闶、杨简、袁夑、沈焕、舒璘、史浩、王应麟、黄震等，都有创办书院或在书院从教的经历。他们著书立说，不仅对推动文化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传播新儒家各学派的思想，继承儒家文化道统，促成明州学术思想体系的发展乃至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宁波地区的文化繁荣、学术思想的发展、都与当时书院教育的兴盛分不开，四明心学，黄震、史蒙卿的朱学等，无不与当时的书院教育相关联。南宋时期，心学在四明地区得到发扬光大，其中“甬上四先生”又是继承、发展心学的代表人物，“象山之门，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28]。“甬上四先生”又以杨简对传承儒家道统的贡献最为卓著，关于书院传承儒家道统的功能和意义，杨简最得意的弟子袁甫表达得非常清楚。袁甫在修复象山书院并建三先生祠时说，“书院之建，为明道也”，设祠祭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象山书院的学统是承继孔孟道统而来。他在祭祀象山先生的祭文中说：“先生之学，得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识本心，如云翳日；既识本心，元无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备，不堕一偏，万物无弊。书院肇建，躬致一奠。”^[29]袁甫在祭文中反复申明象山学统的大旨在“我之本心”，同时强调书院的学统与儒家道统是一致的。

元代宁波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措施，鼓励士人创办学院，并加强了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元代宁波书院主要讲授的是儒家经书以及理学著作，比如《孟子》、“六经”、《论语》等，还包括朱熹、程颢、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在书院担任讲授角色的大多数都是著名学者。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上述讲学内容之外，有些宁波书院还讲授其他学科，比如数学、医学、数学、蒙古字学、书学等。可以说，这些学科的开设已经成为元代宁波书院讲学的一大特色。由于元代对书院采取了保护、鼓励以及管理措施，促进了宁波书院在数量上的增长和教育品质上的提升。另一方面，书院教师大多是由政府直接任命，书院招生、考试以及学生去向等也都是由政府进行控制。学田由政府直接划拨给宁波各书院，因此，这一时期书院出现了官学化，并且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宁波许多书院还被纳入到当地的官学系统中，成为科举考试的一种途径。书院在建立之初的修身养性、淡泊名利之风已不存在。虽然如此，元代宁波书院也对当时的宁波地方文化的丰富、理学的传播以及人才的培养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书院在明代可以说经历了大起大落，宁波书院同样未能幸免，可以简单概括为“沉寂—兴盛—禁毁”这样一个过程，总体来说，明代政府既不鼓励创办书院，也不对书院进行修复，而是任其自生自灭。自科举成为明朝选士的主要途径以后，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但另一方面造成了传统道统意识的萎缩，教育的目的乃是为了考试得中，致使绝大多数生员表现出急功近利的行为倾向，学风浮夸，士子利欲熏心。明朝宁波的书院一般都是从明中叶开始涌现，其间，除了政治科举等因素影响之外，王阳明的影响最为显著，他在家乡讲学，以及致力于书院建设的拳拳之心，不仅仅推动了宁波书院的发展和兴盛，而且把儒家道统以心学的形式传播大众，传承不断。

清代书院已经官学化，宁波书院也不例外，无论是书院的设立、经费的使用，还是书院师长的任用以及招生、考核均由官方直接控制，此时宁波书院的任务已不再是单纯的教书育人，而是考课，书院也成为学者参加科举考试的重要途径。光绪年间，书院被改为“学堂”，这一名称的改变意味着延续千年的书院制度结束了。

清代书院包括洞主、山长、堂长、院长、教授等，在一些大规模的书院中还设有副山长、助教等职位，主要承担协助山长的工作。此外，书院的组织机构也十分简单，没有过多的管理人员，但是管理制度却非常严格，不仅书院进行管理，而且一些学生也加入到了书院管理的工作中。清代宁波书院将“四书”“五经”作为通用教材，被历代书院采用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也被纳入到宁波书院的“教学计划”之中。程端礼指出儒家经典的阅读顺序：先读《小学》，再读《礼记·大学》《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孝经》《易》《书》《诗》《礼仪》和《春秋》等，最后读《四书集注》，抄“五经”。在阅读这些儒家经典作品的同时，还应当读《通鉴》《楚辞》，完成这些经典的阅读后，再练习作文，并且要对这些儒家经典反复温习。讲会是清代宁波书院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一种组织形式，不同学派均可以参加讲会，展开激烈的辩论，讲会因此也成为书院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根本所在。至此之后，宁波书院也兴起了不同学派的共同讲学之风，在一代代的讲学过程中，将儒家道统文化继承下来。许多宁波著名书院学者也积极奔赴各地参加讲会，宣讲自己的观点，将宁波本地的儒家道统传播到各地。讲会不仅使宁波书院的影响得以扩大，社会地位提高，丰富了宁波书院的教学内容，更重要的是很好地继承了儒家道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