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儒家文化

语文教材是中学语文教育的主要资源，是进行传统文化传承的媒介。实践中我们必须着眼于语文教材，充分挖掘、利用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因素，上文论及的语文教育中的传统文化传承目标才能得以实现。中学语文教材中积淀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中学语文教材选文从上古到当今，时间跨度在三千年以上，古诗文约占课文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为培养中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和健全的人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媒介。这些都是我们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是中学生生命成长的重要食粮。但这些重要的传统文化因素在整个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呈现是散乱的，不系统的。本文试结合有关文献，对中学语文教材从整体上做粗略的梳理，以利于教师对语文教育中传统文化传承的宏观把握，做到“胸有成竹”。

一、 儒家:“内圣外王”的执着追求

中国文化持续数千年，必然有其不断发展的精神支柱，即文化发展的内在源泉。斯大林认为，一个民族不但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且还有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核心便是儒家思想。儒家是春秋战国时崇奉孔子学说的一个学派，因孔子曾做过为贵族襄礼司仪的“儒”而得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了浓厚的人文性格而为世人瞩目，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最强大的精神支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崇高人格标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是儒家思想的发挥；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慷慨就义，是实践了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信条……可以说，没有儒家经典就撑不起中国古代文化的大厦；没有儒家思想就无法建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没有儒家哲学中国哲学就缺乏鲜明的民族特征。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贤哲的先圣和睿智，已深深植根于中华土壤中，哺育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不仅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相始终，还一直影响到现在，甚至影响将来；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所遵奉的圭臬，还被西方社会引为成功的“黄金法则”。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极力推崇孔子，认为中国儒学是《圣经》以前，《圣经》以外的文化，更有西方学者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

在当代，儒家的传统文化精神，对于克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伴生的人的“异化”或“物化”弊端，消除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纵欲主义的现象，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情操，培养中学生坚强的意志品质和高尚的道德信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直面现实，无限宽广的仁爱胸怀

“关注现实，直面现实”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源远流长，中学语文教材中从《诗经》中的《采薇》 《硕鼠》到《古诗十九首》中的《十五从军征》 《观刈麦》，再到杜甫“三吏三别”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高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到辛弃疾“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从《捕蛇者说》到《马说》我们都能听到儒家士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叹，都能看到儒家人的仁爱之心和悲悯情怀。我们不妨走进他们无限宽广的仁爱世界。“贵仁尚和”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以伦理政治为主要内容，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基本特色的儒学，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要相互关心、相互尊重、以礼相待。《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了109次。孔子的“仁”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标准，又是决定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由此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具有浓烈人情味的中华大家庭。而“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精神，是约定俗成而程式化了的社会行为规范，是“仁”的外在表现，《论语》便是“仁”与“礼”的哲学。“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本，一个人躲在家里，闭门造车，只求个人奋斗，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学生以班集体生活为主，更要学会对师长恭敬有礼、与同学通力合作、具备“群己统一”“以和为贵” “推己及人” “与人为善”等意识，掌握好做人的学问，才能全面发展。

儒家文化最具气魄的是其推己及人，胸怀天下。自古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精神的追求。“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儒家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利己利人，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忘己济人，舍己救人。儒家贤圣追求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公”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种“公”的精神培育是强化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形成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中国人总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祖国”，不仅是衣食之源，更是情感之源，对其具有强烈的依恋意识。特别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这种爱国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激励着人们“保家卫国”，不屈不挠，不惜以身殉国，在多次外族入侵面前不但没有亡国，反而更坚强地发展壮大起来。爱国诗人屈原、陆游，不辱使节的苏武，前赴后继抵御外族入侵的杨家将，精忠报国、浩气冲天的岳飞、文天祥，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关天培，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邓世昌，都是中华民族爱国美德的杰出代表。许多仁人志士，以“经世济民”的博大胸怀“明道，稽政，志在天下”。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孟子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阳修不忘“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教训，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现了强烈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忧国忧民意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晚明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朝在野，是进是退都以国事为重，忧天下人之先、乐天下人之后的襟怀，是真正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真正儒家人的喜、怒、哀、乐皆系于天下兴亡、祖国命运。诸如“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式的喜悦激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式的伤感慨叹；“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会挽雕弓础”。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礼让谦和的典范，如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将相和》 《刘备三顾茅庐》。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所以中国人民有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这种“贵和”思想又往往和“尚中”联系在一起。《中庸》也把“致中和”作为极高的道德境界、君子的重要品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待人接物要“和气”，人际关系要“和睦”，价值取向要“和谐”，形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宽容有礼、温柔敦厚的人格。这都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崇实性和包容性，使得中华民族大家庭能和睦相处，形成连绵不断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活力。现代信息社会，能否处理好人际关系，是否具有协作精神，已成为影响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许多工作都要经过各种环节、多方协作、集体智慧才能顺利。

儒家人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胸怀天下的宽广胸襟，对于汲汲于一己私情的当代中学生无疑是一面镜子。现在的中学生长在和平年代，既未看到外族势力的入侵，又感受不到生活的苦难，更难产生紧迫感、危机感的忧患意识，只觉得春光融融、河水泱泱。一提到“天下为公”，“爱国主义”，他们就觉得很空洞。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这些儒家美德进行教育，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的同时，培养一种对国家、民族、对人民的深沉、执着的爱涵养其无限宽广的仁爱胸怀。

2.崇尚人格，见利思义的价值追求

儒家传统文化中自古有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他在自己的治国平天下方略不被接受时，并不改初衷，曲学阿世，而是实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决不与黑暗统治同流合污，因而成为后世坚持独立人格、保持自尊、自重高尚气节的榜样。“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三不能”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追求、景仰的一种品质，不仅为前人所钦慕，也是后世的人格楷模，更成为烛照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顶天立地、奋然前行的精神财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大丈夫”气概，坚持独立人格和气节，不为利益所诱惑、不为暴力所屈服的顶天立地的精神，成为烛照中华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力量。

儒家有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的价值取向，这也是中华传统道德精神的精髓。孔子强调“见利思义”，并把它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近而不道、可杀而不可辱” “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荀子也明确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思想。“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由此形成中国士人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人格价值。

后儒们更是将这种“先义后利” “重义轻利”的原则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孟子更是以其不畏艰险、铁骨铮铮、挺拔傲兀的大丈夫气概而卓然于世。孟子的表述，集中体现了这一精神境界:“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由此形成了“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崇高人格和“以身任天下” “宠不惊而辱不屈” “生死当前而不变”的坚贞之志。这鼓舞了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为了民族大业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宋末的文天祥英勇不屈、为国捐躯，他临死前书《绝命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儒家也并不盲目排斥“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宋明理学主张“利在义中” “义中有利”，都是说的要在符合“义”的规范的基础上去获取自身利益，作为生命的个体要保持和发展，总会有一些基本的利益需求，而这些个体利益只能依附于整个社会利益而存在，这就必然要求社会的每个成员将局部的、眼前的个人利益服从反映社会或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义”。

当前我国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种种消极现象，如拜金主义、纵欲主义、为富不仁、贪污腐败等。许多人在这一浊流面前迷失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把功利看成唯一的价值，若能带来最大功利效果，可以不择手段；如无利可图，即使见孺子落水也不相救。相信“人无横财不富，马非夜草不肥”，致使腐败这一毒瘤愈演愈烈，已呈体制性、集团性趋势。对此，青少年更应有清晰的认识，要自觉培养为坚持某种价值原则或人生准则而重义轻利甚至舍生取义等超越物质需要与个人生命的精神品质。

3.刚健有为，勤勉执着的进取精神

《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刚健有为是儒家人文性格的显著特征。学生以学为主，系统地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学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本领，是他们的第一需要。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激励学生珍惜时光勤奋读书的名言警句:“及时当勉力，岁月不待人”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生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中学生利用这段长知识、求学问的宝贵时光多接触些文学珍品、传统经典，勤勉求学，是为他们未来的发展预先存储的一笔丰富的财富，儒家贤哲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孔子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历史上以学识广博著称的伟大学者，在“少也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情况下，全靠勤勉治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西汉大儒董仲舒，家境富裕，藏书颇丰，他在钻研《春秋》时非常刻苦，几乎到了忘记一切的程度。他家有个很大的园子，长满花草树木，充满生机，而他竟忙得三年没有跨进园子一步。宋儒程颐威严刚毅，不仅自己严谨治学，对学生也要求极严，前来求教的学生若遇其瞑目静坐，则立于门内恭候至雪深数尺而不敢怠慢，留下“程门立雪”的佳话。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幼年刻苦读书，“负箧曳履，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 “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对比古人求学之难，今日学生求学之易，我们也可得出:业有不精，学有不成，主要是用心不专，意志不坚。

儒家经典作品中还蕴藏着许多关于学习的鞭辟入里的论述。《论语》就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有，则孤陋而难成”“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学也”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这些见解，虽言辞简约，却充满着真知灼见，并已成为求学者牢记、遵信的格言。增进学问，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学思结合，要虚心求教，要善于质疑。《中庸·第二十章》还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关于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以获取知识，实行儒道的论述，仍可作为中学生治学做人的座右铭。《礼记·学记》有“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一个积极好学的学生，只有通过学习的实践才能体会到学习的好处和困难，越学习越感到自己的学识浅薄与不足。“不足”可促使学生“自反”，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荀子的“性恶”论，也强调教育的重要、学习的作用，学而至善。他的名篇《劝学》更是鼓励人们要勤奋学习、努力进取。“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要学习成功就必须坚持不懈，必须用心专一，而不能轻浮急躁，要全心全意力求穷尽学问，学透彻、学深刻。《孙权劝学》告诉人们只要用心学何时都不晚。“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韩愈更有“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著名论断。这些语重深长的劝勉，至今仍振聋发聩。

当代中学生，虽不提倡“凿壁借光” “闻鸡起舞” “头悬梁、锥刺骨” “三月不知肉味”，但古人的这种宝贵的求学态度，还是值得借鉴的。学习要吃得苦、耐得住寂寞，要“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才能掌握真正的本领。彭端淑《为学》有“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没有什么事随随便便可以成功，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中学生不养成勤勉严谨的求学意识，不夯实自己的文化底蕴，如何成大器？王安石“伤仲永”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是在不懈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决定的因素是个人的不懈努力而不仅仅是他的天资。

不仅求学要勤勉，做任何事情都应有坚毅的品格、执着进取的精神。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毅”即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去的毅力。曾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即士人要有远大而坚定的志向，要明确自己肩上的重任以及漫长的道路，要有对国家、民族的严肃、庄重的责任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是强调要有坚毅的品格、执着的追求。中学生要从小就培养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少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凌云壮志；老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雄心。而当人们为理想和抱负孜孜奋斗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许多坎坷和挫折。“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就需要人们有一种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一往无前。不论遇到多少失败，不管结果如何，只管努力去做。孔子明知“道之不行”，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仍一如既往地去积极奋斗。颜渊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是怀抱利器，却屡遭贬谪，经历坎坷的李白仍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刘禹锡还能笑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苏轼仍高唱“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生活的磨难居然也磨不掉弱女子李清照“九万里风鹏”的壮志豪情……面对磨难只有“动心忍性”，才能“增益其所不能”。“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有名的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映照出我们民族坚毅的品格、执着进取的精神。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上，无时无处不强烈地闪现着这种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愚公移山，日夜不休，子子孙孙无穷匮；屈原美政，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秦皇汉武统一天下于前，唐宗宋祖开创盛世于后。司马迁不忘父亲遗志，立誓要写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在遭受奇耻大辱后，仍以古人发愤著书的精神自勉，“就极刑而无愠色”，矢志不渝，终于完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文天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留取丹心照汗青。近代以来，更有林则徐、洪秀全、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忧国忧民的仁人、为国捐躯的烈士，前赴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发出了“自强雪耻” “振兴中华” “突驾英美”的吼声，以其可歌可泣的自我牺牲精神，树立了崇高卓越的典范，闪烁着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思想的熠熠光辉。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虽一再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受传统文化洗礼的国民的劣根性，但他又同时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批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显而易见，这些“中国的脊梁”，正是在儒家的刚健有为，不懈追求思想的滋润下成长起来的。

现在的中学生养尊处优，人生的道路一帆风顺，缺乏苦难的磨砺，更有甚者，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玩物丧志，自甘堕落，毫无人生目标，更无对理想的追求。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不仅要有经世济民的信心和气魄，更要有对事业的执着追求，须经得起各种艰苦的磨炼，把自己培养成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封建时代的人们，尚且能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盛，富强，广大人民的幸福、安宁而孜孜以求、奋斗不息，新时期的中学生，更应为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富强起来，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4]”，这一历史任务，而培养坚韧不拔、顽强进取、奋发有为的意志品质。守住了那份苦苦追寻中的寂寞与孤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才能“增益其所不能”，才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

4.修身律己，立德为先的优良传统

儒家把修己、修身看成是立身处世，实现人的价值的根本。儒家人一直苦苦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内圣”就是要不断加强内心修养，以达到圣人的标准。中学语文教材中有许多关于古人修身的至理名言，如《论语》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战国策·唐雎说信陵君》中有“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诸葛亮《诫子书》有“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为了达到“圣人” “君子”的修身目标，儒家提出了慎独，治人以修己为本，修己以慎独为先，要求在个人独处、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自觉遵守道德要求。要有“为己之学”，如“兰生幽谷，无人自芳”，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而不是做做样子给人家看的“为人之学”，那只是“作秀”。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儒家为己慎独的精神，是高度自觉的道德精神，是中国道德传统的精髓和灵魂。有了这种“内圣”人格，便可“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修养不只是为了自我完善，更是对社会、民族的责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设计的这种理想的人生道路，是以个人的修身为起点，把个人的进学求知、修身养性看成是经世治国的基础和前提。由“格物”而“致知”、“诚意” “正心”，循序渐进，以至“身修”，而后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修身的内容方面，孟子提出“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 “恭敬之心” “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羞恶之心”是“义”之端；“恭敬之心”是“礼”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这如同人的四肢，是人的精神素质所必备，缺乏了他们，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然就“非人之也”。人有自然属性，如口好味、耳好声、目好色等，这都是人生所必需的，但人又不能光有自然属性，还要有道德属性。如何使自然属性服务于道德属性呢？孟子为此提出了“寡欲” “思诚” “养心莫善于寡欲”。人的欲望会影响人的道德品质，但人又不能完全没有欲望，这就要寡欲，并非用强制手段去禁欲，而是要充分发挥内心主观世界的作用，运用理智去减少欲望，克服外部世界对心智的诱惑干扰。儒家在修身方面还提倡勤劳、节俭、居安思危。教材中有明代史桂芳的《与言儿稽孙》 “劳则善必生，养德养生咸在焉；逸则妄念生，丧德丧生咸在焉”；唐代魏徵《谏太宗十思书》中“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其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等等。

“养心莫善于诚”，儒家在修身方面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董仲舒以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既是天道的本色，也是道德的根本。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道德，如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可以训练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语文版整个初中语文教材选入的第二篇古文，就是《世说新语》中的两个小故事《期行》和《乘船》，意在告诉学生“诚信是人的立世之本”。《蔡勉旃坚还亡友财》为我们树立了“重诺责，敦风义”的典范。“曾子杀猪”在小儿面前做出了“诚信”的榜样，也在后人面前竖起了千年不倒的旗帜。讲信义、守信用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完善自身修养，复兴民族大业，中学生当仁不让。

总之，重视修身律己是儒家的优良传统，古人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尽管所论未必尽当，但其对自身道德的重视与强调，依然可以作为中学生今日提高自身修养、完善自我道德、建设精神文明的借鉴。

“温故而知新”，正确认识儒家文化价值，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为现代化服务，是大有裨益的，势在必行的。深受儒学熏陶的日本人，知道据《论语》把算盘，去赚钱，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的中学生，更应借鉴儒家的治学之道，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形成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21世纪已是科学迅猛发展，物质财产极为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时代。但如果只追求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只强调技能的提高和知识的掌握，忽视做人的道德培养和自我完善；片面追求一己之利，而不顾及至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就会造成因人的发展的失衡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也将难以稳定有序地持续发展。诚如李岚清在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的:“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重大的棘手问题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能够予人们以启迪，并使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这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我们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的。

二、 道家:逍遥的精神境界、旷达的人生态度

人怎样才能从各种束缚、羁绊、痛苦中超脱出来，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一直是各派哲学家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道家对社会采取的超出眼前狭隘功利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功能。这种态度要求不为利害得失所动，消除人的异化，完全遵循自然无为的原则行事，使人的生命活动与天地自然的永恒生机相融为一，实现个体精神生命的无限与自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史》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的特性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道家思想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当代西方学者为解决他们在科学、哲学和宗教等文化领域内遇到的某些困难的理论问题，以及后工业化社会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社会问题而向东方思想求索时，能在道家思想中获得某种答案。道家文化提供的解脱困境，稀释痛苦的方法，在古代众多的学派中是独树一帜的。千百年来，它培养出了中国人的一种逆境中的稳定心态，引导人们不必采取激烈的发泄，就可在内心消除外界所给予的一切精神压力，发挥了重要的排遣烦恼，平衡情绪的作用，提供了一条不丧失现世的热烈追求的人生解脱之路。道家思想作为一种精神遗产，在现在和将来，不仅对中国文化、思想的独立发展，而且对整个人类的精神成长和社会进步都是十分宝贵的，是一种最为深刻而完善的生存智慧。

1.守柔处静，求逍遥的精神境界

“道”是道家文化的最高范畴，既指万物的最终根源，也指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道家把追求自然万物的本真状态，作为基本人生态度，“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利用事物相反相成的规律、守柔处弱、无为不争，以此获得人生真谛。老子总结人生三原则:“不敢为天下先”，“为而不争”，“和光同尘”，这种柔弱精神，不用机巧的巧妙，不用智慧的智慧，使老子成为中国大智若愚的典型，也使《老子》一书成为装满机巧智慧的宝库。

老子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他认为人的欲壑很难填平，总是追名逐利，乐此不疲，会损害人类纯净淳朴的自然品性和身心性情。“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要知足守分、随遇而安，减少私心，免除欲望才能保持恬淡的精神状态，“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老子提倡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世人通常只注意事物的正面的，主动的，显露的部分，前进的轨迹和刚强的威力，老子却从自然社会现象中观察到柔弱的东西充满生机，具有光明的前途，而强盛的事物则多丧失了生机而趋于灭亡。“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他从事物转化的角度，提出“柔弱胜刚强”的命题。“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柔弱”并非“软弱”，而是指柔韧，这里的刚强，是指事物的发展到了顶峰。所以人必须“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即锉掉自己的锋芒，解脱自己的纷扰，隐蔽自己的光芒，混同自己于尘垢中等是解决文明社会弊端的良方。

庄子明确提出，接触外物前，作一番类似“坐忘”的功夫。以洗涤心中欲念，使心志纯一，心守虚静，这便是“心斋”，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心灵空寂。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涤除玄览”就是让人们把内心世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心中的一切欲望去掉，使它像一面清澈幽深的镜子，不受一点外来的干扰，不沾染一点灰尘，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种思维状态。“致虚极，守静笃”，“虚”要彻底，“静”要专一，以明静之心观照万物。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天地的本原和道德的极致。“虚能纳实、静能制动，静水清明如镜，圣人用心若镜”，静则明、静则专、静则能成就大业。真正的智者从来不叽叽喳喳地表现自己，让自己智慧的锋芒外露，而是“以静养智”，就是通过恬静的心境来增进自己的智慧，智慧又促进自己心境的恬静。智慧与恬静交相涵养促进，和顺之气便从本性中流露出来。

清净的人求学则与日俱进，从政则大功告成，临阵指挥千军万马则无往而不胜。道家的柔静，体现了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的宗旨。可培养中学生静观事物的变化，以静制动，以虚应实，培养处变不惊、镇静自若的深沉持重性格。

庄子不仅是一个思想驰骋于方外的哲学大师，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语言文学大师，他以开放的心灵、游世的态度、超脱功名利禄尘网的襟怀，将人们引向一个不同凡俗的空灵境界，从更深层的意义上体现了人生的价值。庄子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逍遥游，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必须摆脱一切物质的欲求、一切世俗的牵累，尽量过一种符合自然本性的生活，逍遥于天地之间而获得无羁绊的精神自由。庄子在《秋水》篇中把高官厚禄比作死老鼠，把争夺官职的人比作猫头鹰。《逍遥游》虽然不是现代的，但可能有着超现代的启示，因为它将人的生机与自然的生机活泼地结合在一起，人类的价值源泉因而可以永不枯竭。

《庖丁解牛》寓言表现出来的是由养生而归于艺术化的生活形态。庄子写庖丁解牛的动作和形象，文字极为流畅优美，读之如珠落玉盘，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充分展示了庄子高超的文学才能。庖丁解牛由“所见无非牛者”到“目不见全牛”，“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通过“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无为，以虚静之心去迎合万物，展示道的修养过程、心灵体验及人生的价值追求，从而呈现出高度的艺术精神。美学大师宗白华融汇中西美学的精髓，也极力推崇收敛自己的光耀、韬光养晦、才能远祸保身。“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逞强斗狠，出人头地，鹤立鸡群，现在已成为一个人能力或成功的标志，而在老子看来，这正是一个人无能和失败的病根。庄子更是提出了以“全生” “保身”为目的的养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随遇而安，顺从自然，实际上是一种既保持正直品格，又不露锋芒，既不随波逐流，又与世无争的处世哲学。它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事物的有用和无用也是这样，对别人的无用，正是对自己的“大用”，因为对别人无用，别人就不会来侵犯自己，这样就可以保全自己。山上的大树因其毫无用处而不被砍伐，以至全生保身。有时候，不刻意追求反而可以有所得，追求得太近切，太执拗反而适得其反，只能白白增添烦恼。道家张扬的这种少私寡欲、宠辱不惊，守强处弱，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无为处下等自然道德，是一种曲线生存方式，有时比直线的生存方式更有效。这不仅同已受到人世间功名利禄，是非情欲污染的儒家仁义导致的道德异化保持了距离，而且为科学昌明的今天怎样去缓解知识与道德，自然与人文的紧张作了启导，它诞生于一个最自由充沛的身心的自我。这充沛的自我，“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而行，超脱自我。”[5]中国的艺术家们，无论是在文学、音乐，还是在绘画的创作上，都是以心感物，情通万象，以生命成就艺术，也以艺术成就人生，形成了东方虚灵超脱的艺术传统，成为人类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对当代中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弥足珍贵。

2.淡泊名利，树立旷达的人生态度

道家人生哲学的魅力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了他们人生的信仰与安慰，一种要求活下去而且活得滋润的精神补剂。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而自立于历史的舞台，没有找到自己独立的生存位置，除却依附，就是落魄。前者虽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但华丽的外衣里包裹着的是一颗颗支离破碎的心灵，后者则更需要支撑自己顽强地活下去的信心、旨趣和追求。众望所归，庄老的哲学，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慰藉良药。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少壮时代就同时接受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截然不同的志趣。官场的黑暗与种种束缚，使他深感儒家“忧道不忧贫” “兼善天下”的理想人格难以建构，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深深厌倦，而发出了“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归隐真言。诗人把自己的宦途生活比作“羁鸟” “池鱼”，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旧林” “故渊”的自由天地，向往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而无车马喧” “此中有真意”的理想归宿。从教材中节选的《归园田居》、《饮酒》、《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文中不难发现，做一个品性自然超脱的闲然出世的隐士，是陶渊明的人生之愿。这种“不慕荣华” “忘怀得失”的阔大胸襟，诚恳爽直、淳朴超然的性格，渴望自然、隐居躬耕、淡泊宁静的追求，得以获得心灵的安慰与精神的平衡，这也正是那种不为名缰利索所羁，保持理想人格与节操的道家真人形象。

诗仙李白，既受儒家积极入世的巨大影响，又有老庄的功成身退高蹈而去的思想，正是这种对立中的统一，使李白的诗歌散发着摄人心魄的魅力。“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东方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但在严重束缚人性自由的封建社会，李白纵有一腔报国热忱却无法施展，伴随的是怀才不遇的悲剧，“欲济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不能“兼济天下”，只好走“独善”之路了，“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自然山水便成了李白展示理想的舞台和道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眼中的自然是一种蕴蓄着诗人飘远具逸性格的自然，他或者在静谧中去体味超越，“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或者将生命的永恒追求幻化为仙山的神游，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白云明月、青山绿水莫不触发他求仙的意境，升仙的幻觉，给他带来飘逸和超越的快慰。就连那首脍炙人口、千古绝唱的《朝发白帝城》，一般人都认为它表现了诗人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获释的轻快与喜悦，但我认为其中也蕴含着对个体人格的尊重与高扬，睥睨世俗，傲视一切的精神。“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傲对权贵的不屈人格同他的极富感染的浪漫诗风一样，使李白成为诗坛的一座丰碑。张志和的《渔歌子》是一首典型的隐士词，张志和虽待诏翰林，但很快以烟波钓徒隐居江湖，著述称《玄真子》，道家色彩极为明显。“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景是那样优美，人是那样悠闲，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只有道家真人才能欣赏到如此自然优美的暮春景色，才有这种宁静、闲适的生活，没有功名、得失之心，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大自然中，充分享受着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宁静与平和。

北宋文学的集大成者苏轼，本是一个热心政治、关心民病的人，很想有一番作为，以期有功于国。但他生不逢时，夹在革新派和保守派之间动辄得咎，使得他“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他吸取道家轻视功名富贵，注重独立人格的价值，以及不为物累、与世无争、苦乐由之的超脱与旷达，随时随地获得心灵的超然自适，变“散文化”的人生为“诗意”的人生。面对个人仕途上飘忽不定的命运，苏轼仍然以平常心对待，始终保持乐观的情绪和旷达的襟怀，一次次从挫折与坎坷中解脱出来，以至于“无所往而不乐”，命运多舛却改变不了他对生活的热爱。苏轼虽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却在多次被贬中都能找到生活的乐趣，他几乎是到一处，爱一处，不对自己被贬耿耿于怀。到了杭州就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到了庐山就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被贬黄州，正是他政治上极度失意之际，可他却写出了《前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流传千古的超然之作；在惠州就爱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林语堂先生在其《苏东坡传·序言》中说:“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真是一语中的。

道家立足于经验事实上的人生哲学，对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压抑之下的历代知识分子阶层，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和精神寄托，它开阔了人们的智慧，引起一代代哲人内心强烈的共鸣，如陶渊明、“竹林七贤”、李白、苏轼、陆游、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等一大批深受儒家教育的饱学之士，都曾有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但在“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的封建社会里，他们的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历了坎坷的人生，尝尽了世态的炎凉，既不能忘情于建功立业，又壮志难酬，不得不从道家哲学中寻求解脱，以保持淡泊宁静的心态，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因此，知识分子阶层成了老庄人生哲学最为突出的知音群体。

人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每个人生平都会遭遇暂时的逆境，有的甚至是终生的逆境，如果不善于借助道家文化来获得心灵的解脱，没有一点超然旷达的胸怀，难免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曾有一幅漫画:地球裂开了，可是在裂口的边缘，一个人却弯着腰在植树。旁注曰:“即使知道世界的末日，今天仍种我的苹果树。”多么超然奔放的心境和人生态度呀，当你以一种豁达、乐观向上的心态去构筑未来时，眼前就会呈现一片光明；反之，当你将思维囿于忧伤的樊笼里，未来就变得暗淡无光了。只有不拘泥于小我的好恶取舍，无往而不可乐的人，才能不汲汲于一种人生价值的追求，发现人生的乐趣是所在皆有的。对于升学压力极大，竞争激烈的中学生来说，道家的这种既富有哲理，又高雅脱俗的生活方式，是失败、挫折中的一种智慧，是苦恼、痛苦中的一帖良药，可以帮助他们平衡心态，软化或抵消外界压力，排遣烦恼，稀释痛苦，调畅情绪，通过“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这一理性自觉，而获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理想境界。人生应该为实现多元的价值而不断努力，不断求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切幸运并非没有烦恼，而一切厄运也决非没有希望，相信山重水复之后，定有柳暗花明的希望，天涯何处无芳草。我们辩证地看待人生的得与失、苦与乐，就会获得一种持久的实在而宁静的感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空、一块绿地。

三、 其他:闲、空、静的人生境界，真、善、美的精神家园

一切佛教学说和理论都是在探讨何以人生皆苦，以及如何修行才能脱离苦海而进入涅槃彼岸。佛家认为，人生本身就是一个苦海，招致苦难的最根本原因是“烦恼”，是对人世间的贪嗔痴，因烦恼而迷于事、迷于理，遂使身、口、意做不善之业。个人就陷入永恒的生死轮回，万劫不复。佛法修行的基本方式是禅悟，明心见性，反本归极，通过自然无心的精神活动，彻见本来面目，而顿悟成佛，达到涅槃。禅宗强调“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涅槃”即每个有感觉的生物都有佛性，“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佛道。佛家的这种慈悲为怀，以对善的追求为核心的对人的终极关怀，是在启发一种内在的自觉，培养一种伟大的人格，是追求心灵的超越，是自我本性的发现，是对理想精神家园的回归。善是人最需要的品行，对于向往、追求幸福的人们来说，善就是使他们生活幸福的精神世界的本体，就是要在善的追求中重建社会的价值理想、价值信念。

有人说，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统治，才使中国未曾形成其他民族大都有过的浓厚的宗教意识。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幸事。民族的性格，常与该民族的信仰有关，我们在感叹国人的自私、冷酷、无情、狭隘，缺乏宽容、大度，缺乏自律，无同情心、怜悯心等民族痛疾时，是否可从人们的无宗教信仰这方面获得点启示？正如冯友兰所言:“放弃了宗教的人，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我们既已放弃了宗教，就必须固守人类的那片家园，心灵才能获得归宿感，人生总该有超乎现世的追求，有超道德的价值，有自由的精神王国。汤因比，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就把基督教与佛教的相遇，看成比科学发明更伟大的事情。中学生若能化用宗教哲学，将有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性静情逸，抛开世事纷扰，顿入无思之思，坐看云起时，临风听暮蝉，莺飞草长，落木萧萧，潮起潮落，阴晴圆缺。恬静地品味生活中的真、善、美，从大自然的陶冶欣赏中获得超悟，天地与心灵和弦共鸣。佛家有几句诗偈也表明了这个道理，诵帚禅师说:“篱菊数茎随上下，无心整理任他黄，后先不与时花竞，自吐霜中一段香。”心灵与宇宙化合，才能领悟到涅槃境界。

1.闲、空、静的人生境界

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许多学者主张应该把隋唐佛学与儒家文化同等看待，若不懂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宋明理学更如同隔岸观火。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之冠冕的诗、书、画无不烙下了佛教的深刻印痕。诗、书、画都很注重“境界”，而诗人“境界”与佛教的“禅机”多有相通之处，诚如汤显祖所言，“诗乎，机与禅言通，以若有若无为美”，书画之道与佛理禅趣多遥相契合。

以诗为例，从魏晋的玄言诗，到南北朝的山水诗，从唐诗到宋词，无一不受佛教的深刻影响。作为两晋山水诗集大成者谢灵运，本身就是一个对佛教义理颇有造诣的佛教徒。唐代的几位大诗人也多涉足佛教，李白以耽道著名但也有“冥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之句；杜甫虽然崇儒，却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则出道入佛，江州之贬后，炼丹服食，皈依佛教；李商隐以对浮世无常的敏感，而与佛教“心有灵犀一点通”，以对世间物相根本空寂的洞见，发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悟。北宋文坛领袖苏轼，其诗、词、文举凡怀古伤今，咏史咏物，说理谈禅，在与禅僧大德的交游酬唱中留下了许多名作佳话。南宋的杨万里，其对禅家精神的领悟而化用的“诚斋体”诗歌，更是把禅宗“活泼泼地”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钱钟书先生曾说:“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善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蹂风，此诚斋之所独也”在他的笔下，自然万物皆具灵性，充溢着通脱性灵之气，“树无一叶万梢枯，活底秋江水墨图”，“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杨万里以禅家“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观照自然，观照人生，其诗作鲜活透脱，饶有机趣，富有灵气、清新质朴。

在晚明心学与禅学极为盛行之际，被称为“通天禅狐”的袁枚，其“性灵”文学腾跃着鲜活的生命气息，灵动洒脱，不时闪现着禅影踪迹。他对佛禅是“不佞佛，也不辟佛”。“佞佛者愚，辟佛者迂”，他否定的，是佛禅的祈祷，持斋诵经等繁文缛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信，而对禅学的吸收则是在思维方式、精神实质的层面上，这也正是当代中学生对佛教应有的科学的合理的态度。王梦楼称袁枚“君不好佛，而所言往往有佛意”，诗歌创作注重艺术表现的空灵与独创，一种“空” “寂” “静”，“形骸付空冥”的近乎禅宗的意境，“物高影自孤，人高境自空”。对禅宗的体悟，袁枚更多表现在随顺自然，“唯心任运”的观念和处世态度上。“浮生何必苦安排，随意闲行心自开”，“云去云来还见月，花开花落且随风”，人生在世如云耳，云去云来云本无。生怕易来不易去，恶风拦阻在途中。站在禅家的角度观照人生与世界，表现出一种虚无的，任天而动、依顺自然的精神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禅宗精神已深深影响到袁枚的艺术思维，他远非禅宗的虔诚信徒，然能从中吸取合理的因素，能入禅境，又能出禅境，诗意与禅意相互吸引，彼此影响。

唐朝大诗人王维，人称“诗佛”，其生活和艺术情趣都染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王维，字摩诘。维摩诘是印度一位有高深佛学修养的大德，并非出家僧人，是住于此世间而化导众生的人物。《维摩诘经》更是佛家极看重的经典。从王维的名字可见，他的人生追求和对佛禅的虔诚。王维精通佛理，并在自然和社会生活中实践佛理。他在政治上亦官亦隐，得仕隐之性，在观赏自然山水方面，也以“天眼”之无碍，寻得自然万物之真趣，以“法身”之虚空，“绝有心之境”，以达到“无生而无不生，无形而无不形”的超化之境。他终身在官场，却能得到精神的自由；即使大言尘世事功，也能得到超世的满足；虽也经历了常人的坎坷，却没有他们那么多的苦闷与束缚，能随时获得感情的自由与平衡。他向往政治功利的崇高，却没有将它作为生活的目的，只是将它作为一种生存的方式；他陶醉于山水田园的自适，却不刻意去表现一种超然的闲散，而只将它们作为一种映现在“我”之视野里的存在，以此获得目击万物而又心空万物的“释然”，一种得道悟道者的涅槃。王维以居士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出色地实践了禅宗的宗教观念和认知理性，他不仅在生活上追求那种不执于物的心灵自由和平静，而且在艺术中细心体悟并真切表现那种以“空”为基调的“真趣”。前人评曰:“王维诗，高者似禅。”清人沈德潜又称王维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正道出了王维诗崇尚真趣的本质。“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人创造如此幽深空寂的境界，是为了强调自然现象不过是瞬间即逝的幻觉。读之令人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以清静、空寂之意境，赋予自然山水无比隽永的禅趣。《辋川集》中的山水小诗，作者并没有刻意去摹写自然境界的某些意态，似乎也不曾寄托什么情趣，但正是这种无所写、无所感而又意境悠远空灵的画面，使人直观体悟这山水风光所蕴含的深深禅意。山水无言而有意，时空的绵渺、天地的宁静，乃至月出花落、夕照林豁都昭示着某种神秘、无形的存在，让人体味难尽。

2.真、善、美的精神家园

知识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于人，也能为害于世。20世纪，人类经历了最辉煌的发展阶段，人类创造的财富比以往所有世纪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多。然而就在这繁荣的背后，人们却普遍感到深刻的精神危机，缺乏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本身对此却无能为力。我国人民在充分地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越来越因生态、社会和人的精神价值等方面的一系列异化现象而深深忧虑。人们可以征服外部空间，却慑于走进内心世界；不断聚敛物质财富，却逐渐丢失了自我价值；获得的知识越来越多，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掌握了谋生的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对幸福的感受和体验，还远不及物质贫乏技术落后的古人。有人说这是一个追名逐利和人性冷漠相生的时代；一个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巧取豪夺和欺世盗名畅通无阻的时代。人类正越来越严重地陷入精神危机之中，人类的精神家园正在花果飘零。精神家园的失落，是指导致物欲横流、金钱至上、贪污腐败等社会现象的那种人的毫无内在规范和理想追求的精神状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道德滑坡。对金钱和利益的信奉和追逐，把人们推进了无休止的你死我活的争夺金钱的漩涡之中，在金钱面前，人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和本质，成为一种“经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金钱关系，生活的需要被简单化为对物质和金钱的需要，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同时，人们在使用机器征服自然过程中，又自觉地成了机器的牺牲品，商品意识更是全面而深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指导社会生活的最高理念。理想信念的丧失，丑恶现象的泛起大多与商品意识的泛化有关。卢卡奇在揭露和批判商品所造成的异化现象时说:“由于劳动被逐渐地理性化和机械化，随着人在这个过程中活动力的减少，他丧失的热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意志的沦丧日益加重”。

二是个体精神危机。道德感淡化带来的就是人的主体意识的丧失，生存意义的失落。人们不得不为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更为找不到生存的意义而焦虑。正如雅斯贝斯所言:“人似乎正在被吸收成为服务于某种目的的手段，成为丧失了目的和意义的存在……人们发展他们的生活时，他们似乎正在牺牲一种他们赖以在其中认识自己自我的存在。”[5]个体精神危机还体现在价值理想的丧失，价值理想是支撑一个人精神和原则，是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是人类精神的寄托和归宿，而现代人奉行价值虚无主义，丢弃了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探求，转而追求吃喝玩乐、感官刺激，并美其名曰“享受人生”。受整个社会道德滑坡的影响，中学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个体精神危机。

面对多元化的五光十色的社会，青少年尚缺乏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对个人和社会的前程缺乏一定的信仰，对人际关系和权威缺乏应有的信任，对个人的职责缺乏起码的信守。面对社会上仍存在的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及其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青少年缺乏抗诱能力，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追求单纯物质性和感官快感性的及时行乐倾向。面对与人类共同利益相关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及法律和道德规范，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压抑感和烦恼，自由散漫作风有所滋长。更有些社会学家形象地概括当代中学生的“四缺四不缺”:缺志气不缺金钱，缺精神不缺物质，缺实干不缺愿望，缺创造不缺享乐，这种价值理想的丧失将导致整个民族的精神危机。青少年正处在人生的上升期，处在健康心理的形成及稳定时期，他们是祖国的栋梁和希望，他们的价值选择，将直接影响到人类精神的价值走向，所以，他们更应注重人类的精神家园。语文教师有必要帮助他们形成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对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独立的批判意识与人文精神，建立人类的自由精神王国。

科学技术是商品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它不能解决贫富不均，不能制造社会公正，不能解决伦理道德问题，不能拯救灵魂，不能修复花果飘零的精神家园。可见，人类促进现代文明发展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科技发展与人类文化和道德进步之间的平衡，用精神文明来规范物质文明的发展。佛教所竭力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即是“诸恶勿做” “诸善奉行”，而重建精神家园，就是要在善的追求中确立社会大众在实际生活中所信仰、所奉行的价值信念以及以此为核心的人生准则———善因得善果，恶因有恶报，使之真正成为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理想和信念。价值观念是由人们的一些基本价值的判断、信念、理想等构成的，是人们精神追求的目标，是人们行为的内驱力和评价尺度，是人们精神文化系统中深层的相对稳定的起主导作用的成分。只有当人们怀抱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遵循着以价值信念为核心的人生准则，悲悯天下，以佛法自律，一定的生活秩序、社会制度才能够存在、维系、延续。反之，一旦人们共同的理想、信念丧失了，再强大的国家、再富有的社会，也难免解体、灭亡，丧失了它应有的善的本质的价值世界也就成了虚假的、荒谬的世界。中国现阶段最缺少的并不是物质财富，而是一种能够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使中国人幸福、和谐、有序地生活，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财富——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一历史重任将责无旁贷地落在现代青少年肩上。

苏格拉底曾说:“人应该追求更美的生活，远过于生活本身。”人必须满足一些物质需要，生命才能保持和发展，然而人还应该有比饱食暖衣更高的精神生活。追求真理、追求至善、追求粹美，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富有与和谐，才是人类的希望。追求真理，了解自然的奥秘，才能了解人生的奥妙，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人间才能充满真情，人们才能真心相待，这本身就具有卓越的内在价值。追求至善，固然要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更重要的是使人们的精神要求有所满足，使人们都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心地善良，心存感激，世界才会充满爱。追求粹美，更有广阔的天地，绝非追求衣食居处的精美而已。追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心灵，明天将更美好。有了根植于人类精神家园这块沃土上的真、善、美的生活，虚伪、自私、冷酷、丑恶的东西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人生宛如在路上行走，但在路上的境界却不一样，绝大多数人是“身在路上”，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物质目标终归无法满足，最归是难逃恺撒之悲；少部分人是“心在路上”，他们为心灵的自由而生活，在追求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赋予人类文明以尊严与崇高，为人类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还有极少的人是“神在路上”，我们虽是普通人，但仍可寻觅到那片代表生命绿色和人类希望的精神家园，站在现实世界的枝头上观览人生，消化痛苦、孕育心境、愉悦世界。

佛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佛，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中学语文教育则是如何将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才，在社会关系之内构建精神家园，形成规范人与人关系的价值理想及“人应当怎样生活”的价值信念。中学生对佛学的取舍，是要借佛禅之理，化人生之道，形成自己超宗教而又超世俗的审美思维和求真崇善的生活态度。人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但他必须有精神家园，否则便只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事务绝缘。《大学·经一章》有:“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又叫《大学》的“三纲领”，修身的最高境界是“止于至善”，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达到这一境界的道路和手段。《三字经》有“人之初，性本善”，也强调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佛学的“无心”，就是自然地做事，自然地生活，将人的善心、良知这一自然本性付诸实践，形成以善为本的人文世界。亦如神秀之偈:“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心中永存善意，心灵也就获得了充实感与回归感。“不诉诸盲目的信仰，不去雄辩地论证色空有无，不去精细地讲求分析认识，不强调枯坐冥想，不宣扬长修苦练，而就在与生活本身保持直接联系的当下即得，四处皆有的现实境遇中‘悟道’成佛”。[6]只有这样才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才能面对种种异化现象而固守人类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我们对佛学应有的认识。